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选中邓颖超

编者：文章节选自《爱情美学》（赵惠霞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致谢作者和出版社！一个人为什么喜欢这样的异性而不喜欢那样的异性，这是一种审美现象。要知道其中的原委，就需要明白审美现象发生的机理。不同的视角，带来更全面的思考。分享信息，分享观点，只为了一起缅怀先人，铭记历史，启发思维。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是众所周知的美男子。按照常人的想法，这样完美的男子，自然要配一位漂亮的女人。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一位多年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人员有次问邓颖超：“大姐，您年轻时肯定也挺漂亮的，要不周总理怎么会一直紧追呀。”邓颖超听了哈哈大笑，说：“嗨，这事儿连我原来都有点纳闷儿。”

邓颖超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当年周恩来向邓颖超求爱，确实出乎邓颖超的意料之外。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

那时，邓颖超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他们联合20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觉悟社”的成员都是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当时大家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不用说结婚了。

1920年，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邓颖超因家庭困难，留在天津当小学教师。周恩来出国后，经常与邓颖超通信。邓颖超不曾想到的是，在两年后的一封信中，周恩来要求两人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关系，并非常急迫地要求邓颖超回复他。邓颖超就问周恩来，我们以前不是相约不谈恋爱吗？周恩来告诉她，自己以前确实打算实行独身主义，但到了欧洲才认识到，革命和结婚并不矛盾，身边许多同志都结婚了，他觉得这样并不影响工作。邓颖超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的母亲说：“现在啊，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但是，邓颖超没有接受母亲的意见，很快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因为在她的心中，早就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难得的佳偶。

邓颖超当时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周恩来怎么会选中自己。因为她知道，在留学的学生中，有一个漂亮的姑娘与周恩来很要好。这个谜团直到他们结婚30多年后才解开。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住处，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问起他们当年的恋爱经过。周恩来告诉侄女，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听了这话，邓颖超才恍然大悟，笑道：“我说呢，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还提出这么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周恩来对爱情和婚姻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的首要标准就是志同道合。后来的实践证明，周恩来的选择是多么的英明。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当时，邓颖超已经担任了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虽然他们在书信往来中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却没有去见邓颖超一面，而是立即在广州投入了革命活动。直到1925年1月，周恩来托一位同志顺道给邓颖超带了一封信，让她到广州来完婚。

分别4年，回国大半年，连面也不见一下，就捎一封信让到广州结婚——不要说在当时，在今天恐怕也没有几个姑娘能接受这样的做法。但是，邓颖超毕竟是邓颖超，她理解周恩来，知道他忙于革命工作，于是很高兴地答应了。

1925年8月7日下午，邓颖超乘坐的客轮到达广州码头。由于事先已经发过电报，邓颖超认为周恩来一定会到码头接她，到了码头就急切地四处搜寻。但是，直到人都快走完了，她也没见到自己日思夜盼的情郎。这时候，邓颖超真的有点儿生气了。多年后谈起当时的情景，她说：“离别5年了，我今天不远万里来到广州，他却不来接我，真让人生气。”不过，她说气了一会儿心里也就平静下来：“我想准是恩来工作忙，走不开，好在我手里有他的地址，干脆叫了辆人力车自己找去了。”

了解周总理的人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细心人。那天他确实忙得脱不开身，只好安排他的警卫副官陈赓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迎接。那时候的照片质量很差，又是周恩来带在身边几年的旧照片，磨得有点儿模糊。陈赓拿着照片，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也没找到要接的人，只好沮丧地打道回府。陈赓回到家，在门房见到邓颖超，心里才踏实下来。他向邓颖超解释了事情的经过，就带她到一间房子里休息。邓颖超说已经在船上休息过了，到广东是来工作的，要陈赓带她到处看看。

陈赓先带她去了中共广东区委会，人家说周恩来刚走；又带着她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当时委员会的领导人正在开会。邓颖超看到周恩来在屋子的一角正低头写着什么，陈赓走到他身旁在耳边说了几句话，他抬起头向邓颖超点点头笑了笑。邓颖超想他一定会过来和自己说几句话，没想到他和其他人继续谈工作，谈完了也没打招呼，站起身和另一个人就急匆匆走了。邓颖超回忆说：“这时，我心中真有点儿委屈，人家不远万里而来，难道说一句话的工夫都没有？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就这样，邓颖超到广州的第一天和周恩来没说上一句话。那天晚上，周恩来忙完工作就住在广东区委会，邓颖超也因为宵禁提前回不了家，在外面凑合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邓颖超接受组织安排，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协助何香凝开展妇女工作。下班后刚走到住处，就听到周恩来的笑声，他对陈赓说：“小超真积极，昨天刚到今天就急着上班，现在可是我等她。”邓颖超一步跨进门说：“你等了这么一会儿就急了，我都等你一天一夜啦。”那天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馆吃烤乳鸽。邓颖超说：“这是恩来欢迎我到广州工作，同时也是庆贺重逢和结婚。”那天晚上吃完饭，他们就住到一起，正式结为夫妻，第二天照样分头上班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不久，周恩来就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邓颖超则留在广州工作。1925年10月，邓颖超总感到恶心呕吐，就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颖超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自己的工作刚刚打开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想来想去，就自己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地把胎儿打下。那中药药性很强，邓颖超吃药后痛得一个人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

到了11月，邓颖超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才得以与周恩来重逢。一见面，周恩来就看出她脸色不好，马上问她怎么了。邓颖超不得不讲了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周恩来听后大发脾气，说怎么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为了革命，我们随时可以流血牺牲，但是绝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邓颖超从没见过周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周恩来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周恩来听了也不生气了，反过来安慰邓颖超要多注意身体。

1927年3月21日，邓颖超第二次怀孕生产——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周恩来头年12月去了上海，邓颖超留在广州生孩子，她的母亲特意赶来照顾她。

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她母亲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

邓颖超产后身体很虚弱，本来想在医院里多养几天，然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爆发，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颖超和母亲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恩来的安排去上海。由于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邓颖超，所以她必须化装秘密离开。在医院一位女医生的帮助下，邓颖超在医院藏了两天，躲过了军警的搜查，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到了香港，又从香港转赴上海。经过多日的奔波，等她找到周恩来时，人已虚弱得不行了。邓颖超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医生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这位医生的话不幸一语成谶，邓颖超从此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战争年代邓颖超两次怀孕，周恩来都不能陪在身边，和平年代如何呢？1960 年，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根本无法抽身。他只能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后的情况。有一天，周恩来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便到医院去看望。邓颖超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

作为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实在是太忙了。当周恩来夜里长时间坐着办公时，夜半醒来的邓颖超就会焦急地踱到办公室门口探探头，或轻声地叫丈夫起来活动活动，但周恩来常常是回答一声后又埋头继续工作了。好不容易要上床睡觉了，周恩来还要抱上那些没看完的文件在床上批阅。邓颖超看他窝着批阅文件实在不舒服，就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

1950年，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结婚，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邓颖超代表周恩来送了一块红绸布表示祝贺，并送上祝词：“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这是他们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祝愿，也是他们对爱情生活的理解。邓颖超曾经说过一句话：“让革命与生活和谐是很难的一件事，两个人要是没有相互理解和支持是很容易闹意见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说明，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爱情，可以给情侣之间带来理解、支持和快乐。相反，现实生活中许多案例说明，如果价值观不同或差异较大，就会给爱情带来各种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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