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 岩、姜 楠 | 加速社会与群聚传播:信息现代性的张力

作者简介

隋 岩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2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加速社会与群聚传播:信息现代性的张力

摘　要:信息传播技术超越工业制造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工业化阶段,信息传播从属于社会发展,时间性原则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性原则。信息化阶段,信息传播囊括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内容,信息性成为主导原则,生产方式被传播方式取代,流动逻辑成为支配性逻辑。加速需求催生了流动逻辑,打散了线性时间的组织方式,形成了“非线性社会系统”。作为非线性社会系统中非制度化的传播制度——互联网群聚传播,颠覆了线性时间的组织状态和传播法则,呈现出多维时间、多元主体、非线性传播、共同性在场的传播景观。多元主体增加了信息体量,多维时间造成了信息无序,非线性传播与共同性在场使因与果时常置于不确定甚至倒置状态,增强了社会风险。流动逻辑的价值增值并非借助固定积累,而是借助流动而扩散。它不仅使信息以朝生暮死的姿态呈现,也造成物质与文化的快餐式消费。当文化被化约为信息流,文化的再生产便由于“即时的霸权”而陷入危机,丧失其所具有的经验与认同价值。这种比工业现代性更为剧烈的矛盾冲突,加深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鸿沟,带来了技术对文明的僭越,后果恰恰彰显着信息现代性的悖论。

关键词:工业现代性;信息现代性;时间性原则;信息性原则;互联网群聚传播

阅 读 导 引

一、工业现代性与信息现代性

二、加速社会与信息现代性

三、互联网群聚传播与信息现代性

信息传播技术的加持,使人类社会迈入从工业现代化向信息现代化加速转换的历史进程。加速,贯穿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期也赋予加速各异的动力。信息化驱动的现代化较之工业化驱动而言,产生的加速体验更为强烈:不仅重塑着个体的存在方式、经验范式与认同模式,也重构着社会的生活形式、组织模式与权力范式。信息现代化阶段,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普通个体获得传播主体地位,成为信息生产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民主。个体经验、认知、情绪及价值判断等,随之在互联网场域中实现社会化传播,形成群聚传播之势,也带来了舆论难调、叙事解构、认同撕裂、价值失序等问题。这种比工业现代化更为剧烈的矛盾冲突,与信息流动速度的加快、传播程度的加深、通信广度的延展密不可分。

一、工业现代性与信息现代性

(一)现代化与现代性

现代化以工业文明为标识,既包含着经济制度、社会生活的转型,又包含着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的转变。它重视工具理性,以实现工业发展、经济增长、物质繁荣、科技进步为目标;又强调价值理性,以生活方式重塑、行为规则再造、价值理念更新为追求。理性精神贯穿于现代化过程的方方面面,因此现代化也被视为一种“合理化”过程。现代性是“现代这个时间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现代性既标志着“量”,体现为时间范畴的累积界划与历史延续,又表征着“质”,体现为社会形态和价值理念上的转型、激变与断裂。如果说现代化是本体与事实,那么现代性则是特征和属性。

(二)工业现代性与信息现代性的各自张力

以工业革命为标识的现代化进程,发展至今应该包含两大历史阶段:工业现代化和信息现代化,也即蒸汽机开启的机械工业社会和互联网普及带来的信息社会。如果说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现代性特征的呈现,那么现代性也包含着呈现工业社会发展特征的工业现代性和呈现信息社会发展特征的信息现代性。换言之,信息传播的现代化也包含两个阶段:工业化推动的信息传播的现代化与信息化推动的信息传播的现代化。信息传播的现代化肇始于工业社会,与整个现代化发展并行。电报的发明开启了信息传播的现代化实践,它以电力为能源,与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铁路运输并驾齐驱,同为19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传播(交通运输与信息通讯)工具,工业现代性的张力与悖论集中体现在这一阶段。信息化不同于信息传播的现代化,而是相较于工业现代化的高级阶段。它以电子计算技术为标识,以信息化为动力,推动信息传播的现代化发展。信息现代性的张力与悖论也集中体现在这一阶段。

信息现代性是信息方式在现代化演变中所呈现的总体性特征,突出体现在信息化的信息社会阶段。从传播史考察中可以发现,信息方式的变革与现代性的发展密切相关,信息传播始终参与着现代性的持续变动与扩张。在以生产为导向的工业化阶段,工业现代性的张力是工业技术、生产方式、分配机制、交换方式等各要素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现代性的审视体现为对这一系列要素中人的主体性与生存境遇的现实观照。信息现代性则将目光投射到媒介技术、信息方式、传播过程与传播关系等各要素之间,考察媒介技术、信息生产方式、传播模式的变革所引发的传播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现代性的张力集中表现为信息社会化与社会信息化、媒介社会化与社会媒介化过程中,媒介技术、信息方式与人的信息化生存境遇之间的矛盾关系。信息现代性孕育于现代性之中,天然带有现代性的基因。与现代性相应,信息现代性不仅意味着对工具理性(主要是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强调,也包含着对价值理性的更多期待。如果说工业现代化阶段,信息现代性内隐于现代性之中,是现代性内容指向的一个侧面,那么信息现代化阶段,信息现代性则愈发外显化,不断加速扩张自身版图,企图渗透和囊括现代化的所有过程,成为信息社会的全部原则与内在尺度。

二、加速社会与信息现代性

时间观之于现代性,是不同历史阶段现代性精神发挥作用的结构形式和深层枢纽,由此,现代制造业生产方式确立的线性发展与持续进步,使得“未来”较之“现在”总是意味着更进步、更文明的线性矢量时间观成为工业社会的主导逻辑,即工业化时代秉持的时间性原则。然而,移动互联网普及带来的非线性传播和空间重组,使得信息性原则跃迁为信息社会的主导逻辑,即信息化时代尊奉的信息性原则。

(一)工业化时代的加速:时间性原则

工业制造业生产方式的确立与科技实践上的探索发现,确证着线性矢量时间观的合法性,强化了人们追求未来无限进步的信念。线性、连续的时间流产生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别。工业现代性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取向正在于“未来”。因为“未来”较之“现在”,总是意味着更进步、更文明。这种潜移默化的规定性使人们始终处于走向未来、向未来无限靠近的动态“现在”之中,也使这种时间观成为工业现代性价值诉求的开端。

现代主体的对象化活动遵循着线性矢量时间观。它在推动现代化进程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不断规制与生产着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变革驱动生产方式转变,既保障了人们在连续生产活动中实现从“现在”到“未来”的可能性,也在周期性再生产实践中生成着“过去”。线性时间观的方向规定性与技术的不可逆性,共同构成现代性的意指线索,推动着现代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指引着现代化进入持续加速的进程之中。工业制造业生产方式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也为机器生产的时间计量提供了原型。如同哈桑所指出:“当工业革命和时间意识的钟表化转变肇始之时,由竞争所驱动的这一系统的不断发展意味着技术逻辑在地理空间之内——以及跨越地理空间——的不断扩散。”也就是说,机械钟表的诞生及其规定的时间意识,不仅成为以机器制造业为生产方式的社会运行模式和制度运行结构,也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参照标准与实践规则,甚至成为衡量工业化时间状态下现代性价值的尺度,并由此孕育出工业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如同马克思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机械钟表的出现决定性地实现了时空分离,建立了脱离于自然时间的抽象时间体系,提供了虚化时间(emptytime)的统一尺度,形成了不同于前现代的工业社会时间结构。这种结构既呈现出跨越地区的标准化特点,又呈现出世界范围的统一性特点,使每一个“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都被化归到同一计时体系下,遵循着大体相同的节奏与步调。电影《摩登时代》中的工人查理,就是一个受制于工业流水线,依循皮带传送节奏的“现代人”。正是“查理们”的工作和生活维持着大型机器的正常运转,满足着抽象时间体系中商品交换的需求。通过皮带传送机打造的工业流水线是工业社会时间结构的典型表征,它使身体的每一分钟都从属于流水线。这种时间结构以一种全然不同于前现代时间秩序的方式,将人们卷入更为广阔的生产与交换体系(却使个体成为这个庞大的生产与交换体系中的一个螺丝钉)。

事实上,机械时间规定下的工业现代性价值实现,并非仅仅来源于流水线上的物质产品,更在于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后交换的完成,只有更广阔范围内社会交换、交往的实现,才能转换成为包含着物质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现代性价值,也正是更广阔范围内的交换需求推动着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催生出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与文化精神,并最终赋予格林威治时间(GMT)以世界性标准。这种世界属性,彰显了现代性无限扩张的本质,也揭示了现代性文化的全球化内涵。

现代性内生着一种加速逻辑,这种加速逻辑支配并形塑着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而统一的现代时间体系的确立,为跨地域传播提供了参照标准,提出了加速传播的新要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思想,是工业现代性加速逻辑与价值要旨的最有力论断。马克思注意到,工业制度的日臻成熟赋予信息传播与商品流通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现大量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转移,既要力求突破交换的地方限制,获得全球市场,又要力求在征服空间的过程中将“转移”所花费的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同时,为避免因需求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要求商品信息的跨时空传播与有效沟通。于是工业现代性价值的实现,被聚焦于时间价值,时间范畴享有超越空间因果的优越性。通过加速缩短传播时间,提高传播效率,成为了现代性的制度经验。

尽管这一时期的信息传播处于经济发展的附属地位,辅助商品交换完成。但作为信息传播技术的电报的发明,不仅“成为配合铁路发展的通信工具”,更强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商业、金融与贸易,使人们意识到信息交往的重要性。当第一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成功铺设,人们更表现出对信息传播技术的兴奋、喜悦与期待。如同马克思所比喻的“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20世纪中后期,电子计算技术的发明与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数字技术超越了模式技术,离散数字信号替代了连续电信号,并最终使信息得以通过一组通用协议瞬间传遍全球。可以说,信息传播技术的变革再一次兑现了“进步”与“解放”的现代性承诺,使人类对传播技术实现美好生活的希冀与期待延伸到信息时代。

(二)信息时代的加速:信息性原则

当人类迈入信息社会时,信息性原则取代了时间性原则成为新的支配逻辑,信息社会现代性价值的实现也转而依托于信息价值。这一支配逻辑的转变看似是一种“断裂”,实质上是对时间性原则的“延续”。这是因为,信息性原则正是“时间征服空间”进而征服、超越自身的结果。同时,“时间征服空间”进而加速征服、超越自身,也是“信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

蒸汽交往时代到电力交往革命,再到信息网络交往系统,信息与知识逐渐替代了物质与能源成为生产力要素,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现代化向信息现代化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工业逻辑逐渐让位于信息逻辑,整个社会无论从生产方式还是文化经验上来看都具有了信息性特点。

如果说工业现代化阶段,现代性“解放”与“进步”承诺的兑现来源于对机器加速动力的汲取,那么信息现代化阶段,兑现现代性承诺则通过汲取信息技术的加速动量。可以说现代性是在加速动力的变革中,强化着自身的合法性。如同罗萨所言,现代性的承诺“之所以能获得正当性和吸引力,也正是因为社会出现了与日俱增的‘动力能量’,亦即社会变迁速度的增加。”信息性助力的现代化发展不仅实现了从远程终端局域连接到全球互联网链接,还实现了从Web1.0到Web3.0、从1G到5G的跨越式发展。信息不仅实现了全球流动,信息传播技术的更迭周期也不断缩短。信息性之所以具有超越机器性的加速动力,是因为信息是比特的。它抛开了物质的量的沉重,脱离了能量的质的密集,以优于原子和电子的轻灵与流动,穿梭于全球互联网世界。信息技术构建的全球互联网体系重制了生产与交往方式,也重塑了信息社会的现代性价值,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可以被称为“信息现代性”的特征。

当信息成为社会运行机制和生产动力时,无论生产工具、生产过程还是生产产品,都越来越具有信息属性。微电子元件带来了生产工具的信息化,生产过程从劳动密集向信息密集或知识密集转向。同时,生产工具与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又直接导致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组织方式的信息化,进而使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均带有信息属性。当信息逻辑作用于生产方式,生产便依赖信息流动而组建,形成了地理形式上并不连续的区位生产复合体,分散又汇聚着地方性空间。而当生产方式从生产者渗透到使用者时,信息逻辑便随之扩张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属性,最终形成整体性的信息文化。

所谓信息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流”文化。拉什在具体指认时将它解释为信息流、通信流、影像流、观念流、货币流、物流、人流等内容范畴。卡斯特也认为,当社会逐步信息化后,“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在整体性的信息文化中,流动不再只是社会组织方式中的构成要素,而是具有了支配经济、政治、日常生活之过程的功能属性,并最终以“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形式加以呈现。在这里,“流动空间”并非抽象、玄虚的物理空间,而是包含着共享时间(time-sharing)下具体、丰富的信息化传播实践。“流动在同时性的时间中接合”,多重“立即瞬间”的交叠,压缩了流动发生的过程性,导致时间在一个可以囊括一切的沟通与传播系统里被消除,而时间之于现代性的意义也再次发生改变。卡斯特用“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指称这一沟通与传播系统在空间流动不居状态下的时间性特征。在他看来,这种“立即瞬间”造成了莱布尼茨(Leibniz)所谓的“事物先后秩序”的消除。而事物序列秩序消除带来的随机性与不连续性,实质上再造了一种未分化的时间系统。流动空间里带有信息属性的时间碎片混合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各种时态,这种新系统中的时空关系状态便是由数字信息技术构建的全球互联网的信息化范式。

互联网传播作为信息传播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使传播不再拘泥于工业现代化时期社会发展之一隅,而是将一切卷入信息性构建的“流”文化之中,从而产生了由互联网技术建构的媒介时间系统,即互联网时间系统。互联网时间打破了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线性时间结构的规定性,生成了非线性、不连续、弹性化的媒介时间结构,不仅颠覆了工业社会条件下的主体实践方式,提高了主体实践的灵活性,也创造了主体实践的多维空间,改变着主体的时间体验与经验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流程、制作周期、排播时间等作为工业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均围绕着线性时间结构展开。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观看方式、观看时间等,也与节目系统呈现出协同性和一致性。不同地域空间被赋予统一的时间参照,成为嵌入个体生活实践和生命体验的时间秩序,与社会规范一并内化于身体之中。这种由现代工业技术所创生的时间体验与个体建构,被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称为“现代主义大众接受”的社会化过程。它使置身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与内置于技术制成品中的时间秩序形成了动态的依存关系。”可见,技术、时间与现代性的发展并行不悖。于此,斯蒂格勒将工业现代性视为通过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而引发的传播与接受的革命。

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到来使社会运行越发取决于网络技术范式规定的节奏与速度。互联网建构的全新时空秩序再次“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的知觉与组织”,为人们提供了虚拟与现实融合交织的多维时空,使原本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物理空间也流动了起来。在互联网架构的一体化空间里,信息化后的一切均得以摆脱原有地域、社会乃至民族国家边界,主体实践也不再囿于地方性的物理空间。同时,信息化的生产方式制造了不同以往的远距离工作(teleworking)状态,形成了卡斯特所谓的“电子别墅里的日常生活”,使家庭场景足以替代办公室场景。然而这种状态的存在,带来了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相互交叠,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工作时间对私人时间的侵入和挤占。当代西方加速理论研究者朱迪·瓦克曼(JudyWajcman)也认为:“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变革创造了新的时间实践形式,它改变了交往的质,……创造了一种模糊的‘在场与非在场’意义上的‘联结关系’。”这种联结关系的出现,恰恰来源于互联网技术对既有时空序列的颠覆。它“造成了‘时间变位’(Time-shifting),进而使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出现多重任务叠加的非组织性状态。”

信息技术革命催生出一种新的媒介时间。它以全球互联网为技术支撑,重新规制了现代生产与交往的方式,重构了人与时间的关系,并推动信息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在互联网建构的媒介时间体系里,信息性原则主导的非线性传播范式颠覆了工业化时代由大型机器主导和建构的线性传播范式,使机械时间系统赋予的组织方式、结构秩序与实践规则被逐一打破,工业现代性所遵循的“通过统一时间来控制空间”的价值准则失去了合法性,人类社会从隶属于流水线转向隶属于互联网,加速动量从取决于时间性转向取决于信息性。

三、互联网群聚传播与信息现代性

互联网群聚传播以“非线性流动”与“无组织聚集”为特点,是非线性时间催生出的传播新范式,也是社会加速的传播后果。它遵循着信息逻辑,生成脉冲式的文化,成为信息现代性的传播表征。

(一)作为加速后果的互联网群聚传播

从时间性来看,加速导致了非线性。由于线性系统并不能承载运动的持续加速,便造成现代性在加速运动状态下与线性系统的分离,与非线性系统的媾和。从传播层面来看,从线性到非线性的转变既涉及媒介技术的加速变革,也包含加速条件下信息传播需求扩大而带来的传播主体多元化的转变。

媒介即人的延伸。所谓媒介既包含了对人的感官延伸的媒介,即信息传播媒介;也包含对人的身体延伸的媒介,即交通运输媒介。谷登堡(Gutenberg)时代,字母表系统和拼音文字建立线性句法和抽象逻辑的信息方式,延伸了人的视听感官,强化了线性思维的意识系统。而贯通于城市间平直的罗马大道,则构筑了修长且连续的线性交通系统,宛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诠释着地点与空间的关系,完成点与点的线性汇聚,通过公路运输实现着人的身体的延伸。

电的发明,开启了信息传播的现代化发展,实现了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转变,带来了事物来去倏忽的知觉体验。这种知觉体验意味着自然序列的打破,使线性逻辑产生。人们开始认识到即便两个事物在自然时间中接连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蒸汽机的发明,加速庞大线性传播体系的社会化构建。其中,蒸汽机车作为线性传播加速社会化的标志,不仅掀开了工业文明的崭新篇章,也使人的身体得以跨过地域空间,将时间甩在身后。信息传播的工业化发展,使现代报纸借助大规模机械生产与批量复制实现着大众传播,也为信息的记录和存储提供了便利,保障了经验与文化、过去与传统持续稳定地向未来传递。

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相继出现,进一步强化着工业文明的线性传播逻辑,使信息传播呈现出一种“有序共时性”。不同于互联网传播的“无序共时性”,这种“共时性”的信息传播方式因大规模集中化而产生,从工业组织结构中衍生而来。由于工业“组织上的集中制建立在连续的、视觉的线性结构基础上,这种结构是从使用拼音文字的文化衍生出来的。因此,电力媒介最初遵循着文字结构的既定模式”。尽管如此,广播、电视的问世仍然不同以往地重启了视听表意系统,实现了人的视听感官延伸。在蒸汽和电力共同推动的大工业时代,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领域的大规模、集中化发展,加速构建了一种社会化的线性传播体系。这种线性传播体系遵循着机械时间逻辑,通过统一时间来实现对空间的征服。然而,当大规模的集中化、组织化成为加速现代性的掣肘时,线性传播与机械时间便在加速现代性的过程中失去了合法性。

如果说工业现代化的加速,依赖于大型制造业机器以及与之相伴的线性传播体系,那么信息现代化的加速,则离不开精密的数字芯片以及随之而来的非线性传播系统。尽管连续的、高度组织化的线性传播模式,助力了工业现代化的高速度。但持续的加速唯有打破固定、僵化的线性传播体系才能进一步实现。如此,非连续、非线性传播模式应运而生。在交通运输中,飞机通过非线性与不连续的空间迁移完成两点空港之间的起飞与降落。在信息通讯中,两点之间不连续且非线性的信息流通,则由手机、私人电脑等信息终端实现。当机械时代的线性传播逻辑被信息时代的非线性传播逻辑取代,当信息性成为了社会加速的主导原则,一切便都力图以信息方式呈现。借助钢筋与水泥构筑的“越大越好的”“沉重的现代性”,逐步向光纤网络与路由器联结的“小的是美好的”“流动的现代性”转变,线性传播的刚性体系逐步向非线性传播的柔性系统转变。

当持续的加速运动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遍渗透与底层嵌入而成为了一种社会逻辑,拉什所谓的“非线性的社会—科技群聚(assemblages)”便随之产生。这种“社会—科技群聚”正是加速现代性驱动下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转变。它是一种在无限延伸与扩张的网络时空中发生的群体性、社会性的加速传播的后果,也即基于互联网技术而催生的“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这里的群体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首属与次属群体的分类,而是心理学意义上因事聚集的群体(collectiveaction);这里的群体传播也非传统意义上基于物理空间的群体传播,而是脱离于地域空间的因事聚集和网络互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不再有楚河汉界之分,反而彼此渗透、深度融合”,促使“网络互动成为人们真实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通过网络群聚而引发的群体传播活动日益常态化,甚至成为了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制度”,然而,这种“无人不传播、无处不传播”的传播现象和社会状态,并不局限于传播领域,也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其他方面,深刻影响着经济形式、政治生态、社会关系、社会心理以及文化样态。这种规模空前的互联网群聚传播及其所激发的普遍的社会影响,恰恰来源于互联网技术的加速动能。它不仅是加速流动的信息社会的重要表征,也是信息现代性的传播后果。

互联网群聚传播之所以能够产生,在于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时间的非线性、碎片化与空间的流动性、非组织化。在线性机械时间体系下,虚化的时间尺度既带来了自然时间与地方空间的分离,又在时空重组机制下再嵌入(re-embedding)地方空间,重组为符合大型机器运转速度与节奏的新型时空。而在非线性互联网时间系统下,虚化的多维、非线性时间不再具有统一的标准,不仅造成了空间与地点(place)的分离,也不再企图完成与地域空间的再重组,而是随机嵌入不同的流动空间之中,形成了流动时空中持续运动的节点。这些流动的时空节点是个体化的,它们附着于一个个移动互联网终端,其背后是参与或卷入互联网的多元传播主体。它们中有些虽然可能代表着组织机构、社会团体,但仍然以个体化的方式存在,而更多流动时空中的节点则属于网民个人。显然,在信息现代性机制构筑的重组时空中,机器逻辑需要的线性时间序列在高速运动的状态下被打散,取而代之的互联网逻辑,在保障现代性持续加速的需求下,最终导致时间的碎片化和时空关系的个人化,这也是互联网群聚传播生成的时空条件。在个人化的时空关系节点拼贴的互联网场景里,多元传播主体通过松散、临时、非线性的网络群聚展开信息传播活动。这种“拼贴时间”作为信息现代性的时间制度,随着互联网群聚传播的常态化,逐渐生成了新型传播秩序与文化样态。

(二)作为信息现代性传播制度的互联网群聚传播

以信息化为动力的加速现代性,生成了拼贴的时间和流动的空间。这种灵活重组的时空关系结构,赋予普通个人以传播主体地位。同时,信息逻辑不断推动着以个人为传播主体的网络群聚活动的日常化、常态化和生活化,也使互联网群聚传播最终成为了信息现代性的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制度。互联网群聚传播作为信息现代性的传播制度,通过持续生产并传播信息,使网络时空中时刻存在着海量信息流,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知识和信息需求。这种灵活、弹性、非组织化的信息传播模式,也使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主性和主体性,它通过赋予个人传播者以主体地位,不断激活人们的自我呈现与表达欲望,增强了个体的自我存在感与社会参与感,实践着信息现代性所秉承的“解放”承诺。

然而,加速的现代性又违背了它的承诺。当信息逻辑以轻灵、流动的特质成为加速动力,互联网技术又以其开放、包容、自由、共享精神成为加速引擎时,看似繁荣的互联网群聚传播景观却也潜藏着风险。互联网技术将人们卷入信息海洋之中,信息化生存不再是一种时尚,而成为了实在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尽管信息性的交往方式提供了便捷,即便如今的社交关系可以轻而易举被构建,它也只是信息性的,甚至是去实质性的。它使传播中本应生成的“立体”关系变得“扁平化”了。这种扁平化关系的产生,遵循着信息逻辑,构建着流动的、脱域的实时关系。它让参与互联网群聚传播的“触网”者们,以拼贴化的方式嵌入网群之中,在非正式的网络通属空间中自发且无组织地进行传播活动。无组织化与流动性,使网络聚集性群体呈现出持续生成、变形、分离,又再次生成、汇聚之特点。互联网群聚传播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区隔与边界,展开临时性的沟通与对话,正因为它生成于流动中,存在于流动中,也终将在流动中消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互联网群聚传播是反建制性的(antiinstitutional),它是对组织化传播制度的一种反叛,也是信息现代性框架下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制度。

自发而非制度化的信息生产,既是互联网群聚传播的行动方式,也让它潜隐着极大的社会风险。所谓风险,首先意味着自然与传统的终结,人为性的突显。如同贝克(UlrichBeck)所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也即,风险意味着更多的人为性。显然,自发性与非制度化增强了人为性,提高了风险性。同时,去地方性削弱了自然与传统的效力。时间从空间中脱域、空间与地点的分离,不仅是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也将原本由自然导致的危险转变成了人为造成的风险。特别是在脱离了地方空间的互联网传播场域,传统的、先赋性的束缚与规约被打破,个体获得了能动性和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使风险不仅包含了有意的人为制造,也包含着人们在面对不可预测未来时,借助估计与选择决策而无意造成的风险。在信息现代性框架下,流动空间与碎片化时间生成了充满不确定性的实践场域,意味着信息现代性需求下诞生的人造物,互联网技术本身,也隐含着风险。在这种风险传播环境下,“因事聚集”的互联网群聚传播中的“事”,往往是具有风险的突发事件,而规模庞大的个人传播者的涌入,以及针对突发事件展开的极具主观性的信息生产与传播行动,更使非制度化的互联网群聚传播增添了风险性。

非线性传播是互联网群聚传播的行动表征。它在赋予个人传播者极大自由的同时,也因脱离了时间秩序的约束而滋生风险。工业现代化以来的“高效”追求,导致了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结果造成了时间结构的复杂性和非线性。这种复杂的、非线性的时间结构不仅意味着同一时间状态下发生着多重行动,也导致了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并存。如果说在线性时间建构的体系里,通过立足“现在”,比较“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差异,能够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那么在非线性时间建构的系统里,不同子系统同一时间状态下发生的多重行动,则意味着“现在”本身也存在差异。因此,与线性时间遵循的因果逻辑与必然性不同,非线性时间抛开了因果律,强化着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互联网群聚传播便是同一时间状态下多元传播主体非线性的聚集传播活动。它产生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不断生成且相互交织的非线性系统里。在这里,建立在线性矢量时间观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序列性与方向性被消解,由时间延宕而产生的三者之间的差异性被抹去,于是“过去”“现在”“未来”消失了。韩炳哲将此称作原子化的时间危机。在他看来,时间危机摧毁了“过往的和将来的东西聚合到现时之中去的时间引力”,并导致了叙事的终结。在互联网群聚传播制造的无序的、非线性的信息洪流中,这种“叙事的终结”表现在因与果时常处于不确定甚至倒置状态。这种在信息现代性加速逻辑中生成的媒介时间,导致了线性时间的崩解、因果逻辑的失灵,将人类“丢进了不可预期的后果逻辑里”。这就是加速逻辑驱动下的信息现代性的悖论,也是信息性原则在传播制度上的现代性体现。

(三)作为信息现代性文化表征的互联网群聚传播

互联网群聚传播产生了“速度的社群”,它在同时性(synchrony)中发生,同时性中行动,又在同时性中消亡。这种网络传播行动类似于短暂行为艺术的“快闪”,迅速聚集,在行动之后又迅速消散;而又不同于“快闪”,因为它的同时性来源于自发的不约而同,而非预设的时间与地点之内。另一方面,这种瞬时情境中诞生的“速度的社群”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群,甚至并不能被称之为社群。因为传统社群通常具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与价值认同感。而凝聚与认同或者来源于日常经验累积中的约定俗成,或者形成于相对稳定的文化积淀。显然,这种速度制造下的网络群聚,并非发生于经验累积与文化过程之中。或许因为速度太快,消解了它们本该拥有的经验时间与文化过程。抑或说,这种霎那间聚集的传播行动与被消解了时间性的行动经验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一种脉冲式的文化,一种信息性的文化。

“速度的社群”生产的脉冲式文化,是一种呈现而非再现的文化。呈现与再现的区别在于它们各自蕴含着不同的时间性。诗歌、小说、绘画、摄影、戏剧、电影等是再现的文化,它们依循着节律、叙事、描摹、构图、表演与蒙太奇等方式,将“过去”的事与物在时间的延宕中阐释给受众品味,在时间的持续与累积中创造价值。而热搜榜、流行语、网络直播等则是呈现的文化,它们或借助感官刺激、或利用制造轰动、或凭借博出位、或依靠标题党等手段,将“现在”的事与物在即时的散播中填塞给受众消遣,企图在时间的迅即与消费中创造价值,一种来自“震惊(shock)体验”的价值。

“速度的社群”存在于呈现之中。同时,他们又参与着呈现的生产,追逐着短暂而必须新奇的震惊体验。这种极具信息属性的脉冲式的呈现文化,也是一种放弃了物的时间意义和社会意义而只留有信息价值的文化。如果说使用价值存在于作为商品的物之中,交换价值从物的实质性中抽离出来又附着于物之上,那么通过震惊体验带来的信息价值则弱化了物的实质性,甚至抛弃了物。这一点也导致了信息价值通常产生于瞬息间,也被遗忘于瞬息间。

当交换不是为了获取使用而成为了目的时,符号价值就此产生。符号价值的产生,意味着交换的过程性与价值实现的时间性也一同被视为阻碍。因为用于交换的商品总是在未来的交换过程中实现价值。因此交换价值是未来导向的,拥有着未来价值。与之相较,使用价值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其价值就已经固定。因此使用价值是过去导向的,饱含着过去价值。同时,使用价值还饱含着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建构着人们的身份认同。而符号价值则不同,它厌倦了消磨与等待,抛弃了或凝结于过去、或寄托于未来的时间价值,倾向于价值的立即实现,力图以最直接的方式将价值呈现于当下之中。符号价值的产生离不开技术现代性推动下物质生产的丰盈,离不开产能过剩的消费社会语境。在这里,物的生产周期被缩短,规模化与同质性被提高,单个物品的迭代周期也迅速压缩。交换的加速、流通的加速、消费的加速,都在逐渐缩短物对人的陪伴时间。

鲍德里亚在面对工业社会图景时曾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对加速现代性的期待使人们把对符号价值更为迫不及待的追逐,最终寄托于信息技术。如果说符号价值的生成过程还蕴含着过去与历史,具有事物的象征属性,那么信息技术哄抬的信息逻辑及其所支配的现在图景,则只剩下了对事与物的想象。信息逻辑使“无限延伸的均质的时间图景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现在取代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图景”。现在图景中的信息价值生成于断裂的时间碎片之中,既剥去了过去,也不确信未来,以一种直接、粗暴的方式呈现,没有阐释、没有逻辑、没有因果,甚至没有为推理和反思留下任何空间。互联网技术打破了原有“理解‘现实’的生物和环境时间基础”,使知识形式、经验表达“变得超级中介化”。信息只能停留的呈现层面,难以经由充足的反思时间而转变为知识。作为一种呈现文化,信息价值的实现并非通过固定与积累而增殖,而是借助持续的流动和扩散而增殖。因此,信息价值及其附着物通常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它使信息本身越发以一种朝生暮死的姿态呈现,也带来了文化的快餐式消费,使“一切还来不及体验和反思就已经消失了”。

“速度的社群”生产着信息价值,也消费着信息价值。在网络媒介与社会深度同构的条件下,信息逻辑配合着市场机制完成资源配置,以期实现资本的扩张本质和增殖诉求。身处加速社会中,个体的情感诉求很容易被信息资本趁虚而入,成为赚取“眼球效应”、迎合快感消费、吸引“注意力”的手段。缺少了反思的时间与态度,“速度的社群”中的个体也时常被情绪所裹挟,表现出价值失范的心理现象,导致网络谣言、道德绑架、戏谑恶搞、无厘头狂欢等网络群聚行为轮番上演。“速度的社群”是信息现代性的技术拥趸,信息现代性也赋予“速度的社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远距的文化,使参与其中的个体生命、生活经验既被外化到无限延伸的时空范围,又被远距离时空中的经验所建构。由于熟悉不再通过地域特殊性而派生,熟悉与地域的关联性解体。因此,“远距离的事件”总是被嵌入而非生成于个体生命、生活经验之中。而“速度的社群”所存在的网络时空不仅改变了组织空间的形式,甚至颠覆了组织性,使组织方式以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非组织形式呈现。于是,企图以时间性为标尺衡量近与远、熟悉与陌生的可能性被消解,近与远、熟悉与陌生同时被悬置,个体的生命叙事从此与速度体验深度捆绑、交织交融。速度体验以牺牲现实经验为代价,而信息现代性的加速度不断制造着“在场”与“缺场”、速度体验与现实经验的冲突。它既提供了时间的盈余,又不给反思与调和剩下毫厘的时间。

当加速不断压缩物所存在的时间尺度,物所蕴涵的文化价值便逐渐丧失。当文化也被化约为信息流,文化的再生产便因“即时的霸权”而陷入危机,失去它所具有的经验与认同价值。当信息社会的加速试图通过信息传播技术的普泛化释放传播权力时,信息逻辑与媒介权力不仅没有丰富个体的生命经验,反而压缩了个体的生命叙事,使个体、他人、公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无根且扁平化。如同福柯在体察到社会形态的后工业转向时所指出:“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不仅如此,信息逻辑与媒介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理性人的主体性发挥,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失衡时有发生,工具理性主导着价值理性,理性甚至被非理性所钳制和裹挟。

从现代性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技术作为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创造物,不仅催生了现代性,也直接推动着现代性的多向演化。它不仅将人类带出刀耕火种的历史源头,赋予人类启蒙理性之光与主体地位,也在时间的持续与空间的广延中,将人类社会置于生成与再生、断裂与连续的动态语境中。作为一种更高级、更文明的现代化阶段,信息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从机械生产向互联网生产、从物质生产向精神生产、从现实交往向虚拟交往转向。在这一过程中,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过度信任与依赖,使得人们误将对价值理性的实现、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完全寄托于工具理性的发展,忽视了技术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非同步性,从而导致信息性原则不仅存在于经济社会领域,也渗透到了思想文化范畴。这种技术性胜过现代性的境况,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对现代文明成果的抢夺,它加深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鸿沟,甚至带来了技术对文明的僭越和反噬,其后果,恰恰彰显着信息现代性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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