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人——漫谈四川科幻创作史上那些闪亮的名字

2月19日，“追梦人——漫谈四川科幻创作史上那些闪亮的名字”活动在屋顶上的樱园举办。这是八光分与樱园举办的第三期科幻阅读沙龙，也是我们春节以来的第一场活动。

阳光明媚，四位科幻前辈与到场的新生代科幻迷们共话四川科幻往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本文根据现场嘉宾发言整理而成，以飨未能到场的读者。

主持人：欢迎各位朋友今天抽出时间来到现场，参加由屋顶上的樱园和八光分文化联合举办的第三期科幻沙龙。今天正好是我们农历虎年的第一场活动，这个头开得非常重磅，非常宏大，我们请到了在四川科幻圈乃至整个中国科幻圈都非常知名的四位大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在座的四位嘉宾，他们的身份非常多样，经历也非常丰富和传奇，因为今天我们是一场科幻主题的活动，所以我就着重介绍一下四位老师在科幻相关领域的一些身份。

第一位是吴显奎老师。吴老师的身份非常厉害，他是首届银河奖金奖得主。1986年第一届银河奖，吴老师的一篇科幻作品获得了首届银河奖的金奖，而吴老师本身，他也长期在政府部门任职。

第二位谭楷老师，可能是中国科幻界所有编辑和所有作者共同的老师。因为从《科幻世界》创刊之初，谭老师就担任编辑，一直到退休他都是《科幻世界》的资深编辑，最后一直做到了《科幻世界》杂志的总编。

第三位董仁威老师，是非常著名的科普作家以及科幻作家，而且也是我们华语科幻星云奖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最后一位姚海军老师，是依然活跃在我们中国科幻界的中流砥柱之一。我觉得应该可以称他为我们中国科幻界最好的编辑之一——加上“之一”，是因为我们的广告法（笑）。

左起：姚海军、董仁威、谭楷、吴显奎、李昊（主持人）

今天有幸请到了四位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们踏入科幻这个行业以来所经历的一些事。我是主持人李昊，我今天会尽量少说话，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信息量巨大的四位嘉宾。

今天老师们讲的很多内容，都出现在了一本叫《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的书里。这本书是八光分文化和新华网四川分公司联合做的一项“抢救性质”的工作，他们采访了大量科幻界的资深前辈，留下了很重要的历史。我们这本书的主编之一杨枫老师今天也到了现场。

首先我们先回到1978年，当时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推动中国科幻、科普的一件大事——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自此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就掀起了学科学的热潮，科普以及科幻迅速地走入大众的视野。请问我们的四位老师，在那个阶段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趣事可以分享一下？姚老师可能年纪要比三位前辈稍微小一点，但是您的经历也非常值得说，那时候姚老师还是一个中学生。

吴显奎：1978年对我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年，因为我是1978年3月8号来到成都的。那时候我读了两本书，一本是鄂华的《盗火者的足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本《科学发现纵横谈》，是王梓坤先生写的。这两本书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影响。当然还有第三本书，就是一年之后创刊的《科学文艺》，它对我一辈子都有影响，40年没变。所以1978年太重要了，它改变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高考是在1977年底，那年（约）550万人参加高考，（约）28万人被录取，录取率百分之四点几，非常低。我们感恩1978年，感恩科学的春天，感恩改革开放。

主持人：刚才吴老师提到的《科学文艺》这本杂志就是《科幻世界》的前身。最早这本杂志叫《科学文艺》，是1979年创刊的。吴老师您的作品就刊登在第二期上面，对吧？

吴显奎：创刊号当时是在锦江大桥的桥头那边摆摊售卖，五毛钱一本。我们那时是11块钱的奖学金，大概够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五毛钱也算是重金。这本创刊号我保存了两本，一本捐献给了董（仁威）先生的博物馆，另外一本现在放在我的办公室。

主持人：所以我想把话题交给我们的谭老师。谭老师是我们《科学文艺》也就是《科幻世界》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您去摆摊了吗？（笑）

谭楷：我很喜欢摆摊，很喜欢忽悠人（笑）。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锻炼。首先知识分子要先把脸面摆下来，就是要死缠烂打，就是要别人爱你这个书，就是要说好话让人家把钱掏出来买你的杂志，真是恨不能直接抢了（笑）。当时经常有各种杂志摆摊售卖卖，是杂志百花齐放的时期，大量的杂志尤其是科普类的，据说有上百种。

主持人：董老师和《科学文艺》或者说《科幻世界》的渊源在于董老师的处女作刊登在《科学文艺》的第三期上，叫做《分子手术刀》。即使放到现在来看，我觉得小说里面的设定也是不过时的。想请董老师回忆一下您对于1978年的科学大会以及1979年《科学文艺》的创刊那一段科幻、科普的春天有什么样的印象？

董仁威：这是刻骨铭心的（经历）。这里要提一下，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是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逝世纪念日，2月19日。我（之所以如此）清楚地记得，因为是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一切，给了我们一切，我们这代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他主张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把科学的春天带来以后，我就跟科幻结了缘。

我们当时读研究生被当成修正主义苗子给处理了。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农场里工作，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科学、专利的东西。这个时候春天来了，《科学文艺》创刊了。（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把我们这一批人组成一个队伍，以《科学文艺》为阵地，开了很多培训班。于是我开始写科幻小说，然后就把我比较成熟的《分子手术刀》放在第三期上发表。谭楷的年纪虽然比我小，但他是我的老师，因为他抓我写了很多文章，由他来安排发表，这里面也有报告文学，很多人知道，我也从此走上了科幻、科普的“不归路”（笑）。

主持人：姚老师那时候还在上初中对吧？相对于我们的三位前辈来说可能要小一代。

姚海军：我们四个坐在一起，实际上看起来年龄差不多（笑）。科幻人永远是年轻。

1978年我还没有走上科幻之路，那个时候我还行走在上学之路上。我住的小乡村很闭塞。距离学校7.5公里，所以地名就叫七公里半。很多时候车坏了就要步行。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也就有了很多人生的经验。当你每天行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时候，可能突然就会有另一番感受，一年四季不同的星空，发现原来这条路也富有变化，可能那时候就启发了我的幻想，在心里埋下了科幻的种子。后来，到80年我才接触到第一篇科幻小说。

主持人：那么我想再请问一下谭老师，1979年第一期《科学文艺》刊登作品的时候，好像并不完全是科幻方向，对吧？有很多科普类的内容，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里面刊登了《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电影文学剧本。谭老师可以跟大家说说吗？

《科幻文艺》第一期目录

谭楷：《珊瑚岛上的死光》原著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1978年获得了中国第一次用投票来进行选择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认为这是科幻小说，不能算数。后来《人民文学》坚持说它可以算数，这一下子就把科幻和文学放到一起了。可以说，《珊瑚岛上的死光》改变了当时中国科幻的状况。后来它很快就开始拍电影，人文社主动建议把剧本放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

我在第一期杂志上发表了《显微镜下的城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科学诗。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好可耻。（笑）“显微镜下的城市”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所在的国防科工委）的研究所在1964年，也就是在河北石家庄大水灾过后的一年，造出了中国的第一块芯片，这首科学诗里的“显微镜下的城市”就是指计算机芯片。这首诗现在看起来惨不忍睹……

主持人：我刚才说谭老师是《科幻世界》的创始人之一，其实他还是雷达工程师。谭老师特别喜欢文艺，最后选择了能够把文艺和科学结合起来的一份工作。

谭楷：（离开研究所）回到成都我就到处找工作，这就找到了《科学文艺》，因为我又喜欢科学又喜欢文学。原来我准备去的是《星星》诗刊，我想我可以一边当编辑，一边写诗。但结果一想就有问题了，这里全都是知名的作家老师，我早上起来给他们倒茶要先给谁倒啊？后来我就想算了，还是让别人给我倒茶好一点（笑）。

主持人：您还记得创刊号卖了多少本吗？

谭楷：大概十七八万。我进来以后，第一期发表我的诗，第二期我就开始编，然后一直编到2004年，我退休了。

主持人：所有这些早期历史都在我们这本《追梦人》里有不同角度、不同人物的讲述，大家如果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多关注这本书——刚好请来的四位大咖也都被写进书里的，非常难得。

《科学文艺》诞生开始就一期十几万的销量，很惊人啊。按现在的说法，里面的每篇文章都是10万+。这个高度放在今天也是巨大的流量啊！

谭老师还有一个故事，就是科幻大奖银河奖是从谭老师的一首诗中得名的。那首诗叫《银河礼赞》，谭老师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一首诗。

经过了百花齐放的春天，整个文学圈却在80年代初陷入了低谷，一百多家科普杂志迅速缩减到了二十家，甚至更少，到最后只剩下《科幻世界》这一根独苗，守住了中国科幻的火种。我们请四位老师来回顾一下这段时期的状况。

董仁威：因为我是写科幻史的，也写了那四个被批判的科幻作家（童恩正、叶永烈、郑文光、刘兴诗）的历史，他们亲自接受了采访。当年那场（针对科幻的）灾难确实莫名其妙，原本在科学大会之后兴起了一大批科幻作家和科幻作品，但是有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科幻老前辈和科学家，认为科幻作家写的东西不科学，背离了科学方向。

主持人：其实就是科学和文艺的一个争论，争论科幻到底应该重科学还是文学。

谭楷：姓“科”还是姓“文”，其实没必要争论。爸爸是科学，妈妈是文学，科幻本来就是杂交。

董仁威：这个确实是历史的疑问。我最近在写中国少儿科幻史，把所有健在的人都采访了一遍，包括肖建亨。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中国的科幻其实首先做的是儿童科幻，也就是儿童文学，以普及科学和知识为主。后来我们和世界接轨，才让科幻逐渐摆脱了科普的任务，回归文学本质。

主持人：一开始科幻针对少年儿童，以及以科普为目的，其实是沿袭了苏联的做法，但是它的争论到80年代后在中国又重新进行了讨论，最后以至于有些上纲上线。

董仁威：我采访过90岁的肖建亨老师，当时《科学文艺》第一期就刊登了他的《金星人之谜》。他的作品影响也很大，每一部作品都是几十万册的发行量。他就讲了这个事情，他不认为这是苏联的影响，而是自发的，为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很多领导者都觉得应该以科幻为武器，来普及科学知识，虽然比较片面，但也出了很多好作品。后来的争论就是科幻应该姓“科”还是姓“文”，我们就说科幻要进行一次突围，这个突围就是针对把科幻只跟科普联系起来的做法，就是科幻首先应该是文学。许多著名作家就朝这个方向前进，比如叶永烈、董恩正、郑文光，他们写了比较纯文学的东西。一开始突围是比较成功的，但后来被扼杀了。

董仁威老师发言

主持人：那想问一下吴老师，在担任政府要员前，吴老师也写作过很多科普和科学家传记，当时的这场姓“文”还是姓“科”的争论是否对您的科幻创作产生了冲击？

吴显奎：对我还是有一定影响，我后来就转去写一些关于科学家的传记文学了，比如《晨星，在最黑暗的时候升起》，介绍英国的科学家，还有《涂长望之死》《黑海风暴》。等这个冲击过去后，才回头又写科幻小说。

主持人：您最著名的传记文学就是《两弹元勋的秘密历程》。

吴显奎：那是1986年3月，我有个同学在《中国青年报》，我们两个是受当时国防部授权，张爱萍钦点，去大山里住了两个月。当时邓稼先还在301医院住院，我就专门写了邓稼先等科学家。先在《中国青年报》发了长篇通讯，然后1986年12月在《萌芽》杂志上发表，次年获得了第三届上海《萌芽》文学奖。那时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看到后还专门写信感谢我们，她说邓稼先这批从事核武器研究的人就是为了强大的中国和安定的世界，这是她的原话。因为当时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对发展核武器的理解，在国内是有两种声音的。

主持人：吴老师您还记得您的报告文学中有句最著名的话吗？那是关于评论和平的一句话，我觉得太精彩了，非常值得在此说一下。

吴显奎：“平衡来源于力量，和平依赖于威慑。”后来据说我们成立核物理研究院的时候，把这句话作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吴显奎老师发言

主持人：刚才我们说到科幻在当时受到了巨大冲击，但科普就还好，想请谭楷老师讲讲作为这场冲击的直接承受方，当时在《科学文艺》杂志社时有具体的感受吗？

谭楷：我们是深陷其中，但我们《科幻世界》我认为最骄傲的是，现在很多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带一帮小孩或者各种各样的人去参观。面对来参观的人，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科幻世界》在人民南路四段11号办公楼的5、6层，这两层楼都是我们自己的钱，我们靠读者买杂志赚的钱修的，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就这点我最自豪，我们白手起家把《科幻世界》搞起来了。

主持人：您觉得当时《科幻世界》受到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谭楷：其实当时《科幻世界》的作品没有一篇受到批判，真正受到批判的是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讲的是在喜马拉雅山山顶发现了一些恐龙蛋，然后把这些恐龙蛋带回去，还想办法把恐龙孵了出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有一些科普作家就认为这些恐龙蛋不可能变成恐龙，认为这不科学，违反了辩证法……然后一批科幻作家就受到了牵连……

主持人：所以当时科幻成为了一束烛光的时候，反而创办了银河奖，然后银河的光芒也就落在了当时还在大兴安岭的姚老师身上，现在就请姚老师分享一下当时的经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姚老师当时是在手抄那些所谓的“精神污染”吗？

谭楷：大兴安岭不是说经常出现外星人吗？我都怀疑姚海军是不是外星人。（笑）

姚海军：当时我是读者，在八十年代初接触到科幻，后来我就作为读者见证了科幻前辈从《科学文艺》开始，怎样历经曲折和探索，最后变为了《科幻世界》。当年有两年改名叫过《奇谈》，最后才定名为《科幻世界》。还是说回银河奖，银河奖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中诞生，后来银河奖的作品就进一步呈现出来，整个到新生代作家，特别是到新生代作家，星河、吴岩、韩松这一代出现了，他们走到舞台中央，银河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主持人：姚老师您当时已经开始独立创办科幻资讯类的《星云》杂志了吗？

姚海军：对，那是1986年，那是一本爱好者杂志，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一本众筹杂志，它的资金都是全国科幻迷资助的，我只负责印刷和邮寄到全国各地，很多读者写信时都会给我寄邮票。直到后来，我们才有了以大学为单位的科幻社团……《星云》在当时还起一个作用，就是作为信息平台，在前互联网时代，为大家提供科幻作家写什么小说、科幻杂志的需求等信息。

科幻爱好者杂志《星云》，1993年第八期

主持人：董仁威老师其实和银河奖也有很深的渊源，请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些趣事。

董仁威：当时我在成都制药四厂当主任，后来和意大利合作建立了成都儿童营养中心，我又当主任。我们生产了一个产品，是意大利给我们提供的一款膨化食品，看起来就像小螃蟹，一炸就是一大堆，很有营养，而且很漂亮。那个时候《科幻世界》评奖，没有资金，没有奖品，就说让我提供。我说没问题，你要多少，我这里“螃蟹”多得很，一次给你发几万个。（笑）所以有很多届银河奖的奖品，都是我提供的泡司。

螃蟹形泡司

谭楷：吃了儿童营养食品之后写科幻，有奇效！

董仁威：我早年作为一个科幻爱好者写科幻小说，后来不能写了，大家都转行，比如做传记文学、科普，但是我们依然非常热爱科幻。在我们能够帮助的时候，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帮助科幻事业发展。

主持人：吴老师您是在1986年做了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

吴显奎：1982年我就在给周孟璞先生当秘书。周孟璞先生是我们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前身叫科普创作协会的创会元老。1985年我是办公室主任，到泰山开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一届二次理事会，回来后童恩正先生说咱们换届，1986年换届之后我就担任秘书长，干了二十年。2006年董仁威先生正式当选主席，在这之前他已经过渡了一年。董先生做了十年协会的主要负责人。

董仁威：我要补充一点，虽然我是主要负责人，但吴老师一直是秘书长。因为在这十年之间，他当官儿去了……

谭楷：他当了西部博览会的总指挥、省政府的秘书长。

董仁威：凡是要做活动，我就找他，帮我找地方，找钱……

吴显奎：因为我是秘书长嘛。（笑）

主持人：咱们回到1984年。这一年是请到了《科幻世界》的老社长杨潇来带领团队……

董仁威：不是请她来，她本来就是我们的编辑，是竞争上岗。这件事情还是童恩正的功劳，童恩正动员她竞争上岗。

主持人：与童恩正一起动员杨潇老师竞争上岗的还有一位王晓达老师。

王晓达（1939.08.08-2021.02.24），著名科幻、科普作家

简单介绍一下王老师。王老师大器晚成，四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发表科幻作品。他的经历非常坎坷，大学时学的是焊接，在工厂里不受重视，后来去技校当老师，为了让学生们对学习产生兴趣而开始创作科幻小说，之后成为中国科幻科普界非常重要的人物。王晓达老师在一年前的2月24日离世了，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王老师的儿子来到现场参加活动，请他跟大家讲两句。

王威（王晓达老师长子）：台上坐的很多都是我的长辈。我爸是科普作家协会重要的参与者，他在1979年写的《波》在《四川文学》发表，是为了给技校的学生提升学习兴趣，考虑怎么把课程讲得更加生动、更能理解知识，所以选择了科幻小说这个载体。他自己是工科背景，反而他的文学创作素养因此点亮了很多颗未来之星。

主持人：谢谢王威。进入90年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值得所有科幻人铭记。请谭老师帮我们回忆一下1991年的这件大事。

谭楷：应该是从吴定柏老师和叶永烈老师开始。吴定柏老师是上海外语学院的英语老师，翻译了很多科幻小说。他给我们建议，主张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因为中国自己办科幻杂志却不知道外国是怎么回事，于是和我们建立了联系。

在这以前，日本有个科幻作家叫做岩上治，他觉得80年代初的中国突然迎来了科幻创作的高峰，于是他在日本成立了一个日本中国科幻研究会，在日本研究中国科幻作品。那个研究会都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作家，比如小松左京、柴野拓美（科幻作家、翻译家）等等，有十几个人。后来岩上治专门到中国来，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日语。再后来听说我们要办银河奖，他就住进成都的锦江宾馆，他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想，我们在人民南路四段11号，锦江宾馆也在人民南路，就一条路，于是他早上穿着西装领带，吃完早饭后慢慢走，走完华西医科大学，终于到了人民南路三段；他不知道这路有多长，等我们银河奖颁奖完了他来了，满头大汗。（笑）

后来他邀请我们去日本，1987年，我、杨潇、莫树清、向际纯，我们四个人一起看了日本科幻大会。柴野拓美的夫人把我们带到讲谈社、早川社……看所有日本出版的科幻，我一看眼睛就瞎了，特别是日本科幻的《宝石》杂志，发行三万多份。日本同行看到我们来了，说你们中国啊随便努努力就能超越我们。我们那次看到日本的科幻迷和日本的科幻活动，确实开了眼界。（从此）我们决定要走出去，至少要像日本那样，拥有科幻的繁荣。

我们最早的时候发行量有十几万本，不过到了1994、1995年就哗哗哗下降了，后来就是一万多、两万多。最后我们觉得不改变这个状况不行，就把杂志更名为《奇谈》，想抓读者、保住读者……

主持人：“科幻世界”是全国征名是吧？

谭楷：对的。其实还有包括白桦在内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物给我们出主意取名字。

主持人：然后就是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成都召开了。这是一件国际性的盛事。那时候吴老师已经在四川省科普协会了，是吧？对于这件事您有印象吗？

吴显奎：当时组委会办公室就在《科幻世界》，名誉主任是杨潇，执行主任是谭楷。谭老师是搞活动策划的高手。这个会议叫做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锦江大讲堂举行，规格非常高，省长省委书记都有出席。省委省政府把这个当作四川对外开放的机会和窗口，引起了高度重视。那一次郑文光先生也来参会参加考察，我是八勇士之一，把郑文光先生从泥石流灾区卧龙抬出来……

谭楷：1989年，我们的社长杨潇胆子很大，居然一个人单枪匹马到了意大利罗马。罗马那个时候有一个世界科幻协会的年会，全部是著名作家、出版家出席，有几十上百人。外国作家们最后同意在中国开，大家都很高兴。

杨潇老师为争取世界科幻协会年会殚精竭虑

后来6月份遇到情况了。第二年世界上所有的会都抵制在中国开会，我们傻眼了，因为已经宣布了这个会在中国开。于是1990年我们又去争取，再次表决。杨潇、向际纯、申再望（翻译）又去现场了，开启了一次很伟大的历程：《科幻世界》没有钱，从北京坐火车到莫斯科的花费不到100美金，坐了8天8夜，从北京到莫斯科，莫斯科到华沙，华沙到柏林，柏林到海牙。就凭这一点，一进大会，哇人家一看，怎么会这么没钱？这么穷？但是她拿了一大箱四川的熊猫礼物，那些人一看杨潇这个柔弱的中国女子来到现场，都很同情，一下子科幻作家的天平就倾斜了——首先就是布赖恩·奥尔迪斯表态支持在中国举办；弗雷德里克·波尔（美国科幻协会主席）说：“我愿意到中国！”波尔夫人说：“到中国！”哈里·哈里森说：“到中国！”雷·布拉德伯里等几个大腕儿一吼：“到中国！”虽然当时主席不太愿意，但是一表决：28票对12票。哗——当时我们确实很高兴，但是后来我们遇到的困难实在太多了……

1989年WSF圣马力诺会议上，杨潇与布赖恩·奥尔迪斯夫妇合影

董仁威：那次会议给大家印象深刻，得到了四川省政府的认可。这件事给中国科幻很大的助力，拥有了翻身的基础。

姚海军：那次会议我因为穷而没有来，火车票在那个年代还是一般人消费不起的。

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读者、旁观者，再听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是觉得太精彩了，三位老师都是故事高手。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觉得非常有意思。

1991年这个会，在我这个读者看来，是非常重要的。1987年科幻进入低谷之后，科幻的社会声誉一直是负面的。1991年是一次努力，要为科幻正名。而且那次会议上，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都有出席，这传递的信号很重要。当时为了迎接这个年会，还做了一系列出版物集中的出版。这表明大家都期待着科幻的回归。

主持人：那是否可以说1991年那次科幻年会在成都召开之后，从此把中国的科幻纳入了世界的版图？

谭楷：还没进去，只能说我们搭了个桥。我们介绍了很多国外的科幻，但别人还没有介绍我们。

主持人：谭老师您还记得90年代中期《科幻世界》的征订广告词吗？

90年代《科幻世界》征订广告词的由来

谭楷：你说的是我们到峨眉山去折腾的那一夜嘛……那一年，我们去峨眉山上，看彗星和木星相撞，四百年一遇。预计木星上火焰是一千多米高，在成都根本看不到，我们就集合了几个科幻迷到峨眉山上去，扛着一个小孩儿用的天文望远镜。到了金顶把望远镜一架，拿着星图比划了半天把木星找到了，然后一看，那个木星啊，已经撞了！木星的火焰已经很亮，我们在那里看，引来了很多人围观。木星彗星相撞，千年难遇，几千人排队都要看，每个人就看那么一眼。后来就遇到一个读者，她订阅《科幻世界》，我问她为什么要订阅《科幻世界》，她说：“哎呀你不晓得，我们娃娃喃，如果喊他看金庸的小说害怕他打架，儿娃子嘛，看琼瑶小说怕他早恋，只能看科幻小说！”

主持人：对，这就是《科幻世界》1997年的邮局征订广告词，原话是：“让小孩看武侠小说怕他打架，看言情小说怕他早恋，看科幻吧，让他对科学感兴趣。”

接着就来到了1997年，97年有一件大事，这件事可以请姚海军老师来讲讲。因为1997年的时候姚老师离开了自己工作十年的林厂，正式进入科幻圈。当时您是来参加97年大会的吗？

姚海军：1997年对我来讲很重要，对中国科幻也非常重要，那一年我的印象就是，《科幻世界》成功策划了大会，亮点就是邀请了美国和俄罗斯宇航员。

姚海军：在我们国家，宇航员这个身份有着特殊的指标意义。1997年科幻大会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全方位报道，从新闻联播到焦点访谈，群众对科幻的认知完全被颠覆了。1997年我本来是不准备来的，但是北京的一些科幻作家还有幻迷朋友都希望我过去看一看。当年的车票非常贵，他们说给我做一次募捐活动，后来我到了北京一看，大家手中的传单上印着“为了解决姚海军先生参加97年的科幻大会，我们要募捐……”我确实非常感动！当我到车站上了车要走的时候，还记得韩松偷偷摸摸往我兜里揣了一百块钱，那可是一笔巨款！科幻迷就是那样一群人……

1997年我们了分两个队伍，一个是《科幻世界》的正规队伍和一些正式邀请的名家，住在宾馆；还有一拨是住在地下室的，包括我啊、刘维佳啊、马俊英啊、天津的科幻迷啊……这些科幻朋友虽然以前都没见过面，但是见了面之后没有任何的隔阂。也是这一年97年，我从一个爱好者变成了科幻工作者，后来就来到了《科幻世界》。

曾经的火种现在就成了大本营。我进入《科幻世界》编辑部后不大主动，我还记得谭老师请我到街对面的面摊吃了一碗牛肉面。那时候团队里有很多位文字专家，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还有谭老师啊，写报告文学、写诗……然后还有阿来，后来他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耀目的光环，还有一种冲劲儿和活力，让我深受感染。既有学识又永远年轻的团队，我很荣幸加入到了这个团队来。

主持人：我还想问一问当时科幻大会上的一些趣事，比如我知道在邀请美俄两国宇航员时有一些故事，因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时是第一次有宇航员来中国。

谭楷：绝后，再也没有了，美国就放（行）了一次，再也不放（行）了。

姚海军：谭老师将来可以写一本书叫《宇航员故事集》。

美俄宇航员齐聚成都，一切只为人类的明天

谭楷：小小的一个《科幻世界》杂志社，要怎么样让中国人认识到科学和科幻的关系？1996年时，国家科委有位宋健主任，疑惑凭什么我们国家科普杂志办得最好的是《科幻世界》？然后他有一个姓潘（潘家铮）的院士，新安江水电站的总工程师，他是工程院的院长，他觉得“这个杂志不错”，为了鼓励我们，（国家科委）就奖励了我们一个刊号。

我们觉得应该让全国知道科幻和科学的关系，该找谁来说呢？后来我们突然想到：找宇航员来说！但要怎么去找呢？后来我们就异想天开地找了美国宇航局NASA的网络邮箱，给NASA写信！就写求爱的信！就写“爱你们”，写了七八封信，根本没有人理我们。我们很沮丧。

正好我们就有一个作者齐仲说“那我们就请俄罗斯的吧”。但我们《科幻世界》没资格去邀请。我们上面是四川省科协，四川省科协推中国科协，中国科协找国家科委，国家科委推外交部。外交部办会议的人叫李小夫，名字很有意思。我们去申请，我战战兢兢地说我们要请宇航员，对方一看说：“我认识你！” 我傻眼了，我说怎么回事？原来1991年我们开科幻大会的时候有人告了我们状，上面就派了一个观察员，是个处长，监督会议；国家科委派了一个李小夫，一个办事员……我从头到尾根本不记得李小夫这个人。他跟我说：“ 你们太棒了，我从头到尾看了（91年科幻协会年会）你们是真的是全部为了中国科幻！我给你们想办法！”

结果他一出手，就是国家科委给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科技参赞联系，参赞说：“我跟俄罗斯宇航员关系好极了！我请他们吧！”马上就打了电话给列佐沃伊上校。上校说：“我正在训练中国宇航员杨利伟……我正在训练他们，我要去中国！”（结果）俄罗斯最厉害的空军中将，1965年3月18日第一个在太空行走的宇航员听说后，他说：“你们要去？我得去！我不去你们能去吗？”于是马上拍了个电报发给我们：俄罗斯宇航局决定，派三名宇航员来，最高军衔空军中将。

我们当天拿到电报，就把这个消息马上发到美国NASA。我们还加了一句话：“他们将轰动中国，中国两亿五千万儿童将疯狂追逐他们！”三天以后美国国家宇航局回复：“我们决定派两名宇航员来。”

主持人：太精彩了，谢谢谭老师。1997年科幻大会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全国高考作文的题目叫做《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一下又在全国掀起了科幻、阅读、写作的高潮，《科幻世界》的销量达到了史上高峰四十万册，足以载入史册。科幻跨入新的世纪，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重磅级的作品开始亮相，这其中有一件大事，是在银河奖之外，成立了华语科幻星云奖。银河奖作为《科幻世界》主办的奖，它其实是一个企业性质的奖，而星云奖它作为一个行业性质的奖让科幻的视野更宽了。

董仁威：大概是在2009年，我们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发展得很快，就在考虑不能局限于地方省市，而要面向中国、面向世界。我们就开始想，中国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那能不能成立一个世界华语科普协会和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于是就在澳门成立了这两个协会。成立协会以后，大家总要办点事。姚海军说，我既是四川科普作家协会的会长，也是成立这个协会的创始人，我们应该办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新的奖项。虽然银河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奖项，但毕竟还是杂志社办的，我们应该面对全行业全社会办一个奖项，培养人才，促进科幻事业的发展。就这样我们就决定了，办一个奖项！这个奖项是由我、姚海军、吴岩我们三个人发起，集合了一批实干家，像杨枫啊、我的儿子董晶啊、还有程婧波啊，我们一起筹办这件事儿。

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在九眼桥一个小茶馆聚会，讨论成立一个什么奖呢，取个什么名字呢？当时海军就说星云奖，虽然美国有星云奖，但那是英语世界的星云奖，英语作品才能够评奖，日本也有星云赏，日语作品才能评奖，那我们干脆做一个华语世界的，所以我们取了“华语科幻星云奖”（这个名字），后来为了把气势搞大一点，就在前面加了个“全球”——“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主持人：那董老师您觉得目前达到了您想要的气势了吗？

董仁威老师谈星云奖创办往事

董仁威：差不多，我们自己有自信心嘛，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要办一个奖是很不简单的，而且我们当时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又想把这个奖办得很大。一分钱都没有，我们就大家各自凑了一点钱，凑了一两万块钱。我们有个科幻迷付胜花四千块钱在电影院租了个场地，给我们来办第一届星云奖……

我在美国看过好莱坞走红地毯，就提议咱们也来走个红地毯！别人就笑话我，说一两万块钱走个什么红地毯。后来我就去问了我儿子，地毯卖多少钱啊？我儿子回答我说，没关系，塑料地毯只要几块钱（每米）！我说那咱们走！买个塑料地毯也可以嘛！虽然我们科幻圈地位低，但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就要跟明星一样走地毯！

这次就在九眼桥那里的电影院开大会，住在一个商务酒店（博尔特），现在已然成了个纪念地。刘慈欣、姚海军、吴岩……我把所有人都请过去了，大家都住在这个条件很差的宾馆，但是夜里特别热闹，走红地毯把大家可高兴坏了！最后在电影院我们做了个视频，也很有创意，而且一分钱没花，视频都是科幻迷自己做的。如果要花钱，那可不是一两万块钱能搞定的事儿。

会上，评委亮相的镜头，全部是科幻电影里面外星人的画面，画面一出来，大家底下哗啦啦掌声一片，非常有创意。这个奖就这么办起来了……

姚海军：要成为一个国际认可的奖项，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特别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很多困难的时期，董老师带领团队一一克服下来了。

董仁威：大家一起坚持，我一个人怎么坚持得住。

主持人：各位老师都谦虚了。大家现在能够看到大量的优秀世界科幻作品，很大程度还是要归功于姚老师牵头做了一个视野工程，推出了中国很多优秀科幻作家的作品，成体系地引进了国外世界大师的作品。姚老师作为新一代的科幻人，秉承了董老师、谭老师、吴老师的衣钵，让中国科幻不断走向新的高峰。尤其近些年IP的影视化开发，也让中国的科幻界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可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科幻界老前辈、以姚老师为代表的中生代科幻人，以及八光分、樱园这样对科幻做了大量支持工作的机构。掌声感谢每一个参与方的支持。

最后再请吴老师说两句，因为吴老师是我们银河奖的首届金奖得主，他得奖的作品叫做《勇士号冲向台风》。这个也非常适合用来比喻科幻人的精神，每一个科幻人都是勇士，他们在短暂的春天、在低谷、在任何困难的时候，不计自己的得失，冲向了台风，冲向了社会的不理解，冲向了商业的大潮，冲向了所有可能阻挡科幻的大潮。不管他们冲向了什么，他们都是我们的勇士。所以请吴老师做一个今天活动的总结性发言。

吴显奎老师总结陈词

吴显奎：今天我确实要说几声由衷的感谢。《勇士号冲向台风》现在正由北京未来新影集团进行拍摄，这部作品1985年发表时，责任编辑是谭楷老师，他是“助产士”。还要感谢杨枫老师，她自从创业成立八光分以后，不断地推动科幻事业和科幻产业，双翼齐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从成立开始我一直担心，怕她办不下去，结果没想到她真有办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次81届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八光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今天这场活动，以及《追梦人》这本书，当初杨枫老师提出要做口述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做这本书还早了点吧！结果现在一看，书里一共采访十位，周孟璞 、流沙河、王晓达三位先生都走了。特别是晓达先生，我跟杨老师、跟董老师先后都通过几次电话，想召开一次晓达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但是因为疫情原因一直没开成。后来我们就策划想做个作品研讨会，到现在也是因为疫情原因……我前阵子还在想，2月24号就是晓达先生逝世一周年了，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活动，留个纪念？正要说这个事情，杨老师就邀请我来参加《追梦人》的活动。这不正好？一来寄托我们的哀思，同时也把晓达先生对科幻历史性的贡献、对科幻的影响力，以及对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的贡献，我们在这里对他做一个追思。一开始我建议杨老师以此为主题，后来又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我们就通过这场活动悼念三位仙逝的追梦人。

我曾经说，董老师有三项特别好的品质：一是创新，二是超越，三是共享。非常优秀的三点品质，如果说他有一块糖，一定会拿出一半给另外的朋友，他是这样一个人。从成都儿童营养中心到我们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再到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再到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到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创立等等，他都体现了超越和共享的品质。

海军我认为有两大贡献，一是他主编的大师丛书，大师丛书让我们整个科幻界、科技界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还有一个是基石丛书，不断地培养着像刘慈欣这样一大批后来的科幻新人。

吴岩是我的同龄人，1984年有幸谭老师召唤我和吴岩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到天津大学参加了科幻笔会。吴岩后来也做了一系列贡献，但我认为吴岩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想象力正式命名为生产力。科幻就是想象力，想象力就是生产力，所以科幻是面向未来的艺术，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所以把科幻作为生产力来看待，这是一个重要贡献。

谭老师本身是著名编辑、优秀诗人，同时也是个创意大师，很多创意都是来自他的理念。我曾多次讲过，如果谭老师不当编辑，他肯定是中国大牛的作家，说不定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因为谭老师有很多优秀的作品，至今我都在向他积极学习，当年写报告文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轰动一时……“国宝”这两个字就是谭老师的知识产权，银河奖也是谭老师的知识产权。所以谭老师的贡献非常不得了，将来我要写你的传记。

下期预告：

❖

八光分X樱园｜光分科幻阅读沙龙

用一年时光阅读未来
每月1～2期活动，欢迎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