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研究显示：国民平均智商很大程度上影响综合文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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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作者：中华复兴
国民智商（National lntelligence Quotient)是某国家或地区民众智商的平均值, 著名学者理查德·林恩与塔图·万哈宁教授调查了近两百个国家，收集了这些国家的国民智商的数据。他们发现，国民智商与国家经济、文化，及国民健康等均呈正相关，与犯罪率、腐败、生育力和流行病概率呈负相关。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文中的内容，首先需要对“相关性”这个概念做一个通俗解释。当我们说国民平均智商与国家经济、文化、及国民健康等均呈“正相关”时，这意味着国民平均智商越高，经济、文化、及国民健康水平也越高。
当我们说国民平均智商与犯罪率、腐败、生育力和流行病概率呈“负相关”时，这意味着国民平均智商越高，犯罪率、腐败、生育力和流行病概率越低。换句话说，国民平均智商越低，犯罪率、腐败、生育力和流行病概率越高。
举个例子，在下图中，左边部分我们看到的是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观看广告的数量呈正相关，观看广告数量越多，购买意愿越强。在右边部分我们看到，距上次消费时间越长，购买意愿越低。左边的两个变量之间就是正相关，右边的是负相关。
在采集大量数据样本时，我们只要看数据在表格上的分布就知道是正相关，负相关，还是零相关（表格衡量的两个变量没有联系）了。
但是有的正（负）相关比其他的更强。当R=1时，说明是完全的正相关，当R=-1时，说明为完全的负相关。1和-1构成相关性的两极。
下面是不同程度的正（负）相关的图表例子。
通常-1.0 到 -0.5 或 1.0 到 0.5 属于强的相关，-0.5到-0.3或0.3到0.5属于中等的相关。
作者简介：
（在下方灰色框中滑动阅读详细简介）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国民智商:有关智力国别差异的研究》
作者：理查德·林恩、塔图·万哈宁
初译：周静、谢天译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校对、排版、补充：中华复兴
本论文的英文原文和初译文件我们“种族差异研究”公众号已经上传到了网盘，
有兴趣进行详细阅读的朋友可以使用下方链接和提取码进行下载阅读：
1. 英文论文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6VTmJ9YatO199Iyx-Mm0CA 提取码: fpuw （请留意，英文原版是更新版，因此在一些数据上与中文翻译可能些许出入）
2. 中文初译版链接：http://www.doc88.com/p-6465700447718.html
学术文章原文截图
正文：
国民（平均）智商，即居于某国家或地区民众的（平均）智商。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与芬兰政治学家塔图·万哈宁（Tatu Vanhanen）最早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有关国民智商的最新调查中, 林恩给出了全球197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智商。该研究直接统计了173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智商，又以邻国相似人口的数据估算出其余24个国家的国民智商，然后再将他们与英国国民平均智商（数值为100）作对比。林恩等人的研究有以下发现：
一、国民（平均）智商与一个国家的综合文明水平相关
在现代社会，国民（平均）智商与教育水平、经济水平、人均寿命、流行病感染率等社会现象高度相关。
以下列表选取了部分与综合文明水平息息相关的因素，“r”表示国民（平均）智商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
正相关
人均收入（r=0.73）
经济自由（r=0.76）
数学、科学、文学的受教育程度（r=0.91）
人均学术出版物（r=0.87）
人均专利（r=0.51）
教育投人（r＝0.7）
平均寿命（r=0.75）
民主（r=0.53-0.79）
自杀行为（r=0.54）
存款（r=0.48)
政治自由/权利（r=0.77)
负相关
犯罪活动（杀人）（r= -0.25）
腐败（r= -0.53~-0.68）
生育率（r＝-0.75）
艾滋病病毒感染（r＝-0.48）
流行病（r=-0.89）
婴儿死亡率（r=-0.69）
大政府 （r=-0.47)
失业（r=-0.76)
贫困（r=-0.63)
极端性（r=-0.78)
战争（r=-0.22)
接近零相关
快乐程度：（r=0.03)
生活满意度：(r=0.03)
对上述相关的解释，比如国民智商与传染病的强度和流行程度呈高度的相关达-0.89。 Eppig等人提出，在低智商国家，传染病的盛行损害了国民智商。林恩和万哈宁认可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国民智商与传染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互为因果的。传染病一方面导致了国民的低智商，但另一方面国民的低智商也是传染病流行的原因。低智商国民可能很难理解传染病是如何传播的，并且对如何预防有很多错误观念。高智商个体通过卫生措施和建立有效的健康护理系统更好地预防了传染病（如避免艾滋病毒的感染）。因此，不仅传染病会影响国民智商，较低的国民智商也同样会引发传染病的盛行。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杂志在2010年也报道了国家智商与传染病的负相关性。图中纵坐标为智商，横坐标为传染病负担率。
参考链接：https://heka.files.wordpress.com/2010/07/disease-and-intelligence-mens-sana-in-corpore-sano-the-economist-20100701c.pdf
与之类似，对于国民智商与上述经济、流行病及其他社会变量的关系，林恩和万哈宁认为均存在某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但国民智商仍被认为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变量，因为智商有显著的进化和基因基础。而且，林恩和万哈宁指出，处于国家层面的国家智商与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个体层面得到解释和预测。比如，个体智商能预测个体受教育程度、收入、寿命等，而国家是个体的集合，因此也预测同样的相关, 也就是说国家的平均教育程度、收入、寿命等也可以被平均智商预测。所以此报告为智商在社会科学中成为根本性的解释建构提供了依据。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了不同国家的平均智商差异呢？
报告认为，这很可能与不同的长期环境对基因的筛选有关。
二、严酷的自然气候容易进化产生更高智商的人种
林恩和万哈宁倾向于以进化心理学的视角解释国民智商的差异。他们指出，在长期进化中，环境，特别是严冬对人类生存提出的认知需求随地区不同而不同，居于不同地区的人所经历的进化过程是不同的，最终导致了今天的国民智商差异。他们认为，人类是在大约十五万年以前，由居于赤道的非洲东部的智人（Homo sapiens）进化而来。而在约十万年前，智人的部落从赤道非洲迁移，在非洲北部和亚洲西南部定居。六万至四万年前，他们遍布了亚洲、印尼群岛和澳洲。在约三万五千年前，他们定居欧洲，随后开拓了美洲和太平洋岛屿。
在非洲北部、亚洲及欧洲的温带和寒带居住的人类在冬季和春季面临着生存问题。与赤道非洲东部全年都能获取多种植物作为食物不同，在温带和寒带的环境里，植物性食物在冬季和春季的数月内是匮乏的。因此，那些迁移到非洲北部、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人需要靠捕获大型动物为食，并且要通过制作衣物、搭建房屋及钻木取火来保暖。这些问题都会对智力的提高产生外在的选择性压力。冬天越冷，这种选择性压力就越大，也就演化出更高的智力。进化后的人种发展出更大的脑，以适应更高的智力。Vernon、Wickett、Bazana和Stelmack的综述表明，人类的脑部大小和智力的相关约为0.40。因此各人种所面临的冬季气温的挑战、脑部大小，及智商间存在联系，详见表1。
表1中列2给出了相应地区最冷的冬季月平均最低气温，列3为相应地区在冰川时期的冬季月平均最低气温，冰川作用从两万八千年前持续至一万年前，在此期间北半球的气温下降了5℃，而南半球则无此变化。列4是根据 Smith和Beals提供的约2万个头盖骨的数据计算获得的脑平均大小。列5为平均智商。很明显，冬季月平均最低气温、脑部大小和智商之间存在整体的一致性。最北部的亚洲人（现在的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经历了冬季的最低气温，也同时拥有最大的脑和最高的智商，接着是欧洲人、美洲原住民、北非人和东南亚人。
其中的一个例外是，与南亚人、北非人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相比，处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东南亚人和太平洋岛民有着更大的脑和更高的智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东南亚人和太平洋岛民在一定程度上与东北亚人混种，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智商和脑的大小。
还有一个例外，澳洲的土著民居住在相对温和的地区，但脑较小智商也较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是一个较小且孤立的群体，在欧洲殖民时期人数也只有30万人左右，因此更高智商的突变等位基因并没有出现在他们身上。最后，赤道非洲西部的热带雨林内的俾格米人居住在炎热的地区,有着最小的脑和最低的智商。
国民智商的进化理论已经被四项研究验证，详见表2。
表2第1行显示国家智力与冬季最低气温呈0.61的负相关，表明在冬天气温较低的国家，国民智商较高。第2行显示国民智商与相距赤道的纬度间呈正相关，证实了在更冷的国家国民智商更高。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的欧洲、北美洲和东北亚洲，以及南半球中主要居住着欧洲人的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第3行显示了国民智商与肤色的相关为0.92，意味着较浅肤色的人有着更高的智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浅肤色能促进日光下维他命D的吸收。第4行展现了国民智商与皮肤反射率有0.87的正相关，皮肤反射率指从皮肤反射回的光线数量,因此反射率越大肤色就越浅。
三、影响国民（平均）智商差异的其他可能变量
影响国民智商差异的其他可能变量与国民智商的关系可归纳为表3。
第1行显示国民智商与经度成显著正相关（二者相关为0.23）。 Kanazawa的理论认为在新奇环境中进化的人会更聪明，而人类起源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sub-Saharan Africa），因此离此起源地越远，环境的新奇性越高。在第2行中与进化环境距离的更精确测量进一步地证实了这一理论（二者相关为0.45）。第3行显示国民智商与近亲（通过测量近交系数获得。近亲系数inbreeding coefficient，指个体得到一对等位基因来自同一祖先的可能性）的相关为-0.76。表兄妹结合的越多，近交系数就越高。因此上述负相关表明在高智商国家，表兄妹较少结合。
Woodley指出，这一结果可以通过个体层面近亲结婚会降低个体智商的研究结论预测得到。然而，他同时指出在个体层面近亲结婚对智商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著名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估计近亲结婚父母比非近亲结婚父母所生子女的平均智商低3分。因此，Woodley的结论是近亲结婚的百分比对降低国民智商的直接作用可能井不大。
欲了解更多相关知识，欢迎阅读资深科学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的著作《天生的烦恼：基因、种族与人类历史》。作为一位长期为《科学时报》和《纽约时报》报道基因学新进展的资深科学记者，韦德总结汇聚了大量专家意见和研究结果。林恩与万哈宁教授的研究也在第188页被提及（页码为英文版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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