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秦岭和秦岭中的我
我曾经在长篇小说《山本》里写过，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也是最中国的山。
之所以说秦岭是中国最伟大的山，是它的地理决定了中国的位置，而它的存在又改变了这块大陆的气候。之所以说秦岭是最中国的山，首先它是中国的龙脉，龙脉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皇权、社稷、正统、主流的堪舆象征，再是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过的宗教和文艺经典，又完全左右着中国文化属性。
秦岭的庞大和丰富是没有形容词的，我们只能说“其深如海”。在里面无数的奇峦异峰，有的半截戳在云中，有的终年冰雪覆盖，有的则顶端之上是湖泊海子。在里边无数的河水，向北流的到了黄河，向南流的到了长江，西高东低地统统地朝东去，竟也有倒流的河。在错综复杂的山沟岔里，有的沟岔住着大动物，虽然大象、老虎已经没有了，仍有着黑熊、花豹、羚牛、野猪、黄羊和狼。它们孤独寂寞，不动声色，慵懒从容，不怒自威。有的沟岔住着小爬虫、穿山甲、蝎子、刺猬、马蜂、蜈蚣或者蛇，它们机警，身上有毒，变声变色，各有独门绝技。有的沟岔则住着各种各样的鸟类，飞起来遮天蔽日，落下来则占据了所有的枝头，叽叽喳喳，却轰然为雷。它的里边千年古木，形状如塔如楼，也有菟丝藤萝，纠缠半亩，山鼠都难以钻过。有白鸽似的玉兰，有烈焰似的杜鹃，有代表夜的黑色的墨花，有象征着死亡的蓝色的冥花。
远昔的岁月，秦岭里行进过金戈铁马，他们或是朝廷的官兵，或是起义的队伍，或是匪乱的乌合之众，至今有些地方，每有风雨，出现的不是海市蜃楼的战争场景，而听到了号角鼓音、马嘶人喊的声响。秦岭从来被认为是上天神祇在地上的都府，那曾经诸神充满，现在仍有着无法掌握的寺院、庙宇、禅房、草庵、洞穴，有着道教、佛教、儒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和修行的人，以及那些山鬼、水魅、树精、蛇妖、石怪，以及巫汉巫婆、阴阳师、测卦先生和再生人。
我就是秦岭的，老家在商洛，商洛属于秦岭的东南部，距关中大平原仅一百多公里，就因商洛在秦岭深处，长期以来它成了闭塞偏远的代名词。但是，关中大平原号称八百里，而商洛也有着沿着丹江的六百里商於道。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秦楚争霸，秦的势力大了，边界就定在了现今商洛东边的武关，楚的势力大了，边界又定在了现今商洛西边的蓝关。中国文化里有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之分，而商洛正处于两种文化的交汇区，也就是说，商洛属于中原文化，又属于楚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的宽博雄沉，也有着楚文化的秀美和浪漫。
关中大平原人称我们是山里人，嘲笑山里人出门不是挑一根扁担，便是背一个竹篓，走路脚抬得高，眼大，爱高声喊叫。挑扁担、背竹篓，是因为坡陡路瘦，驾不了马车，连架子车也拉不成。拿粮食呀、柴草呀、蔬菜呀，一应的日用杂物只能靠扁担挑和竹篓背。走路脚抬得高是地不平，路上常有石头，不抬脚就碰撞了脚，眼大是吃土豆时眼睛肯定睁的大，爱高声喊叫，是人住的分散，这个在梁，那个在沟，不喊叫听不到。且这喊叫都是前边先拉长声，后边才是要说的话，如：叫张三是“喂——张三！”最后才是张三。我的父辈，父辈的父辈，他们的耕田都是一小片一小片，像席子一样挂在坡上的。那些地终年在刨着根本喂不饱一家人的嘴，但要做生意，就得往西北走，去西安，往东南走，去武汉。他们的腿上扎着缠子，也就是裹腿，腰里系上腰带，仅仅是一条麻绳，都为了暖和和不被荆棘牵挂，扁担挑或竹篓背，把秦岭里的土特产换回布匹、煤油、火柴、碱面和盐。商洛流传甚广的民谣是“土豆糊汤疙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土豆糊汤疙瘩火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除了神仙就是我却是一种很无奈的和悲凉的自嘲。人是有基因遗传的，胃更是有着记忆。至今商洛人在本土的或出外到五湖四海的，爱吃的还是一种饭食，就是苞谷糁糊汤面。那些年月，村村寨寨基本没有医生，头疼脑热了就是喝姜汤捂汗，心慌气短了，就是煮银镯子的水喝，眉头放血，拔火罐，喝童子尿、针灸、刮痧，再就是烧香求神，焚纸送鬼。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生和长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兵荒马乱已经结束，一切凋敝才开始恢复，但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被一座山一座山层层包围的小镇上，我度过了我苦涩的童年，知道了世界并不就是深山，知道了山外还有西安，还有北京，知道了中国之外更还有欧洲和美洲。抬头望着天空上飞过的飞机，我开始蠢蠢欲动，向往着挣脱掉绳索和穿在身上的树皮兽皮，走出秦岭到城市去。
1972年，以偶然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西安求学，从秦岭到西安那是多么不容易的路程啊，那时全县每天往西安只发一趟班车，要半夜起来，赶30里路，先到县城买票坐车，然后车像甲壳虫一样翻山越沟，颠颠簸簸，哼哼叽叽，下午六点才能到西安。记得有一年的腊月，大家都穿着棉衣棉裤，臃肿不堪地在车里挤着坐下，坐下是不能再站起来，站起来后就不可能再能坐下去。一路上又饥又冷又腿脚发麻。当我看到有人在吃软柿子，担心柿子汁会滴在我身上，便努力地把一条腿拽起来，侧身，当我把腿拽起来了，旁边一个妇女在说：你干啥，干啥，那是我的腿。
童年的缺吃少穿，以至于使我长大后个头矮小，相貌丑陋。少年时经受的政治压力又直接导致了我胆怯、恐惧、寡言少语。秦岭给我按上了困顿、屈辱、痛苦的胎记，但是秦岭又给了我生命中好多好多另外的特质，让我之所以成为了我，而不是别人。
比如：
一、我好想入非非。小小的年纪，可能还没有桌子高，母亲给我穿了一条花裤子，头上梳一撮像蒜苗一样的发辫，说这是把男孩当女孩打扮了好养，而村里的孩子都戏谑我，我不喜欢和他们玩了，就一个人常常坐在柿子树下发呆。总是想，天怎么白了天怎么又黑了？土地上怎么就能长出五颜六色的花？晚上沿河走，怎么河里到处都有月亮？云和水的纹路一样，那鸟是云里的鱼吗，鱼是水里的鸟吗？牛和牛总是打架，犄角碰着犄角，咚咚地响，可村里的一头牛却被豹子咬死了，半个身子都被吃没了，牛为什么不用犄角去撞豹子呢，难倒牛长的犄角就只对付牛吗？狼常常装狗就进了村，你若把它当作狗，它就低着头要走过来，只要你喊一声狼！它立马就逃跑了，再凶恶的东西都怕被识破真面目吗？鸟落在院子里，你只要说，我不捉你的，你真的走过去鸟也不飞，鸟能听懂人话吗？对蛇说你有几件花衣裳？第二天石头墙缝里果真就有蜕下来的蛇皮。这种想入非非成了习惯，就弄出了许多可笑的事情。隔壁的刘叔在骂儿子：你狂什么狂，你披着被子就上天啊？我就想，或许披着被子就能上天，上不了天也能飞起来吧。结果在一个刮风天，我披了被子在麦场上跑，没有飞起来，风却把被子吹到了场边的荷塘里。我和人吵了一架，怎么也吵不过，失败着回到家里，突然想着刚才我应该这么骂他呀，从这个角度，用这个语气，说这个言辞，再配上这个动作，一定会压制住他的，我就后悔不已，成半晌地自己恨起自己。想入非非当然使我增加了另外一份功能，我相信了望梅止渴这个成语是真的，因为看电视，电视里只要有炒菜，我就能闻到香味，我看到一个人跑过来的样子像狼，就觉得他是狼变的，提醒自己少和他交往，那个人虽然当了很大的官，但欺下瞒上，使强用狠，胆大妄为，后来就真的被双规了。
二、我能吃苦。十四五岁时我开始跟着大人去山上砍柴，我们那不产煤，做饭取暖全靠烧柴禾，世世代代把周边山上的树都砍完了，再砍就得到三四十里更远的山上去。砍了柴，用竹篓背着回来的路全在半山腰上，路窄，窄细如绳，一边是陡崖，一边是万丈深沟，路上有固定的歇息处，那是一堆大石头和几个土台子，可以把背篓放在上面，那些歇息处是以大人的体力和耐力设定的，而我年龄小，力气不够，背六十多斤的柴常常是赶不到歇息处，就实在走不动了，但我必须要赶到歇息处，否则你就会倒下来，掉进深沟。我每次都不说话，说话那要费力气，你就是说了也没人听。咬紧牙关，自己给自己鼓劲：我行，我能赶到那里！真的我都成功地到达了歇息处。虽然那时汗水模糊了双眼，只要腿一抖，那就抖的哗哗地停不下来。当年背柴赶路的经历使我在以后做什么事情，只要我喜欢做的，或我必须做的，再苦再累都能坚持，坚持了肯定就有收获，不知情的只看到我的收获，知情的都在可怜我太苦。中国人哪一个不苦呢？经历的自然灾害太多，经历的政治运动太多，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吃苦，你就一事无成。这如同一棵树，长在崖头上，你的根只能往石头缝里伸进。这如同在火山下的高温水池里仍然有存活的生物。其实，当苦难是你的命运的时候，你无法摆脱时，你可以把承受苦难转化为享受苦难。我曾经在一篇回忆商洛农村生活的文章里写过：苦难在农村，快乐又在苦难中。
第三，我玩头大。我是能做梦的人，几乎每个晚上都做梦，甚至中午饭后靠在沙发上打一会盹，也都做梦，梦里最多的，兴奋和恐惧的，就是我有隐身衣，经常是有狼、有蛇、有人在追赶我，我跑呀跑呀，跑不及了就趴在地上，变低变小，感觉自己穿了隐身衣。有时我就躲过去了，有时竟然被发现，我惊恐地大喊，这时就惊醒了。这样的梦或许是不祥的，是一种预兆。而现实生活中，几十年来，我做任何事情，都会引起争议。说我好的把我说的太好，这我不相信，说我坏的把我说的又太坏，这我更不相信。我总是病病蔫蔫的，磨磨叽叽的，每次风波只说我不行了，但我还是那样存在，还是在做我的事。一月三十天，我习惯了总有几天要刮风下雨的，也知道了天空晴朗和刮风下雨就是日子么。著名的作家柳青说他是挑着鸡蛋过闹市，不是自己要撞别人，就怕别人撞了鸡蛋筐子，我也如此。别人以自己之腹度我之心，他不理解我就不理解吧，别人自己画一个靶子，说是我，然后架起大炮去轰，那就让去轰吧。造谣、诋毁、诽谤，我都是默默以待。我只有一个信念：只要不剥夺我手中的笔，你唾我的左脸我可以给你右脸，你脱我的袄，我可以给你裤。我不诉说，我不辩解。一切都能隐忍，一切都能静默。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时间会证明黑白的。
所以我说，我这一生或许不能成为一名战士，但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隐士。我只是一名作家，文学写作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清楚我存在的意义，那就是用我的笔在记录当下的中国，在思考黑暗与光明，在叙述我和我的上辈和我的儿女的这么几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四十多年来，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秦岭，写秦岭里的商洛，那是我的根本，是我的能量源，是我文学根据地。从商洛到了西安我才更理解了商洛，在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规模地回商洛采风考察，到后来从未断过与商洛的联系。极力想把我的书房建在秦岭的山间，越是对中国有深入的认识，越是觉得秦岭和商洛的重要。反过来站在秦岭和商洛再看中国，再看世界，这就是我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一直试探着到至今。当然随着社会发展，时间推移，我的父母去世了，生我的那个土屋也倒塌了，祖坟也因修铁路和高速路迁埋了，当年一个生产队劳动的上辈人剩下不到三位。村子变成旅游小镇，插秧割麦的田地现在已经是一条街市。祠堂没有了，最后一页还写有我名字的族谱早都丢失，重新去写也再不可能。因为后辈们都分散去了各个大城市打工，情况无法了解清楚，我有时想，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我没有了故乡。没有了故乡，我要再失败受挫，不知道还往哪儿逃遁。我即便发达了，衣锦也没了还乡的必要。我现在每次回到商洛，商洛人把我当一个名人，没人理会我是那个地方的儿子，他们越是热情，我越觉得我是一个来客。当年的石磨，一扇一扇铺出的路成了具有乡村特色的旅游通道，我像一条鱼从河里捞起，再也回不到河里。二十岁时当我逃离出了秦岭和商洛，我只说是一生最大的荣幸，快七十岁了，却失去了故乡，才明白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怆。
世事在天翻地覆地变化着，我对秦岭和秦岭中的商洛感情始终不变。当今，保护秦岭，安顿家园，这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人民的向往，而我，有责任做的也只能做的就是以笔为旗，摇旗呐喊。中国有秦岭，商洛又在秦岭中，这是上天的恩赐。这种恩赐不仅是给我们的祖辈和我们，更是给我们绵绵不绝的后代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现在的一切利用都是在向后代租赁，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拒绝什么，应该守卫什么，应该反对什么。祈祷着秦岭土石坚固，不要崩坍，不要泥石流，不要堰塞湖，草木常青，绿水常在，空气不再污染，日月永远清明。河水随处掬起来就能喝饮，白云像棉花朵子一样，伸手都能摸到。祈祷着商洛人和秦岭里所有人告别贫困，远离慌张，心里无忧愁，脸上有笑容，对老人敬重，对孩子怜惜，热情地从事工作，爱情上也洋溢着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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