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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会好吗?梁漱溟与毛泽东对话

艾恺 四野子弟 2020-09-13

编者:文章来源于《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艾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致谢作者、出版社!分享信息,分享观点,只为了一起缅怀先人,铭记历史,启发思维。 

1938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梁漱溟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

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梁济在遗言中有这样看似矛盾的解释:“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

又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济的死,是近代中国最意味深长的转型事件。

在我们的对谈中,我(编者注:艾恺)透过梁先生(编者注:梁漱溟,以下同)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这是最值得一提的部分。

在我们密集谈话的两周里,头两三天梁先生多与我说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他说他算放弃也算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

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他亦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终于想通了,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100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也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从参加同盟会到任教北大

梁:……汪精卫出来了,被袁世凯请出来了,让他做调和人,他就组织了一个……“京津同盟会”——同盟会就是孙先生所创建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这个就算是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北方支部。

我是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已经就秘密地参加了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就是属于刚才说的汪精卫领导的京津同盟会。这个时候我还做新闻记者,那时候报馆设在天津,后来搬到北京来了。我有一段新闻记者的生活,并且那个记者是外勤记者,外勤记者就是访查新闻的,做过那么一段。我也曾经在辛亥革命后,去南京一次,可是后来又折回来了。去南京之后我就去了无锡,从无锡又折回来,那次本来意思是想到广西去投考、去出洋留学的,没有去成。

……那个时候,京津同盟会跟我、我们都在一道的,因为清廷退位了,革命军起来了,清廷就让出政权来了,退位了。我们一些原来是搞手枪炸弹的吧,改了,就办报,办《民国报》。《民国报》的社长甄元熙,这个人还在美国,在美国办中文报纸。我就算是一个外勤,不是坐在报社内写文章的,而是在外边。当时《民国报》报社在天津,我的家住北京,我就往来于北京、天津之间,做采访工作。

艾:那是这个时候您认识黄远生吗?

梁:黄远生认识在这个之后。

艾:以后啊?他是1915年在美国被刺杀了。那蔡元培先生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您在做记者的……

梁:那时我做记者的时候见过他,可是他不记得我,等于没有什么关系。到了后来,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他来北京就任北大校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认识。因为那个时候我拿《究元决疑论》向他请教,他就说:我路过上海,看到了,很好;我现在到北大,也请你帮忙。当时我说:我还不会讲印度哲学。因为在欧洲或者日本,谈到印度哲学,都是谈到六派哲学,而六派里头不包含佛学。认真讲,欧洲人讲的、日本人讲的印度哲学,我不太清楚,我不过喜欢佛学就是了。同时,我那个时候正好旁的事情很忙,不能够答应蔡先生到北大。

那个时候什么事情很忙呢?那个时候,袁世凯死了以后,南北统一,推倒袁世凯的势力是在西南——广西,主要是蔡锷、陆荣廷、贵州刘显世。倒袁势力内部有梁启超——梁任公。这个时候北方就是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死的时候,他才把段祺瑞请出来。段这个人在北洋军人里头是一个很正派的、很好的人,自从袁有意要做皇帝,他就反对,坚决反对。另外一些包围、帮助袁世凯做皇帝的人要刺杀他,要刺段祺瑞,段祺瑞自己本来是陆军总长,自己辞职不干,住在北京的西山,他们还要刺杀他,也没有刺死。袁世凯做皇帝做不成,只好维持北洋军人的势力,请段出来,从西山上把段请回北京。并且这个时候,由于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已经把国务院撤销了,不要国务院,他在总统府内设了一个叫做政事堂(的机构)。这个时候他要死了,他晓得是不行了,要请段出来,撤销政事堂,恢复国务院,段是国务总理。这样子因为段的人很正派,也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西南对段还是承认的,并且西南也没有兵力可以打到北京来,所以就妥协,妥协就组织一个南北统一的政府。

我的一个亲戚(张耀曾),也是一个长辈,就代表西南入阁、进政府。张耀曾就拉我做机要秘书,他跟西南方面的广西、云南、四川倒袁的势力往来有秘密的电报、函电,我就替他主管这个事情。所以蔡先生要我到北大,我就不能去,我就请了一个朋友替我。转过年来,第二年,政局变了,段也走了,张耀曾也下台,这个时候才帮助他。

与陈独秀、李大钊共事

艾:您觉得陈独秀怎么样啊?

梁:了不起啊,这个人了不起。

艾:您是到北大以后才认识他的,还是……

梁:刚好在进北大之前就碰见他。就是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人——是李大钊。李大钊有一次请客人吃饭,请的有陈独秀,请的也有我,第一次见面是这样子。那次呢,陈独秀来是从上海到北京,他的意思是到北京来劝人募股,他搞一个叫做“亚东图书馆”这么一个出版社,要大家入股凑钱。50块钱一股,100块钱就是两股,希望找一个熟的朋友劝大家入股,凑成他要办的亚东图书馆,他是这样来的。刚好这个时候蔡元培先生从国外回来,接任北大校长,他得需要一个班子,他一个人不行啊。他跟陈独秀本来是老朋友,他就说:“好啦,你到北京了,不要搞什么图书馆了,不要搞什么出版社了,你就来帮我吧。”这个时候陈独秀、李大钊连我,我们三个人同时进北大。

艾:我的印象是,您跟陈独秀的关系没有和李大钊的关系那么好。

梁:对,跟李的关系比陈稍早一步,跟陈碰见,还是在李的宴会上,可是进北京大学是陈、李、我同时的。

艾:跟陈独秀,您……

梁:我对他很有印象。那个人是一个能够打开局面的人、很有力量的人。

艾:在历史上您觉得他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呢?

梁:他是共产党的发起人。

艾:是啊,很重要的?

梁:很重要。

艾:他跟李大钊,当然也是一起组织成立共产党。

梁:他们两个人的朋友关系非常好,但两个人的性格不同。

艾:那李呢是比较……

梁:李呢,表面上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表面上很温和,同大家一接触,人人都对他有好感,实际上骨子头里他也是很激烈的。

艾:他个人跟别的人的关系搞得比较好。

梁:比陈独秀搞得好。大家对陈独秀都有点敬而远之,怕他,因为他对人常常当面就不客气。在学校里开会议,他算是文学院长,开头叫文科学长,另外还有一个理科学长,搞物理的夏先生——夏元,两个人地位是相同的,一个是文科,一个是理科,在会议席上他有时候对夏先生就很不客气,让人下不来台,所以……

艾:李大钊不会这样。您觉得这两个人,哪一位和您自己……

梁:我当然还是跟李的关系好。

艾:那主要原因是李温和,还是……

梁:唉,李温和。

艾:那李的思想有没有比较接近您自己的?是不是跟思想有关系,或者说是为人的关系?

梁:很奇怪。很奇怪是什么呢?陈独秀、李大钊都是搞共产党,可是李先生没有说过一句话拉我入党,不知道为什么。朋友关系很好,可是从没有介绍我也参加共产党吧,他没有。

艾:那陈独秀呢?我记得是有,跟您讲过,《中国人民最后觉悟》(应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这本书,提到陈独秀批评您乡村建设的观念,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什么幻想,那个时候陈独秀是要您参加党,您没有……他也没有……

梁:没有,他也没有让我参加党。

高: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少壮派,确实试图从德国、意大利、苏联复兴过程中获取一种力量,蒋自己也曾对德国、苏联经验表示欣赏。南京当时有个中统主办的《前途》杂志,就是主张向德、苏学习的。德、苏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在官方,对当时的新闻界也有较大的影响,在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很重视德国工业化、军事现代化的经验。德国还为国民党训练了不少精锐军队,以后多数战死在1937年的淞沪战场。苏联的影响与中国30年代民族主义的关系更复杂一些,当时蔚然成风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潮还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批判和对“苏俄新世界”的憧憬,左翼高扬起民族主义的旗帜是在《八一宣言》传到中国之后。

与毛泽东相交:对中国前途的认识

梁:卢沟桥事变6个月我就去了延安,很早。从那个时候起,从那开头吧,好像彼此都很愿意谈话,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艾:噢,就因为这几个月,日本人占领那么多地方,南京政府没有办法,您就到延安去……

梁:退到武汉的时候,我取得蒋的同意,我说我要到延安去看看。到延安去看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悲观的,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我就想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办法,我就这样去。一去,看到他(编者注:毛泽东)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它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来列强都反对它。

……他对老中国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致。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阶级问题。他是阶级斗争,我就说中国的老社会,秦汉以后的社会,特别是从明代、清代600年以来的社会——早的社会我们不太清楚、不大敢说——明清以来的这个社会,在我看,贫富贵贱当然有,可是贫富贵贱可以上下流转相通,它不是像外国那样的一个阶级——很固定,很成型,没有固定成型,而是上下流转相通。中国社会散漫,流转相通呢,它就散漫。散漫就斗争不激烈,不像两大阶级,一个贵族,一个农民或农奴——中世纪的,或者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跟工人两大阶级,中国缺乏那个东西。中国人喜欢调和,斗争还是有,不过不大习惯斗争,斗争的两面,强大的也没有。

我说这个话,他也不能完全否认。辩论很久了,他最后就说了:梁先生,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人类的社会,还有它的一般性嘛。我说对,你说的话,我完全同意。不过,正因为我完全同意你说中国有它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这样子,可是我要强调特殊性要紧。比如说,一个人,你说你认识这个人,你要说这个人的特色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么算是认识了这个人。不能从“一般的”去说,说这个人是个人,或者这个人是个男人,这个人是个中年人,这都不行,你得说出这个人的特点,你才算是认识了这个人。因此,我说你这个不如我,我是抓住中国社会的特色的一面。谈话就结束了,说不下去了,一般性跟特殊性的比较是这样。

我想保留一个中间人的地位

梁:后来,他(毛泽东)在北京建国。1950年我到北京,一开头还是讲这个话。在北京见面是1950年的3月份,为什么是3月份呢?因为1950年的1、2月他同周总理在莫斯科,3月他才回来,他回来我才同他见面。1950年的时候,先头他问我一句,他说:“你现在可以参加政府吧?”我有点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这话在我有我的用意,可是在他听起来他不高兴,他想拉我拉近一点,可我不想靠近。我当时不想靠近,还是把事情看得错误,怎么错误呢?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局就能够统一、稳定下来,我不知道,我不敢这样乐观,因为过去中国内战老打不完,多少年老打不完。

……国民党虽然失败了,它会不会回来呀?我一向是在两大党之间,好像是一个很公正的、代表社会的一个人,各方面都可以说话,跟蒋方我也能说话,共产党方我也能说话,我想还是保留一个中间人的地位好一点。所以我这样一个念头,他让我参加政府,我就说留在外边不好吗?这样的话,他听了不很高兴,我不肯跟他靠近嘛。不跟他靠近,但是他倒是有一点——一方面是不很高兴吧,一方面还是有点拉着我,希望不要隔得太远。以后他常常接我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谈话,有空他就……没什么问题,就随便地谈谈,坐下来吃饭。

……几乎可以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不过有两个情形可以说一下,一个就是我很想了解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他们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干,我想了解。另外一方面呢,根据这个,我是需要出去看。我想从这个事实上,摸清楚彼此的不同,看我能够进言、能够对他说什么话。刚好这个时候他也提出来,他说从前你是做乡村工作,你在河南也做过,在山东也做过,你看到一些地方的乡村情况,你现在可以出去看看,我们解放之后有什么变化。我说好,我就接受他的,这个意思也是我的意思。

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恐怕还是毛泽东

艾:假如问您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回答会不会有不同?佩服与觉得伟大有分别吗?

梁:有分别。

艾:您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无论历史上的人物还是在人世的,是谁?

梁:我觉得也不是太过去,也不是现在的,恐怕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不过他晚年就不行了,晚年就糊涂了,有很多的错误。

艾:那毛泽东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梁:创造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不过他这个人到晚年就糊涂了,有很多做错的事情。这个错的事情、失败的事情,在周恩来没有。周恩来是中国从前叫做“完人”——完全的人,你指不出来他的不好的、做错的事情,几乎没有,非常地完全他这个人。不过,很巧地,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地给毛泽东做助手的这么一个人。论人可是最好了,周恩来人最好了,最好。(艾:我也倒是觉得您这个说得很对。)人人都纪念周,可是对毛,有人就不满意,某一件事情不满意。

艾:毛主席同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来比,您觉得他比较像历史上的什么人物?再过100 年,1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研究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他们会不会把毛的角色和过去的什么人的角色来作一个比较?

梁: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一般的说法都说汉高、唐太——汉高祖、唐太宗,一般大概都是说这样子。可是毛看这些人,不那样,好像他看得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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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先声,军旅为家,茫茫人世,自强不息,惟朴惟慈。

时光匆匆,往事渐渐模糊……

大时代下,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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