致敬王树声：不能长成共和国的“贵族”
王树声，原名王宏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
1949年5月，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7月，兼任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湖北军区部队和三野、四野各一部。
1950年5月，任湖北军区司令员。1954年2月，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1954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3月，任总军械部部长。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1973年，8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其中有6位司令员是王树声红军时期的部下。
不能长成共和国的“贵族”
新中国成立不久，有些沾亲带故的求王树声帮忙，想在城市找个工作或弄个一官半职。王树声对他们说：“我的职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是用来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丝毫营私的权利。你们有困难，应该依靠当地政府解决，依靠自己努力生产。”他的亲侄女和叔伯侄儿一直在家务农，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物资供应比较紧张，许多生活必需品和日常用品短缺，粮、油、布等按人口凭票供应。王树声要求家人，按北京政府的规定，供应什么，吃什么；供应多少，买多少，不能多吃多占搞特殊。办公用品，按规定付费。
王树声在军中担任要职，1955年又被授予大将军衔，按规定，除专车外，他还可以配一辆生活用车。上世纪60年代初，知道组织上要为王树声配生活用车，几个孩子高兴得直跳，有了车，他们也可以沾点光了，至少天气不好时上学或放学能有坐车的机会。谁知，王树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婉拒了再给他配辆车的组织决定。
“当时，我们这些子女们不理解。”女儿王四毛说。有一天，大哥王鲁光问大将这件事。大将看了儿子半晌，说：“国家现在还有很大困难，我有辆车上下班用就可以了。如果有了生活用车，不仅会造成浪费，而且也容易给你们带来不好的影响。”大将还专门指示说，仅有的一辆专车也只许他本人办公使用，任何人都不能乘坐，包括家人。就是这辆公务车，大将也是按月缴车费70至80元，这在那个年代，即使对王树声这样大的干部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大将不仅对车子的事如此认真，对房子也不含糊。上世纪50年代，组织决定给已任军械部部长的王树声修建一幢住宅，王树声这一次倒是同意了，但他定了两条，一是盖成一般平房，二是不要独门独院，不要警卫森严，只在房子前种了一圈小柏树算是院墙。转眼到了1969年，总军械部已被撤销，大院里住进了解放军报社的人员，王家由“主”变为“客”了。有一位领导体谅王树声的不便之处，决定为其另建新居。
头一回，建房地点划定在西城区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院内，城建规划部门请王树声大将前往过目。王大将一听说是某某自治区驻京办事处，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党的宗教政策，加以拒绝。
几载寒暑过去。城建部门终于物色到东城区一个单门独户的旧院子，颇为理想。当王大将得知这儿原是某民主党派的总部所在地时，立即断然表示：“不能侵占民主党派的办公机关。”带路人说：“他们早就被红卫兵赶跑了。”王树声浓眉一锁：“那是胡闹！是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早晚还得请人家回来！”这天，王大将夫妇应城建部门第三次之邀，选好在环境幽静的玉渊潭附近的房址。他俩一看连连点头，城建部门的同志顿时松了一口气。双方正待说定，王大将见不远处有间正冒炊烟的农舍，忙问：“碍不碍事？”“得搬迁一下。”他“哦”了一声，一摆手：“不行，不行，凭什么撵人家老百姓？这房子我不盖了。”
就这样，一推再推，王大将没有再提建房的事，“寄人篱下”长达18年，直到长辞人间。
就是在这个小院里，王四毛度过了她的童年、少年，一直到王树声去世。王树声一直将自己当作普通劳动者，为让子女保持劳动本色，他在院子里专门划出一块块自留地，为每个子女分了一块。王四毛每年就在自己的自留地上种花生，从拔草、浇水、收获到晾花生，件件都是她自己亲手完成，王树声不许别人帮她。而平时像诸如洗衣、打扫房间等家务活，王树声也要求子女们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不准家庭服务员代劳。他对几个子女说：“你们应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不能长成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缔造的共和国土地上的‘贵族’。”
像小兵亲属般排队填单
1971年，王四毛在部队当电话兵。由于连里没有准许她的探亲假，那年春节，王四毛没有回家。大年初二，王大将的夫人杨炬出差去了外地，孩子们也都有事外出，家里冷冷清清，只有大将一人。他突然特别想念小女儿，就往部队打了个电话，问四毛能否回家。四毛去连里请假，结果未被批准，于是回电话告诉父亲自己不能回家。当时，王树声只“哦”了一声。四毛满肚子不高兴，心想：你是国防部副部长，你让秘书打一个电话，我不就能回家了吗？
一个小时后，部队传达室来电话找四毛，说有人来探访。她走出营房，老远就在营房大门处的小传达室里看到父亲的身影，这位身为国防部副部长的父亲像所有的小兵亲属一样排着队，填申请单，坐在传达室里等着见女儿。那一刻，四毛泪流满面。
“父亲对我们家教很严，特别是对哥哥们，可以称得上是‘教子如治军’。”“文革”中，三哥建初和四毛带着王大将的“克服骄、娇二气，不以高干子女自居，丝毫不能搞特殊”的家训到部队服役。建初成为海军北海舰队的一名战士，当他正投身到火热的军旅生活中时，发现头痛难眠，想回京治病，但王树声却误以为他“太娇”给他亮起“红灯”。拖了近两年，实在病得不行，才由母亲接回治疗，结果落下了病根。为此，王树声一直有一种愧对爱子之感。四毛18岁就当上了北京某部长途台的通讯兵。后来还到一个边远山区的部队农场养过猪，种过水稻，磨破过手脚，压肿过肩膀。
关心肇事司机
“我们一直都觉得自己只是普通人，大将和父亲只是两个不同的称谓而已。”四毛这样形容大将和父亲的关系，“在别人眼里他是大将，而在我们眼里，他只是一个父亲。”
1972年，大将遇到了一件痛心的事：他26岁的长子、空军干部王鲁光，在离当新郎仅有三天的时候，突遭车祸，脊椎骨被撞断，再也站不起来了。肇事司机是位电车司机，车队领导顿时傻了，把国防部副部长、大将的儿子撞得这么惨，这是塌天大祸呀！大家都不知该如何处理好。司机家里也乱成了一锅粥，其父母吓得心惊肉跳，担心儿子会坐牢，保不定会被枪毙，司机本人坐立不安，连饭也吃不下去了。
大将的三个儿子中，二子楚还是个病号，三子建初有病，唯有长子鲁光才思敏捷，年轻有为，却偏偏遇上了这种飞来横祸。“我们家里那时候也是一片悲伤，父亲几宿睡不着觉，母亲默默流着泪。”四毛说，那时候家里真是愁云惨淡，但当王树声得知那个肇事司机害怕得几天吃不下饭时，他却告诉悲痛的家人：“那个司机也是百姓的后代啊！也是做父母的含辛茹苦拉扯大的。车祸已经酿成了一个家庭难以挽回的悲剧，不能再让另一个家庭陷入悲剧中。”
后来，他对前来看望的车队领导说：“请转告司机，饭还是要吃的，好好吸取这个教训就行了。”这话竟出自一个受害者父亲之口，而这个父亲位高权重，是共和国的大将。
公私分明，不占便宜
担任国防副部长期间，王树声多次出过访问而接待外宾。每次外宾赠送他的礼品，他都悉数交公。一次，警卫员将外宾赠送他的礼品放到了王树声车里，王树声看到后，让其送给了有关部门。他说：“我这个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宾打交道，礼品怎么会是赠我私人的呢？公私分明，是革命纪律，今后务必牢记呀！”
1972年底，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要结婚了。随着婚期的临近，家里除了为新人安排一间房子，一张床和二条新棉被，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鲁光把放在室外的一个石头茶几搬到自己的小屋，找来一快桌布蒙上，又找来两把旧椅子放在两边。王树声的警卫看不过去，心想，高级干部的子女虽不能摆阔气，但农村老百姓结婚也不至于这样寒酸啊。于是，他自作主张和鲁光商量，将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茶几，暂时借来布置新房，等婚后再归还。第二天晚上下班时，警卫员将这几件家具放到了王树声红旗轿车的后备箱里，准备带回。王树声看到后，严厉地问：“你这是干什么！”警卫员忙说借给鲁光用用，“公家的东西不能动，不能拿！”警卫员只好将东西放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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