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之争，所争即中西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其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内核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常态。用分科眼光认定的所谓教育转型，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造成培养新式人才的机制，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更新，使得中国人的知识系统和思维行为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促进了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与此前截然不同，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主导和笼罩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造成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发生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不仅必须依据所对应的西学分科来决定自己是否仍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而且在没有宗教精神的文化系统中失去道德伦理的支柱作用。如此一来，追赶先进开始扮演终极关怀的信仰角色，欧化西化成为时尚。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觉得一无是处，从而埋下赶上甚至超越他者之后自我迷失的隐忧，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文明多样化的重要选项的潜在价值无从显现。而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认识历史，了解现状，把握未来，已经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
辛亥时期风起云涌的学界风潮，对于广泛而迅速地散播自由民主思想，鼓动民众反抗专制统治的情绪，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而浙江湖州吴兴县南浔镇的浔溪公学，在辛亥学界风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1902年11月发生的第二次冲突，具有相当典型的象征意义。风潮中针锋相对的冲突各方，以及应邀前来的调解人，其实本来是大方向一致的同道。近代史上，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当“革命”处于自发阶段时，其直接诉求有时虽然看似同一营垒中的内耗，但冲突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力和广泛社会影响，却起到了动摇和破坏现存统治秩序，间接乃至直接动员民众的作用。
从研究具体史事的角度看，浔溪公学风潮还有另一重典型意义，即相关各方对于同一事件的陈述和评价，出于各自立场和利害的差异，往往相歧甚至相悖。重现史实如果仅仅依据某一方的记述，不单会造成片面，还可能整体上扭曲真相。参照比勘各种记载，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则可以在不断近真的同时，探测和把握相关各方态度立场差别的心路历程，从而找到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以免用后来外在的观念臆测解释。
【盖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盖棺论定，已成人物评价的一种固定模式或习惯。韩愈《同冠峡》诗所谓“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当人的生命不再延续之时，似乎就可以断定其一生的是非功过，对其生平作出客观、公正、恰当的结论。据此，史学研究中，人物评价成为不少人追求的目标或准则。可是，这样的信念是否可靠，大有考究的余地。尤其在千古大变局的社会转型期，面对中西新旧的乱相，当局者固然难以取舍，后来人也不易权衡。秉承着盖棺论定的信念，以生命的终结为起点，无数的生者试图判断一个人一生的是非功过，结果仍然只是提供了四面看山的视角。努力客观的结果，还是制造新的主观。清季张之洞之死，恰好是盖棺而论难定的典型。清季以来，由于报馆林立，利害迥异，许多人可以及时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而后来的人物传记往往以传主的生平为起点和终点，这些当时盖棺论定的看法，一般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却不失为研究和理解人物评价的上佳素材。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王尔敏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依照孙中山的演讲文本，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其实，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反驳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具体所指，外部渊源主要是英国的罗素、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内部则几乎涵盖国家主义以外新文化阵营各个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倾向社会主义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世界主义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观为主导的大同思想进入中国，由于“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地位日益上升，以及欧战宣告国家主义破产，世界主义在以西为尊的新青年中渐趋流行。经过与外力压迫下不断高涨的爱国情绪相融合，形成“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与孙中山改造后的民族主义虽有分歧，亦存在沟通的基础。随着民族危亡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新文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取舍，始终是困扰后发展国家的两难选择。
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党派系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缠绕之间的两难困境，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