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安慰我们余下的日子
文 | 余秀华
从武汉回到横店，天已经黑了。家里黑漆漆的没有开灯。爸爸出去了，锁着门。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气喘吁吁的。既想脱掉从外面带回来的黑暗，也想脱掉从家里面溢出来的黑暗。我想给爸爸打电话让他回来开门，电话响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我用手机看了看，看见钥匙，找了一根竹竿把它挑出来把门打开。房间里有很大的霉味。以前妈妈看我长时间在外面会把被子拿出来晒，这些事情一直是她在做，她不在了，我就记不住晒被子的事情，爸爸也记不住。我潦草地整理了一下房间，潦草地睡去。但是爸爸一直没有回家，我又放心不下，辗转反侧到黎明，听见爸爸开门的声音，悬在心头的石头才落了地。妈妈走后，爸爸似乎没有特别悲伤。我想他应该和我一样把哀伤都藏在了心底。他们四十多年的夫妻，吵吵闹闹过来，但是彼此都成了对方生命的一部分，即使嵌入得不深，但是剥离开去怎么不会生生地疼？妈妈死的时候爸爸哭过，尽管他知道在那个疾病的缠绕里，没有谁犟得出去，爸爸从来就没相信过妈妈会彻底地摆脱那个病，他只是希望妈妈能够多活几年。但是我一直幻想妈妈能够创造奇迹，能够完全康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就抱着这个幻想。但是妈妈走得这么快，不在我的预计里，也不在爸爸的预计里。妈妈下葬后，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还要“叫饭”，就是吃饭的时候，摆上碗筷，喊去世的人回来一起吃饭。奶奶去世，爸爸叫了四十九天；妈妈去世，爸爸叫了三十五天。偶尔忘记了，心里就特别愧疚。爸爸叫妈妈回来吃饭的时候，声音特别温柔，妈妈在世的时候，他极少用那么温柔的声音喊过她的名字。在这许多天的叫饭里，爸爸的温柔里几乎带着一点小调皮的欢乐，那种感觉如同妈妈并没有死去，就在我们身边一样。爸爸也真的说过，他没有感觉到妈妈死去，他感觉她还在我们的身边。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她死了以后，从来就不让我梦见一次，她如此决绝地断开了我们在尘世的血肉相连。我总是在想：妈妈那么喜欢打麻将，是不是一到了那边，就被同样爱麻将的人拉住了，没日没夜地打麻将，根本没有时间过来看我们一眼？而且人才死了，身上总是带着用不完的钱啊。许多晚上，爸爸温柔地叫妈妈回家吃饭，如果妈妈真的泉下有知，一定会笑着嗔怪：我活着的时候你都没对我这么好过，我死了你倒虚情假意来了。爸爸则会嬉皮笑脸地说：你死了才不会和我吵架了，我当然要对你好一点啰。或者说：我不叫你回来吃饭，你怎么有劲打麻将呢？你怎么有劲去赢钱呢？爸爸高兴的时候还是会哄妈妈开心的。这样的甜言蜜语他们年轻的时候可从来不说，到年纪大了，倒没羞没臊地说得出口了。有时候我问他，你知道我妈现在在做什么不？他也一脸茫然。这个自以为聪明的男人对死亡也束手无策，对他妈妈和自己老婆的去向毫无所知。我们对死亡的惧怕就是从这样的毫无所知开始的。也许爸爸也在躲避这样的惧怕，但是他不肯说出来。其实我也不会有事没事就把它说出来，对死亡的惧怕和对亲人的思念都是一种非常隐私的个人感情。我们对隐藏的个人感情总是小心翼翼，特别珍惜，尤其是关于悲伤的就更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了。我和爸爸揣着同一个事情形成的各自的悲伤谨慎地生活在对方身边，因为这样的悲伤，我们不敢特别靠近，而且也没有必要分析清楚和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显然这都是毫无用处的徒劳。其实也许亲人本来就需要一点说不明白的生分，只是我们有了一个理由把它实际化了在我们身边。但是我和爸爸对所有事物的态度都是顺其自然。很多事情没有结果和无法处理的时候，我们愿意用“顺其自然”几个字安慰自己，把自己交给天地，就可以卸下一些仿佛原本是自己的责任。妈妈去世，我们都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我们还说：癌症病人多数都是这样死了的，能够抵抗癌症而活下去的毕竟是少数，我们没有办法成为那少数里的一个，似乎我们幻想成为少数里的一个都是不应该的事情，都是痴心妄想。可是我总是痴心妄想：我不仅仅希望我妈妈成为少数里的一个，甚至能够成为少数中的少数，这个疾病不过是一场意外，意外过了，她还能够顺顺当当地活下去。但是我的幻想从来没有答应过我，它没有给我准备的时间就取走了妈妈的命。爸爸每隔一夜就出去一次，他总是等我房间里的灯熄灭之后，脚步放得很轻，轻轻打开后门再锁上，后半夜或者黎明的时候才回来。爸爸是找他的情人去了。当他第一次跟我说他有一个情人的时候，我乐了，不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情人”这个词，这个书面语从他嘴里如此顺畅地吐了出来，如同他原本就应该而且必须有一个情人似的。爸爸几次跟我说到他的情人，说她温柔、善良，是天下难找的好女人，说她比我爸爸小了十几岁。但是他不肯告诉我这个女人是谁，爸爸的理由是：怕我和她见到了不好意思。其实我倒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不定见到了我还可以开开玩笑什么的。我爸也许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他知道我开玩笑是不认人的，而他那腼腆的小情人怕是经不起这样的玩笑吧。
爸爸一次次半夜出去找他的情人，我隐隐地担忧，也隐隐地感觉不快：妈妈死了没有几天，尸骨未寒。当然火化后的妈妈也没有了尸骨，只留下了一堆灰，也许烧成了灰冷得比较快吧。我没有问爸爸为什么这么快就找到一个他认为是无比温柔善良的情人，我猜爸爸也给不了一个答案：他经历了奶奶去世不到三年，又经历了妈妈的去世，生命是如此脆弱，哪里经得起至爱之人接连消失，而且是永远的消失？他也许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没有办法从同样悲伤的儿女身上得到安慰，他就这样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虚像。这还不算，爸爸两次让我给他在交友网上注册，按时间交钱，但是他交钱的时间都不长，都只有一个星期。他是聪明的，在上面找到了别人的联系方式后，再在微信和电话里和别人聊，其中一个聊到就要见面了，让弟弟给他参考穿什么衣服，从什么地方转车等等细节。但是弟弟把这个女人的资料分析了一下，觉得她可能是个骗子，甚至是传销组织里的一员，爸爸被弟弟说得晕晕乎乎，就打消了去看这个陌生女人的念头。弟弟说：现在老爸比你还天真。他说的是我。他和我都觉得一个诗人天真一些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一个农村老头天真就太不应该了。用弟弟的话说：老爸跟你坐了几次飞机就失重了，他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姓余的了。当然这话是我们姐弟俩偷偷说的，不敢当着爸爸的面说。弟弟还感叹：妈妈一走，这个家就散了。是啊，妈妈一走，我和爸爸都束手无策：原来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安排怎么去干。妈妈在的时候总是把日子捋得顺顺溜溜，不需要我们操心。爸爸的浪漫也不敢肆意荡漾，当然浪漫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只是在弟弟的眼里，它还需要节制，弟弟不希望爸爸一不小心把事情搞得无法收场。其实浪漫的事情是最好解决的事情，它总是有一点虚无。人会被虚无紧紧地抓住，但是放弃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它和现实的生活没有过多的瓜葛。不好解决的是生活里实实在在的事情：过春节，该准备什么菜呢？买多少肉，多少个猪耳朵？爸爸一边想，一边用笔记下来。爸爸在妈妈走了以后把他的一部分活成了妈妈的样子。但是他不是妈妈，没有一个人包括他自己会希望他的身上出现妈妈的样子。我和弟弟讨论过，如果妈妈在，她不会去找一个情人，至少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去找一个情人，她更多的可能是自怨自艾，她可能更多地沉浸在自设的悲伤里，但是这同样没有意义，无论对谁甚至对她的个人情操都有虚伪的成分。我们对爸爸小小的埋怨其实更多地只是与我自己有关：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对两性的理解和对夫妻实质的理解。我觉得顺从内心的事情就是自然的事情，而生命如此渺小，我的爸爸，他也许早就厌倦了和一个人朝夕相对几十年，他终于可以正当地放任一下自己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们对一个人的疼惜而不是对一种关系的疼惜。爸爸也许对几十年捆绑在一起的男女关系感觉厌倦，如果不是某种厌倦，人怎么会用疾病来惩罚自己，怎么会用死亡形成永恒的决裂？我的爸爸，他现在也不过用形单影只对抗这个曾经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女人：没有了你，我的生命还在继续，我甚至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无伤大雅地为非作歹。但是这个男人，他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他的儿女和世俗的眼光作对。当然他从来就不会想到和什么人作对，也不和自己作对，他没有妈妈那么犟：用死亡来惩罚我们，告诉我们她离开以后，我们将面对怎样的痛楚。是的，捂着被子不敢哭出来的痛楚。爸爸用了一种戏谑的方式安慰他，也安慰我们。人生难得两不欠，人生本就两不欠。四十多年，什么感情都会用完：爱和怨，喜和愁。谁来安慰我们余下的日子？除了自己，除了各自保重。
余秀华，1976年生于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曾出版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散文集《无端欢喜》及自传体小说集《且在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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