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文章精粹|饮酒行为、致病风险与健康成本

    作者：行伟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田坤（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石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刊期：《世界经济》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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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行为是一种十分常见且影响广泛的健康风险行为，饮酒造成的巨大危害理应得到关注。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每年因酒精摄入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300万，每分钟因饮酒行为死亡6人，产生超过5%的疾病负担。2010年以来世界各国实施合理的控酒政策，使得全球人均酒类消费量下降超过10%。而中国是拥有庞大酒类消费人群的大国，人均酒精消费量却一路攀升，戒酒率持续下降。2016年死于饮酒行为引发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70.9万。同时，中国每年死于酒精中毒的人数超过11万，由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有数十万起，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探究近年来中国人均酒精消费量不断上升背后的动因，可以从影响居民进行饮酒行为决策的因素入手。首先，饮酒行为具有极强的成瘾性，随着居民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酒精消费的经济门槛越来越低，中国现有数量巨大的饮酒者为酒精消费提供了稳定的市场基础。其次，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风俗习惯影响下，酒文化是重要的社交载体，在人际交往和工作应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饮酒行为带来的人际关系促进、职位晋升和工资收入增加等社会效应又反向刺激酒精消费量，形成恶性循环。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酒类暂停专卖管理”制度，此后虽然出台了一些与税收相关的政策法规以加强酒类的管理工作，但国家一直没有统一的酒类管理法律、法规和执法主体。宽松的酒类经营销售环境为中国的酒类消费提供了较大便利，刺激了人均酒类消费量的上涨。因此，中国的酒精消费量一直居高不下，与全球控制酒类消费的大趋势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饮酒行为对健康水平的负向影响已经从病理学和医疗统计学角度得到证实，基于发达国家“控酒政策”冲击的研究也验证了这种关系。但是鉴于酒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双重属性，饮酒作为一种健康风险行为在中国的影响显然更为特殊。本文尝试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通过选取中国居民死因监测数据的样本，克服饮酒危害结果数据不可得的问题。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风俗，酒文化对各地区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本文选择官方统计部门家户调查数据中的年人均酒类消费量指标，进行地区层面的加权平均核算，同时引入县区层面的其他控制变量，可以较为准确地控制酒文化差异对于各地区人均饮酒量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中国居民死因监测数据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的匹配，对饮酒行为带来的致病风险和健康成本进行了经验研究。为保证饮酒行为影响健康的因果关系成立，本文选择工具变量回归方法，采用交通事故数量作为饮酒消费量的工具变量。一般来说，某地区的人均饮酒量越大，交通事故数越多，即交通事故数与饮酒消费量正相关。作为事故统计指标，交通事故数量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同时该变量在理论上又不直接影响饮酒行为的致病致死人数，是比较理想的工具变量。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年人均酒精消费量越大，交通事故数量越多；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人均饮酒量越大，饮酒致病致死人数越多，该地区的居民健康水平越差。由此得到，年人均酒类消费金额每增加1元，县区每年心脑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上升10.48人，癌症死亡人数上升7.69人。安慰剂检验结果排除了家族遗传疾病基因等因素作为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有效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男性和中老年人而言，饮酒致病死亡的概率更高；北方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人群受饮酒行为的危害更大。

在对饮酒消费致病风险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我们将饮酒所致的健康成本划分为饮酒行为引发的生命价值损失、医疗花费和劳动力损失代表的潜在社会成本，并选择生命价值系统性评估中主流的享乐主义工资理论进一步核算了饮酒行为带来的健康成本。测算结果显示，每年饮酒导致的生命损失、医疗花费和潜在社会劳动力损失成本超过2200亿元。基于饮酒致病的健康成本危害，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控酒政策建议：首先，需要继续在酒类产品消费过程中施加税收约束；其次，加强对于最低饮酒年龄的限制和酒类市场营销的管控；最后，增加对于酒精依赖和酒精使用障碍者的治疗和关怀措施。

本文为饮酒行为的健康效应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饮酒是中国居民传统生活习惯和社交文化的一部分，饮酒造成的健康危害与吸烟、过量糖摄入等健康风险行为具有相似性，本文对于研究其他居民健康风险行为的影响具有借鉴意义。“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强调坚持预防为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健康风险行为对于公共健康水平的提高具有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要从公共卫生政策上更加重视居民健康风险行为，宣扬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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