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笔杆子”范正伟拟任环时总编,三篇文章见功底!
据“观媒智库”公众号消息,范正伟拟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目前已经进入公示期。范正伟被称作人民日报评论部的“笔杆子”,是人民日报重大时政评论“任仲平”主要成员之一。
公开履历显示,范正伟,男,汉族,1980年8月生,陕西绥德人,中共党员。1999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2003年至200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先后获得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进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在总编室和评论部工作。现任人民日报评论部部务委员、要论编辑室主编、主任编辑。
给大家推荐范正伟的三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其深厚的文字功底和过人的“文胆”。
1、
我们的“教养”从何而来
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这几天,两则与考生有关、与高考“无关”的新闻,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
一是高考前20分钟,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
一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高考结束后,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
“中国好考生”、“提前的满分作文”、“向致歉女孩致敬”……在今天,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不仅因为它隐含着“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的逻辑,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心无旁骛的高考生。
在人的一生中,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倘若沿着“有用没用”的功利思路,秉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成功哲学,两位考生的选择,也许显得“涉世未深”。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同时告诉我们,成才之外,还有成人;成功之外,还有教养。
太多时候,我们过于痴迷“成功”了。如今市面上,有关成功学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成功的定义,却往往千篇一律,不是财气袭人,便是高人一等。反过来,在赢者通吃的逻辑下,成功又仿佛可以为一切价值正名:电影里,创业成功了,一切不合理的情节,顿时顺理成章;生活中,成名成家了,许多修养缺陷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还闪耀起了“个性”、“品位”的光芒。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几年前,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但没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话虽刺耳,却非无中生有:我们有多少人,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觉排队;有多少人,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有多少人,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要你管我”……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小事”中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中国人,正面临“有了钱又怎样”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当我们拥有了智能手机以后,是否能优雅地使用它,而不用它偷拍乱拍、惊扰他人?当我们以车代步后,是否会文明地驾驶它,而非无视规则、横冲直撞?当我们出国旅游时,是否会注意形象,而不是随心所欲、大声喧哗?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反映着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也检验着一个国家的内在品质。
在这个意义上,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更为重要。有了教养,学生即便不能成为国之栋梁,至少也能心地善良;有了教养,无论成功与否,国民都会有“谦虚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傲慢”的气度;有了教养,国家自能保持一分优雅从容,成为一个被人欢迎、受人尊敬的大国。
中国人向来不乏学习的能力。每年高考后,都会涌现一股“状元热”。许多学校和机构都邀请“高考状元”分享学习心得、成才经验。其实,不管成绩如何,黄子恒、陈瑾这两位考生同样值得邀请,讲讲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尊重、什么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或许,听课的还应该包括许多大人和成功人士。
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2、
让拍脑袋者自己交学费
“票子全花了,工程白搭了,领导高升了,百姓遭罪了”,这是人民群众的观感;“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这是中央领导的判断。
决策前“拍脑袋”,决策时“拍胸脯”,出了问题“拍屁股”走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样的“三拍决策”和“三拍干部”虽在公众视野之中,却又在党政问责之外。
日前,北京市公布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一大亮点,就是问责“决策失误”: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如出现失误,将追究决策者责任。这一规定,既贯彻了“有权必有责”的法治逻辑,也是对“决策腐败”的一次制度荡涤。
“既怕领导贪污,更怕领导失误”。这些年来,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令人触目:那些未上马就停工的项目、不断被拆除的“短命建筑”、人烟稀少的豪华机场、耗资巨大的人造“鬼城”……“票子全花了,工程白搭了,领导高升了,百姓遭罪了”,这是人民群众的观感;“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这是中央领导的判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由于决策失误造成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然而,被问责者寥寥无几。
决策失误却能“一笑而过”,缘于种种错误认知:决策失误是“不落腰包的腐败”,因此被给予额外的宽容;决策失误是“好心办坏事”,甚至是不得不交的“学费”;即便是重大决策失误,也是“集体决策”、“组织研究”决定的,个人不用承担什么责任。正因如此,我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5%左右。也正因如此,通过问责避免决策失误,应成为必修、早修的重要课程。
决策不只是一个“拍板”动作,而是一系列过程。“建立完善部门论证、专家咨询、公众参与、专业机构测评相结合的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北京市的规定是一个很好的程序控制。但依然需要强调,在实施的过程中要警惕“走程序”异化为“玩程序”。只有从根本上制约权力,实行“谁决策、谁负责”,才能避免“大会决策小事,小会决定大事,不开会决定关键事”的不正常现象,进而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制约决策的随意性、降低决策的失误率。
在关注问责的时候也必须强调,决策不仅是权力,也是职责。我们既要遏制贪渎,也要反对昏庸。正如一位领导所言:“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
3、
让“为官不为”者过不了关
反四风、改作风,就要反对庸官、懒官、太平官,就要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为了做事才当官,而不是为了当官才做事,更不能为了保官不做事。
在基层采访调研,能明显感受到党风政风的新变化。与此同时,也不时听到这样一种声音:紧箍咒多了,不想干事了;违规风险大了,不敢干事了。类似观点,貌似合乎情理,却经不起推敲。“遵守规矩不是无所作为”, “‘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日前中央领导的讲话,可谓切中其弊、正当其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改作风,是为了洗澡治病、轻装上阵,更好地推动改革、谋划发展。换言之,“三严”是为了“三实”,“干净”是为了“干事”,既不能拿“干事”替“不干净”找理由,更不能以“干净”为“不干事”找借口。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规矩多了,干劲小了,一些人把“改作风”与“干事业”人为对立起来,不仅是对使命职责的消极逃避,也是对改进作风的误解误读。
事实上,因“为官不易”,索性“为官不为”,本身就是四风的突出表现。道理很简单,花拳绣腿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就是最大的形式主义?光说不练不给群众办事,不正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如同毛泽东同志当年批评的,“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享乐主义?倘若占着位子却不作为,导致资源浪费、机遇流失、矛盾激化,岂不是更为严重的奢靡之风?
“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就此而言,反四风、改作风,就要反对庸官、懒官、太平官,就要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为了做事才当官,而不是为了当官才做事,更不能为了保官不做事。
“为官避事平生耻”,能干事、敢担当、有作为,这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从政之要,也是评判一个干部境界高低的标尺。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应该负的责,冒着风险也要担。否则,啥也不能,为啥选你?啥也不干,要你干啥?
一些人常抱怨现在“环境不好”、干事不容易,甚至动辄得咎。事实上,这些同志首先应检视的,是自身能力素质。回归为民本色,是否从思想深处进行了纠偏?告别行政意志,是否懂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走进信息时代,是否学会了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扫除不良积习,是否真正做到了“打铁先要自身硬”?回答好这些命题,才能少一些抱怨、多一些自觉;才能跟上群众期待、保持与时俱进;才能真正把转作风与抓改革、促发展统一起来。
当然,倡导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也离不开激浊扬清、优胜劣汰的好环境,要形成一种让“为官尽责”者升得了迁、让“为官不为”者过不了关的好机制。一方面,要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为勇于改革的干部打气。
应该树立这样的导向:有为才有位,而不是有资历就有位,甚至是不出错就有位;不能做事越多风险越大,让不干事的人安安稳稳,让干事的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只有对该作为不作为的干部严肃惩处,对群众不满意的干部坚决撤换,使庸官难过“上岗关”、懒官难过“考核关”、太平官难过“群众关”,让今天的“为官不为”,成为明天的“为官不易”,才能激励更多想作为、能作为、善作为的干部大显身手,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习近平同志任职浙江省委书记时,撰写过一篇文章《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提出“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增强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保持昂扬向上的进取心,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对领导干部来说,这是职业的追求,也是做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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