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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显惠︱既然大家都在大合唱，我就不参加了

汉交会资讯 2020-01-09

与杨显惠先生在天津喝过几次酒，他的正义与良知，让我佩服。发自内心的那种，这一篇自述，不知是不是酒后写的，反正让我想到一句话：酒后吐真言。

索儿仁尼琴说，一句真话的份量，有时比整个世界都重。

后附一个印象记，杨显惠记录受苦人的绝境，希望您不要错过。

作者：杨显惠

来源：杨显惠“命运三部曲”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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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革履的人们穿行在这个酒店的餐厅里。他们闲聊，然后在欢声笑语间碰杯。不远处的桌子上摆放着许多食物—那些装饰繁复的碟子上，放置着许多菜色，还有以各种方式烹饪的肉类，散发着浓郁的香气。人们一次又一次路过放置食物的餐桌，然而没有人再去动那些菜和肉。

我有些不自在。虽然不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但在离开的时候，我却忍不住要回头去看桌子上那些剩下的精致的食物，心里只剩一个念头：这是多大的浪费啊。我总是想起那个年代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写着同样一句标语：珍惜每一粒粮食。

我不断告诉自己，这是好事，能拉动消费。富足的食物，证明人们的生活在一天天好起来。但我依然很矛盾。这些注定会被倒在垃圾桶里的食物，装饰着这个热闹夜晚的同时，却让我想起曾经接触过的定西孤儿，想起那些终于吃上了白面，却注定要被记忆中的饥饿感折磨一辈子的人。

明知道那个年代早已经过去，但这两个世界突然在我眼前合二为一。站在觥筹交错的人群中，心中总有一种忐忑不安、跟不上时代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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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我读大量俄罗斯的书，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这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根深蒂固。写《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大概都是注定的。19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就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在那儿，我们开荒、炸石头、修渠、犁地、引水灌溉、种庄稼。闲下来和年纪大的人聊天，就听说曾经有过很多右派在那片土地上劳教，听说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那里死了不少人。再后来，又知道了大饥荒时期，定西孤儿的故事。

《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题材，注定了我必须实打实地采访，一步一个脚印地深入调查。我要写的就是这些真实的东西。夹边沟的人吃人，大饥荒孤儿的惨境。这些被遗忘的历史，这些如此重大的问题，却从未在我们过去的文学作品里表现出来过。偶尔，我们能在报刊杂志上看到一些零星的片段，但无法能看到当时的全貌，没人用宏大的叙事把那些故事再现。

那个时候，无数作家在写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变化，在写主旋律的东西。我没写—他们的学养、知识、经验都比我丰富，要是我也写，肯定写不过人家。对于右派和农民的苦难，讲述的人很少。所以我想，那就我来写吧。

苦难一直是我的主题。夹边沟，劳教的三千人，饿死了两千多，只活下来五百人。大饥荒，一整家子人都饿死了，剩下一个孤儿，被送到公社的孤儿院，才吃上了白面馍。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那么多的苦难，作为一个作家，不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实在说不过去，同时也是资源的浪费。

既然大家都在大合唱，我就不参加了。我在这独唱吧。就这么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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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又回了一趟定西，重新走上了通往定西孤儿院的那段路。五六年没回去了，一踏上那段路，脑子突然一下子变得特别清醒。很多画面又回来了。那些故事，怎么能忘得掉？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我也是过来人。那时候，我十三四岁，也曾经挨过饿。但当我真正去接触、访问那些孤儿的时候，才赫然发现，我所经历的饥饿，和他们经历的，完全是两码事。我是挨饿，他们是家破人亡。

在农村里，都是大家庭。爷爷奶奶饿死了，爸爸妈妈饿死了，兄弟姐妹都饿死了，最后剩下他一个，公社就把几百个这样的孤儿养起来。在每一个孤儿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的惨剧。扳指头算算，那些孤儿现在也就是五十几岁六十岁，他们的记忆力至今还是很好—每一个家人是怎么死的，他们连细节都会给你讲得清清楚楚。听他们的讲述，我刚听到一半，心脏就受不了了。必须停下来调整一下情绪，或者岔开话题聊点别的什么，才能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

光是听，就已经承受不了了。我还要把这些记忆全部整理出来，写成一篇篇故事。我拿起笔，把他们每个人的家庭如何败亡的细节，一点一点的在纸上写出来，当时的惨况就一幕幕重现在我眼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折磨。

最近两年，有时去参加一些活动，要我讲“夹边沟”和“孤儿院”，我都拒绝了。我没办法讲这些孤儿的故事。一讲我就受不了，泪流满面，讲不下去。要不停地擦眼泪，让我非常尴尬。有两家电视台也曾经邀请我去重新走一趟夹边沟，访问一些右派，我也拒绝了。这些事，我做过了，就过了。这些记忆，我都不想再重温。每次回忆这些东西，我心里还是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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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大了，体力越来越差。去牧区采风，到了高海拔地区，每次去只能呆上十天半个月，要不然，身体撑不住。之后就回兰州休养几天，写点东西，读点书。然后再回到牧区去。兰州是我的老家，也是我在甘肃采风的根据地。

现在我还是经常到甘肃去采风。前段时间，家人也跟我去了一回甘南。他们在藏区特别不习惯。当然啊，生活、习俗什么的和汉族人完全不一样。我倒是习惯得很，跑牧区也五六年了，没啥不习惯的。用妻子的话说，那回在藏区看到我，脏兮兮的，又黑又瘦，混在藏区的牧民里，压根认不出来。我听了还挺高兴。

家里人习惯了看我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只是还是担心我的身体。那没办法，我不能不出门。我这辈子就得这么写下去。写哪儿的故事，就得到哪儿采风，就得融入那里的生活，成为里边的一份子。这样，讲出来的故事才是实实在在的，不掺假。

我不是先锋派写作，是传统的写作、现实主义的写作。写哪个地方的故事，就必须把那个地方给弄熟悉了，不管是历史或者现状、自然环境，还是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价值观，都得一一摸清，才能称得上写实。甘南是个特别有故事的地方，在那边进进出出那么多回，我还是不敢说我已经了解那个地方了。所以还得继续跑。现在，我还在摸索甘南这片土地，要把《甘南纪事》这本书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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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读者批评过。但其实电话都没打到我家来，编辑部给我挡掉了。想想其实挺对不起编辑，为了我的书，他们没少接受询问。《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在《上海文学》发表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到杂志社质疑，这里边的故事是真的假的？幸亏我写的是小说，要写的是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压根没法发表。写成小说，编辑发的时候胆子就大了，他们在接到质疑电话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者写的是小说，就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吧。故事是真是假，读者自有定论。

他们问我，可悲吗？一点也不。只要能让人们知道那些历史，小说就小说吧。我其实不是什么勇敢的人，但我相信自己能一直写下去。我也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写的东西，关注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我又希望谁也别注意我写的东西。

你知道我最希望达到的状态是什么吗？就是没人夸奖我，也没人批评我，根本就没人理会我！这样，我就会一直这么写下去，写到自己写不动为止。这就是我的理想，也是我最后的底线。

我会尽我所能，守住这个底线。

记者手记:写作的疖子

来源 | 《人物周刊》

尼采说：“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惟有此种痛苦，才强迫我们大彻如悟”。放下杨显惠的书，很多人都会不禁打寒战，仿佛在鬼门关前走了那么一遭——看着那些痛彻心肺的故事如同电影片段一般闪过，自己却心知肚明：那些苦难曾经历历在目。

对于杨显惠而言，那些文字更像是一种释放，把所有藏在记忆深处的故事，所有憋在胸口的话，都给一口气吐光。如果不是这样紧握苦难的杨显惠，一次又一次地用文字唤醒我们，也许历史会轻易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过。杨显惠现在只能用一只耳朵听人说话，他的听力出了问题。这几年，他心脏也不好，住过院，却还是要往外边跑。妻子总是很扫心，却阻止不了。“他坐不住。不让他出去，比不让他吃饭还难受。”

杨显惠对写作的痴迷，让我想起了格雷厄姆·格林曾经说过的话：“写作是由不得我的事。好比我长了个疖子。只等疖子一熟，就非得把脓挤出来不可。”

杨显惠和很多作家不同。他写一部作品，要花掉几年的时间。一半的时间用来写作，一半的时间用来调查采访。很少有人会在写作上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何况他已经是一个花甲老人。这些年，很多作家选择了闭门造车的写作，杨显惠却还在执拗的坚持，只写真实的故事。“我这人很笑，编不出来。”

至今，他依然保持着外出采风的职业习惯，花的都是自己的钱。以前用的是自己的工资，现在用的是自己的稿费，不够的时候家里人也给资助一些。不采风的时候，杨显惠总是等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日没夜读书和写作。除了吃饭的时候，妻子会来个电话，让他下楼吃饭。吃完饭，他又上楼，拿起笔，继续进入自己文字筑造的城里。几年前，记者为他拍下一张照片。那时，杨显惠的两鬓刚刚有了几丝白发，脸上却满是沟沟壑壑的皱纹，深锁的眉头间全书写着一个个难以言喻的故事。妻子总是指着那张照片念叨：“六十多岁的人，怎么看上去就像七十好几的呢”

杨显惠今年其实只有66岁，却已经是满头银丝。他的头发白得特别快。妻子说这些年来看到听到的故事，让杨显惠活得越来越沉重。时至今日，谈起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故事，他依然会落泪。那些记忆在他脑子里扎了根，一翻动，便是揪心的疼痛。我说，也许不写这些东西，他会过得更好。“但那就不是杨显惠了”，妻子低声说。采访的最后，在摄影师的镜头前，他依然是眉头深锁。“笑一笑，我们家就有一张你看上去开心的照片了”。听了妻子的话，杨显惠动了动嘴角，脸上却终究没有舒展开来。

杨显惠记录受苦人的绝境

作者| 马金瑜

他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知青的杨显惠就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甘肃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了一个问题：灾难的3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2003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于是，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

一个孤儿还记得，1959 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他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GC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GC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孤儿郑成义记得，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

另一个孤儿记得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和姐姐一起要饭的孩子，在腊月二十几的夜里，快要冻死的路上，碰上一个羊圈，放羊人咋说就是不让他们呆：“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姐姐哀求着：“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说：“是你不可怜你兄弟！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年纪还小的弟弟问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姐姐光是哭，终于对弟弟说：“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就睡……”

放羊人这才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在《走进孤儿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冻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书记带着人突然走了过来。饿软了的人体质虚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书记已经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无法无天了！”说着话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脚，“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D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们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杨显惠采访的一位老人，当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穴上，当时就死了。过去了40多年，老人给杨显惠讲起来还是老泪纵横：“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

杨显惠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一直记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画了相当于一个小城镇人口的素描，才创作了《给沙皇写信》一画中的哥萨克群像，所以那幅画惊心动魄——因此，杨显惠访问了100多个右派，写了一部《夹边沟记事》；访问了150名孤儿，写了一部《定西孤儿院记事》。他为自己作品的真实做了这样的解释：“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锥心的黑眼睛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杨显惠说，自己是个笨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打，女儿打累了，妻子再帮着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

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岁的孤儿秀秀到死也没合上的黑眼睛。

当时各地送来的孤儿把孤儿院挤得满满的，拉痢疾的，换肚子的……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两三个月。进了孤儿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来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他们的步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就要跌倒的样子。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上，垂在膝盖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晒太阳的时候，东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

虽然在孤儿院能吃上面粉了，可是孤儿们是吃过野菜野草的，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是饿得心慌。娃娃们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则去偷粮店的苞谷面和红薯干。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反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人软得站不起来。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叫“换肚子”。

3岁的小姑娘秀秀当时就在换肚子，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看见几个恢复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上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秀秀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脸。她告诉保育员上官芳，这是二妈砍的。为了抢妈妈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妈提着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给，二妈砍了一刀。

福利院开办以后还是经常死人。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6顿饭，吃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

秀秀又拉血又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声也不吭，总是睁着一双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着痛苦。

最后一个夜晚，3岁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员上官芳的一个手指头，说：我大我娘(都已经饿死)从床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你给我娘给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没了，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格表。人肉被摆到市面上公开按斤出售，一开始是80文，后来是120文。清人记载：“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新旧五代史上也曾记载：“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往往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兽性大发。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 1960年的饥饿，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模糊的幻影——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

1998年，曾经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

在饥荒分析领域，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传统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惟一的解释。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

1958到1960年，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和河东的定西地区是重灾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大跃进过去，仅剩18万人口——7万人死亡，3万人外流。80年代修志时，编撰者把这次惨烈的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样不那么刺激的语言。《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

这样的编撰者更激起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饥饿的绝境”，在这绝境中，他又写到两位特殊的母亲。

1959年，孤儿殷占岭的娘把他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 ……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释放了。她手里还拿着两个在火车上买的面包，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

母亲去世后，朋友说，有条件去城里头生活，这个山沟里有啥蹲头！殷占岭说，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儿土宝宝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他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他可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才进了孤儿院。14岁从孤儿院回来，土宝宝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没有认娘。直到要娶媳妇了，他进了娘的家，叫了一声娘，说我看你来了。娘正在喂猪，看见土宝宝，听见孩子喊他，啪嗒一声，手里的猪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哭得站不起来。

土宝宝也有了孩子，这已是1980年。土宝宝问娘：家里咋个相？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他：你那里咋个相？他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在为了孩子能去孤儿院有口饭吃、把自己吊死的母亲身上，就在光景好了还守在山沟里、想陪着去世的老妈妈纪念老妈妈的儿子身上，就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经过饥荒，有个老妈妈说，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希望。”杨显惠说。

如今，在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之上建起了定西县医院，从前儿童福利院的痕迹几乎找不到了。从这里走出去的孤儿大多是沉默的，在杨显惠的再三询问下，他们依然闪烁其词。但杨显惠还是顽固地做着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访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个笨人”，但或许当今中国文坛不缺少“聪明人”，惟独缺少“傻子”——“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