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文学的堕落与救赎
（编者注：本文刊登在山西大型文学刊物《黄河》2016年第三期）
文学的堕落与救赎
文︱安黎
文学的位置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
当我们以考据者的姿态，在蒙尘泛黄的故纸堆里掏挖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后人掏挖的对象。鲜活的终会风干，清晰的终会模糊，近在咫尺的终会远在天涯。我们，连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终会化为枯枝败叶，被岁月那只蛮横之手，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填埋场。
人一出生，乐观地讲，是在成长，是在壮大，像树木一样地发芽开花；但悲观地讲，所有的人，都不过是在匆匆赶往填埋场的路途。
大浪淘沙，多少繁华凋敝，多少泡沫破灭，唯有千疮百孔的礁石，才岿然不动地屹立着，成为令人瞭望的风景。
礁石之所以没有被浪花击碎，在于它不但骨骼坚硬，而是有着深厚而牢固的根基。冒出水面的礁石，仅为冰山一角，更为雄阔的底座，存在于我们这些常人的庸眼无法洞穿的水面之下。
成为礁石，还是成为浪花，借用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哈姆雷特的话说，“这是一个问题”。
世间的文学写作者数以万计，每个人出发的原由和想要抵达的目的地，并不完全雷同，直白一点说，就是各怀心思。有人带着伤痛上路，所有的前行，都是为了疗伤；有人奔着领奖台迷醉的光圈微笑，眼红心热，摩拳擦掌；有人想搭桥敲门，从此岸走向彼岸，从草莽之低攀至庙堂之高……当然，也有人冰清玉洁，胸怀凌云之志，力图通过笔纸来济世，通过言说来赎魂，像殉道者那样，不怕山高路远，不惧夜黑风啸，奋不顾身地勇往向前，从而使自己从平凡走向不平凡，从卑贱走向高贵，甚至幻想着能让自己化为一尊礁石，永恒地耸立于历史长河的岸边。
动机不同，行为就有所差异。表现在具体的写作中，就各有路径，各有取舍，各有侧重：有人为眼前的利益而殚精竭虑，有人在为永恒的价值而形容枯槁。前者很现实，只是把文学当作车马，造车养马，不过是想让车马驼着自己，去金矿攫取金银，去果园摘取甜果，去楼堂纵欲享受。这样的写作，究其实质，和官场逢迎，和商场投机，乃至于和酒店卖春、街头卖艺、入室盗窃、贩卖萝卜白菜等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千方百计且最大程度地受益和获利。只是相比于那些依靠小伎俩或下苦力而讨得生计的人，写作似乎显得更为儒雅，更为体面，更为冠冕堂皇一些。但西服的笔挺，并不能遮蔽骨头的蜷缩。妓女卖身，写作者卖魂，不知谁该可怜谁，也不知谁该鄙视谁。在一个礼乐崩坏的年代，妓女卖身，不一定皆源于生活所迫，其中不劳而获的欲念，大概是引诱她们自甘堕落的主因。但妓女卖淫，污染的区域仅限于方寸之间，波及的范围也仅限于某些个体。但写作者就不一样了，他是站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着公众发言，其一举一动，一声一语，都能对世道人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嘴里飞出的唾液，或像氧气，或像细菌，经过旧媒体新媒体地不断发酵与传播，在天地之间弥漫漂浮，究竟有多少人与之相遇，并吸入腹腔，难以统计和估量。尤其是那些顶着“著名”二字的写作者，其文字的辐射力和扩散度，更为强大和纵深。
我们必须承认并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供养肉体存活的空气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滋养精神的空气，即人们常说的社会氛围。精神空气的营造者之一，便是文字。文字给精神领域输送着补给，输送着营养，也输送着毒品，输送着麻醉剂。看起来都在使用老祖先发明的方块文字，但不同的作者将其予以不同地排列组合，其意蕴与格调，就呈现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万千景致。这些文字，作用于人的观念或心灵，其效能完全相左：有的促进精神的灿烂，有的催发精神的溃烂；有的像火柴点亮人心的灯焰，有的像麻醉剂迷糊人的心智。文字不是米面，可以吃喝；但文字却如同果汁，可以饮用。文字是香精，读者就吞咽香精；文字是鸦片，读者就吸食鸦片；文字是甜蜜素，读者就吮吸甜蜜素。
简言之，文学对于世风，对于人的精神塑造，并不天然地具有正面的价值，相反，在当下追名逐利的现实环境里，急功近利式的文学大跃进，繁衍出了一种奇异的“繁荣”：出版物汗牛充栋，叫卖声此起彼伏，号角的调门越来越高，颁奖的锣鼓越敲越响，但真正能让人过目不忘的作品，却宛若秃子头上的毛发，甚为稀缺。思想苍白，艺术困乏，肾虚而又软骨，平庸而又无趣，像一片片浮叶飘飞，像一只只彩球鼓胀，装扮出了一个贫血年代浮肿的面目，也描绘出了一个浮躁春秋的文学浮世图。
平庸，是大部分作品的共性。文学是个体化的劳动，任何组织化的大规模生产，注定徒劳无益。大跃进时期的炼钢炉铸造了无数的铁疙瘩，“多快好省”样态下的文学大跃进，也必然大批量地喷吐出泡沫化的垃圾。作为个体化很强的文学创作，一个“创”字，就暴露出了它对创造性的渴求与期待是何等地强烈。文学不是竞走比赛，必须沿着既定的线路迈步。文学是各走各的路，各吹各的调，最惧怕整齐划一，最忌讳步调一致。尾随成功者亦步亦趋，紧跟社会风潮翩翩起舞，都不是文学应该有的姿态。
然而，跟风形成的平庸，远不是文学的致命伤，盲从与附和，趋炎与附势，谄媚与逢迎，讨好与卖乖，才是文学无可救药的绝症。可悲的是，这种绝症经过化妆美容，竟也肤色温润，神采奕奕，看起来比T台上的模特还要健康亮丽。但外形无论怎样挺拔，却无法掩饰内在的虚弱。臃肿不是魁梧，媚态不是妩媚，搔首弄姿不是婀娜多姿。掀开面庞的面纱，揭去下半身的连衣裙，就原形毕露，丑态百出，腥味刺鼻。
文学担当了佣人和侍从的角色，低眉羞眼，弯腰弓身，腿抖脚软，耳垂手束。于是乎，文学与自己的初衷，分道扬镳，渐行渐远。文学原本是野生草木，却被移植在了花坛里，任凭园丁随意修剪；文学原本是野生动物，却被圈养于牛栏羊圈，接受于驯化，仰仗于喂食；文学原本是在天空翱翔的飞鸟，却被一只只的鸟笼束缚住了翅膀，被一根根的绳子拴住了腿脚，在悄无声息中，被偷梁换柱成了由人操控的风筝。令人好奇的，在于文学在面对自身尴尬处境时忘乎所以的醉态：给其头上戴一顶花冠，就激动不已，陶陶然，欣欣然，飘飘然，宛若受到了莫大的宠幸；给草料里添加一些甜糕或糖果，就千恩万谢，磕头作揖，呈现出无比幸福的神情。颜面扫地，却容光焕发；苟延残喘，却莺歌燕舞。这样的景况，像一幅幅带有讽刺意味的漫画，既让人哭笑不得，又非常耐人寻味。文学的尊严，文学的高贵，文学的气节，文学的骨骼，一一被抽空，均荡然无存。失去气血的文学，比手纸更为苍白；没有骨头的文字，比稀泥更为糟烂。
编辑与出版了多少书籍，对不起，那只是一个空洞的数字而已，并不能用来说明文学的枝繁叶茂。颁发了多少奖项，也对不起，在奖项泛滥贬值得不比自慰器更有含金量的状况下，奖项除了满足作者的虚荣，再也无法证明什么。文学的裁判官不是评委，不是评论家，也不是作家组织，而是当下的读者和未来的时间。不要低估读者的鉴赏能力，也不要漠视时间的冷酷无情。读者有足够的能力分辨出哪些是麦粒，哪些是沙粒；时间更是风卷残云，将一切枯枝败叶卷裹而去。
永恒的会永恒，腐朽的会腐朽。包装袋的华丽，挽救不了过期食品的腐臭；吆喝声调的高亢，难以阻止季节性鲜花的凋零。没有读者愿意阅读的文字，无力面对历史考量的作品，宛若保质期极短的饭菜，其最终的结局，就是点滴不剩地全被倒进泔水桶里。
如此的教训比比皆是，只是看是否愿不愿借鉴罢了。愿不愿意，取决于作者写作的原始初衷，取决于作者的认知水平，更取决于作者的表达能力。匍匐在墙根仰头望墙，任何一道墙，都能幻化成无比雄伟的成万里长城；没有翅膀，却执意于揪住自己头发上月亮，只能碰得鼻青眼肿。无基本的认知高度和基础的表达能力，却硬要提笔作文，甚至大灰狼披一件老虎皮就要冒充老虎，产出的，不是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就是随风飘舞的破纸片——“五一”节来了就歌咏劳动光荣，“十一”来了就颂赞祖国伟大，西部大开发了，就鼓吹西部大开发英明，中日友好或交恶了，就编造日本遗孤寻亲的故事或书写抗日期间日军的暴行……文学，在虚情假意中堕落，在趋炎附势中衰亡。玩到终了，总有玩完的时候。届时，文学将不复存在，尚还活蹦乱跳的，不过是裹了一层文学皮囊的其他东西——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完全有可能将要面对的事实。文学若不清醒，若不自知，穷途末路在所难免，且为期不远。
在一个时间段里，作家浩然的名字，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其作品更像是文学世界里的一轮旭日，红遍三千里江山。在其他著作都被视为毒草，几乎全军覆没境遇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却像荒坡里孤独绽放的一簇簇映山红，格外鲜艳。浩然不但成了文学的旗手，而且成了“正确”的化身。然而，现在还有谁能想起浩然？还愿意阅读和谈论他的小说？浩然个人命运沉浮所呈现出的喜剧性，恰恰印证着作为一个作家的悲剧性。当然，具有悲剧色彩的远非浩然一个人，还有很多。有一些作家在当代文学史的言说中，俨然就是一个庞然大物，正襟危坐，大有不朽之架势，但其实，其泥塑的身子下面，已经开裂悬空，他很是岌岌可危。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其独立性：扎根于泥土，却又不能陷落于泥土；置身于现实，却不能被现实同化；走得进生活，还要能从生活中拔出腿来。文学应该保持的角色，是裁判员而非运动员。在相当意义上，文学既不是社会的先行者，也不是社会的同行者，而是社会的落伍者和掉队者。文学对社会气象的观察，对人性经脉的诊断，必须等到尘埃落定之后。一座房舍的设计草图才刚刚绘制出来，一条道路的设计理念还在酝酿之中，文学就已迫不及待地为之欢呼雀跃，所显现的，不是文学的前瞻，而是文学的短视；不是文学的深厚，而是文学的浅薄。文学不必冒充泥水匠和筑路工，投入进建房与修路的工程当中去，以添砖加瓦为荣，以鼓劲加油为责。因为，房舍的用途，道路的指向，在其成型之前，作为不明就里的文学，未必能搞得清楚，道个明白。不是所有的房舍都是家园，也不是所有的道路都能将人引向天堂。文学切忌趁热打铁，如若那样，恐怕自己也会被化为烙铁，放在铁砧上被捶打。在任何一种风潮或只有某一个热点事件突然卷涌和降临之时，文学最应保持的姿态，就是作壁上观，只要瞪大双眼，洞开双耳，开动脑筋就已足够。见到一块生肉就如饿狼一般地扑了过去，一番生吞活剥，未经咀嚼和消化，必然会引起消化不良。文学的盲目介入，不但使文学误入歧途，而且常常使写作者陷入难堪。许多作家以参与某些热点事件为荣，并急匆匆地赶写出与这些事件有关的作品。这样的浮躁，这般的急功近利，很有可能使作家一炮走红。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那部让他大红大紫的时尚作品，多为昙花一现，其寿命不比牙签更长。
文学只有认清自己的位置，回归自己的本体，才能在重重羁绊和围困中，寻找到自己突围的出口。文学是需要一些气节的，是需要一些骨头的。没有骨头，文学永远会匍匐于地；没有气节，文学注定会沦为历史的灰尘。
文学的“载道”
“文以载道”，这句话从古人的笔端流出，飘浮游荡了千年之久，化为了文学天地间一句极为铿锵的回响。
对于这句话，文学界有过争论，观点与观点曾经打过架。其中一方观点是，文学就是文学，要纯粹，不必一定要“载道”。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文学完全不必“载道”。
我是“文以载道”的支持者。大概因于学问根底肤浅的缘故，我至今都未弄明白，所谓纯粹的文学，究竟指的是什么？一张白纸很纯粹，但给上面写上几个字，或勾勒几道线条，它是不是就不纯粹了？一溪清流很纯粹，但一旦繁殖出几个蝌蚪，或浮现出几尾小鱼，它是不是就不纯粹了？
世间本来就没有纯粹的文学，就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贞操一样——女人的贞操，只存在于她的童年期和少年期，一旦步入洞房，贞操就必然失去。
文学就是必须进入洞房的新娘，它的纯粹，又何从谈起？洞房对于文学来说，就是生活，就是尘世，除非文学可以画地为牢，将自己束之高阁，与人世间隔离，否则，文学的纯粹，就是一个伪命题。
问题还在于，人间为什么要有文学？毋庸置疑的是，文学既是人的衍生物，也是人有所需要的产物。换句话说，人需要文学才有文学，人不需要文学就无文学。文学的源源不断，与人生生不息的需要紧密相关。世间的万物，被人怜惜，被人爱护，被人创造，被人制造，皆源于人的某种需求，文学也不例外。粮食用以充饥，棉花用以穿衣，珠宝用以显贵，脂粉可以美容，而不能用以吃喝用以穿戴的文学，却又被人孜孜以求，肯定有其隐秘的原因。文学显然不能解决人的生理问题，却可以解决人的心理问题。众所周知，人有两个层面的需求，一是物质，一是精神。人并不止步于吃饱穿暖，还要流泪，还要思念，还要焦虑，还要诅咒，还要嫉妒，还要欣喜若狂，还要痛不欲生等等。简言之，人天生就是思想和情感的动物。而文学，恰恰就是被人创造又被人拿来为思想和情感充饥的。高尔基把文学称之“人学”，一语道破了文学和人的关系：文学既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又是用于滋养人的另一种食粮。凡为人，没有谁能置身真空而存活，也没有谁能摆脱吃喝拉撒，就连那些僧侣道士，或多或少，都身上沾尘，心里落灰。人被滚滚的红尘挟持，为油盐酱醋而忙碌，为功名利禄而抓狂，而反映人描写人的文学，又怎能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呢？
也许，将“文以载道”改为“文以载物”，更易于被人接受。然而，“载物”也好，“载道”也罢，其要点都在于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文学是载体，是工具，而不是终极目的。打造一辆马车，绝然不是为了让人欣赏马车的造型与镂花的，而是要让让马车来驮运货物的。马车或装载煤炭水泥，或装载玉米大豆，或装载衣服鞋袜，或装载珠玉鲜花，可以很沉，也可以很轻，但就是不能空跑。载不了货物的马车就成了废物，必然会遭到抛弃。
文学类似于马车，不能空空如也，不能言之无物，当然，也不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然而，装载什么，驮运什么，或者说道为何，物又为何，却又成了摆在所有文学从业者面前不得不面对的拷问。
我相信，凡文学作品，无不承载着某种东西，哪怕是花草，哪怕是香脂，哪怕是飘渺的云，哪怕是虚无的梦。承载物不同，作品的便有了层次，作家便有了高下。作品的厚度与高度，其实就是承载物的厚度与高度。作品的承载物，出自于作家的思考与书写，自然与作家的文学素养以及人格修炼等诸多因素，紧密相连。作品承载什么才更有价值，作家书写什么才更有意义，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议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一度蓬头垢面的“国学”，近些年突然就红光满面起来，且像时装走秀那般，裙裾飘拂，搔首弄姿，你刚唱罢我登台，很是令人眼花缭乱。“国学”一词，俨然变成了美容霜，无数的人都将其往自己的脸上涂抹。各种国学协会，各种国学讲座，更是纷纷扬扬地叫声连天，似乎比试着谁的嗓门更亮更高。但若问问那些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唾沫四溅的人，“国学”究竟是什么，我敢肯定，十之八九人都会支支吾吾，纵然给出答案，那答案也大都牛头不对马嘴。
在我看来，国学就是一个大杂烩，堪比白菜帮子土豆疙瘩一锅煮的胡辣汤，以至于谁都无法厘清它到底包含有哪些东西。或者说，它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旧货收购场，凡遭岁月遗弃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抛扔。在这个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旧货收购场里，埋有金银，埋有铜铁，也埋有裹脚布与大烟灯之类。金银铜铁尽管锈迹斑斑，外形不怎么好看，但毕竟还是有价之物，完全可以捡拾回家，变废为宝。但有更多的废弃物，却在发霉腐臭，闻之刺鼻，食之败胃。
“国学”中的正统就是“儒学”，而“儒学”提倡的处世之道，则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就是要人们说话做事时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偏不倚，居于中间位置。但这样的谆谆劝谕，似乎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现实总是与“儒学”老夫子们的期待背道而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中庸过，反倒是很极端。好就很好，一好百好，好到了不允许怀疑不容许质疑的境地；坏就很坏，一坏百坏，坏到了头上流脓脚上生疮的程度。同一件物事，在不同的时段里，对其态度常常大相径庭：昨天还在朝其吐痰，今天却又朝其叩首。
对“国学”前后态度的大相径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国学”存活了那么长久，肯定有其内在的光芒；与此同时，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国学”一波又一波地遭遇否定贬斥，肯定也有其隐匿的糟粕。任何一种危言耸听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无疑都是无知与莽撞的。胡适先生所倡导的在“不疑处有疑”，我以为，恰是对待“国学”应该恪守的本分和原则。
“国学”由黑脸变为红脸，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做支撑，但兴起的过程，却带有很大的八卦意味，云雾缭绕，莫衷一是。而把“国学”视为唯一的正统，并被安放于神龛，却是需要万分警惕的。观念已趋向多元化的社会，如果簇拥“国学”一统江湖，必然带来人们思维空间的大紧缩，也必然会牵动人伦纲常的大转弯与大倒退。毕竟，“国学”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更不是未来时。“国学”是一双古旧的绣花鞋，也许很适合那个年代人的双脚，但现在的人，除了那些有古装癖者，大部分人穿上它，走起路来不是像打醉拳，就是会崴脚。“刻舟求剑”者只记住了刻在船帮上的烙印，却忘记了移动的船，早已远离了剑掉落的水域。然而，不可轻视的是，“国学”的狂热，必然波及到文学疆域。善于迎风起舞的文学，注定要被这一风潮吹刮得晕头转向。
现代文学，说得好听点，是杂糅古代文学和西洋文学的产物；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中国汉字和西式表达杂交的混血儿。中国的古代文学，与海外的文学毫无交集，只是按照自己的套路，按照自己的步调，闷着头朝前走，于是它很像驴拉磨，沿着窄道，弓着身子，能走几步算几步，能走多远算多远。中国古代文学的从业者，皆为文人雅士，普通人是没有能力搀和其中的。这些自小就对“四书五经”熟烂于心的作家们，自然很在乎文辞的精粹与雅致，即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多少有点儿老夫子的迂腐与自恋，常常为一字一词之得失而欣喜若狂或郁郁寡欢。然而，剥开词句的外壳，就会看到，古人不单是注重形式之雅致，更重视内容之饱满。酒瓶要精美，酒液也要甘醇。文以载道，言之有物，一直是中国先贤们求索与追寻的目标。
比起公开宣称“拒绝崇高”的现代文化明星，以屈原、杜甫、辛弃疾、关汉卿为典型代表的古代作家，似乎更喜欢多管闲事，更热衷于对朝廷的治国方略说三道四。他们个个表情忧郁，神色凝重，其笔端始终奔涌着“忧患”的潜流。忧国忧民，忧风忧雨，忧热忧冷，像传说中忧天的杞人那般，眉头紧皱，长吁短叹，转辗反侧地难以闭目酣睡。古人著文，相当多的篇章都有着明确的指向——不是写给普通读者读的，而是讲给庙堂之内的人听的——他们坚信隔墙有耳，坚信自己的善意忠告，最终能输送进君主的耳孔，从而影响到高层的决策。从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到唐宋时期的唐宋八大家，很多文章都带有浓厚的“劝谕”意味。“劝谕”的对象，自然不是凡夫俗子，而是高高在上的“孤家寡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恳恳而切切，谆谆而孜孜，口焦舌燥，几乎要磨破嘴皮。“劝谕”的内容似乎很庞杂，但核心却聚焦于一点，那就是希望国君能开明大度，从永保江山万年长的角度出发，对普天之下实施仁治，以仁善之心善待芸芸苍生。
古代作家的责任担当令人感怀。没有人逼迫他们“忧”，“忧”与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物质待遇并不挂钩，但他们却像钻牛角尖似地执拗于“忧”，“忧”得上瘾，“忧”得前赴后继，“忧”得讨人嫌丢乌纱都在所不惜。“忧”过头了，很有可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无妄之灾。但一个“忧”字，仿佛已化为他们的生命基因和精神惯性，无法剔除，也无法停止，不“忧”不行，不“忧”生不如死。于是在春风里要“忧”，在寒冬里要“忧”，在花香里要“忧”，在刀丛里也要“忧”。
令人好奇的地方在于，古代作家的“忧”，除了部分反映民间疾苦，更多的则是着眼于社稷的安危。社稷。才是他们心目中的重中之重。就连以“爱国”著称的屈原，其所忧所患，也仅停留于楚国的何去何从上。楚国不是楚国民众的楚国，而是楚君王的楚国。“爱国”等同于“忠君”，“忠君”等同于“爱国”，两个本来各有指向各自独立的概念，像水乳交融那样煮进了同一口锅里，混为了一体。国是君的国，君是国的君，国君不分，君国难辨，作家们没有缕清它们之间的基本界限，就已迷迷糊糊地以身相许，爱恨交织了。作家们惧怕的是屋子的倒塌，于是费心费力，口焦舌燥，其意在于修缮屋子，而不是重建屋子。屋子即使倾斜破败，即使漏风漏雨，即使岌岌可危，他们都祈愿于这座颓屋的永恒存在，而不愿意推倒重来。
孟子曾经有言：“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但实际上，从几千年的社会结构，到作家们心中的排序，都与孟子的期许刚好相反。“君”和“社稷”，在作家们的眼里，比天高，比地大，早已将草芥般“民”，远远地甩向了十万八千里。不能怀疑作家们的真诚，他们“劝谕”“君”，期待于“君”能弃恶从善，憧憬于“社稷”的清明安稳，其用意，也在于希望“民”能更好地苟活。骡子身上的负载物少一点，轻一点，骡子就能安详一些，舒展一些。在作家们的意识里，“君”是民的天，“君”慈“民”安，“君”仁“民”忠，“君”暴“民”死，“君”病“民”殃。“君”是舵手，“民”是乘客，“君”是救星，“民”是等待拯救的受难者……“君”和“民”十指连心，构成了一个极为奇特的逻辑链条：无“君”哪有“民”？“君”若有恙，“民”岂能无恙？于是，忠于“君”，就是忠于“民”，劝谕“君”，就是替“民”说话。
把“君”和“民”扭绑在一起，假设为同一个利益共同体，咋一看，似乎没错，但问题要害在于，作家们从来就没有把“君”与“民”放在同等的平面上，一视同仁。不论是在他们的笔下，或是在他们的潜意识或显意识里，“君”与“民”总是高低有别，轻重有隙的。“君”高坐云端，“民”陨落尘泥，“民”要靠“君”的恩赐与施舍才能存活，似乎不是“民”在奉“君”，而是“君”在养“民”，仿佛“民”仓里的稻米，碗里的饭食，不是源于自己“粒粒皆辛苦”的稼穑，而是源于“君”皇恩浩荡般的天女散花。
“忠君”到底对不对？在君臣有别的话语系统里，肯定是对的。“君”是国家的象征，是国家稳固的基石，不“忠君”，就像大雁不愿跟随领头雁飞翔那样，必然引起混乱和迷失。但若以现代观念审视“忠君”二字，则会发现它早已不合时宜，与当今世界性的主流意识南辕北辙。那么，世界性的主流意识又是什么呢？浓缩起来，就是平等、博爱、包容、尊重、关怀、理解以及以人为本等等。把以人为本解析开来，就是以人为核心，以人为主体，明察人的命运轨迹，洞察人的情感跌宕，探察人的精神脉络。所谓的人，无所遗漏地涵盖世间的一切人，包括“君”，也包括“民”；包括帝王，也包括乞丐。“人”和“民”仅一字之差，其间却隔有一条界河，并不重叠：民是政治属性，人是自然属性。成为“君”，成为“臣”，或成为“民”，是由社会造就的；但成为人，却是由苍天或上帝决定的。由关注“民”，到关注“人”，是文学的一大跨栏。
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意识到了人的尊贵和价值。中国上个世纪初的觉醒启蒙，正是受到西方强光的刺激照耀。启蒙是人向神的宣战，是科学向蒙昧的冲锋，是新观念向旧观念的血拼。没有启蒙带来的觉悟与觉醒，就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星火燎原。而新文化运动的“新”，说穿了，就是向西方文明学习和并拢。这种“新”，不简单是一种语体的鼎新，更是一种意识观念的自我颠覆和自我革命。也就是说，不仅要剪掉头上的辫子，还要剪掉头脑里的辫子。这种跳崖式断裂式地更新换代，自然是有利有弊，激起的争论至今不绝于耳。但平心而论，新文化运动的功绩远大于谬错，别的不说，就其给僵化陈腐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注入了“人本”思维这一点，就功莫大焉。新文化运动不但撬动了中国人的思维板块，更为中国作家推开了一扇窗户，让他们有机会瞭望到异域的风景，瞭望到塞纳河波涛的澎湃，聆听到伏尔加河纤夫的呻吟，闻吸到密西西比河畔的花香。不可否认的是，就整体而言，西方文学大师们不论是其视野的辽阔，思维的雄浑，抑或是表达技艺的高超精妙，艺术探索的独辟蹊径，都足以成为中国作家的榜样和老师。中国作家一阵风地追随与模仿西方大师，并非空穴来风和无缘无故的。
遗憾的是，启蒙在中国并未完成它的使命，终究半途而废，无果而终。它留给中国的后遗症则是神权并为离开，愚昧依然附体，人性难以回归，平权遥遥无期。民众的愚昧是一个人人都可以谈论的公共话题，而文化与文学的愚昧，却因藏匿得更为隐蔽，而遭到忽略与漠视。认知力低下，是非界限模糊，不具备基本的甄别能力与分析能力，就敢提笔做作文，而且一下笔就洋洋洒洒，字数动辄数以万计。这样的作品，不管文辞多么缤纷，又能装载些什么呢？心灵鸡汤，算是不错的了，怕就怕泔水里含有病菌，米汤里锅里搅拌着农药，糖果盒里藏匿着毒品。愚昧孕育愚昧，愚昧繁衍愚昧，当愚昧成为一种文化，四处漫延和扩散开来，被公众广泛吸食并接纳，这个时候再想根除它，恐怕就难上加难了。
中西方作家的差距，重要的不是体现在文字的技巧上，而是反映在意识和观念上。举例来说，西方创造的老爷车，和我们打制的独轮车，两者的主要差别，倒还不在于车帮车轮上，而在于不同的车里，装载的货物贵贱有别。茶叶用木盒子包装，还是用纸盒子包装，抑或是铁盒子瓷盒子包装，都不是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茶叶是绿茶还是红茶，是品质优良还是品质低劣。“文”是车辆，“道”是货物；“文”是包装盒，“道”是茶叶。
“文以载道”，“道“才是实质和根本。中国古代文人奉行的“文以载道”，其实在全世界都通用，只是叫法有别而已。西方人把我们所说的“道”，称之为“价值理念”或“价值尺度”，并且非常地在意与在乎。站立于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审视生活，用什么样的眼光来打量人间，甚至想要表达什么，想要揭示什么，想要捍卫什么，想要唾弃什么，都是大师们极为看重并严肃对待的。
地有墙，天无疆，国有界而文无界。文化是天空，气流可以随意飘拂，大不列颠岛的奶油味可以飘至幼法拉底河流域的上空，我们的雾霾也可以飘移至南非好望角的山尖。种族与国家，政治与历史，形似一道道的墙壁，将一个完整的地球肢解得支离破碎。但人类总归是人类，不论其生理基因与文化传统如何迥异，在同为“人”这一层面上，总归能找到共同语言，也总归能寻找到彼此间精神的共通性和心灵的共融性。不同国度文学的相互借鉴与取长补短，就是最好的例证。莎士比亚属于英国，普鲁斯特属于法国，福克纳属于美国，曹雪芹属于中国，但他们，同时也属于全世界。全世界的读者，包括中国的读者，都能从这些大师熠熠闪闪的思想光芒中，汲取到生命的光源与精神的能量。
安黎简介：
安黎，男，1962年出生，原籍陕西耀州，现居西安，为《美文》杂志副主编。在国内外百余家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六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长篇散文《石头发光的地方一一回望耀州》以及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丑陋的牙齿》、《耳旁的风》等十余部书籍。诸多作品被《作家文摘》、《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有数十（部）篇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蒙古文、哈萨克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文字，在相应的国家和地区刊发出版。曾获柳青文学奖、黄河文学奖、西部文学奖、西安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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