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福《唐蕃古道·前言&后记》
前言
在这条古道上，贸易流通、宗教传播、使臣往来、军事战争甚为频繁，广阔的西南地区被纳入东西文明交流的体系，一条象征着民族融合、文化传输的道路被正式载入史册。
中原与青藏高原的交往，唐前就有迹可循。在青海和西藏的考古发现中出土的大量中原实物，证明至少在新石器时期，随着人类生存空间的不断扩展，青海与周边往来的道路走向与中原沿湟水向西的文化传播路径不期而遇。如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它们既有东部仰韶文化的特征，又带有自身的特点；之后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诺木洪文化同样也受河湟及其东部地区文化的影响。秦并六国后，“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西羌来往东部的道路未受到战争的较大影响，得以断续发展。随着西汉进军河湟，以及此后羌人与中原互动的几百年间，中原地区至青海的交通路线也由于战争与交流的频繁而逐渐被固定下来。
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战乱频繁，但是吐谷浑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得青海地区成为西向或西南向的交通枢纽，这也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成型时期，此时的唐蕃古道正处于华丽变身的前夜。至隋唐时期，唐蕃古道正式出现在史书中并成为固定的官道。7世纪前期，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并向东部强国唐朝请求和亲。之后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相继入藏和亲，唐蕃关系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连通汉藏之间的唐蕃古道因此而得名。此后唐蕃古道上出现了“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盛况。
关于唐蕃古道的路线，学界一般以唐代鄯城为中点，分为东西两段:
东段的道路，从长安出发沿渭水西行，经秦州、渭州、河州、鄯州至鄯城或沿泾水西行经兰州至鄯城两种线路。具体为:由长安（西安）西行，渡渭水至咸阳县（咸阳市东），沿渭水北侧西至始平县槐里驿（兴平市）、马嵬驿、武功县驿、龙尾驿、凤翔府（凤翔县）；出凤翔西行至汧阳县（千阳县）、陇州（陇县）；翻越陇山，出大震关，此地为关中与陇右东西进出的必经之地，稍西有小陇山，置有分水驿；西经清水县至秦州治所上邽县（天水市）；出秦州上邽继续西行，历伏羌县（甘谷县）至渭州治所襄武县（陇西县）；又西至渭源县，西界有武阶驿，又西至狄道县（临洮县），并于此唐蕃古道东段分两路西进:主线是经大夏县夏川驿（广河县）至河州治所罕县（临夏市）。转西北过凤林县凤林关（临夏市），北渡黄河，历漫天岭（小积石山）至龙支县（民和县古鄯盆地北古城遗址），又西至鄯州治所湟水县（乐都县），沿湟水西行至鄯城（西宁），为唐蕃古道中枢。支线则从临洮经兰州（兰州市）至鄯州（乐都县）。两路聚合鄯州，然后沿湟水西行到西陲重镇鄯城（西宁市），此地为河湟入吐蕃的门户，唐蕃古道的东西分界点。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蕃和亲，唐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入蕃和亲，唐开元十九年（731）崔琳使团出使吐蕃，唐长庆二年（822）刘元鼎使团入蕃会盟等都是经行此路段。
西段的道路，从今天的西宁经日月山玛多、玉树，然后西行转那曲到拉萨，即沿“青康线”到玉树后西行，和“川藏线”北线平行最早对鄯城至逻些的走向作粗略记载的是唐代僧人道宣所撰写的《释迦方志》，后《新唐书·地理志》对古道西段有详细的记载。即出鄯城（西宁市）西行经临蕃城（湟巾县多巴镇）、绥戎城（湟源县北古城遗址）、石堡城（吐蕃铁仞城，西宁市西南哈喇库图石城山），越赤岭（日月山）、尉迟川（共和县倒淌河），西南行经苦拔海（尕海）至莫离驿（共和县东坝村），再经公主佛堂（共和县恰卜恰北）至大非川出大非川经那录驿（兴海县大河坝滩）、暖泉烈谟海（托索湖东的苦海）至黄河沿（玛多县城附近）；渡黄河后西南行，经众龙驿（称多县）、西月河（崇陇峒滩之札曲）至藤桥（细曲入通天河口附近），西渡迈天河至列驿（玉树县结隆乡），过吐村（玉树、哈秀、结隆一带），西南经截支桥转西北至婆驿，西去悉诺罗驿（当曲以北），越唐古拉山入藏北至马驿（聂荣县白雄），后南下阁川驿（那曲县）。至农歌驿（拉萨市羊八井镇）。再沿堆曲北岸东南行，经曲卡（拉萨堆龙德庆区政府所在地）抵达吐蕃都城逻些（拉萨）。
唐蕃古道在唐蕃关系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出现在这条道路上的使者、僧侣、商队、军队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唐蕃之间的交流与发展。唐蕃之间的政治联系不断加强，自贞观八年（634）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至9世纪中叶吐蕃灭亡，在这期间唐蕃双方使臣往来近200次之多，包括朝贡、会盟、和亲、告丧等活动，这些活动往来促进了汉藏关系的发展。其中尤以和亲活动影响最为深远，“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直到今天文成公主还被西藏人民奉为藏传佛教中的“绿度母”。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的连通，将西南地区同时纳入东西往来的贸易范围之内，双方交流更加频繁，其中“茶马互市”对改善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汉藏之间以公主和亲为媒介，中原文化陆续传入藏地，吐蕃贵族竞相“遣酋豪子弟，请入（唐朝）国学以习诗、书”；吐蕃的文化也逐渐进入中原地区，双向交流与互相渗透进一步促进了汉藏文化的发展。
考察唐蕃古道，学习丝路文化。2018年夏天，我们组织了8人的“唐蕃古道”学术考察队，重走唐蕃古道。我们从西安（唐长安）出发，沿途考察了甘肃天水（唐属秦州）、临洮（唐临州）、临夏（唐属河州）、青海西宁（唐鄯州）、湟源（唐属鄯州、贵德（唐属廓州）、共和（吐谷浑故地）、门源（吐谷浑故地）、都兰（吐谷浑故地）、玛多（吐蕃故地）、玉树（吐蕃故地）、昌都（吐蕃故地）、琼结（吐蕃故地）、拉萨（吐蕃逻些城）等地。考察队历时半个多月，横跨了陕、甘、青、藏四省，冒着关中地区的炎炎烈日，沿着甘南与青海地区的崎岖山路，克服高原反应，对沿途的河湟谷地、日月山、倒淌河、石堡城、大非川、黄河源头、长江源头、玉树、那曲、拉萨和山南的雅砻河谷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单程超过5000千米。唐蕃古道跨越了中国地势的一、二级阶梯，沿途需要穿过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陇南山地、甘南高原、河湟谷地、青南—藏北高原、藏南谷地等多种地形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让我们这些久处东部地区的考察队员，充分体会到了1400年前那些往来于唐蕃之间的行人的艰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唐蕃之间千余年的历史过往不仅留存于古籍史料中，也铭刻在两地之间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中。实地考察唐蕃古道，与沿途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气候变迁零距离接触，使我们对这一段战争与和平的认知更为深刻，也对于两地之间交通的认知更为直观和生动。尤其是对沿途遗址、遗存的考察，如唐蕃曾经划界的日月山、艰难争夺的石堡城、见证大非川之战的切吉草原等，更有松赞干布迎亲的柏海、玉树文成公主庙、藏王故里波密县，直到拉萨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以及历史文化丰富的山南地区等，不仅收集了极为丰富的史学资料，也是难得的人生经历。
后记
每年寒暑假，我都带着团队对丝绸之路进行考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通过将沿途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发现历史遗存背后的历史，进而编纂一套丝绸之路相关丛书一直是我的一个期待。
2018年暑假，我带领上海师范大学丝绸之路考察队，重走唐蕃古道，前后20天，经行7000千米，从西安开始，考察了唐蕃古道沿途的历史文化遗存，尤其是在临洮县发现哥舒翰纪功碑，更是近距离感受到古人的历史和传奇，很是感慨。我的博士生党琳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唐蕃古道》和《玄奘之路》的书稿，她几乎将使用的相关史料搜罗殆尽，为我们后续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邓雯玥、尚倩、张弘毅、张艺凡对初稿进行了资料整理和修改，侯晓晨张慧洁、马悦、王卓对二校稿进行了修改。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不仅通过考察得到一手资料，而且通过与后期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对比整理，有了新的认知。
除去人力劳动和锻炼，我的调研车子也是功不可没。我来上海后于2014年购买的一辆上海大众普通桑塔纳，已经跟着我戎马倥偬5年了，有着超过15万千米的奔跑经验。我最初带着这辆车奔向唐蕃古道的时候，想法是能开到西藏当然最好，如果不能那就随遇而安，为此我在后备箱带了3个备胎。让人感到兴奋的是，这辆车驶出上海后，一点也没有沾染上海大都市的娇气，风驰电掣地过三门峡、走马嵬驿、环青海湖、越日月山，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奔向黄河源头时，多少越野车抛锚、爆胎，但是这辆普通的桑塔纳却一直开到了海拔4600多米的牛头纪念碑，此后到过长江源头沱沱河，翻越5200米的念青唐古拉山、昆仑山，摧枯拉朽，堪比战场上的装甲运兵车。在青藏高原拉萨的大昭寺、布达拉宫，山南的琼结河谷，都能见到这辆上海大众轿车的身影。所以，在返回格尔木保养的时候，我觉得，这辆普通的桑塔纳是幸运的，虽然在藏北小城那曲曾有过短暂的清晨“高原反应”——打不着火的尴尬，但是整体上同我们的考察队员一样，开阔了视野，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我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上海大众公司有知，我曾开着这辆车到过拉萨，到过新疆和田，到过甘肃拉ト楞寺；2017年暑假在吐鲁番吐峪沟大峡谷，这辆车在50.5摄氏度、刷新50年来气温纪录中仍然自如爬坡过坎，那么应该让我、至少让我的车子来代言上海大众品牌吧，肯定能增加该车系的销量，如果由此能赚取些代言费也是极好，后续调研经费就有着落了。
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柏峰及古籍辞书编辑室的陈其伟先生，每次开会见面时，聊的较多。柏峰在出版界是一位很专业的领导，她希望我能在走了这么长的路、考察那么多地方的基础上，可以将这些经历写下来。在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下，也就有了这次大规模的动工，算是对几年考察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在接触过程中，充分感受到柏女士和陈先生对书稿精益求精的态度，每次学术会议不自觉地聚在一起轻松地闲聊，而一旦开始论及书稿，大家都认真对待，按章办事，没有丝毫怠慢。
谢谢大家，谢谢我的车子。
是为后记。
张安福
2019年5月5日
张安福《唐蕃古道：重走文成公主西行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版，此据作者提供的文稿推送，引用请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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