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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十一学校再聚焦:怎么用好资源和工具,玩转教与学?

2017-02-02 克拉玛依教育

本文转载自“新校长传媒”公众号


未来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将怎样被重新定义?工业时代诞生的传统学校教育模式该如何转型?教学改革的切入点与突破口在哪里?教师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教学?

在第二届“新学程大讲坛”上,北京十一学校的核心团队围绕“工具改变教与学”主题,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展示了他们在教学中的全新实践和探索。其中,价值观、方法论、工具箱、脑科学、认知心理学等,成为论坛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本文将从“学校、教师、学生正在被重新定义”“脑的学习是寻找与创建意义的过程”“寻找价值观、方法论和工具箱”这三个主题入手,为你解答十一学校是如何利用好工具和资源,玩转教与学的。


学校、教师、学生正在被重新定义



课堂的美妙状态:老师不见了


在纠结和痛苦中转型


作为教师,我们需要不断地追问:为什么孩子们不喜欢上学?什么样的课堂才是好的课堂?


已有30年教龄的语文特级教师史建筑,用“纠结”和“痛苦”来概括自己所走过的教学转型之路。


“多年前,我曾问学生,你们喜欢语文课吗?孩子们当时回答得很委婉,他们说,老师,我们喜欢语文,但不喜欢语文课。我很受打击,‘语文课’减去‘语文’,不就是‘语文老师’吗?还有一次,讲到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问孩子们,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下一天了,你最想做什么呢?有位学生回答说,老师,我最想上语文课。我听了很感动,便问为什么,他回答说,每当我上语文课的时候,我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孩子们童言无忌的回答,促使史建筑开始思考,为什么孩子们这么不喜欢上语文课?到底什么样的语文课堂才是好的课堂?他开始反思传统教学中存在的根本问题。


如今,像史建筑一样困惑的老师不在少数。互联网时代,学生面临海量的信息和丰富的教育资源,社会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都在推动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脚步。学生不再迷信教师,不再认为学习必须在学校和教室发生,随机的、碎片化的时间都可以找到最好的老师和丰富的教育资源。



教育应关注如何教会学生学习


转换模式、应用新工具和技术、持续学习


当我们开始实施个性化教学时,必定会面临不同学生的学习起点和终点各不相同的挑战。传统教学模式显然难以为继。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跳高运动员福斯贝里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施展背越式跳高。那个年代最流行的跨越式或者俯卧式跳高,福斯贝古怪而诡异的动作引来全场的阵阵哄笑。但随着横杆一次次升高,笑声没有了。在最后一跳成功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以福斯贝里的身体素质和成绩,在当时那个普通跳法的时代他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但是更先进的起跳模式让他异军突起,并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这是实现转型成长的第一个要素:转换模式


当然,仅仅转换模式还不够,学会应用新工具和技术同样重要。直到上世纪60年代,橡胶垫才被用来代替原来的沙坑,在这之前,大头冲下的背越式跳高简直是自杀动作。


这是转型成长的第二个要素:应用新工具和技术。


当然,福斯贝里并没有一直领先。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他连预赛都没有进。背越式跳高并不难学,他被更多快速学习、素质极佳的人超越了。


这是转型成长的第三个要素:持续学习。


回到教育教学改革上,同样需要转换模式、应用新工具和技术、持续学习的这三大转型要素。当我们开始实施个性化教学时,必定会面临不同学生的学习起点和终点各不相同的挑战,我们该以何种方式变革课堂?



探索建立以学生和教师成长为中心的教学观和教学生态



“新学程”关注每一个学生的个体学习成长路径


“新学程”试图在学生的自主发展、自我体验方面跨出更大的步伐。


2016年6月,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领衔启动了关于“新学程”的研究课题,该课题已被纳入中国教育学会“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课题中。李希贵介绍说,在过去的近10年中,北京十一学校一直在探索如何创新育人模式,以满足每一个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学校已经开始关注如何应用新工具和技术实现课堂教学的全新飞跃。


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新学程”关注的是“学生个体学习成长的路径”,在这一框架和思路下,每一位学生学习的起点、终点和过程都是可以不同的,他们学习的宽度、厚度和深度也可以完全不同。“新学程”试图在学生自主发展、自我体验方面跨出更大的步伐。


在李希贵的脑海中,新学程至少应具备三大特点:


一是自主性,这个自主,不仅是学习方式,也包括对学习资源的组织,根本上是对学习目标的自主确定。从理论上来说,一个没法确定自己目标的自主学习,其实不叫自主学习,只能叫自学;


二是综合性,要研究清楚每一个学生的学习与成长路径,包括从学习目标、学习过程、学习内容、教学关系到资源配置、检测评价等等;


三是独特性,适应自己的个性,满足自己的兴趣,甚至有利于唤醒自我潜能,这样的学程才真正能帮助每一位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同时,一定是要提供给学生工具、模型和脚手架。“为什么在课堂教学当中,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就是因为学生在攀登台阶的时候没有脚手架,在获取知识培养能力的时候没有工具,所以效率大大降低”。


“当学生的学习起点和终点各不相同的时候,我们应当以学程作为新的管理单位”。李希贵说,“新学程”是十一学校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个概念,能否经得起教育理论的追问,还有待大家的共同探索。



在帮助学生建立语文学习模型的过程中,教师自身也会获得全新的提升


课堂教学应强调原理和结构的学习

强调教学中的工具、路径、方法和模型,就是在强调原理和结构的学习,这是帮助学生实现学习迁移的重要途径。


为什么有的学生认为,语文课多上一节、少上一节似乎影响并不大,自己生病一周回来一点也没觉得学习受影响呢?史建筑开始重新思考语文教学的方法、路径、模型和工具。他发现,当自己开始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学习成长路径时,传统的经验型教学方法就开始显得不够用了。


比如,语文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多读、多写、多练”,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却并没有清晰地告诉学生该读什么、怎么读、练什么、怎么练?而要讲清楚这些,就要求教师自身对所教授的学科内容有深度认知,要了解学科内容的内核,“任何学科的内核是其结构,而不是具体的知识和细节。尽管结构的本质是简单的,但其存在的形态却可以是非常复杂的”。


以诗歌为例,诗歌的结构章法和基本特点有哪些?从表现手法、修辞技巧、结构形式等角度入手,还可以做哪些分类?除了虚实关系、动静关系、远近上下关系等,古人还喜欢运用哪些描写手法……


在帮助学生建立语文学习模型的过程中,史建筑自己也获得了全新的提升,“比如,为了帮助学生理出记叙文写作的基本路径,我把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创意写作书系’全部读完了,还做了大量的笔记。要想让学生实现学习迁移,就要注重对知识结构的教授与学习,而不是单纯的对具体事实和技巧的掌握。懂得基本原理,有利于理解整个学科。不仅物理学和数学如此,语文、历史等社会学科也如此。细节的东西,除非放进结构良好的知识体系和模型中,否则很快就会遗忘”。


史建筑相信,强调教学中的工具、路径、方法和模型,就是在强调原理和结构的学习,而这是帮助学生实现学习迁移的重要途径,“学生不仅要学习具体的知识,更要学习结构和模型,这将有助于学生理解未来诸如此类的知识,而这种教学将会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脑的学习是寻找与创建意义的过程


美国心理学专家丹尼尔·威林厄姆在《为什么学生不喜欢上学》一书中指出,“大脑倾向于用记忆指引行动,而不是用思考,因为大脑需要留出足够的能量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




大脑首先是加工影响生存的信息,其次是加工产生情绪的信息,最后是加工新的学习信息。


这句话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大脑对于信息的加工是有优先级的。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大脑首先是加工影响生存的信息,其次是加工产生情绪的信息,最后才是加工新的学习信息。而好奇心则是能够引起大脑注意的重要心理状态,孩子的学习动机往往是由好奇心激发的。


“我们常会语重心长地对孩子说,一定要把学习放在首位,现在看来这句话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也多么的无知啊!”北京十一学校副校长周志英,作为“新学程”研究课题组的核心成员,最近几年一直对脑科学和学习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关注。她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并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后发现,情绪确实是影响学生学习状况的重要因素。



情绪学习是大脑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有强烈的情绪刺激时,该信息将会由丘脑直接传导到杏仁核进行处理,不再经过大脑皮层做深度加工。


对于学生的大脑认知而言,学习新知识并不被排在第一位,它甚至是排在情绪学习之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情绪学习是大脑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师首先需要学会如何避免让学生产生消极对抗的情绪,否则学生无法进入到真正的学习状态。同时,教师还需要研究如何让学生能产生积极的情绪状态,在积极状态下,学习效率将会是成倍的。


研究显示,人类大脑的学习首先是寻找与创建意义的过程。对大脑而言,学习内容本身并不能反映其是否有意义,只有学习者把学习内容与自身已有的知识结构建立了联系,才会产生意义。


因此,学生对信息的感知是否有意义,比他对这个信息的感知是否理解更重要。



大脑的学习过程需要经历五个环节:信息的输入、处理、编码、存储和提取。


认知心理学指出,大脑的学习过程需要经历五个环节:信息的输入、处理、编码、存储和提取。“编码”,也就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当学生要处理某个信息时,这个信息是否有意义,取决于这个信息是否能与学生的已知经验建立联系。如果建立起联系,就完成了该信息的编码,紧接着才能将该信息进行储存。


储存的过程,就是把已经完成编码的信息进行网络化、结构化,从而便于日后的提取。只有完成了这五个环节,才真正实现了学习。



脑认知研究显示,从信息的输入到最终实现提取,会出现大量的信息衰减。


研究显示,从信息的输入到最终实现提取,会出现大量的信息衰减。如果不加干预或者指导,最终能被大脑记忆并实现提取的信息往往仅占输入信息的2%,其余的98%都会被遗忘。而有效的学习指导和教学工具,将会大幅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举例来说,当学生处于学习的“输入—处理”阶段(第1阶段)时,提出“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刺激回忆先前的知识”,将会显著提升学习效果。


进入“编码—储存”阶段(第3阶段)时,教师如果能开发和设计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工具,就能帮助学生将新知识更好地纳入其已有知识体系。比如,利用思维导图,有效于帮学生理解各主题间的关系和实现发散性思维。




教师如果能开发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教学工具,就能帮助学生将新知识更好地纳入已有知识体系中。


教学一定要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教学。分组和合作学习是教育所有学生的有效学习方式,是进行个体差异教学的理想途径。


大脑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整理、组织和储存太多的新材料,在学习了新材料后,大脑需要有休息的时间来沉淀知识,“我们给学生少量的信息、足够的加工时间和从任务中脱离的休息时间,这就使得神经元能更牢固地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长时记忆”。十一中周志英副校长说到。




教师应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关注知识的结构。孤立的知识属于死板的“惰性知识”,只有系统的知识才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研究发现,学生对所教学习内容的回忆率呈现一个金字塔形状。其中:


仅仅靠教师讲授,学生仅能吸收5%的信息;

学生通过阅读,能吸收10%的信息;

视听并用,可吸收20%的信息;

教师演示,能吸收30%的信息;

学生间的讨论,能吸收50%的信息;

学生通过实践,能吸收70%的信息;

学生教学生,能实现95%的信息掌握。


可见,学生间的深入讨论、体验式的实践活动,以及让学生来教学生,是促进学生知识吸收、加深记忆的重要教学工具。


寻找价值观、方法论和工具箱


每年去北京十一学校参观学习的教师校长成百上千,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这所学校太好了,但是我们学不了,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具备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条件。



学习力的根本标志,在于理解教育实践背后的价值观,并创造属于自己的方法论


对此,李希贵用一个例子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世界上总有一些看上去很奇葩或另类的教育实验,比如道尔顿教育计划、巴学园、夏山学校、不分级学校、密涅瓦大学、可汗学院……面对这些教育实验或教育探索,我们能学吗?能拿来就用吗?


李希贵认为,这些表面上看上去各不相同的教育方法,其背后其实都有一套自身的教育哲学和价值追求,“因此,对于具体的方法,我们没有必要完全照搬,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背后的教育思想”。


比如,道尔顿教育计划的核心教育哲学是“自由”,即让学生拥有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意志,让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下,相对自由地支配学习时间、选择学习科目和适合个人的学习速度。而落实到具体方法,却是体现在如何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如何处理好自由与责任的关系上,比如签订协议书等。


美国密涅瓦大学,要求学生每学期都要选择到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去学习,其背后的教育哲学则是理解多元文化。“曾有一位小学校长,觉得密涅瓦大学的这种教育方法非常好,他很想借鉴一下。然而,让还没有形成价值观的小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去学习多元文化,显然是不适合的。”



不同的教育实践,背后都有一套自身的教育哲学和价值追求


李希贵觉得,学习借鉴他人经验,首先应了解其背后的教育哲学和价值追求,而不是先关注具体的细节和方法。一旦认可了某种价值追求后,完全可以创造适合自己的方法和途径。


比如,农村学校的条件肯定不如城市学校好,没有400米的标准操场、没有游泳池,也没有体育馆,但是如果你觉得强身健体非常重要,是完全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方法的,比如可以设计出爬树课、爬山课、沙包课、跳绳课,等等。


李希贵觉得,在注重学习力的今天,体现一个人学习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要“笃定价值观,创造适合自己的方法论”。他说,当一个人在某种教育经验面前没有想清楚时,就会出现到底是学习方法还是学习理念的困惑。而价值观是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方法论是价值观在实践中的体现,“通俗地说,就是看法与做法、立场与路径”。


十一学校又是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方法论的?


理清方法论中的价值观



十一学校招聘新教师时,都会要求应聘教师上一堂现场课。而让招聘团队为难的是,招聘工作是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的,安排在周末上课又面临没有学生的尴尬。怎么办呢?


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叫“今天你当面试官”,招聘团队开始面向全校或某个特定年级的学生招募面试官。对于学生来说,这可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和成长经历。结果可想而知,学生们报名很踊跃,招聘工作很顺利。


在道尔顿教育计划的启发下,十一学校曾尝试了许多教育创新和探索,目前则启动了更深层次的基于学习标准的“新学程”研究。李希贵介绍说,目前的国家课程标准过于空泛,缺乏操作性,无法真正指导教师达到教学目标,也无法帮助每一位学生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路径。


如果在教学中没有师生可以依据的可操作性标准,“围绕教材教教材、只教知识不教原理”的课堂现状就难以避免,用教材实现学生能力和素养的提升就是空中楼阁。


所以,十一学校正在研发和细化各学科某一具体育人目标的分层级教学标准。这个标准可以帮助和指导学生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而不仅仅是安排学习任务。这样,就可以真正放开学生,让他在一个星期、甚至1-2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不同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工具,实现自身的学习成长路径。


通过“减法工具”,实现创新



创新可不可以学习?创新有没有工具?在西方,创新真的是有工具的。李希贵今年有机会参加了一个以色列的培训。他发现,国外在创新领域已经开发了不少工具,这些工具非常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有一个叫“减法工具”,就是在完成一项任务的所有要素中,一个一个往下减要素,看一看是不是没有某个要素,就真的无法达成目标?


以一场考试为例,原则上需要有学生、试卷、考场、监考等多个要素。而利用“减法工具”,可以进行一些列的追问:


  • 没有监考可以吗?似乎可以。

  • 没有考场和试卷可以吗?似乎也可以,比如远程面试。

  • 没有学生可以吗?最终,大家发现,没有学生竟然也能考试。


“你想出来的方法,就是你的创新成果。所以,不要轻易说不可能、不可以。当你尽最大限度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时候,就是在笃定价值观的前提下,创造出了适合自己的方法论”。


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之间,需要中间环节



为什么有时我们有很好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却难以落地?或是一到现实中,就会出现把好经念歪的现象?李希贵认为,主要原因是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之间缺少中间环节——原则、要素和模型,“世界观或价值观是宏观层面的,方法论是微观层面的,而只有宏观和微观层面是难以操作的。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中观层面并确立一些基本的原则或模型,就可以确保从价值观到方法论的统一”。


比如,十一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几十场甚至上百场的活动。那么,举行这些校园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最终,大家通过实践总结出了大型校园活动的三项原则:参与感、互动性、分合型。小型活动的三项基本原则:目标精准、提前公布、公开选择。有了这些基本原则,就可以放手让师生组织各种活动了。


在十一学校,还有一个所谓的“三三五”原则:如果学校同时有3人外伤,或者一个教学班同时有3人发烧,或者一个年级同时有5人腹泻,教师和校医务室就必须马上报告校长。


“因为3人同时外伤说明有可能学校里出现了打斗,一个教学班同时有3人出现发烧,或者5人出现腹泻,就必须调查清楚是否有流行性疾病或者食物中毒问题”,李希贵说。


哈克尼斯圆桌,使课堂交流变得更加多维和开放



美国的“哈克尼斯圆桌”曾解决了秧田式课桌摆放所带来的交流问题,使得课堂上的交流变得更加多维和开放。哈克尼斯圆桌被设计成椭圆形,并一直沿用至今。圆桌最长直径6米,周围可摆放13把椅子,桌面下有13块木板,当学生考试时可以抽出来,然后把椅子转90度角,就可以背对背地进行考试了。


就是这样一种课桌的重新设计,带来了课堂教学的一系列变化,并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哈克尼斯式”教学法。


善用工具,将会让方法变得科学而高效,甚至会带来教学中不可思议的改变。李希贵举例说,十一学校有一位教授物理的外教,带了一支“民间”篮球队,这支篮球队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很有影响力。


然而,一些其他学科的教师却很困扰:加入这支篮球队的学生,心思全都扑在了篮球上,经常一下课就一溜烟儿地跑去打篮球了,一些学科的学习已受到影响。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这位篮球外教想出了一个解决工具:只有见到所有学科教师的推荐信,学生才能入队。就是运用了这样一个工具,想加入篮球队的学生们再也不敢忽视其他科目的学习了。



作者 | 郜云雁

来源 | 中国教育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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