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群星闪耀时：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
影响一所大学排名的因素，往往在不同的阶段，也有着不同衡量的标准。一些人认为，决定一所大学优劣的是大师与大楼，而另一些人则更强调历史渊源、文化底蕴。
但其实，在当下判别一所大学优劣的更重要的标准，其实是这所大学的校友。因为大学是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的机构，即使有再好的教授、再多的钱，最后也要看看它们的产品——也就是它们的毕业生。
一所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出色的代表，在那些对社会走向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中，每一方都有本校的毕业生，那就说明这所大学培养的学生什么都敢于想象，什么都敢于尝试，是这所大学生命力的最佳表征。
按照这个标准来给今天的中国大学排名，排名一、二者自然非清华、北大莫属。据权威报告显示，1952年以来，北京大学培养的商界、学界等领域的杰出校友多达2481人、清华大学为2013人，远远超过其他同类学府。但若论起第三名的候选者，武大当在其列。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培养出了丝毫不逊色于清华北大的大批知名企业家、学者，更以其自由包容的思想氛围，被誉为“珞珈山的奇迹”。1978年，改革开放浪潮汹涌。然而，在众多大学中，改变并不像喊口号那样容易，很多之前遗留下的做法和主义依然根深蒂固。不过，就在全国高校仍在“觉醒”之时，武大已经生机勃勃。它倡导的自由精神不仅点燃了当代学子的热情，更唤醒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企业家精神，成就了日后陈东升、艾路明、雷军等中国最早的一批企业家。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书中，认为世界上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视为两种游戏：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企业家玩的，正是无限游戏。而这批武大校友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一个成功企业家，进入这场游戏所需具备的必备的3大要素：眼光，胆识，坚持。还在读书时，雷军就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创办一家世界级企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虽然高考成绩远高于清华北大的录取线，却选择了“更有发展”的武汉大学。在武大，他开始了到处“蹭电脑”的行动。后来，因为编程做得好，老师直接把机房钥匙给了他，解决了他“用电脑难”的物理问题。物理问题解决了，还有时间问题。他希望自己可以多一点时间学习其他知识、进行社会实践。这时，恰逢武汉大学推行学分制，只要学生考试能过关，学生可以自由安排时间，甚至提前毕业。这一举措，让当时的雷军特别振奋。他用两年时间修完四年课程。大二结束时，他就完成了大学四年的课程，并多次获得奖学金和荣誉称号。接着，他利用剩余的两年“大学时间”来到了“武汉中关村”继续蹭电脑。但这次，他的目标是发现商机。很快，雷军在电子一条街上认识了后来的金山副总裁王全国，并开始与他合作。毕业之前，他赚到了人生第一个一百万。
企业家做的事情叫做“创造性破坏”。比如乔布斯创造出了iPhone，重新定义了“手机”这个产业。创造性破坏是从0到1的创造，从0到1，需要的是巨大的想象力。
而真正的想象力需要巨大的勇气，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要突破甚至抛弃旧的规范，敢于纵身一跃。
提起艾路明，很少有人会马上联想到一个身价千亿的企业家。他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他“勇敢者”的另一面——长江漂流第一人。在他还是武汉大学本科生时，就在无保护情况下，花了17天从武汉漂流到上海。5年后，他又用了不到80天，完成了从沱沱河漂流到武汉的壮举。罗素曾说：“冲动比有意识的目的更能主宰人类的生活。”对艾路明而言，80年代不仅是思想解放的大好时期，更是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黄金阶段。在校期间，他通过创办了快乐学院和漂流长江两大活动，将漂流这项小众极限运动，变成了武大校内的“明星运动”，并一跃成为学生们的偶像。他曾指出，武大的自由风气，培养了他敢于冒险的勇气、明察决断的智慧。在漂流中，他学到了成为一名成功企业家所需要的全部素质。几天前，武汉大学收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捐赠————10亿元。捐赠人是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也是曾经的武大校友陈东升。泰康保险集团是一家只用24年时间，就成长为一家管理资产超过2万亿元、总资产1万亿元的金融保险服务集团。这也是他第20次为捐赠母校。从珞珈山走出来的学子，无论到哪都不忘母校，这一点上，陈东升尤胜。陈东升有“武大情节”。据他回忆：当年武大的学术氛围非常自由。有多学科讨论会、百科知识竞赛，同学们也十分活跃。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甚至放弃自己校籍来武大求学。他还笑称，晚上睡觉都不舍得把校徽拿下来。在武汉大学这四年，他学到了大量的学科知识，培养了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以及最重要的“人文精神”。他曾表明：武大改造了我的人生，让“坚持”成为我最大的财富。石头虽强，总有被水滴穿之时，水虽弱，必有穿石之能。坚持的力量是伟大的。但是一个人的成功，往往需要在一件事情上坚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正如陈东升所说：“价值观很重要，企业要一直坚守。价值观是战略的底层系统，不管企业战略如何变，价值观不能偏。”对一个学者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能自由地说想说的话。卡多索曾说，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力之母。然而，任何时代，自由都有其代价。有些代价，甚至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如果没有当年武大包容的环境以及“不惜一切保护人才”的决心和做法，很多学者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易中天没上过大学，但他同样受益于武大的“包容”。1978年，他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他常向别人解释：“同等学力并非同等学历，而是与学历等同的学习能力”。在研究生期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如果学生不愿意听，随时可以离开”。在一次回忆中，他提到武大的一次讲座。当时，武大请来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老先生讲座的主题是：文学是门手艺。但那时的学生，哪要听什么手艺？他们要的是思想。于是，课没上到一半，就走了四分之三的人。不过，老先生没生气，校领导也没制止学生退场。这一切仿佛没什么奇怪的。毕业论文时，因为学术意见不同，易中天又做了一件“差点断送前途的壮举”——跟评委老师当面争论了起来。不过，尽管针锋相对，面红耳赤，评委老师还是给了他优秀的评级。后来，评委老师告诉他：就算我跟你观点不同，我也捍卫你选择的权利，只要你说得够水平，我就给你打高分。◎ “保护”赵林——从差点找不到工作到“武汉大学名嘴”赵林是著名“西方哲学与文化研究”专家，也是武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众所周知，他因“能说善辩”名满天下，被誉为“武汉名嘴”，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他也正是因此险些被毁掉前程。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组织了一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当时，赵林在武大念大三。他看到后很快给《中国青年》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信的主题是“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中国青年》发表了这封信。很快，赵林就以深邃而尖锐的观点成为讨论的主角，很多人盛赞他展示了一个赤裸裸的、活生生的灵魂。然而，讨论的持续发酵引起了一些人的强烈不满。最终，理论界和思想界开始了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不仅这场讨论戛然而止，赵林更因此成为一名“问题学生”。1981年，他因“政治不合格”险些无缘武大哲学系研究生。然而，武大从不以“政治正确”评判一个人。在时任校长帮助下，赵林转到历史系。毕业后，当赵林又因同样的问题找不到工作时，武大又想方设法将他留在了自然辩证法研究所。5年后，风头过了，再把他调回武大当老师。如果说，武大对赵林的保护是出于“惜才”，那么，聘用杨小凯当讲师则要面临巨大的压力甚至风险。杨小凯18岁因写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被判10年，在狱中多次死里逃生，并自学成为经济学家。1980年，因政审和户口，他考上社科院研究生却没被录用。当时，几乎没有教育机构愿意收留“杨小凯”，极少数愿意收的，也不太敢收。武汉大学“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杨小凯聘为讲师，还帮他解决了平反和户口问题。在武大期间，杨小凯完成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成为当时经济学家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唯一窗口。邹至庄教授访问武大时，被杨小凯的天才所震撼，推荐他到普林斯顿读博，却因政审无法成行。正是时任武大校长与邹至为此想尽办法，最后写信到中央，杨小凯才得以赴美。可以说，正是武大“不惜一切的拯救”，杨小凯重获新生。随后数年间，杨小凯以一己之力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更提出“后发劣势”、“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的洞见。2002年，诺奖获得者布坎南说：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就是杨小凯所做的。然而，令人叹息的是，杨小凯56岁时因肺癌逝世——去世前，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上列举的，只是当年武大群星璀璨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假如以《希腊罗马名人录》类比，当年武大培养的名人之多，足以写一本《武大名人录》。为何当年的武大“群星闪耀”？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3点原因。1970年代末，改革大潮席卷华夏。人们迫切想追回蹉跎的光阴，对新生活和普世文明充满期待。中华大地上，到处呈现勃勃之象，这为武大后来诞生的“人才奇迹”创造了条件。当时，中国刚刚恢复高考，众多大学百废待兴，之前遗留下的“保守思潮”依然盘踞其中。此时，武大率先倡导“以人为本”的自由精神，并为学子们创造了包容的学术环境。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武大首先废除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制。并实行了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等一系列先进制度，并独创了插班生制，圆了社会青年的求学梦。然而，以上原因，都不是真正创造“珞珈山奇迹”的核心驱动力。普利策奖得主塔奇曼说，人才是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一个大学校长的才情和性格会深刻地影响一所大学几十年的发展方向。这些商界、学界大佬的背后，其实一直有一个默默支持他们的人——而让“珞珈山奇迹”真正绽放光芒的，正是后来被誉为“武大永远的校长”的刘道玉。1979年，借着改革开放的机遇，刘道玉辞去教育部职务，来到武汉大学。是他以一己之力，奠定了武大当年自由包容的氛围；更是他，实践了种种极富勇气和人性的制度改革，后来被各大高校争相模仿。邓晓芒没念过大学就直接考取了研究生，毕业后被刘道玉破格留校；法学泰斗韩德培50年代起就被压低工资，刘道玉为他争取到全国唯一的教授工资上调；经济学家邹恒甫15岁进武大，毕业后同时获得哈佛、威斯康星的公派留学资格，但哈佛学费贵了三倍，在刘道玉帮助下，他才得以到哈佛读博……他更顶着巨大的风险，收留了所有“政治有瑕疵”的杰出学子，甚至保护了杨小凯这个“反革命分子”。正是他的不懈努力，中国才出现了雷军、陈东升、艾路明这样卓越的企业家；易中天、赵林、杨小凯等世界级学者。野夫曾这样评价“恩师刘道玉”：当此犬儒流行之世，非教育家之胆识，焉能于风尘中辨物色、救英雄于末路、为当世留一杰士？可以说，80年代的武大学子，无不受益于刘道玉和他的时代。他们共同缔造了这个群星闪耀的“珞珈山奇迹”。刘道玉希望将武大打造成了“世界一流大学”。但遗憾的是，刘道玉发动的这场改革，随着他的“被免职”一去不返。
看上去，刘道玉的改革终究是失败了。然而，从某种意义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他培养的那一代武大人，大多成就斐然。他们不仅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更著书立说，成为刘道玉理念的继承和传承者，并以自己独特的知识和智慧启发激励着世人——杨小凯两度获诺贝尔奖提名，更以一己之力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赵林潜心研究西方文明，以独特视角剖析了人类文明演化历程；野夫更以作家身份，持续记录着社会发展中不能被轻易遗忘的伤痛和美德......在武大的校友里，无人不知刘道玉。关注中国改革教育史的，同样无人不知刘道玉，但在相关的资料与档案中，他却被有意无意的隐去了。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近年来，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耳朵已不太灵光，视力也在衰退，最麻烦的是他还患上一种书写痉挛症，右手提笔写字就颤抖，吃饭可以，拿刀可以，就是不能拿笔。《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便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出版出来的。刘道玉一生著述颇丰，但本书是他迄今为止最看重的一本书。这本自传，凝结了他大半辈子对教育的思考，又新增了他晚年的洞见——除了关心中国教育根本问题以外，他又在哲学层面，探讨有关教育之本质的基本观念——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些真正的观念奠基者：一个民族必须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一些大智慧的人物，这是穷究真理的需要，也是人类自我救赎的需要。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本书是以下四类读者的必读书：曾受益于刘道玉校长的“武大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焦虑的家长和莘莘学子、关注中国改革前景者。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本书。（还可在规格中一并收藏刘道玉与他的武大学子作品集——同时收藏野夫、赵林、杨小凯等武大杰出学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