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蕉 | 高校中共党史教育的分层实施与协同整合

01 导读

作者简介

李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宣部“四个一批”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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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教育意在“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在百年历史沿革中，其课程体系形成了面向党内干部和面向党外青年的两大基本分层，并随时代不断演进。当前，各高校在建构“大思政”格局的背景下，逐步形成了包含中共党史学科的专业课、公共必修或选修的思政课、学工系统开设的各类党课在内的同心圆式课程群组，一方面体现了新时代党史教育对两类课程的全面汇通和架构整合，另一方面确也存在着部分内容简单化、重复化的问题，这折射出我们对党史教育“分”“合”之动因认识得还不甚清晰。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其百年间的沿革过程，或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共党史教育“分—合—和”的实践逻辑，进而不断完善新时代高校中共党史教育“和而不同”的“大思政”格局。 

关 键 词：中共党史教育；高等教育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大思政格局

02 正文

正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历史教育往往意在辩通古今，中共党史教育尤为如此，重在“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回溯党的百年历程，每每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党中央便会号召党员干部“读点历史”，鼓励青年学生深刻认识党的不懈奋斗史、党的理论探索史和党的自身建设史。正如习近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 92 周年前夕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近十年来，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和党的后备干部的重要阵地，在党史教育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守正创新的积极探索。特别是在全面构建“大思政格局”的背景下，不少高校的党史教育课程体系已逐步形成了包含中共党史学科的专业课、公共必修或选修的思政课、学工系统开设的各类党课在内的同心圆式课程群。这些课程以中共党史为核心，层层嵌套，向外拓展，极大地丰富了党史教育的内容与路径。但在诸多成绩背后，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教育的广度并不必然带来教育的深度，而从“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学科旨趣出发，学理深度当是党史教育不可弱化的一面，因此，若只是增加课时而未考虑其协同整合，或会有简单化、重复化的内在危险。当前，中共党史教育课程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我们还需辩证看待课程的“分”与“合”，不断提升教育的实效性。党史课程的“分”与“合”既关乎时局，也关乎历史，经历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本文则梳理其百年间的沿革过程，试以探究中共党史教育在高校中的发展方向及其具体革新。

一、因“时”而进：中共党史教育历史沿革的实践逻辑

一般来讲，“资政育人”是中共党史教育重要的社会功能所在。今天来看，“资政”与“育人”的连用似乎已顺理成章，但从中共党史教育的发展沿革来说，这二者其实各自代表了中共党史教育的两个面向：一为资政，这类教育主要针对党内干部，往往通过轮训、进修等在职教育途径进行，更为注重反思警示教育；二为育人，这类教育主要针对党外青年，主要依托国民教育体系，更为注重理想信念教育。“资政”与“育人”虽多有融合、相辅相成，但亦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因其话语对象和教育目标不同，构成了中共党史教育的基本分层。

干部与青年，是中共党史教育尤为重视的两类话语对象。尽管这两类教育在一般意义上也是并驾齐驱的，尤在十八大之后更是深度融合，但若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可知中共党史教育的两个面向并非是线性的、直进的，伴随历史的波动，它们时有分流、时有汇流，而在“分”“合”之中，也折射出中共党史教育一贯注重“时局”的底色和特性。

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党员干部学习党史的高潮：第一次是在 1941年延安整风的前后，后来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上形成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次则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经过拨乱反正，后来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形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次学习，均发生于党的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推动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起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

除此以外，针对青年，中共党史教育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构建：一是 1949年 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明确规定华北专科以上学校普遍建立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后改为“中国革命史”） 在内的政治理论课体系；二是依托1994年所刊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各高校逐步形成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大思政”格局。这两次教育体系的构建，均发生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期，对于新中国的建设以及苏东剧变之后的新阶段发展，起到了继往开来的奠基作用。

十八大以来，面对“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上述两类教育呈现出同步回温的态势。从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到西柏坡考察时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再到针对思政课教师召开的“318座谈会”，以及当前在全党上下开展党史教育、在全国高校中加开“四史”选择性必修课，可以说，中共党史教育无论是针对干部还是针对青年，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也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与使命追求。

由此而言，“时局”是理解与把握中共党史教育“分”“合”逻辑的一把钥匙。事实上，自建党以来，中共党史教育便不曾囿于象牙塔中的知识教育，除了它自身的学科属性以外，“服务大局”是它重要的社会属性。以往，学界大多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来划分中共党史教育的四个时期。如此分期，是将党史教育的自身发展与党的发展阶段对应起来，尤其突出了党史教育“服务大局”的社会属性。然而，党史教育本身的发展特点亦不可忽视，为进一步凸显其自身的历史逻辑，或可根据前文所述的四个历史节点 （两次干部教育的高峰与两次青年教育体系的构建） 以及十八大的汇流，将上述四个大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细化为六个发展阶段：一是1921年至1941年，党史教育尚处萌芽阶段；二是1941年至1949年的体系初建阶段；三是1949年至1978年的课程常设阶段；四是 1978 年至 1994 年的反思调适阶段；五是 1994 年至 2012 年的完善拓展阶段；六是2012年之后的全面发展阶段。整体上看，1949年、1978年、2012年是三个大的分期节点，但是对高校的课程体系而言，1940年的党史课程初建与 1994年的高校“大思政”格局初建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所以将这两个节点加入，将其细分至六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体现了中共党史教育的分层实施，而后三个阶段体现了两类党史教育的协同整合。

除萌芽阶段尚难称体系而暂且不论，以下便从课程的“分”“合”变化角度，试对后面的四个阶段加以辨析，并将“时局”置于一个连续的、长期的历史时段中进行考察；进而在历史逻辑之下，探析中共党史教育与“新时代”这一新的“时局”的内在关系。

二、有的放矢：中共党史教育的分层实施

中共党史教育的分层实施，是伴随着其本身的体系化建设发生的。从建党初期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等撰著党史开始，党史教育便随之同步发生。当时虽时有早期领导人为党员同志讲形势、做报告这类教育形式，但并未形成体系，多表现为党员自发或散发的学习。至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相继创办了具有“革命性”的红色学校，例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和工农红军大学；但从实践来看，当时的党史教育主要以政治宣传为主，提升民众的阶级觉悟，因此与我们所说的党史教育体系仍有一定的差距。直至抗战，在内外变局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共党史教育开始走向了体系化和课程化。1938年10月是中国抗战的转折点，在新旧衔接之际，毛泽东告诫全党：“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自此，一场以党史教育为开端的学习运动在党内展开，旨在讲清变局，开辟新局。这时，中共党史教育的教育对象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的部分党员，教育目标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而更强调针对性，也更看重实效性。

（一） 中共党史教育的分层实施，萌生于1941年至1949年的体系初建阶段

1939 年 5 月，由斯大林主持编写、联共 （布） 中央审查通过、延安的解放社翻译出版的 《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 在陕甘宁边区发行，大力推动了当时的党的干部教育。欧阳军喜指出，此前，党内宣传工作无组织性、散漫性，主要依靠口头宣传的“手工业方式”，从而影响了党员学习的效果和信心，但自《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被纳入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并被广泛传播之后，上述局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第一，具有了组织性。当时，党中央设立干部教育局，号召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民众团体、各类学校及军队，都设立干部教育机关，建立干部教育制度，摒除“过去那样无政府状态”，进行“有组织地学习”。第二，具有了规范性。1940 年，党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其基本课程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游击战等。随后，中央陆续编印了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 等党史文件汇编，并组织广大干部围绕上述材料展开深入讨论。第三，具有了明确的目标导向，突显出较强的战斗性。从研读联共党史，到编纂中共党史，这一阶段的党史教育表现为外在的有组织、有课程、有教材，更重要的是聚焦于内在的问题意识，即破除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取而代之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 1942年毛泽东在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一文中所强调的：“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个“更好”，其实点明了研读党史的落脚点——不只是回顾，而是要加强中国党的建设，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刘少奇进行了专门的阐释，相继发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论党》 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明确指出：“要怎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各方面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不发生严重的原则错误呢？这就须要我们的党员首先是我们的干部能够辨别马克思主义的真假，就须要在革命的队伍中，在党内，粉碎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派别，就须要很好总结我党二十二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就须要很好地进行学习，提高我们的嗅觉。”事实上，当时学习运动中“从党史出发、到党建落地”的闭环引导，也的确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中共党史教育逐步分成了两大系统：一个是针对党内干部，以中共中央党校为代表的党校系统教育；一个是针对青年学生，以陕北公学为代表的大学系统教育。但实事求是地讲，此时的青年教育虽称“大学系统”，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它所进行的多是 3~6 个月的短期政治训练班，继而便将青年派往各个根据地。也因这一特殊的时代要求，毛泽东说过，“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即陕北公学团结进步分子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方向和工作作风。由此可见，这一阶段，党史教育虽开始分层，但仍处于起步的阶段。从整体上讲，它更注重反思警示教育，教育的内容择选和组织方式也围绕其展开，以期让当时不断壮大的党员干部队伍知来路、辨是非、定方向，于风浪中团结，于守正中出新。

（二） 中共党史教育的分层实施，定型于1949年至1978年的课程常设阶段

这一阶段，中共党史教育与高等教育逐步融合，呈现出长期性和普及化的发展特点。这一变化，仍与“时局”相关。抗战结束后，党为了争取更多党外认同，尤其是青年的认同，自1946年起，便在华北联合大学专门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解说”的课程。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等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该校所主讲的课程。据刘辉考证，由于该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国统区，对中国革命历史了解甚少，所以为达到更好的效果，后来历史部分越讲越多，课名也因此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历史”。自此，针对青年的常设性党史课程开始正式起步。第一，成为必修课。1949年10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一、二、三、四各年级均必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课程。第二，制定了课程规范。1950 年 2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加之一大批中共理论家与学者也集中于此，最早的政治理论课体系便以人大为骨干力量进行筹建。此时正值新中国初建，为国家发展而计，为革命事业而计，党非常重视青年群体，尤其是高校中的知识青年，他们能否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关系到他们能否坚定跟党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因此，课程不能随意教授，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备规范的教学体系。据此，人大制定了讲授大纲、教学组织和方法、教学进度表，展开了一系列教材编写、教学示范、师资培训，以增强课程的规范性，并不断将其推广至全国。第三，结合时代发展，进行了内容革新。这里以教材编写为例。当时，何干之负责主编教材 《中国现代革命史》，他虽然参鉴了 1937年张闻天主编、延安解放社出版的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的写法，但在时段上，却有意将书写上限拓展到 1919 年 （而非 1921 年），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失败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来讲；同时，将书写下限设置为 1956年，并把最后一章命名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这种写法，是从党外青年的视角出发，考虑到当时青年对国家的认同要先于对党的认同，所以将党史与国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延安时期主要针对党内干部多“以党论党”的内容体例。除此之外，或因历史的视角相对于其他政治理论课对打通“党”“国”更有优势，高教部在当时共包含四门政治理论课的体系当中，特别把“新民主主义论”定为了唯一一门不分层次在所有院校都必开的课程，这门课也因其重要性，被排在了所有政治理论之首。1953年秋，“新民主主义论”正式更名为“中国革命史”，此后课程名称虽几经变革，但面向青年进行党史、国史教育的实践却从未停止过。在“文革”期间，该课程虽以“中共党史”的名称开设，但由于受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影响，实际效果大不如前。

在这一阶段，中共党史教育面向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与针对党员干部的反思警示教育形成了显著的区别，进而使中共党史教育的分层模式基本定型。为此，它在组织和内容上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它注重通过开设必修课，加强党外青年对党的认识，树立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另一方面，它尝试从更广阔的视阈、更宏阔的时段，引领青年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与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

由此而言，中共党史教育的分层实施，其实是在变局之下的主动应变。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青年教育，它通过一系列有的放矢的调整，积极回应时代所需。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党史教育的教育对象从党内扩展到党外；而党内党外的党史教育，也在沿革中形成了联动的机制，分层并没有带来彼此的疏离。

三、内外一盘棋：中共党史教育在高校中的协同整合

如同分层实施一样，中共党史教育在高校中的协同整合也是其体系化发展的结果。而这一“否定之否定”的更新，在本质上，同样基于应对“时局”。

（一） 中共党史教育在高校中的协同整合，起始于1978年至1994年的反思调适阶段

“文革”中，中共党史学科经历了较多的磨难，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科学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党史教育才开始逐步摆脱了束缚，迎来了春天。在这一阶段，党中央一面要抵御西方思潮涌入所带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风险，一面要重鼓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无论是针对干部，还是针对青年，党史教育的改革举措皆需彰显加强反思警示与夯实理想信念的双重特点，自此，高校中的中共党史教育出现了协同整合之势，并带动了一系列革新。第一，是方法论的整体革新。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共党史学科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而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与其在学科内部提出“战斗性与科学相统一”的方法论有紧密的关系。这一命题，是胡乔木在1990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正式提出的，但它的发端应该从第二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起草算起。《历史决议》 的起草过程是一次大范围的对党史研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先后经过中央书记处、全党4 000多名高级干部、50多位党内负责同志、70多人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130多人的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等多次不同形式的座谈和讨论。胡乔木作为该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在这一时期中对党史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有了全面的、新的思索；与此同时，他作为党史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也在实际工作中引领了一系列革新。 1990 年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是特殊历史时点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既是党中央是对上一阶段党内、高校内所出现的意识形态风波的总结，又是针对一下阶段迎接建党70周年党史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的部署。会上，时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胡乔木深入地阐释了用新的方法去研究中共党史的意义，他说：“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毋庸讳言，文革时期的党史教育一度脱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客观现实，致使在改革开放初期，部分青年与党员因缺乏应有的历史知识而对西方思潮未加鉴别、生吞活剥，产生许多恶劣的影响。应该说，“战斗性与科学相统一”方法论的提出，为党史学教育走出困局提供了重要的指引。第二，是教育内容与师资队伍的汇通。对方法论的逐步共识，激发了党史学科的发展，在客观上，也促成了干部教育和青年教育的汇流。一方面，这两类教育在内容上皆根植于当时新近出版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 （1921-1949）》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年谱、传记，大量的党、政、军的历史文献和当代文献；另一方面，这两类教育的师资队伍也多兼具研究与教育的二重身份，其中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高校系统中的多股力量纵横交错，成为各级党史学会、党史研究室以及各类讲台上的主力人员。第三，是教育路径与场域的汇通。当时，学界逐步认识到，党史教育不能做自说自话、自成一家，而要与上游的党史研究、下游的党史宣传有机地融为一体。以后，1978年教育部成立政治理论教育司，着重提升高校思政课的课程质量；1985年推出“85方案”，以启动大学、中学、小学一体化的课程建设；随后，教育部还多次发文指出：“要加快教学改革的步伐，根本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三脱离’的状况，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有说服力、吸引力、战斗力，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在这一背景下，党史研究机构与有关部门联手推出的社会宣教活动被大规模地引进校园，包括党史报告会、座谈会、演讲会、党史展览、观影活动等等，而学生走出校园参加的各类红色实践也被慢慢纳入党史教育的视阈。

在这一阶段，中共党史教育所针对的党内干部与党外青年这两类对象，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近似的思想问题。因此，原本各有偏重的反思警示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也出现了汇流之势，而且这种汇流，因其在方法论、教育内容、师资队伍乃至路径场域上的融通，促成了一个多赢的局面，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出了更大的社会效应。

（二） 中共党史教育在高校中的协同整合，细化于1994年至2012年的完善拓展阶段

199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它要求在原有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之上，进一步整体规划“德育体系”，即后来所称的“大思政格局”。应该说，该文件明确了以思政课为圆心、逐级拓展、全面贯通的思政教育发展方向；继而，除教育部以外，在中央的统筹协调之下，又有不同时期针对每一层级的课程建设或者实践活动发出的各类指导文件，皆为提升其整体的协同性。第一，针对最为核心的思政课建设，教育部相继出台了“98方案”“05方案”，要求将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融入教学内容，强化学术研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支持作用；而在“05方案”中，“中国革命史”的课程名称最终改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进一步加深了党史与国史之间的辩证分析，将国史从革命史的专门领域拓展至整个近代史领域。第二，针对学工系统的课程建设，中央也多次发文要求各高校充分调动共青团、学生党支部的作用，运用定期开设的党课制度，以及配合主题教育不定期开设的报告会讲座，对高校的积极分子和青年骨干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的轮训。第三，针对课程之外的实践活动，各高校也在努力探索“三全育人”的长效机制，把座谈会、歌咏比赛、知识竞赛、宣讲活动、读书活动、红色夏令营和各种参观考察活动，以及学生的择业就业、创新创业引导活动，都纳入“大思政”的格局之下，使其基本实现“内外一盘棋”。

在这一阶段，中共党史教育在高校中的发展特点是整合架构、多方汇流。但与上一阶段的初步融合稍有区别的是，这一阶段汇流的原因除了思想上的问题趋同，还有对象上的人员趋同：一方面，在党内，我们干部队伍的年轻化趋势已日益显见；另一方面，在高校内，青年学生入党的比例也在不断攀升。应该说，这两个现象都十分令人欣慰，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但有一利，还需思一弊，这两类对象的相互渗透，也引发了在多股力量“汇流”之后所带来的内部多有重复、工作不够协同的问题。

（三） 中共党史教育在高校中的协同整合，提升于2012年之后的全面发展阶段

应该说，中共党史教育在高校中的“内外一盘棋”是因“时”而进的必然结果。但所谓“时局”，却非笼统而谈，今天所处的新时代，恰是异常复杂而关键的历史交汇期。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既非一时一事之变，也非一域一国之变，而是世界之变、历史之变，这是新时代中共党史教育所需要系统思考、综合判断的重要问题。为此，党中央尤为注重顶层设计，着力加强“同向同行”，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推动“大思政”格局构建的重要举措。因此，在近十年中，我们看到思想政治领域在整体上成绩斐然。尤其是中共党史教育，在经历了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等重大纪念日之后，呈现出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其间，课程与课程之间、课程与活动之间，都逐步形成了“种好责任田、守好一段渠”的联动机制，并有效地增强了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和深厚感情。然而，创新的过程总会带来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例如上一阶段所出现的“不够协同”仍未彻底解决，因为它不单单是指教育路径之间的重叠，更重要的是，课程汇流之后所出现的内容泛化和重复性问题。但当课程不再明确区分对象与层次，不够注重“时局”与“问题”，党史教育虽本意在“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却也有可能在实践中被简化为一种知识教育，而浅化了它的现实意义。目前，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全党、全社会都正处于学习党史的热潮，各高校中涉及党史教育的课程不一而足，涉及党史知识的活动也紧锣密鼓，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内容泛化、简化、条目化的问题仍时有发生，还需进一步提高中共党史教育的实效性。据此，对新时代的中共党史教育来说，构建格局、加强整合或许尚不足够，“分”“合”是一个辩证的整体，如果轻视“分”、轻视各类课程不同的针对性，“合”便很难实现“和而不同”的升级，很难实现提升教育实效性的目的。由此而言，在新时代，中共党史教育或将再次面临着从“合”到“分”的新一轮“否定之否定”，但是它也将带来中共党史教育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契机。

四、因“势”而新：新时代高校中共党史教育的“和而不同”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阶段，而教育现代化是支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正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所说，目前要在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之后，要对教育“好不好”给予更多关注，加快谋划开局、优化布局、实现新局[13]8。对中国党史教育而言，则为进一步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便是在“大思政”的格局下，区分两类教育的职能分工：一是在常设思政课程中夯实理想信念教育，二是在热点党课体系中凸显反思警示教育。这两类教育虽殊途同归，但应各显所长，各有侧重，尽力彰显“和而不同”，从而使它们既不会简单重复，又可以接力而行。

（一） 在思政课、党史学科专业课这类常设课程中，通过夯实其科学性，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

当前，教育部已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尤为重视通过这类常设课程，为青年连续地、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因此，这类课程的因“势”而新，不仅指一般意义上针对时事热点的更新，还包括了自身学科发展的理论发展。在高等教育阶段，理论性是体现课程高阶性的重要维度，然而理论性并不等于故作高深、言之无物的生硬说教，或者书斋里的概念游戏，那样的“理论性”其实并不符合我们所说的科学性。为此，有必要澄清两个误区：第一，讲党史，不能只讲结论，还要体现分析的方法。科学的结论必须根植于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讲，中共党史教育是让青年能理解并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死记硬背史实和结论。讲得生动而深刻固然并非易事，但回溯历史，不难发现，越是面对复杂局面，越是需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体现真理的魅力。1936年12月，毛泽东曾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面对党内军事和政治干部开展党史教育，题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被视为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篇长文一共五章，通过梳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旨在批判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尽管文章观点清晰明确，但从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开始毛泽东便非常重视严谨的推理，从“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抽丝剥茧，层层递进，逐步区分了一般战争规律和中国革命规律，最后导出了第五章的“战略防御”。这一判断在随即爆发的西安事变之后得以印证，但它的科学性，不仅体现于结论，更体现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过程里。然而，在当前的党史教育中，我们常常看到教师只讲了历史的结论，而略去了历史的分析，似乎“正确”是不言而喻、无需论证的。但在胡乔木看来，这便如同党八股，违反了科学态度，恰恰不是革命文风的表现。1978年，胡乔木在给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直接明了地指出：“ （八股文） 讲来讲去，每一句话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都是一些概念的重复。什么道理也讲不出来，什么问题也不解决”；“革命的文风要求有正确的分析，按照辩证法进行正确的分析，有正确的推理，有正确的表达，要求有革命的立场、革命的信念、革命的感情，要求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这几方面的根据必须是客观的真实。”这段话，在今天读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 讲党史，不能只讲文件，还要拓展分析的视阈

中共党史教育需立足党的大政方针，这一点没有错；但倘若只局限于梳理党的历次会议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只述不论，恐怕会造成一种“文山会海”的错觉，也很难让听者真正领会文件精神的涵义。自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党史教育便非常注重用普遍联系的方法来深化党史教育，从毛泽东讲的“古今中外”，到胡乔木讲的“四面八方”、张静如讲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再到习近平讲的思政课教师“思维要广、视野要新”，皆在强调理论的透彻分析有赖于广博的视阈。金冲及在给青年党史研究者的一篇文章中，便曾专门提及梁启超批评李瀚章主编的 《曾文正公年谱》 的原因：“里面只有曾国藩的奏稿、批牍和活动，没有太平天国方面的活动情况。梁启超打了一个比方，说这好像从门缝里看人打架，只看见一个人，看他一会儿进一会儿退，最后看完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能赢、为什么他会输。” 而这一现象，直至今天，依然时有发生。读书太专、知识较窄，仍是党史专业研究生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在课堂之上，仅仅局限于教材内容，孤立地讲解党的思想，不将其与知识分子群体、普通党员群体以及人民群众联系起来，不将其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联系起来，不将其与世界变局联系起来，其实都未做到实事“求”是，所以即便慷慨激昂，也依然很难入脑入心。从长远来看，高等教育阶段是青年人形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只有科学地把科学规律说清楚，才能在根本上提振中共党史教育的说服力，彰显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在旨趣。

（二） 在各类党课和实践活动中，通过坚持战斗性，加强反思警示教育的实效性

这类课程大多不是常设课程，往往是为配合某些特殊时点以讲座形式出现，例如在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中、一二·九纪念活动中或者某个主题教育中，时长有限，主题则偏重当时当地的热点议题。因此，这类教育的内容设计多从专、深入手，力求体现针对性。然而，针对性不等于战斗性，针对性只是聚焦一个研究对象，但战斗性要求聚焦一个问题。在现实中，这类课程有时呈现出“有主题”而“无问题”，便是这个原因。为此，我们应该澄清两个误区：第一，讲党史，不只是讲故事。例如，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的时候，许多党课讲座都会为青年朋友讲述鲜为人知但却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让青年认识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诚然，从宣传角度来讲，这类生动鲜活的故事易于传播，但若将其置于高等教育的维度，只讲故事，却折损了教育的思辨性。为此，姚大力曾专门撰文写道：“历史研究不是讲故事，也不是为讲故事做准备”，历史研究“是一门向讲故事提问的学科”，“是融合了从旧故事里发掘新故事、细部研究和意义追寻这三者为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思考人类过去的专业学科”。据此，我们再看习近平于纪念长征胜利 80周年时所发表的讲话，便知战斗性不在于讲述往事的艰难困苦，而在于聚焦当时改革所遇到的“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习近平说：“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其实，党史教育离不开将故事融入“时局”中的“问题”。第二，讲党史，不只是阳光教育。由于这类课程多与纪念日相连，希望用鼓舞人心的历史功绩来提振士气，所以党史讲座常常会以党的伟大成就为历史主线，忽略或回避一些过程中的曲折与分歧。然而读史是为了汲取智慧，但若“跳”着讲史、“挑”着讲史，就很难让青年看懂大局、把握全局，进而遇事能够处变不惊。事实上，党的成就需正反两面去讲，正如梁启超在评点司马光 《资治通鉴》 时所说：“我们看一个伟人的传记，看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往往有许多在很小的地方”，“不单要看他的成功，还要看他的失败。如何会好，如何会坏，两面看到，择善而从”。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史教育是一面镜子，只有通过对史实实事求是地辩证分析，才能让青年不忘记历史经验，也同样不忘记历史警示和历史教训。2019年，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着重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其实，党史教育离不开挫折教育。在高校之中，各类党课和实践活动往往针对青年群体中的先进骨干，围绕当前的形势与政策，让青年通过历史认清变局、辨别是非、把握潮流，因此，它更趋向反思警示教育，其战斗性不只在乎主题应景，还应体现于讲深讲透具体问题、辩证分析经验教训。

“十四五”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又一次出发，它所强调的高质量发展，面向的不是下一个五年，是下一个百年。从新发展理念到新发展格局，在全社会以“创新”带动下一阶段发展的背景下，高校中的中共党史教育也在经历着一场守正创新的大考；而它未来的走向，或许可以从回溯历史中探得先机。百年之中，“时局”的转换，仿佛是一种高效的催化剂，将中共党史教育向纵深推进：从“合”到“分”是一次推进，而“分”与“合”亦是一次推进，新时代中共党史教育的重新分层与再度协同是又一次推进。这些推进，皆因“时”而进，在实践中形成了连续的创新。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曾提出一个“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的著名公式，他说：“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从这一角度而言，厘清中共党史教育的分层与协同，为的是让我们克服时起时伏、周而复始的简单化知识教育倾向，为的是走出大而化之、统而论之的政策性复述模式，而在新旧衔接之际，具体地、全面地认识中共党史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辩证地、客观地思考下一个百年的方向与路径。据此，重新开启中共党史教育不囿于“解释世界”而注重“改变世界”的再一次创新。

注：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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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