婧《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中央アジアⅠ·ガンダーラ～東西トルキスタン》易丹韵《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東アジアⅠ·後漢·三國·南北朝》陳志遠《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東アジアⅡ·隋·唐》劉

1984年暑假，我和两个研一的同学利用假期考察丝绸之路。我们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天水、兰州、永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路上走走停停，于7月下旬到了莫高窟。当时，敦煌的行政建制是县，还没有机场和火车站。我们在柳园站下火车，转乘公交车至敦煌。县城内基本都是土坯盖的平房，只有县委招待所是三层楼房，显得“鹤立鸡群”，是城内最好的建筑，当然也是最好的宾馆了。在去莫高窟之前，我们在敦煌的县委招待所住了一夜。

作为唐代典型的割据型藩镇，河朔藩镇在唐代诸藩镇中最受重视，甚至一度被作为唐代藩镇之代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该研究成果甚丰，其中既有对河朔藩镇的整体研究，也有对某个藩镇的个案研究，涉及河朔藩镇与中央关系、军事组织体制、思想文化分界、民族构成、人口流动等诸多方面。

Pomeranz）重新评估1800年以前中国经济绩效的支柱之一。如果没有李伯重对这个区域农业生产率和产出的开创性研究，彭的名著《大分流》（The

出版信息題名：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十七卷）主編：郝春文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時間：2021年7月ISBN：978-7-5201-8500-4定價：69.00圓目

薛曉瀾）2014─2020年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綜述（廖秀芬）百年來法藏敦煌寫本文獻編目成果述評（宋雪春）杏雨書屋藏敦煌遺書編目整理綜論（定源（王招國））會議介紹

梁晨博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者。2016年秋冬，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担任访问研究员（visiting

END-欢迎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本期编辑：山高路远

孙俊，博士研究生师从张国刚教授，毕业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与我合作研究的博士后。现为北华大学教授。本书稿是其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他没有按照传统的分类法，选择某一具体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如宗室、士大夫、农民、僧侣、奴婢、妇女等，而是限定在“特权阶层”，再进一步缩小为“仕宦”，但与之并列的“社会流动”却又将视域扩大到整个社会空间层面。本书对社会阶层划分标准、特权阶层的定义、唐代社会流动的途径、社会流动在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都属于学术界曾经或正在讨论的热点和焦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社会阶层的难点。读后，有几点粗浅的想法：首先是特权的定义。对特权的理解向有歧见，我认为特权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权力和待遇，并利用这种权力获得某种地位和法外利益。特权的给予和享用应属于统治集团（政府）行为。就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权阶层而言，这个群体是不固定的，是流动的，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群体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流动之中。因此，不宜将其限定在诸如皇族、军将、老士族、商贾等某一特定的群体内，而应该是统治集团（政府）通过法律和某些政策所界定的范围，必须依附于某些政治集团。特权阶层的出现，与阶级的出现、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是政治决策层意志和法律的体现。如果出现法外特权，则仍然是权力支配的体现，只不过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而已。作者注意到了这一特点，他将唐代特权阶层称为通过仕宦控制社会流动的群体，这种说法一方面从法律限定的权力范围出发，定义了特权；另一方面也关注了由此而产生的法外因素，很好的将两者进行了结合。二是社会阶层划分的依据(分层理论)。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法律中规定的有特权和无特权）和阶级（主要是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各自内部又有不同类别和等级）是划分社会阶层的两个基本支柱，但由于中国社会及其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和复合性特点，使学者对等级和层次的划分又有许多不同的认识，正如作者在书中总结的那样，诸如职业、阶级、文化、品级、身份、地位、门第、声望等，都有学者将其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这些划分方法，既有其合理性，但又不会是面面俱到，因此就学术研究来讲，要不断的进行探索。同时要看到，中国古代社会阶层研究虽然属于历史学范畴，但也必须掌握一些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作者从社会学理论出发，归纳了传统社会分层理论的三大流派：卡尔·马克思（Karl

function)，来修正这两个地区的PPP，然后进行比较。按照这个公式，华-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大约比尼德兰高75%。我们还需对这个结果进行修正，因为长江三角洲的土地生产力（quality

《宋夏史探知集》自序封面序这是我的不重复选录的第五部论文集。主要收入论文或序言36篇，其中宋史10篇、西夏史3篇，回忆前辈的文章8篇，1999-201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15篇。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有三点：第一，20世纪初日本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假说在20世纪国际宋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直到进入21世纪才在中国大陆引起广泛关注。自2018年《古代文明》发表拙稿《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以来，唐宋史学界许多朋友以为我是“唐宋变革论”的否定者，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确切地说我不是简单的“否定者”而是“扬弃者”。“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假说至少在两个方面得到国际包括国内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一是首次打破王朝体系从长时段观察中国古代历史，且对推动国际宋史学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二是将唐宋之际作为中国历史发展分期重要的观察点，唐宋之际发生了从中世纪到前近代社会的深刻转型，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诞生了与汉学并峙的“宋学”，对其后六七百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广阔的影响。那么为何又要扬弃呢？一是囿于当时提出这个假说的历史背景，用西方发展道路演绎或分期中国历史，到20世纪70年代从方法上已受到国际史学界的共同扬弃；二是“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论）”的基本概念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如“贵族政治”、“中国本土”甚或“江南模式”、“文艺复兴”、“国民主义”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三是从20世纪20年代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到现今已经有近百年了，而进入大陆学界并成为热点也已有二十年了，但是国内的学者对这个假说进行认真反思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跟着感觉走，特别是将“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论）”作为贴标签式的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唐宋史（主要是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的一大景观，“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就像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面装，尤其是在很多人眼里已成了不证自明的“公理”，这无疑对唐宋史研究的发展是弊大于利的，所以我强调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期望在新的高点和平台上，对唐宋史研究再出发。第二，论文集收有一篇《论北宋后期六十年的改革》，文章写得不够成熟，但是我近10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一些新思考。2004年出版《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之后，我总觉得过去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王安石变法的道德评价，不论是从南宋以后至晚清，还是20世纪，都贯穿了是非之争这一主线，二是过多地把王安石变法局限在影响北宋中后期历史功过成败的评判上。当然其所以有这两个局限，主要还是因为传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和宋人笔记小说、文集等留下来的资料之使然，当代人修历史、评历史难免不落入盖棺论定、胜王败寇的窠臼。明年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由他主导的变法都过去了近千年。我个人以为盖棺论定式的研究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也是最基本的，但是仅停留在重复是非之争、功过成败的讨论这个层次应当是很不够的。所以开阔视野从唐宋历史走向来重新审视王安石变法应是我将来重点思考的问题。就我目前的认识来说，王安石变法至少在四个方面反映了唐朝中叶以来历史转型的轨迹，一是虽然王安石在政治上被南宋最高统治者和理学家们所否定，且遭到尖锐地批评和斥责，但是变法派以货币、市场为手段增加工商税收缓解财政支绌的施政理念，不仅在北宋后期得以贯彻执行，而且影响了南宋152年的财经政策，这也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二是王安石新法控制和稳定社会基层的措施保甲法、免役法从南宋一直沿袭到晚清，保甲法甚至影响到民国的新政，这种历史的契合贯穿了近千年统治者们怎样的治世思想？三是王安石变法不仅仅是为了富国强兵，更是一场变革社会的运动，其“赈济贫乏”的理念和实践作为南宋以后至晚清历朝统治阶级集团推行“仁政”的核心，得到继承和发扬，尽管形式不尽相同；四是北宋后期所确立的科举、教育与经学相结合的选官模式，一直影响到近代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对后期中国历史产生莫大影响。第三，论文集收了15篇评议1999年至201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的文章。这是从2000年起，应《中国经济史研究》常务副主编、我的大学学兄魏明孔先生的邀请，每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栏目所作。2012年这个栏目停办，2013-2015年我又坚持写了三篇，原本打算写到2019年，二十年作为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整时段，然后再回头总结21世纪最初二十年宋辽金元经济研究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可惜没能坚持下去，不知不觉已跨入2020年，今后续写也已时过境迁，不能为继，所以这次把15篇论文收到文集里算是一个了断。2019年1期《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发李伯重先生《学术创新：根治“学术垃圾”痼疾之方——以历史研究为中心》的文章，其中说到“据李华瑞统计，2004年以前的五十年中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

内容简介：宋武帝刘裕是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政治军事人物之一，是四、五世纪之交复杂动荡时代的历史解铃人。本书全面搜集和深入分析相关历史记载，对晋宋之际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充分展示了传主刘裕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创建南朝帝业的曲折历程。涉及政治、军事、民族、宗教和南北关系等诸多方面，书中既有精辟独到的史实考订和史料批判，又有高屋建瓴的宏观分析和综合归纳，文笔流畅，引人入胜，堪称雅俗共赏。目

港台地区敦煌学的异军突起（1966--1978）中篇：敦煌学的腾飞----新时期的中国敦煌学（1978--2000）第四章

编者首按：转自“宋史研究资讯”公众号，2020年8月3日，故保留其编辑格式，特此致谢。本公众号推送时仅增加了李华瑞教授的照片。书中宋夏社会经济史相关信息丰富，敬请关注。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燕鹏编审赐宝贵信息！出版时间：2020-08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BSN：9787520366618字数：535千字定价：186元内容简介这是作者第5部论文集,收入近5年来发表的宋史和西夏史研究方面的13篇文章,以及纪念和回忆史学前辈的8篇文章。另收入15篇有关1999年至2014年国内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状况的述评。作者简介李华瑞,男,1958年2月生,祖籍四川省绵竹市,出生于甘肃省山丹县平坡。本科、硕士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现为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审组成员、中国宋史研究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编委会主任。自1985年以来从事宋史、西夏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出版专书、编著20余部,发表论文230余篇。代表作有《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宋夏关系史》《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宋代救荒史稿》《探寻宋型国家的历史》等。目录欢迎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

编者首按：转自“中古史研究”公众号，2020年7月29日。本公众号推送时基本保留了其格式原貌，但相关内容遵主编和副主编的意见有补正。特此致谢。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年：2020-7页数：564

感谢游自勇教授提供信息。欢迎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

要之，根据以上比较，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宋代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平均所得（即所享政府“恩惠”）明显高于明代政府财政供养人所得；二是就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而言，明朝是“大政府”，宋朝是“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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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首按：本文轉自“中古史研究資訊”公眾號2020年1月15日，特此致謝。在本公眾號推出時，保持其繁體字編輯格式，並增補了部分作者信息和照片。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19年10月叢書：燕京學者文庫頁數：498定價

凡人之学问，或来自工作实践，或来自实验，或来自读书。自实践而来者真且确，但以一人之身，何能事事皆从实践中来，故由此得之者盖有限。自实验来者亦自可贵，但事有不可实验者，如过去之历史，重演尚不可能，何况乎见诸实验！唯有图书，总结诸事诸物之经验成果，凡有志向学者，均可从中汲取知识，历观古今中外兴亡成败之迹，驾驭山川水陆声光电热之方，胥可取之于斯。故每个人之学问，直接来自实践实验者，费力费时而难且少，间接得之于图书者，则较简易而居多。如学习历史科学者，固可由考古文物、实地调查，掌握若干真事实物，然大半以上则得之于传世文献。抑且苟无文献所载年代知识，纵得商彝周鼎，秦砖汉瓦，亦不知其为何时物，是得宝而不识宝，亦奚能为！然则书不可不读，乃一定不易之理，亦举世之公论也。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唯读书亦有方。处于今之世，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喻书之多。一人竭尽毕生之力，于书山学海之中，所能习而得之者，真沧海之一粟。因此，既须勤于读，更须善于读。不善读者，如古之时，有白首而老于场屋，犹为童生。善读者，未至弱冠，已为状元，而历位卿相。然善读者，又非一途，不同之学科则有不同之方法。概而言之，钩玄提要，含英咀华，推陈出新，取精用宏，似庶几其可矣。左起：谢元鲁、杨际平、李伯重、谢重光、理绥（皆为韩门弟子）摄于厦门大学博士李君伯重，十年前就学于厦门大学，从余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探讨唐代长江中下游个体农民生产之发展，遍读唐代古史诗文以及有关著作，既能总其纲要，又能深入解剖，条分缕析，时出新意，固已崭露头角，迥出流辈，为师友所称道。其后转而攻读明清经济史，取得博士学位。后又曾至美国讲学。接触中外学者益多，阅历益增，学识日益精进。于是，就昔日研究唐代长江中下游个体农民经济之基础上，参阅中外有关著作，撰成《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其中论述益精，创见益多，李君真勤于读书，善于读书，为当今青年史学家中之佼佼者，此书即其成绩卓著之效也。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或曰：读书著书，不过见之于空言，其于世也何补？曰：读书所得，固为间接经验，而间接经验本亦来自实践，吾人可以检验其是否合乎时地之宜，合则再行之，不合则修改而使之合，否则摒弃之，庶几有所选择而不至于茫然无所适从。至于史书，总结前代经验，以为龟鉴，尤为可贵而不能舍弃者。曹操下屯田之令曰：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是以秦汉为借鉴，而收屯田之效者。如今实行农业现代化，固然古今时移事易，然在水利、农具、劳力、耕牛、栽培技术等诸多方面，不犹有类似者在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则李君关于唐代江南农业生产之著作，其亦有可以为今日之借鉴者乎！然则书籍所载本非空言，李君此书亦非空言，皆有助于实践者。实践非藉图书无以传世，图书正所以传播实践经验于时空间者。余既欣然于李君新著之问世，亦因以志余之枨触云尔。左起：谢元鲁、李伯重、韩昇

再次，宋朝科舉取士之多，文官地位之高，整個文治氛圍居於秦漢以降各代之冠，已是學界的共識。遺憾的是，迄今並未見較為全面深刻剖析貫通宋代文官政治論著的問世。

《中国经济史》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为教材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宁欣教授（我中心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萧国亮教授为副主编。教材编写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思想政治审议专家委员会以及教育部原马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的指导，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中国经济史》教材是在广泛征求全国几十所高校从事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历经八年反复修改和集思广益而成的。本教材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分析探讨了中国从古代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向现代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资源、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纵向叙述主线，分别对古代、近代和当代中国经济进行横断面剖析，对几千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进行了高度浓缩。上篇以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心线索，展示中国古代经济的辉煌成就和长期发展的运行机制；中篇强调在内忧外患中，中国经济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下篇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改革创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作者：《中国经济史》编写组读者对象：高等教育一级分类：经济学ISBN：978-7-04-050130-8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01-21版面字数：490千字装帧形式：平装定价：52.00元——本节出版信息采自高等教育出版社官网本期编辑：悟滋欢迎关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

2018年12月8日，历史学院召开“宁可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邀请宁可先生的家人、学界友人、学院同仁、受业弟子50多人，追忆宁可先生的生前往事，评述其学术贡献，以及对首都师范大学及历史学院建设所做的贡献和功绩。宁可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和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他在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运动，于1954年受北京市教育局委托，参与创建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是我校最早的一批建校元老。他更是我校历史系和历史学科的奠基人和领路人之一。在宁先生等先辈的努力下，1979年，历史系开始招收研究生。这是学校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北京师范学院只是培养中学教师的地方性师范学校。从那时起，才具备了培养高端学术人才的资质。宁可先生是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学科的创建者，参与了历史系文物室的创建工作，并积极促成了历史博物馆的建立。宁可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敦煌学、经济史、农民战争研究等学术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组织者，长期担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组织了多次大型的、学术水平较高的历史考察；他参与创建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推动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向国际化。他一生出版著作5部，主编和参与主编6部大型著作，发表论文90多篇，留下了足以传世的重要成果。他还拿出毕生积蓄，设立“成庆华—宁可学术奖励基金”，每年都对历史学院在中国史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给予奖励。座谈会由历史学院院长刘屹教授主持，他对与会的学者表示感谢，并回顾了宁可先生光辉而磊落的一生。座谈会上播放了宁可先生生前影像资料，再次让与会者心有戚戚。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永平教授宣读了中国唐史学会的慰问函，唐史学会对于宁先生生前为中国唐史研究及学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李根蟠研究员因身体原因不能到会，专门发来了书面发言。在发言中，他深切怀念宁可先生奖掖后辈的高尚情操，高度评价宁先生在经济史、地理环境等领域的学术成就。原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柴剑虹先生、北京理工大学赵和平教授、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进宝教授，通过自己的亲历亲闻，回忆了宁先生对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建设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首都师范大学邹兆辰教授、河北社科院原副院长孙继民研究员、山东大学刘玉峰教授，分别阐述了宁先生在史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中的贡献，阐发了先生“活到老、学到老”的勇气及学术创新精神，认为宁先生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史学家中的佼佼者，并且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同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开辟学术新领域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史学大家。首都师范大学的蒋福亚教授、阎守诚教授、梁景和教授、郗志群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黄正建研究员，深情回忆宁先生的学术品格以及对自己学术上的提携与栽培，对学科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宁可先生的受业弟子、再传弟子、生前同事等，纷纷畅言先生对于自己的教导及恩德，或总结先生的人格魅力，或介绍先生的轶闻趣事，从不同角度深切缅怀先生。宁可先生家人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宁欣教授，对与会者表示了感谢，并从女儿的视角介绍了先生的一些生前往事，讲述了先生把自己的大半生全都无私奉献给首都师大和历史学院，对待自己的学生视如己出般地爱护和严格要求，对待疾病时乐观豁达的精神。她感谢历史学院对先生生前以及为纪念先生诞辰所做的工作，并祝愿历史学院越办越好。最后，历史学院党委书记董增刚作总结发言。他满怀深情地高度评价宁可先生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并代表领导班子表示：历史学院现在和未来，都将毫不动摇地秉承先辈传统，不断创新，锐意进取，保持首师大历史学科在国内同类院系中的发展势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如今已成为国内史学教学和研究重镇，饮水思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宁可先生等老一辈教师对历史系和历史学院的开创之功！作者简介：游自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期编辑：悟滋欢迎关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

唐以前的城市发展及管理状况一、周代城市发展及管理状况二、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发展及管理状况三、秦汉时期城市发展及管理状况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发展及管理状况第二节

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的城市，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始终是个与时俱进的课题，但不论拓展到何种空间，都脱离不开对空间如何管理——即如何对显性和隐形空间的管理。其实，就管理本身来讲，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范畴和概念。当然，所谓的管理，可以分为显性空间和隐性空间两个部分。显性空间的管理，又包括几层含义：一是对人的活动区划的规定及管理，于是我们看到高大厚重的城墙、门禁森严的宫门、坊市的严格分区。二是对人们在这一空间如何活动的规定和限制，如街鼓制度，宵禁制度，门禁制度，区划不同功能区，如对主要商品交易活动限制在市区进行等。三是生活在城区中的居民应承担的责任（古代社会主要是以赋役的形式体现）和义务，对如何体现和履行这些责任和义务的具体规定；财税体制的改革的大趋势，也使得专门针对城市及城市居民的征税（赋役）和税种陆续出台，并逐渐形成完整的城市税收制度。四是对人的社会性的组织管理，如坊郭户的出现，打破了自商鞅变法以来城乡户籍一体的模式，开启了城乡户籍分列的管理模式。五是对城市基本建设及环境的管理，如对街道、排水沟、水渠的开凿和维护，树木的种植，房屋建造的规定（门的朝向，房屋的高度）等。六是对在城市社会活动的人的社会性的组织管理，各类户籍的编订（市籍、匠籍、），团伍的编制，行会的出现等。七是对活动在城区的人的言行的管理规定，如，行道方向的规定，所乘车辆轴宽的规定，不得在市区闹事，不得随意张贴榜贴，官员出行的禁忌等。为此，设立了各类、各级的管理机构，有的属于专署，有的属于监管，有的属于兼知，不一而足。管理的范围和机构也会随形势和需要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春兰讨论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显性的空间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也陆续开发出更多的虚拟空间，也可称作隐性空间，如春兰本书涉论的信息空间、娱乐活动空间、宗教活动空间，这些都是有具体指向的，往往有具体的管理规定和措施。本书没有涉论的，如礼仪空间，政治空间，思想意识形态空间等，总之，“空间”还有不断发掘和可构建的的空间，因此管理的层面也有不断扩展的的范围和领域。换句话说，我们对“管理”的概念也是不深入、不断拓展，与时俱进的，尤其是对城市管理的认识和研究更是不断深化的过程。城市的变化会大于和快于乡村的变化，不仅仅是指城市人口的数量和城区规模的扩大，也指城市社会结构、居民结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开放，外来人口的增加，流动人口频率的加快，政府城市管理的重心必将下移，民间更多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而且主动成分会逐渐增加。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社会性流动也远远大于乡村，不仅出现大量的新的行业，也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群体。城市人口的膨胀，人口结构的复杂化、多元化、多层次化，无疑都给城市社会管理提出新的问题，相应的管理如何适应新的发展和变化的需要，春兰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春兰在读博期间就致力于城市管理研究，主要领域也是放在隋唐五代时期，数年磨砺，初具规模，亦见功力。学无止境，研究亦无止境，管理与发展是博弈的关系，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的行进也并非同步。随着我们对城市的新认识，以及不断开发出的新领域，希望春兰继续探索，有更多新的收获展献给学界。2018年5月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宁欣教授与本书作者张春兰博士书名：城市发展与权力运作：唐代都城管理若干问题研究作者：张春兰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8月ISBN：978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第一卷於二○○一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由於經費方面的原因，自第二卷以後的各卷改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現在已經出版了十五卷。這樣，只有第一卷和其他各卷出版社不同，開本的大小和顏色也不一樣，放在一起，反差較大。近二十年來，敦煌文獻整理和研究進步很大，也有一些針對第一卷的釋文進行討論的論文，我們的整理細則也發生了一些的變化。這些因素促成了編纂第一卷修訂版的計劃，修訂版改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這樣整套書的出版社、開本、設計樣式和顏色也就都統一了。此次修訂，增加了一些漏收的文書、補充了一些可以綴合的文書、吸收了近二十年學術界的硏究成果，所有文書都按最新的細則重新整理。所以，這個修訂版，其實等於重做，篇幅也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藉此機會，我想把第一卷出版後的一些情況也向讀者略作說明。本書第一卷出版以後，這個課題於二○○四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的資助，二○○五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大課題資助。二○一○年，又被列爲第二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這是國家社科基金首次面向基礎研究領域以公開招標的形式確定重大項目，也是我校和敦煌學領域的第一個國家重大課題。此外，本書各卷的出版都得到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的資助。我們課題組成員對全國社科規劃辦、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上海市社科規劃辦以及參與評審的專家都充滿感恩之情，這些資助保證了我們的課題得以在高質量的前提上不斷推進。爲解決文書整理遇到的難題，課題組利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資助的經費，曾在二○一二年、二○一四年和二○一六年三次組團赴英國倫敦英國國家圖書館查閱敦煌文書原件，辨認出了很多在國內因黑白圖版模糊不清而無法辨識的文字和朱筆校改，極大地提高了本書的質量。爲了保證編纂質量，獲得國家重大項目資助以後，我們課題組的工作模式和程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自二○一一年二月開始舉辦硏讀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讀書班，每周一次，讀書班的成員爲課題組成員和相關專業的在讀硏究生。讀書班是以大家集體會讀某件文書的方式，使參加者瞭解並逐漸掌握整理文書的程序、體例和方法，同時解決整理工作中遇到的難題。通過這樣的訓練，課題組成員對於整理的體例、細則、方法都有了親身體會，這有助於保持課題最終成果的一致性，最大程度避免因眾手修書帶來的體例不一問題。讀書班的舉辦不僅對提高文書整理質量有很大的幫助，也培養了出土文獻整理人才。二是設立中心組。從二○一一年九月起，課題組設立了讀書班中心組，成員包括各子課題負責人及讀書班的骨幹成員。中心組成員的任務包括：第一，通讀各卷初稿，發現不合體例之處等各種問題；第二，將全部釋文核對一次圖版，找出問題。在中心組成員工作的基礎上，最後再由我統稿。中心組成員的確定引入競爭機制，採取動態方式，長期無貢獻者退出，讀書班中成績優異者可進入中心組。這樣一種方式，保證了課題組的人才來源，使每件被收錄的敦煌文獻至少經過六人以上人次的審讀，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錯誤。我們現在採用的編纂流程也比開始嚴密多了。第一道程序是由我確定各卷收録的文書，編成每卷的工作文本，並確定負責整理每件文書的責任人。二是各責任人按工作體例和細則對所負責的文書重新整理，其中包括依據文書圖版核對釋文，並將新的整理稿交我審查。三是由我對各責任人交來的每件文書逐一進行審查，指出不合體例和整理細則的之處，退還給責任人進行修改。責任人按我修改意見修改後再將文本交給我。四是由我統一將各責任人整理的文稿經再次審查修改合格後提交中心組進行審讀。中心組成員審讀後將對每件文書的具體意見返還各文書的責任人，由各文書的責任人彙總中心組成員的意見，並提出初步處理意見交我。我則對中心組成員的每條意見採納與否進行裁決，或提出新的處理意見。各責任人再按我的意見整理出各件文書新的清本。五是將新的清本提交編委審讀，編委的意見返還後，由某位課題組成員彙總並提出初步處理意見交我裁決，並依據我的裁決整理出交付出版社的清本。六是逐字審讀出版社的二校樣。二校樣審讀分為課題組成員審讀和我的單獨審讀，課題組成員的任務一是通讀二校樣，二是將校樣的釋文與文書圖版再核對一次。我的任務則是逐字審讀二校樣。最後由我再次裁決課題組成員審讀的結果，並把裁決結果和我審讀的結果整合在一起，交付出版社改正。整個流程包括六道程序，至少要將釋文與文書圖版核對四次以上，經我統稿四次以上。這樣嚴密的程序應該說對提高書稿的質量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中心組審讀書稿，現在已經成爲本書編纂的中心環節，每卷書稿中心組成員都會提出大量的質疑和討論，我們中心組對各卷問題討論的記錄，其總字數都超過了各卷實際出版的字數。本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採用繁體豎排的格式出版，書中使用了很多特殊格式和符號，所以編輯工作難度很大。近二十年來，先後有科學出版社的閆向東、孫莉、黃文昆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雁聲、張敏、陳振藩、宋月華、山川、魏小薇、李建廷、王曉燕等編輯爲出版此書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如果沒有這些責任編輯兢兢業業的細緻工作，本書的出版質量就無法達到現有的水平。我們課題組成員對各卷的責任編輯都充滿感激之情。首先應該感謝科學出版社的閆向東，他是主動找到我，提出由他們出版社出版這套書。當時黃文昆先生剛剛退休，被科學出版社聘任，本書的編排版式是由黃先生確定的，這樣的版式後來被社科文獻出版社所沿用。由於我不能承諾提供出版資助，本書的二、三卷書稿的出版遇到了困難。是社科文獻出版社的雁聲編輯主動找到我，說他們出版社可以不要出版補助。她還說出版社不能用有社會效益和傳承文化的著作來賺錢。她的見識和誠意深深地打動了我，於是從第二卷起本書就改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從二○○六年起，本書的出版策劃改由人文分部主任宋月華女士負責。十多年來，現在已是人文分社社長的宋女士一直支持本書的出版工作。爲編好這套書，人文分社先後引進了兩位熟悉古籍整理的編輯。爲各卷書的編纂付出辛勤勞動的還有本書的編委。編委的任務是在課題組完成初稿後通讀一遍書稿，提出修改意見。雖然各位編委都是忙人，但我們每卷給編委限定的審讀都只有一個月時間。多數情況下編委都能在限定時間內退還書稿，並能提出很好的修訂意見。編委審讀對提高各卷的書稿質量具有重要作用，我們課題組成員對編委的支持和幫助也會永遠銘記於心。作爲項目的首席專家，我還應該感謝所有參與過這個項目的課題組成員，包括史睿、劉屹、朱俊鵬、張華宇、金瀅坤、趙貞、周尚兵、陳于柱、游自勇、聶志軍、董大學、宋雪春、王曉燕、杜立暉、趙晨欣、韓鋒、王秀林、李芳瑤、侯愛梅、張鵬、武紹衛、王蘭平、趙玉平、王義康、么振華、石冬梅等。所以要用『所有參與過』這樣的表達方式，是因為課題組的成員實際上是流動的，不斷有人退出，又不斷有人加入。以上名單是按出場先後排列的，有的人負責的部分尚未出版，所以實際上尚未出場。這些人在整理工作中的貢獻差異很大，有的只參加過幾件文書的整理，有的則協助我完成過兩卷甚至更多的工作。課題組成員絕大部分是我的學生，其中有十幾位是以博士後的身份參加這項工作的。讓這麽多年輕人參加這項工作，一方面是因為這個項目工程浩大，個人難以獨立完成；同時也有培養人才的考慮，希望後繼者能夠成長起來，逐漸接替我的工作，使我能夠逐漸超脫直至最後淡出。但至少到現在，我的願望尚未實現，至今我在課題組中仍處於中心地位，仍是唯一參與各卷全部流程的編纂者，仍需要每卷統稿四次以上。倒是我的學生們，不少人在當了教授、副教授以後就逐漸淡出了。雖然如此，我還是要感謝這些年輕人。大家能有合作的機會就是緣分，我還是十分珍惜這樣的緣分的。雖然我經常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來激勵剛加入這個項目的學生，但對他們的陸續淡出其實我也是能夠理解的。在當今的評價指標體系中，耗費大量時間整理敦煌文書和在權威期刊發表論文，孰優孰劣是很清楚的。我自己在最近二十年寫得論文就很少，很慚愧還搭上了很多學生的寶貴光陰。當然，我也並不認爲我帶領一群學生在做犧牲。這個問題說到底還是個價値取向和價値認知問題。現在的學術評價體制具有很強的短期性和功利性，不利於青年人安心創作無可替代的原創性成果。因為創作這樣的成果往往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生的不懈努力。所以，我希望我們的青年學者能在一定意義上超脫目前的評價體制，以“為往聖繼絕學”的志向從事學術研究。多想想你能在學術史上留下些什麼？你的成果過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萬年還會不會有人參考！至少在我看來，在所謂權威核心期刊發表的論文在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後還有沒有人看是需要歷史檢驗的。但我們這套書，我可以肯定，即使過一萬年，只要人類還存在，只要歷史學還存在，就一定會有人看的。這就是我能在諸多學生離我而去，還能堅持下去的原因。我是以鍥而不捨、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來從事這一神聖事業的！不管別人如何，我已經是過河的卒子，只能向前了！雖然我從事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硏究已有三十多年，卻越來越感到這項工作是無底洞，我們掌握的知識和信息遠遠不能滿足整理和硏究工作的需要。所以，三十多年的歷練並未讓我達到駕輕就熟的境界，反而更加感到從事此項工作永遠要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臨大敵、戰戰兢兢的谨慎态度，稍有不愼，就會留下遺憾甚至錯誤。即使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由於此書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再加我們的水平有限，所以在釋文、說明、校記中仍難免會存在錯誤、缺點和不足，我們仍然一如既往地期待著讀者的批評和幫助。

李埏先生全家福本书收入了先父李埏先生写的六篇文章和我写的三篇文章，俱是回忆自己老师的文字。这些老师有八位，都是20世纪中国学坛上的重要人物。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到学生对老师的尊敬崇敬和爱戴，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和关爱，而且也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的复杂经历，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学问的追求和对信念的坚守。一尊师重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汉代《白虎通义》说：“人有三尊，君、父、师是也”。也就是说，老师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仅次于国君和父亲。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父亲、老师却天天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父亲和老师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尊敬的人。由此之故，我国最古老的治家格言《太公家教》说：“弟子有束脩之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国民间把老师也被称为师父，溯其源，可能就在于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心中最值得尊崇的人，不是那些权势显赫的帝王将相和富可敌国的富商巨贾，而是被称为“素王”的孔子。“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这位生前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学者，因其教书育人的杰出成就，被后代尊为“万世师宗”，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上至至尊天子，下至普通百姓的顶礼膜拜。“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抹去了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后历代统治者加在孔子头上的政治光环，但是以孔子为象征的尊师重教的传统依然延续下来，并被注入了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两者的结合，导致一种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之上的新型师生关系的出现。老师的责任，不再仅是传统的“传道、受业、解惑”，而且也注重学生的身心和谐和全面发展，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感受到人的尊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大批教师被批判，其中一部分更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成为社会贱民。随后在1958年的“拔白旗”、“批白专道路”运动中，高校里的著名学者大多成为被批对象。在这些运动中，学生对老师的“反动”思想和“落后”言论大揭大批，老师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脱裤子”、自曝“内心阴暗世界”。这些运动使得传统的“师道尊严”扫地以尽，老师也对学生心存戒备。1962-1965年间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教师又被推上了“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成了人所不齿的“臭老九”。作为中国尊师重教传统象征的孔子，不仅被掘墓砸庙，而且被荒唐地与先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副统帅”和后来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捆绑在一起，成为全民大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渐恢复。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日益商业化，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扬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启功先生也为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然而，在今天对于许多教师来说，教书不过是一种谋生的职业，甚至是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在这种风气之下，师生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你既然把我看成是可以随便糊弄的傻瓜或者可以任意拔毛的呆头雁，我当然也不会把你当做可与父亲相提并论的尊敬对象。尔既虞，我必诈；你以不仁之心对我，我亦以不义之举报之，正所谓“往而不来非礼也”。《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由于师道不再尊严，因此在有的大学里，学生甚至公然威胁老师，索要高分，有权势者也公然要教师为其子女拔高成绩。于是今天校园丑闻层出不穷，甚至师生大打出手这种旷古奇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肢体冲突”），也在今天的课堂里精彩上演。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司马迁说：“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如果师不师，生不生，那么教育也就完了。这种世风日颓、人心不古的情况，已经引起许多人的担忧。对许多希图重建良好的师生关系的有志之士来说，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思想资源。毕竟在20世纪的中国，也曾经存在最值得赞佩的师生关系。或许到了未来的某个时候，这种关系会以新的形式重现于中国。二我国近代有不少学生追忆老师的文章，其中有许多非常感人。例如鲁迅先生在他脍炙人口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中，对他在家乡绍兴读私塾时的老师寿镜吾和在日本仙台读医专时的老师藤野严九郎，都有了深情的回忆。本书所收集的，就是先父李埏先生和我本人对自己亲炙过的老师的回忆。先父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求学时，有幸亲炙陈寅恪、姚从吾、钱穆、张荫麟、向达、吴晗、邓广铭以及闻一多先生等多位著名史家，后来到云南大学任教，又曾得到方国瑜先生的指点。我本人在读书和工作时，也有幸得到先父和韩国磐、傅家麟、王仲荦、吴承明、方行先生等学者的精心指导。这些硕学名宿都是集学问良史和良师为一身的杰出学者，他们教给学生的，不仅是如何做一流的学问，而且是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先父和我自己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出于各种原因，写了一些回忆自己老师的文章。本书所收的文章，就是先父回忆他的五位老师（以出生年份先后为序）钱穆（宾四，1895～1990）、闻一多（友三，1899～1946）、方国瑜（瑞臣，1903～1983）、张荫麟（素痴，1905～1942）、吴晗（辰伯，1909～1969）先生和我回忆自己的三位老师（以出生年份先后为序）傅家麟（衣凌，1911～1988）、李埏（幼舟，1914～2008）和吴承明（之光，1917～2011）先生的九篇文字。这八位学者不仅都是20世纪中国史坛上的第一流学者，而且也都置身于当日中国大学中最好的老师之列。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良史”和“良师”的完美结合。在过去几十年中，已有不少人关注和研究这些学者，刊出了各种形式的传记、研究论文、纪念文章，对这些学者的生平、学术、为人等作了等多方面的介绍和研究。本书所收的文章是先父和我两人从学生的角度去回忆自己的老师，其中许多内容都是以往其他已刊发的文字中所没有的。虽然本书所收的文章都已发表过，但是分散在不同的杂志或者文集中，搜寻起来颇不易，现在结集刊出，将为大家更多地了解这些学者提供方便。三在上述八位学者中，钱穆、闻一多先生生于19世纪末，其他六位生在20世纪初，他们都见证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变，以及现代中国史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的演进变迁。在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在这个世纪中，“新”与“旧”、“土”与“洋”、“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暴力与和平，各种相互对立的因素同时并存，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在这个动荡和剧变的时代中，这八位学者和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20世纪的风雨雷霆，也体验了这个时代的人世冷暖。钱穆、闻一多、方国瑜、张荫麟、吴晗五位学者看到了两千年帝制的覆灭，钱穆、方国瑜、吴晗、傅家麟、李埏和吴承明六位学者目睹了民国的兴亡，方国瑜、吴晗、傅家麟、李埏和吴承明六位学者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曲折历程。李埏和吴承明先生更生活到了21世纪，看到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经济奇迹”。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天灾频繁，瘟疫流行，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同时人祸不断，充满了战火、暴力、迫害，无人能够幸免。在一个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学者本来就很难找到容身之所，即如杜甫所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更何况“峣峣者易折，曒曒者易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些学者都是一时之选，“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成为各种政治运动的靶子是很自然的。因此，这些学者的遭遇就是很可以理解了：张荫麟先生英年早逝于贫病交加，闻一多先生因抨击黑暗势力而殒于暗杀者的子弹，吴晗先生受尽酷刑之后惨死于牢狱之中，钱穆先生年过半百只身流亡境外。方国瑜、傅家麟、李埏和吴承明先生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饱受磨难，到了偌大的中国终于可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都已年逾花甲，垂垂老矣，其中方国瑜、傅家麟先生也未能更多享受改革开放以后的平安生活。但是，尽管坎坷波折，这八位学者依然坚守着“做第一流的学问，做最好的老师”的信念，真正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熏陶、恪守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的20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内心世界也充满矛盾，努力探索人生和学问的真谛。对传统的缅怀和对光明的向往、对学术的信守和对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坚守做人和治学的原则，成为学问人品均为人景仰的一代良史和良师。因此，更多地了解这八位学者的为学与为人，对于那些在今天纷扰浮躁的社会中仍然有志于追随先贤遗踪，努力去做一个好学者和好老师的青年学人，肯定是很有意义的。先父和他的老师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伴随着他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到了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文禁也逐渐松弛，因此他也能够用充满感情的笔墨，把以往尘封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写成文章，追忆当年与老师们相处的美好时光，寄托自己对这些老师的无尽哀思。我自己虽然不善写作，但是在老师生前身后，也写了一点文字。这就是本书所收入的九篇文章。从先父和我写的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学生之间的那种建立在道义之交的基础上的亲密关系。四虽然先父和我自己有幸遇到多位名师，而且师生之间感情深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关于老师的文字，我们写得很少。本书所收的九篇文章，写作都是出于一些特别的原因。先父与他曾亲炙过的多位老师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成为他被审查、被批判乃至被关押、斗争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他与吴晗先生的师生关系，更使他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云南省第一个被批斗的对象，几乎为此赔上了性命。但是，即使如此，他对吴晗先生的感情依然如故。到了“文革”结束后，苏双碧、王宏志先生不顾吴晗案是“钦定大案”，积极奔走，要求为吴晗先生伸冤平反。他们到昆明见到了先父，先父非常感动，于是动笔写了追忆吴晗先生的文章，把这位“中国头号牛鬼蛇神”的真实形象展现给世人。尔后，他又写了张荫麟先生的传略，高度评价这位在解放后默默无闻的中国史坛天才的学术贡献，并记述张先生对自己的教诲。在追忆闻一多先生的文章里，先父记述了闻先生在抗战和内战期间的艰苦生活，以及他的铮铮风骨。钱穆先生流亡境外后，师生联系被完全斩断，但是先父在“文革”中，依然因为是“反动文人钱穆”的学生而遭到严酷批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钱先生托人带来一本在境外出版的回忆录《师友杂忆》送给先父，先父方知钱先生尚健在。在该回忆录里，钱先生对当年他和先父之间的深厚的师生情谊有细致的记述，先父读后非常感动。自此之后，国门渐开，师生之间也鸿雁始通。但是不久钱先生即仙逝，先父悲痛之余，写了一文追忆当年的交往，表达他对钱先生的深切思念。先父虽然并非出于方国瑜先生门下，但是自他1943年到云南大学任教后，时常向方先生请益，因此也一直视之为师。在“文革”中，他们又一起成为“牛棚”中的“黑帮”。这种“共患难”的经历，使得他们之间的情分又得以进一步加深。到方先生辞世后，先父也撰文记述自己与方先生交往，悼念这位共事四十年的老师和朋友。我自己虽然有幸得到多位良师的教诲，但是因为自幼记忆力甚差，又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许多往事难以记住，加上文笔呆滞，因此一直没有能够写出回忆老师的文章。本书收入的三篇文章是例外。关于恩师傅家麟（衣凌）先生的文章写于1985年，那时我刚刚从厦门大学毕业。毕业前，英国《世界名人录》将傅先生收入该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罕见之事，因此《福建日报》记者来到厦大，请历史系写一篇报道。作为傅先生的弟子，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虽然由于报纸篇幅所限，这篇文字写得很短，但是这是“文革”以后第一篇在省报上介绍衣凌师的文章，因此也有一定意义。今年是衣凌师百岁冥寿之年，将此文重新刊出，也可略表我对恩师的思念。我1980年初次拜识吴承明先生，之后三十年一直私淑他，并得到了他的精心指导。今年六月，我从香港回京后，听说吴先生身体欠佳，于是立即去探望。彼时他已十分衰弱，但是见到我非常高兴，交谈达半个小时之久。不意这竟是与吴先生的最后一面。两周之后，我在上海得到噩耗，吴先生已驾鹤西去。1997年吴先生八十大寿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向大众介绍这位学界的传奇人物，就是现在收入本书的这篇文章。在我的一生中，有幸遇到多位名师，他们都给了我宝贵的教诲和深切的关爱，我对他们永远感激不尽。但是，把我培养成一个学者的关键人物是先父。正如我在拙著Agricultura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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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是《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的組成部分和第一期工程。這裡的所謂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是指佛教典籍以外的全部敦煌文獻。對我來說，編著《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的想法已醞釀很久。

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郝春文教授任首席专家的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0&ZD080），经过全体课题组成员半年多的不懈努力，其重要阶段性成果——《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十五卷，已于2017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主要工作是按照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流水号依次对每件敦煌汉文社会历史文献进行整理释录，将一千多年前的手写文字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解决所涉及文献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献释文后附有校记和百年来学术界有关该文献的研究文献索引。每件文献一般包括标题、释文、说明、校记和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这项成果不仅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经过整理的研究资料，也为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利用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扫除了文字上的障碍，每件文献后所附的说明和研究信息，还可直接将读者引领到该文献的学术前沿，是推动敦煌学进一步深入发展、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工程。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主要是三十卷本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2015年9月17日出版的《光明日报》第16版对1-11卷进行了介绍。最新出版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十五卷，收录整理了斯三〇〇五至斯三三三〇间的社会历史文献120多件，约40万字。这些文献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历史、艺术、语言、文学、社会、科技及中西交通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由于“英藏敦煌文献”收藏在英国伦敦，课题组成员整理这批文献依据的是文书图版。目前国内能见到的文书图版多为黑白图版，这些黑白图版无法显示文书原件上有朱笔书写的文字。此外，还有不少图版上的文字模糊不清，很难正确辨认。为解决这个难题，课题组曾三次赴英国国家图书馆核查原卷。本卷即是在2016年7月核查原卷的基础上完成的，为本课题的高质量完成、取得创新性成果提供了有力保障。主编简介：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历史学院院长、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职。本文作者简介：游自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期编辑：悟滋欢迎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

著名史学家宁可先生（1928—2014）毕生治学，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文化史、隋唐史、敦煌学等领域建树卓著，影响广泛。宁可先生晚年完成的整合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以下简称宁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尤为学界重视。宁著共有十二章，广泛论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封建经济结构与人口问题、皇权及忠君思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吏治得失与农民战争、封建王朝兴亡周期律等，其要旨在于揭示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特色。社会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用以标志人类社会历史的具体存在形式的范畴。社会形态指的是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统一体，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和层次。社会形态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有其发生、发展乃至灭亡的过程。宁著指出，战国之后到清朝灭亡两千余年期间中国历史处于封建社会形态，属于封建社会阶段和时期，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造就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宁著系统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所包括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特点。具体而言，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经济具有丰富的结构内涵：从部门来看，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大部门。从生产力角度看，个体小生产农业是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和主干，具有集约化、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和生活单位等特点；手工业是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划分为与农业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官府经营的手工业、私营手工业三种类型。家庭手工业是细小的、分散的，主要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少量产品进入市场。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又可分为官府直接经营的手工业和官监民营手工业两种；私营手工业包括个体小手工业、手工业作坊和大手工业作坊，其中后两种有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商业按规模可分成大、中、小三种，按类型可分为行商和坐贾。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货币也带有鲜明的特点，与中世纪西欧的情形不同。中世纪西欧城市主要是经济性的，城乡是对立的，中国的城市则是生活性的、军事性的、政治性的，是封建统治网络的节点。中国古代铸币长时期主要是铜铸币，与很多国家铸币一开始就是金银铸币并长久使用也大有不同。同时，纸币在中国虽然出现较早，但始终没有代替铜钱，也没能发展到现代纸币和信用货币。这些特点，凸显了中国封建经济的特殊性。从生产关系角度看，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由农民、地主和封建国家“三个板块”构成，并处于经常的消长变化之中。农民从事个体小生产农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地主和农民。地主经济建立在农民个体小生产力之上，在封建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具有租佃关系、实物地租为主、土地买卖三个特点。在地主和农民之上的是封建国家，既是一种政治力量，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具有很强的经济财政职能，对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影响巨大，是其他国家历史上所少见的。这种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不是静态的和凝固的，而是一直在运转着、发展着、变化着。其运转变化有小的和大的两个循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诸要素的运转从农村开始，农产品大部分自行消费，然后再进行再生产，这是一个小的循环，可理解为农村内部小规模的循环。农产品自行消费后的剩余产品和一部分必要产品，循着两条路线运行，一条经过封建国家赋役而注入其他地区和部门，这是非商品性或基本上是非商品性的活动。另一条经过市场，进入城市手工业领域，然后回到市场，而又再进入农村，最终完成消费。这是一个大循环，可理解为全国范围内涉及城乡以及农工商业和封建国家的大规模循环。两个循环推动着中国封建经济的不停运转，有时是良性的，有时是恶性的。从总体上观察，中国封建经济的这种循环式运转是徐缓的，发展是不明显且不平衡的，但商品经济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整个封建经济的润滑剂、催化剂和驱动力。宁著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与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地主阶级专政，这种政治形态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特点尤其是地主经济的特点。地主经济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但它具有独立性、分散性和不稳定性，这就使得地主阶级需要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威的政治上层建筑来代表他们行使政治统治权力，这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有它自身的特点，即皇权是最崇高的、绝对的和唯一的，与西欧封建领主制的领主封臣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世界历史上是仅见的。宁著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理论，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体制始于战国，成于秦汉，一直延续到明清，两千多年期间有一个从适合和促进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基础，到不适合和阻碍整个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变化过程，地主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有一个从进步必要到没落反动的过程。通过中西比较，宁著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影响，指出西欧自然条件优越有利，形成大面积粗放的耕作方式，生产技术要求和劳动者个人积极性较低，使生产带有一定的集体性，封建主可以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管理和监督，从而形成以徭役劳动为特色的庄园农奴制，并进而形成了封建领主制。中国的自然条件则相对比较恶劣，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生产环节多，土地又分割为小块，个体的、分散的、细小的生产特点十分突出，农具多种多样并以小型的专门化的农具为多，对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生产技术要求较高。封建主只能把土地分租给农民经营，无法也无需对农业生产实行直接管理和监督，从而形成以实物地租为主的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总之，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的生产力特点，并进而影响了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的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在西欧形成了封建领主制，在中国则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宁著指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皇权与忠君观念——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忠君是封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是封建道德规范的首要标准。皇权与忠君观念形成确立于西汉董仲舒和东汉《白虎通》的理论建构，宋代以后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一是更加突出了皇权的无上意义和臣属的绝对服从；二是强调不忠于君不仅违反了最高封建道德标准，而且也是最大的罪恶；三是忠君观念扩大到了经济方面，强调民众必须纳财货以事君；四是把君主专制视为“理”和“道”的表现，从哲学本体论上解释皇权与忠君的意义。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内涵和特点，颇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影响和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和道路。除上文已述特点外，宁著还做了六个方面的重点阐述：其一，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特征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在汉代就已形成，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多种局限性，造成了传统农业长期徘徊以致停滞的发展途径。其二，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的基本人口规律，制约了“周期性大波动”和“几次台阶式跃迁”的人口变化。而宋代以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和粮食增长的速度，人口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的因素，人口问题逐渐严重起来。其三，奢侈品的生产和贸易对整个中国封建经济的消极影响十分恶劣。地主阶级奢侈品消费的不断增长，奢侈品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常常是以农民地租和国家赋税加重为前提的，这就必然危害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导致农民的不断贫困化和农业生产的萎缩和危机，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危机。奢侈品贸易还导致商业和城市的畸形繁荣，而不是一种正常繁荣，也往往是社会危机的先兆。其四，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特别是地主经济在封建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以及高度发展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给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巨大影响，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具有爆发早、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具有较高组织性和比较鲜明纲领口号、不但反对地主而且反对各级封建政权直到皇帝的突出特点，其水平在世界历史上是最高的。其五，由于地主经济对生产要素土地的占有基本上是非商品经济化的，也由于城市是政治性、军事性而非经济性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因素和生产方式的难产。其六，以农业为主体的完整牢固的自然经济体系，使中国古代的工商业者不可能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和集团，是造成“李约瑟难题”的最具决定性的内部因素，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由先进变落后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期以来，学界对“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否存在，遭到了质疑和争论，也造成了社会形态问题研究上的不少混乱。宁著对此给予了密切关注，做了认真思考，认为“皇权主义”“专制主义”“集权社会”“帝国时代”“宗法社会”等概括，过多地从政治或社会组织着眼而忽视了社会形态首先是一种经济形态，缺乏综合性，有其片面性。宁著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虽有区别，但相似之处也不少，那就是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大土地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找到更好的概括之前，应暂时先遵从习惯，把战国之后到清朝灭亡期间的中国社会仍称为“封建社会”。宁著的这种认识和观点，基于上述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系统论述之上，无疑是值得认真思考和重视的，对社会形态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也具有理论价值，尤其具有方法论上的参考价值。原题《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特色————宁可先生〈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要旨》，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05月15日文史哲周刊•理论•史学版，此据光明网2017-5-15，引用请见原文。作者简介：刘玉峰，首都师范大学首位博士后，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隋唐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本期编辑：悟滋欢迎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宁欣先生与首师大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部分学生的合影左起：鲁统彦、周尚兵、宁欣先生、游自勇、张安福、陈大为2007年摄于上海师范大学在古代农业中国，发展农业经济和保卫边疆安全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重要责任。自汉代以来，历代中央政权大都在边疆或内地荒地区域发展屯垦事业，因此屯垦经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从汉代西域都护府开始，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就开始了对西域屯垦戍边的经营，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些屯垦涉及到中原移民、先进技术和工具带到新疆、多民族共同开发建设新疆，从而促进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安全等问题。所以，三国时期曹操曾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明人李贽认为屯垦戍边乃是“千古之策”。屯垦戍边效益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收益、社会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的效益。从历史长河看，最初在西域进行屯田的时候，且耕且战是主要的单位模式，战时的后勤供应是首位的，经济收益还是放在次要位置。随着汉代、唐代尤其是清代大规模的屯垦实边，屯垦经济开发了天山北麓的广大地区，屯垦的经济效益越来越显著，屯垦经济成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模式，尤其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新疆屯垦事业日新月异，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代表的屯垦事业不仅解决了新疆民众的生活问题，而且在节水灌溉、集团机械化作业、新型村镇建设都走在了全国前列，甚至有些新农村建设者认为，新疆兵团的城镇化建设和土地集约化经营模式，代表着二十一世纪中国农业现代集约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所以，研究新疆的历史和现实越来越显示出其前瞻性。从学科属性看，屯垦经济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史如农业经济史、手工业史、商业史、赋税史、救灾史、城市史等迅速发展，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以边疆地区为核心的屯垦经济史发展的研究还较为薄弱。目前对屯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屯垦史、屯垦戍边问题、屯垦与国家安全问题，很少有涉及到专门研究单纯的屯垦经济发展史。新疆作为中国屯垦的典型区域，尤其需要梳理两千年来屯垦经济发展的背景、屯垦群体、屯垦区域、屯垦绩效等问题，以更为细致了解中国这个特殊区域内所进行的屯垦经济的历史进程。《西域屯垦经济与新疆发展研究》是一部以天山南北这一中国典型屯垦区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比较系统阐述了新疆屯垦经济发展的历史，详细分析了汉代以来新疆屯垦的规模、形式、经济效益等。自西汉以来，新疆就成为历代中央政权屯垦的重要区域，新疆屯田的经济效果，直接与国家在西北的安全态势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探讨历史时期新疆屯垦与国家战略、边疆稳定的内在关系，为新时期新疆屯垦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新疆屯垦经济绩效及其对当地经济、政治、社会的影响，分析新疆屯垦经济与国家战略、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等内在的逻辑关系。认为：汉唐时期屯垦经济发展虽有起伏，但是总的趋势是屯田区域不断扩大、绩效不断提高，尤其是清代以来的新疆屯垦经济效果显著，不仅奠定了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而且由于移民屯田的迅速发展，“新疆的民族结构更为合理”、“新疆由原来的前沿生产战争区变为适宜人类的生活区”等观点，这种见解是有见地的。美中不足的是，经济史是依靠数据说话的，每一个结论都应该有数据支撑。但是该成果对于汉唐时期的屯垦经济的数据处理，大都使用概括性的语言进行描述，即使是用到数据的部分，也很难说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当然，这种现象既与古代记史不重视数据从而使得数据材料有限有关，也同时看出作者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让数据与材料更为扎实。在地广人稀的新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屯垦——国家组织的大兵团作业，才能解决新疆面积广袤而绿洲又相对分散的土地开发问题。目前新疆虽然阶段性的存在着“三大关系”的矛盾，如，“屯垦和戍边的关系”、“特殊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兵团和地方的关系”等问题，但是这些都是新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屯垦经济问题为先，还是地方经济发展为主的问题，但是这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疆军垦经济发展壮大后，军队不是将大量的企业、设备、资产等无偿给予地方支援地方建设了么？根本上说，新疆屯垦经济和地方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是密不可分的，屯垦经济发展好了，才能带动地方发展；地方经济发展好了，也能给予屯垦戍边更多支持。我参加了张安福的博士开题、中期检查、博士论文答辩，甚至其博士后都是跟从我做的，因此对其研究过程较为了解。他对唐代西北的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为对象的研究较为集中，对于新疆的历史文化、屯垦经济问题，虽然起步晚，但是进展很快，不仅因为勤奋好学、思维锐敏，更因为他能在资料梳理和田野调查中发现问题，这也是这些年他做事一直能有新成果出现的原因。2011年暑期，我到新疆检查完他的博士后项目中期进展情况后，一起去距乌鲁木齐600公里之外的西部边陲伊宁市和边贸口岸霍尔果斯。他对伊宁边境66团场的经济模式、霍尔果斯口岸中、哈两国贸易品种的差别非常清楚，并从中分析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和边境团场今后经济应该重点发展的方向，就显示了他“边走边学”的学习态度，很值得重视。张安福2007年从山东调到新疆，工作一干就是7年，一直到2014年才调动到上海师范大学工作。这7年中，他先后以新疆的屯垦戍边、西域历史文化等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逐步深入。这个过程中，成功申报了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塔里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并成为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63”优秀人才、石河子大学“211工程”人文社科建设项目和新疆兵团人文社科基地重要负责人，并连续7年都被石河子大学评为优秀职工。这一切，都显示了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也无论是在内地还是边疆，只要努力和付出，就一定能干出成绩，被单位和社会所认可。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后，张安福这两年一度沉寂，我相信这是他厚积薄发的时期，也是一个调整修养的时期。工作不能太拼命，健康是第一位的。但是在有资料、有想法的时候，就要写下来。新疆和上海都是学术资源丰富的地方，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学术发现和学术领域的拓展是没有止境的，尤其是在年轻、精力好的时候，更是要不断突破自己。

本论著汇集了国内数十位专家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再认识的最新研究成果，包含“理论探索”“国家权力”“地域行业”“社会群体”等四个主要议题，涉及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阶段、非经济影响因素、秦至清传统社会的性质、商品经济、“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等诸多内容。本论著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权力、思想观念等非经济因素，摆脱了此前传统经济评价中的经济决定论，并将“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富民社会”等最新理论成果嵌入到中国传统经济再认识的框架之中，视野广阔、内容丰富。本书适合历史学、经济思想史方向的研究者参考阅读。

原题：《漆侠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先师漆侠先生逝世十周年祭》，《漆侠与历史学：纪念漆侠先生逝世十周年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由于公众号的各种限制，有删减和改写，引用请见原文。

梁柱式木构建筑，墙壁无需承重，内部空间可以自由布置。从四无遮拦的亭、廊，到采光充分的大屋，再到密闭的仓库。而斗拱不单有支撑的作用，而且是建筑结构的最基本的单元，后来各类木构建筑的尺度都要以它为基准。

作者简介：阎守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作者简介：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想，不仅是何先生的学术成就，他的治学道路和方法，也是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效法的。

没有多久，史学革命退潮了，高校又回到原来的程序上去，各校的史学概论也纷纷停开了。北京师范学院因为该课还保留了一点自己的特点，因此一直开下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作者简介：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院院长，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