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有为 | “四川北路”之外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1年第12期28-32页

“四川北路”之外

史有為

本体说“路”01

“四川北路”是上海一条普通的马路。吕叔湘先生却从这个路名里发现了出乎常人认识的问题。他认为“四川北路”应该是由“四川路+北”构成。结构应该是“四川-[北]-路”（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66节）。他在一次口头解释中指出：这条路的原名是“北四川路”，后来才将“北”嵌入到中间。可见两个直接成分是“北+四川路”，而不是“四川+北路”。嵌入式这种组成结构是个新玩意儿，在直接成分分析法里让人为难，最后不得不承认直接成分可以有非连续的“四川…路”。这样才摆脱了尴尬。

可是人们还是愿意将这类格式认作“四川+北路”，因为韵律上的确分成这样的两段。可见韵律与结构并非总是一致的。上海有南京东路、南京中路、南京西路三段，连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南京路”。只有嵌入式分析才能在语义上解释和理解这些路名，也才能理解“南京路上好八连”。

查查历史才知道，“四川北路”和“北四川路”有些不同。不同处在于参照系的变化。四川路桥以北的“北四川路”是相对于桥南“四川路”的，这是两条虽然相接，但管辖者不同的马路。四川路属于英租界。

而“北四川路”所在地原属美租界/公共租界（始于1848年）。1877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始建造“北四川路”,后来又归属日租界（始于1894年），后划归虹口区。1946年二战胜利后才将四川路和北四川路以及南端几条路连成一条路，分别改名为四川北路、四川中路和四川南路。

如今的四川南路，原属法租界，分别有孟斗班路（Rue Montauban）、天主堂街、新北门大街（1943年改名天台路）几段。

这样一看，原来“北四川路”的参照系仅仅是老“四川路”而已。

而“四川北路”的参照系则是连成一条路后的新路自身。

尽管改名后的组成者还是“四川路”+“北”，但表面结构形式已经不同，而且参照内涵也大大不同。因此“北四川路”并不能成为嵌入式“四川北路”的证据，而只能是嵌入式结构的认识激发点。

嵌入式确实在汉语母语者心理中嵌入了一个新的结构，而且逐渐被全国认可并习惯。这样的地名虽然不合传统，却是个时髦。从上海开始，全国各大城市都群起仿效。例如广州有“新港东路、新港中路、新港西路”，青岛有“香港东路-香港中路-香港西路”，泉州有“温陵北路-温陵南路”，都是“四川北路”、“南京东路”的拷贝类型。这是一次富有创新意义的事件，应该归功于有创新精神的上海。这也说明，语法也是可以嵌入的，可能是外来的，也可能是自创的。然而，“四川-[北]-路”在形式上总是怪怪的。怎么会出现这种嵌入格式？这至今仍是悬案。对汉语人而言，“四川北路”等的出现是一次新的结构嵌入，

02

原来传统的格式还在许多道路上使用着，并不容易被嵌入式“统一”过去。比如北京的“东长安街、西长安街”，“南长街、北长街”，“东交民巷”，“南锣鼓巷”；又如长春的“北凯旋路”、“北远达大街”；再如常州的“南大街、北大街”。

03

那么除此以外，其他与“四川北路”同形式路名难道都是嵌入式类型吗？

那可不一定。北京东城区有三条路，分别叫“酒仙桥路”、“酒仙桥北路”和“酒仙桥东路”。这三条路可不是连成一条线的路。“酒仙桥路”是南北向的，“酒仙桥北路”却是东西向的，与“酒仙桥路”呈丁字形相交关系，而非延长关系。“酒仙桥东路”虽然也是南北向的，却只与“酒仙桥路”平行。也就是说这是完全无延长关系的三条路。它们只与“酒仙桥”有关。因此，“酒仙桥北路”只能是“酒仙桥北-路”的结构，“酒仙桥东路”也只能是“酒仙桥东-路”。

北京月坛附近的两条东西向的平行马路，一条为月坛北街，另一条是月坛南街。它们甚至完全不相交，更不可能是一条路的两个区段。它们只能理解为“月坛之北的街（月坛北-街）”和“月坛之南的街（月坛南-街）”。

广州有一个“白云新城”区，在它的东西两边有两条平行路。东面的叫“云城东路”，西面的叫“云城西路”。意思是白云新城之东/西的路。它们互不隶属，甚至都不相交，也不能统称为“云城路”。“刺桐城”泉州也有两条南北向的平行马路，东边的一条叫“刺桐东路”，西边的一条叫“刺桐西路”。中间隔了一长条区域。它们既不能按“四川-[北]-路”去理解，也无法按“月坛北-街”去分析。广州的只能分析为“云城东-路”、“云城西-路”，泉州的则只能分析为“刺桐-东路”和“刺桐-西路”。

04

当然，现实并不那么令人舒服，还有让我们为难的。北京海淀区原来只有“中关村大街”三环路以南的延伸路段曾称白石桥路，后来因为中关村大街北部延伸出一段，因此重新加以命名，南段的白石桥路改为“中关村南大街”，北段新延伸的称为“中关村北大街”。这三段路是否都是“中关村大街”的一部分。谁也不敢说。因为人们的习惯里“中关村大街”只指北起四环路、南至三环路的那一段，不能包括南北的另外两段路。这段路又确实是以中关村地理范围命名的。但这三段路又是南北一条线。因此，“中关村南大街”就有两种合理的理解：其一是“中关村-南大街”，其二是“中关村南-大街”，可就是不能理解成嵌入式“中关村-[南]-大街”。

05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三种结构？看来大都与参照系有关：

1.

如果以现场的一个物理存在作为命名的参照系，那么其结构必然是“月坛北-街”或“酒仙桥北-路”以及“云城东-路”。这些道路都因在参照物（月坛、酒仙桥、白云新城）的北面或东面而得到如此命名。

2.

如果以道路自身的走向作为参照系，那么其结构就可能是嵌入式的“四川-[北]-路”或“南京-[东]-路”。这些马路都是以马路的太长而将自身切分成三段，并如此命名。

3.

如果不属于以上两种，而且是几条不连接的道路，那么有可能它们互相之间的方位作为参照系，那结构可能就是“刺桐-东路”和“刺桐-西路”。

延伸说“站”

路是一种线条状的地理存在，如果不是线条状，而是点状的地理存在，会如何命名呢？北京海淀区有一个后增加的公交车站叫“海淀黄庄南站”，以前曾有个相对立的“黄庄站”，由于“海淀黄庄南站”的出现而改名为“海淀黄庄北站”。

“站”是一个点，不是一条线，不可能有一个总的“海淀黄庄站”，也不可能有嵌入式的“海淀黄庄-[南]-站”。它只能是“海淀黄庄之南”的“站”。这更证明它们都是“海淀黄庄南/北-站”的结构。这是因为它们以“海淀黄庄”作为命名的参照。这与上面的“甲”类机制一致。每到此站，乘务员报出“海淀黄庄南到了！下车的请前后门下！”这证明这种站名确实是甲种结构。

如果是北京南站”呢？那就可能有参照岐解。参照有两种，一种是外部参照，“月坛”就是一个外参照，“月坛南-街”是建在月坛的南面，这条街与月坛互不隶属。另一种是内参照，在一个大北京内，在北京南部建设的火车站，以北京内的方位作为参照，当然就应该叫“北京南-站”。这就是内参照。另一种理解是以“北京站”、“北京西站”为参照物，那有两种可能的结构：或者是“北京南-站”，或者是“北京-南站”。从铁路售票实际公示的来看，都是以“北京南”出示的，因此是“北京南-站”。而在旅客的口中，又称呼为“南站”。这是对“北京-南站”的简称。因此，“北京南站”有两种实际存在的结构。管理方明显是以“北京南-站”来命名的。这属于甲种机制。而旅客方还可能有“北京-南站的理解。同样，“天津西站”也存在管理方是“天津西-站”，而旅客方却可能是“天津-西站”。后一种存在于口语。英语翻译为Tianjinxi Railway Station，明显是管理方的真实表白。

我们得承认：可能有两种合理的结构理解存在于不同人群中。

我们也得承认：语言世界是复杂的，路名结构也可能不那么简单。

撰于2021年国庆期间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1年第12期《学林》栏目。

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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