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中的毛泽东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

1976年9月9日，逝世。

35岁之前的毛泽东

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

1910年，就读于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1911年，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撰文拥护同盟会纲领。投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

1914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佩服曾国藩，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

1919年，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主编《湘江评论》。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在长沙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等罢工运动。

1923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局秘书。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委托，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

1925年，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

1926年，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续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任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9月9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率部和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师。

第一次婚姻

1936年7月，毛泽东会见斯诺。他说：

“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

《（湘潭）中湘韶山毛氏三修族谱》卷十三：“泽东，字泳芝，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十一月十九日辰时生，配罗氏，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九月二十六日丑时生，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二寅时卒。”

据说，罗氏的祖母是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亲妹妹，也就是毛泽东的姑祖母。

解剖过去的自己

1936年7月，毛泽东对斯诺说：自己过去信过佛，信仰过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曾经主张让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而且讲，他并不是常胜将军，也打过败仗，秋收起义就打了败仗，是受挫后才慢慢学会打仗的。

帝王+圣贤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将人分为3类：办事之人、传教之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认为：帝王、王侯将相是办事之人，圣贤是传教之人。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就是不仅要立功立业，而且要流传思想，即“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青年毛泽东的自我评价

1921年1月28日写信给彭璜，信中说：

“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

“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

“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

“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自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说：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我是学哲学的学生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他说：

“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

1959年5月15日，毛泽东会见智利政界人士，他说：

“我也喜欢哲学，但我是学哲学的学生。”

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他说：

“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

我只是个教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在谈到个人崇拜问题，谈到“文革”后对他本人“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称谓时，他说：

“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Helmsman’，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自己不喜欢自己

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我也是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没学好，外国文没学通，经济工作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赶起，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时我的心情会舒畅些。”

他写信给李讷，说：

“现在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

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1966年，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令当击水三百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活下来是偶然的

1962年12月3日，毛泽东会见巴西客人拉格尔·柯索伊夫人和阿马里利奥，他说：

“不是这些人胜利，就是那些人胜利。比如在我们中国，我们这些人留下来了，这只是偶然留下来没有被打死的。总有人会取得胜利，这是必然的。至于什么人领导，是张三还是李四，是带有偶然性的。”

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和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刊物《红旗》代表团，他说：

“我打了25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在1927年以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们用恐怖的杀人办法，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我讲一点经验。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10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

《毛选》是“血的著作”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对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如何解决“兴亡”难题？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会见黄炎培，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此，他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何看待身后人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他说：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常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如何给自己盖棺定论？

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壮士暮年，壮志未酬，回天无力，心忧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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