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不是夹皮沟，夹皮沟在东北，在二人转和赵本山的小品里。夹边沟则在甘肃，少有人知，1958年前后有数千名右派被发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两三年期间，大半数人仅剩一把骨头，埋在了农场外的荒野。作家杨显惠，1946年生于兰州，1965年上山下乡，1988年入天津作协专职写作。他跟踪采访夹边沟幸存右派多年，并于2000开始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开始连载，并结集出版，那些故事中的主角与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故事，和他们面对命运和面对死亡的姿态。
这个文章，把我看哭了，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了。特发此文，天佑中华。
沙丘之下的密集窑洞是劳改农场“宿舍”
文｜杨显惠
来源｜书控
1960年冬，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了猪圈旁边。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起来了，好几天都没有人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给哥哥写过信，要钱。
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不攻自破。
他是右派，他叫傅作恭。在兰州读中学，金陵大学读农林系，毕业后在兰州搞农林试验站，意图走科技救国的道路。解放后，任甘肃省农林厅工程师。他是傅作义的弟弟。
这可能是所有右派最常见也最悄无声息最平静的死法。他们在饥饿中疲惫地入睡，然后再也没有醒来。他50多岁，由于无力交谈，他始终未曾说过自己的身世。曾有两次，他不说话了，睡死过去，医生人工呼吸，打葡萄糖，把他救活了。他确实多活了两天，但是第三天夜里，他拥着被子坐着，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他是右派，他叫蔡子贺。
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
他是右派，他叫董建义，上海人，医生。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愿来到兰州，任省甘肃省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
黄茅草籽煮出来的“粉汤”就像观音土，没有营养没有热量，但是能够将胃撑饱，消除饥饿感，吃上一次能顶三天。只是这种“粉汤”万万不能热着喝下去，必须要等着凉透了，切成小块服下。
他饿得受不了，实在熬不住饥饿，热着喝了半碗。结果胃里所有的柴草杂物被热“粉汤”粘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大的硬块，堵在肛门。不但拉不出来，掏也掏不出来。即使用上了专用工具，结果也是他的肛门被搞得鲜血淋漓，一塌糊涂，那个硬块却安然如初。他的肚子越来越大，五六天之后就胀死了。
他是右派，他叫文大业。甘肃省卫生学校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
他在1960年春天临近的时候躺倒起不来了，奄奄一息之际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
好友从别的右派处要来一撮旱烟末，卷了颗烟，点着，放在嘴巴上。他用干枯得树枝一样的手指抖抖索索扶助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睛。
他是右派，他叫巴多学，永登县人，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一中教师，胆小本分。
他丧失行走能力已经很多天，但他不愿意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去伙房打饭的路都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回来。
某子夜，他说他想吃个糜子面饼子。同屋的好友求爷爷告奶奶终于要来了两块，高高兴兴地给他吃了。翌日清晨，他静静地躺着不动，头已经冰凉。
他是右派，他叫沈大文，甘肃农大教授，留美博士，专门研究植物分类。
他们被外派出去装车，装的是洋芋。连续两天劳苦，看管他们的头头一时豪迈，让他们挑了一麻袋洋芋，足有160斤，煮了满满一大锅。他们不等洋芋煮熟就开始吃。大家都知道今后再也不会有机会这样可以饱吃一顿的机会，结果呢，洋芋都吃得顶到嗓子眼儿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也坐不住。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了，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地往下咽。结果回程的车上，一车的人都痛不欲生。他的胃太胀了，颠得太疼了，最后胃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半夜里就断气了。他是右派，他姓吴，来自天水。
他妈给他寄来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他吃了一斤炒面，半斤白糖。心里饿，没忍住，就把剩下的也都吃了。胃疼，犹如刀绞，还胀，胀得坐不住。后来他不再喊叫，卧在床上轻轻呻吟。当晚十点钟，他的嘴角流出一点黑色的血液。他死了。他是右派，他叫李汉祖。转业兵，甘肃省公安厅二处内勤。时年29岁。
他是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之后他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肉，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他是右派，他叫王玉峰，山东人。国民党运输局星星峡转运站站长，期间利用职务和专用站地利条件，多次营救逃亡中的共产党人。解放后，因为口碑良好，被酒泉军管会调任后勤部工作。后辗转于省交通部门。1957年被打成坏分子，被送到夹边沟劳改。
1960年在劳改农场偶遇曾救过的共产党人常子昆，被从劳改队救出。没想到，却因福得祸。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是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梨，里面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斋得开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
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出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蓄积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外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他是右派，他叫牛天德。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解放前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建国后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从东北到兰州，任省建工局工程师，时年近六十，一派儒雅书生的样子。
他在生命最衰弱的关头，焕发出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和他的年轻徒弟，乘着夜黑风高，逃出夹边沟农场。只是，逃不过两里路，他就走不动了。徒弟搀着他走，扶着他走，他还是走不动。徒弟背着他走不过百多米，两人都走不动了。后来，他拒绝让徒弟背着，并坚决地赶走了徒弟。他披着徒弟执意留下来的棉大衣，在寒风中等来了同样饥饿的狼。令人错愕的是，饿狼将他吃得干干净净，就留下了个棉大衣。后面来追逃的劳教队管教看着大衣，以为是徒弟被狼吃了呢。而他，他不翼而飞。他的徒弟因此才得以逃脱。
他是右派，他叫骆宏远。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解放前就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被下方当了工人，木匠，后被从东北调任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58年秋，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扭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浇水的时候，狼不敢吃人，它看见他们手里拿着铁锹。狼就吃浇水睡觉的人。狼吃人，先要弄清楚死人活人。它会给他们脸上泼水，叫他们在睡梦中翻翻身子，等他们裹着的皮袄散开了，脖子里也没有挡挂了，它一口就咬住他们的要害，置他们于死地。他们是右派，他叫两三个右派。
半夜时分，他撬开了伙房菜窖的门偷胡萝卜，被炊事员抓了。麻绳打在肩膀上，麻绳缠住两臂，麻绳系住手腕。接下来就听见肩头骨节发出嘎巴声，肘关节发出嘎巴声，他的双手从背后上拉倒了后脑。他没有喊，没有哭，没有求饶。
他只是不断地咧着嘴，像抽风一样，嗓子里发出不由自主的嗷嗷声。他的身子被麻绳勒得变了形：他的腿可怜地蜷着，腿就像是短了半截；他的腰弯着，肚子就要触到膝盖了；他的头被麻绳扯得奇怪地仰起；后背上的双上和胳膊如同驼峰……然后就是暗黑的菜窖。天亮以后，他在菜窖冻成了冰块。
他是右派，他叫一个右派。
她雪夜奔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夹边沟，探望她的右派丈夫。
农场的工作人员翻出个花名册，翻了几页说，他死了，死于心力衰竭。
他是右派，他叫王景超。河北农民出身，为人正派，不卑不亢。战乱中依靠打工挣钱考上西北大学哲学专业。西安解放后，随团来到兰州，创办甘肃日报。后因写杂文论政，被打为右派。
他给老婆写信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她接到信之后，带着14岁的男孩和8岁的女孩，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农场，却没有见到丈夫——他在十天前就去世了。
估计是因为太想孩子了吧。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她没有找到他的坟头。
他是右派，他叫一个右派，来自天水。
她和他们五岁的孩子到农场的前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
她和孩子在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他始终没有醒过来。
他是右派，他叫一个右派。
从夹边沟到明水农场的时候，在火车上，他被贼娃子偷了一次。贼娃子把他的行李解开了，把钱、粮票和几件衣裳都偷走了。后来他写信跟家里人要吃的，家里从邮局邮来了十几斤炒面，当天就被贼娃子偷走了。他把包裹挂在墙上，把一件呢子大衣盖在上头出去解手，回来，连大衣带炒面都不见了。他一下子就哭开了。
他的情绪一直不好，身体虚弱得很，已经出现了一次休克。护理员叫大夫抢救过来了。大夫叮嘱护理员，不叫他睡觉太死，过一会儿就叫醒了说几句话。那天晚上，护理员也不小心睡着了，发现时已经晚了。大夫打强心针，人工呼吸，也没有抢救过来。他是右派，他叫赵庭基。永登一中教导主任，在台湾上的大学，解放后任中学教师。
他是有一箱子炒面来的，能顶一气的。可是叫人把炒面偷掉了，就饿死了。他是右派，他叫王朝夫。临洮县人，临洮农校毕业，县农业局干部，时年22岁。
满地散落着杂草与麦杆的窑洞内
如果能够的话，他总是静静地躺着。他知道漫山遍野地奔走挖草根撸草籽儿，消耗的体能远不是那点草根树皮草籽儿能够补充上来的。所以他总是静静地躺着。他总是抱定活下去的希望——家里人还等着他回去团聚呢。他深知如果连活的欲望都没有了，精神就垮了，那就死定了。
很多身体比他好的，到处找吃的的，家里隔三差五邮寄点食物来的……都死了，他一直活着。一天，他拉着垂在胸前的绳子想坐起来，但使了使劲儿也没有坐起来。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把手表交给护理员，作为女儿未来的结婚礼物。翌日黄昏，他闭着眼睛静静地躺着，身体已经没有了体温。
他是右派，他叫张继信。西北师院学历史，毕业后考上北大学中文，后续修北大英语系毕业。
晚上睡下以后，他不停地发抖，说冷。早晨起床的时候，人们发现没气儿了。
身体热量不够的时候，就会降温，温度降到35度的时候，身体就会发热出汗，出汗带走热量就会发抖。这时候，如果补充不上热量，人就会死。
他是右派，他叫高怀德，甘肃武威师范老师。
他一来劳改农场就当了卫生所的大夫。他给他的熟人开病假条，没病的也开。领导知道了，下放到农业队劳动。得了一场感冒，就死了。他来农场就当大夫，没受太多苦，身上还有肉。死后被埋他的饥饿的右派盯上了，屁股上的肉被剁了一块，煮着吃了。他是右派，他叫刘峰山。
他也是刚来到夹边沟农场劳教就被任命为医生，没受太大的苦。在医务所期间，他又有新的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便被撤掉了医生职务，下生产队劳动。后突发感冒，就死了。
死后，因为身上还算有肉，两个屁股蛋子都被人用刀子剜去吃了。他是右派，他叫王夷悟，天祝县医院医生。
她黑黑的，典型的南方人，在夹边沟先后种菜，算是夹边沟幸存的右派之一。从夹边沟回到兰州之后，与另外一个右派结婚，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老师，就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外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都见不上两面。
“文革”当中两口子被揪了出来，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
她是右派，她叫毛应星。毕业于西南林学院，学林果和蔬菜专业。
他心力衰竭晕厥不醒。新来的大夫，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50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100毫升，他还是没有醒转过来。
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晕厥三次了，就算是再多葡萄糖也救不回他的命了。
他是右派，他叫一个右派。
他一直在炕上躺着。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谨慎地请支援抢救的军队卫生队医生帮他给身为团卫生队队长的女婿带个话，要点炒面和糖。女婿女儿偷偷摸摸委托小军医大包小包给他带了不少珍贵的食品，小军医刚刚赶回农场，他却晕死过去。医生抢救半天，还是没有活过来。
他是右派，他叫吴成祥。内卫72团卫生队队长季自生的岳父。
他肠胃不好，经常生病。1960年夏季，他在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工作站肠胃病突发，一连多日泻肚，什么药也止不住，立即就被放倒了。医生看他可怜，就电话向上转院。却被夹边沟厂部卫生所所长直接拉去了农场旁边的炼钢厂，也就是医院的太平间等死。
炼钢厂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1959年被改造为医院的太平间。都是他随身携带的铁皮箱子里的金表金项链玉石镯子国债券惹得祸。
他是右派，他叫贺秉灵。上海人，解放前跑去台湾工作，在一家公司任会计。五十年代中期跑到香港，通过朋友从香港跑回广州，想回去上海和家人团聚，却被人安排到了玉门油矿工作，家人一个也未见到。工作一年多之后，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
他来劳教农场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肝炎。住院半年又回来了，肝炎转为肝硬化。后来病情加重，我给厂部医务所所长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所长不叫送。
死前，他叫所长来见面。所长爬上炕坐在他身边。他就去摸所长的手，摸所长的胳膊，摸到所长的脸上了，就狠狠地抓了一把。所长惊得跳下炕去。半小时后，他就烟气了。弥留之际，孱弱如他，心中对于眼前这个将他的肝炎治成肝硬化的医务所所长，对于这个如此残酷对待他脆弱生命的世道，该有多少无法释放的愤恨啊。
他是右派，他叫天津青年，演员，敦煌县文化局干部。
有一天，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他打了20多条蜥蜴，点火烧着吃。蜥蜴表面烧黑了，但里面还没烧透，咀嚼的时候，咯吱咯吱的。过了两三天，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全身都肿了，像是吹起一样，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医生说是洗衣中毒，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就走了。
过了一天，他就完全闭上了眼睛。他的皮箱里，他用大学女友分手时送他的浪琴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还有两三斤，白面饼子还有两块，干得掰都掰不动了。
他是右派，他叫邹永泉。复旦大学数学系55年毕业，他是班上的团支部委员，毕业时相应国家号召，毕业就带头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结果到了兰州后，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
他奄奄一息，但仍然拒绝打针吃药。他说他得的是空肠病，打针吃药没用，还不如一碗面汤顶用，节约下来药片给有用的人吃。
他的家人通过邮局给他寄来了几斤熟面，但已经晚了，无济于事，吃完那些熟面以后，他就告别了人世。被褥底下是大把的药片。
他是右派，他叫石玉瑚。
1961年1月31日傍晚，大广播里吱吱扭扭地开始讲话，天亮之后右派就可以回城了，汽车明早来接。当晚大家都很兴奋。他也是。
他整夜跳进跳出，说呀说，笑呀笑，唱呀唱，折腾补休。天亮了，汽车来了，临上汽车，他却一个跟头栽倒了。几个医生围着抢救半天，也没能醒转过来。
他是右派，他姓陶，部队干部，军校教师，1938年参军的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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