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碳金融：旧时代的终结与新势力的崛起

煤炭与钻石虽同由碳元素组成，但其待遇却有着云泥之别，前者被认为是鸡毛蒜皮的生活，后者则象征着矢志不渝的爱情。

今年年初，全球最大的钻石商戴比尔斯公司大幅提高钻石价格，涨幅为十年之最。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的“钻石与水悖论”，即钻石的价格远高于水，但对于生命而言，钻石并不重要，而水是生命必需。但边际效用论认为，相比于水，增加一单位的钻石消费带来的炫耀效用是非常大的，因而我们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

炫耀性消费、符号消费兴起，平庸消费品也被进一步被赋予罗曼蒂克、奇珍异宝、美、成功、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意象，这不一定与人的需求相一致，但与大规模生产有利可图、资本无限增值的逻辑相一致。

这种驱动欲望的增长模式，鼓励“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持续膨胀，虽然历经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变革，但其都是由化石能源所驱动，终将导致气候变化演变为连“发展”也无法解决的“发展中的问题”。

全球气候行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大规模改变现有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含直接和间接）方式，实现增长与化石能源的脱钩。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举，秉承着共同的目标与价值观——碳中和，人类真正开始从“鹬蚌之争”的零和游戏走向“与子同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正迎来人类社会历史上全新的转折点，而这一次将由一场深刻的全球性能源革命驱动。

多数经济大转型都是技术变革推动的，碳中和背景下的转型也不例外。为此，本刊编辑部汇编了“双碳”目标下的技术路线图，以飨读者。

“双碳”目标下的技术路线图（点击图片可放大观看）

但低碳转型与过去的技术变革浪潮有着显著的差别，即需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来推动：要能解决与气候变化及其减缓相关的市场失灵，要能以透明和稳定的气候政策增加投资者和企业家长期的信心。此外，哲学、政治和文化等因素都很重要，它们构成了适宜的环境和激励机制，能够促进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形成推动低碳转型前进的力量。

这是一场鏖战，旧的规则被打破，新的秩序在诞生，这种“创造性的破坏与重构”需有巨大的资金投入支持，必须借助好市场化的方式来引导。而金融具有强大的衍生能力，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持续的金融创新可以不断孕育出新的产品、服务，拓展市场的广度与深度。
对于金融而言，碳中和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碳中和势必会形成对许多产业的冲击，考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防范能力；机遇在于，碳中和目标的达成需要大量投资，虽然其过程非常多元和复杂，但是目的还是为了实现绿色发展。
如何通过合适的创新金融方案来驱动资金流向必要之处，成为“双碳”目标下的重要思考。例如，碳排放权交易就是一种基于市场化的金融减排手段。特斯拉2020年靠卖给其他企业碳排放指标就赚了16亿美元。我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在即，预将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双碳”目标使旧有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模式彻底成为过去式，新的时代大幕徐徐拉开，这种壮举虽然往往历经艰险，但必将使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达到新的高度。正如阿西莫夫在《永恒的终结》中所说，“只有经过严酷的考验，人类才能不断前进,走向发展的高峰。危险的环境和危机感，才是驱使人类不断进步、不断征服新事物的根本动力。”

正是带着上述视角，我们思考和策划本期主题：“双碳”目标下的金融创新发展。在本期刊物中，周小川、海闻、威廉·诺德豪斯、潘家华、格诺特·瓦格纳等经济金融领域一线专家、学者共同探索、研究、解读这一话题。翻开刊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精彩论述中找到一些灵感和方向。
新刊导读

人类历史上还从没有经历过这么短时期内如此重大的能源格局的剧烈调整，这将深刻影响全球的产业、区域增长和经济发展格局。如何确保全球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确保这场能源革命的成本和效益能够被公平共享？“双碳”目标下的发展模式转变与政策调整是理解和影响这一巨大变革的关键所在。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撰文指出，碳市场和碳价格将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起到重要作用，一个主要的功能考核就是它能否引导大量投资进入碳减排和碳汇（或者称为碳沉降）的领域。现在做碳市场的人积极性很高，但只有答好碳价格的激励、碳配额的比重、碳减排的补偿、碳科技的回报这四大问题，才能往下做得好。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金融校友联合会创会会长海闻表示，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全球各金融中心在发展绿色金融、助力低碳经济转型方面有哪些实践以及相对表现如何，这需要一个评价体系来给出答案。为有效量化评价大湾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相关指数可聚焦政策现状、境内市场现状、跨境市场发展现状和未来预期四个维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是最早研究环境和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专家之一，其论文“How Fast Should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 ？”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他在新书The Spirit of Green中呼吁全球应该有一种“命运共同体”认识，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人类可以在气候问题上有效达成一致，而不是陷入囚徒困境。诺德豪斯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我们过去经常忽略集体行动在社会运转中的角色，现在气候问题让这个角色回归。中美两国都是引领全球气候行动的重要国家，在全球性问题（如气候、流行病和核武器）上，两国要像手足同胞一样共同协作、共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家华指出，碳中和，只是将投入到高碳化石能源领域、未来必然有碳锁定风险的资金，在闸口逐渐收缩并封禁的情况下，归流到零碳领域，钱不应该是问题。需要从碳市场投融资的热潮中强化零碳产业的投融资，必将拉峰压峰早达峰，加速走向碳中和。 纽约大学气候经济学家格诺特·瓦格纳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指出，补贴是明智气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补贴应走在碳定价之前，先让技术更便宜，再考虑定价。现代政策中，如清洁电力标准、限额与交易系统以及其他许多规则和法规，都遵循相同的原则：提高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价格。该原则应是任何气候法律或法规的核心。 美国马里兰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内森·赫尔特曼在采访中提到，气候变化下新兴行业如何发展、传统行业如何转型，建立合理的衡量标准、保持机构之间的良好沟通至关重要。这是私有制机构和政府部门正在共同努力的一个领域。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不同于克鲁格曼的观点，中国经济“奇迹式增长”主要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投入。当前的环境形势一定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向低排放、低能耗、低碳、高生产率转型，就必须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和能源结构深刻调整，并形成配套的解决方案。

“脱碳金融”的目的是为了控制“1.5℃温控目标”下产业调整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新的技术手段、新的政策环境、新的回报方式等新情况下，金融不仅引导转型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匹配，而且用利益驱动的市场化行为，促成“双碳”目标的市场发现、激励相容，并且持续自我加强和自我实现。金融绿色转型与创新的新时代已然到来。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撰文指出，从本质上讲，碳排放交易是以更低的成本激励减排的市场手段，是帮助控排单位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减排，降低履约成本，提升整体履约率。全国碳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区域与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将双轨运行过渡。 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认为，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近100亿吨，占全世界碳排放总量的近30%。如何从100亿吨碳排放实现碳中和？中国碳市场需要九个转向：一是减排总量控制，二是碳核算核查方法，三是市场主体，四是产品，五是配额分配方式，六是重点控排行业，七是金融机构，八是中介服务机构，九是市场格局。 博时基金副总经理、ESG 投委会主任委员王德英撰文分析和梳理了欧洲、美国和亚太市场ESG发展模式和产品特点，认为中国应借鉴其成功经验、规避相关教训，将ESG投资理念运用到重点领域和行业，设定科学目标、制定合理行动方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ESG发展模式，引导资金进行可持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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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走开，现在是彩蛋时间

上海重阳投资总裁王庆畅想了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通胀前景，他认为通胀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不同类型的通胀尽管互相关联，但性质和影响并不相同。只有厘清什么通胀、谁的通胀，才能准确分析通胀的影响。着眼中长期，美元汇率的趋势性贬值而不是持续的通胀压力更有可能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特征，从而要求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做出积极的政策应对。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股票市场就有望迎来健康的长牛。

山东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俊寿对传统经典经济金融理论视角下的宏观政策抉择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还需对传统产业变革时期诞生的各种经济金融学理论进行补充与修正，既要遵循经济学基本逻辑框架，更要把迭代发展、技术赋能、虚拟货币、算法合谋、生态重构等因素充分考虑进去，这样才能确保古典与经典的理论观点释放出时代的光芒。

商业思想家、《冬吴》主理人、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研究员吴伯凡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今天，我们生活的社会和其中的每个人，都已经被金融化了。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个智能世界，建立在通信协议的基础之上。即使将来有新兴技术替代智能合约，但从信息互联网转向信用互联网的大致发展趋势是不变的。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建峰在刊物上谈及内卷，他指出内卷竞争的特点是总体上的无效投入。在“赢家通吃”或“末位淘汰”的格局下，不断增加投入是纳什均衡中的占优策略。社会应当发展出容纳闲暇的制度保障，为创造和孕育留出空间，这是一种需要政策制订者和公众共同思考的“留白”的艺术。
宋史研究者、历史作家吴钩审视了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他指出王安石变法顺应了财政体系货币化的潮流，又与安史之乱后国家对经济干预不断增强的趋势相一致，王安石变法是一场自发的、主动的、积极的近代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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