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被判死刑，他露出微笑，转过身寻找妻子的镜头，却看哭了记者

1948年9月30日上午，地下党员王孝和被国民党特刑庭判处死刑，押往刑场。他却没有一丝的惊惶与不安，英俊的脸上写满了坦然与沉着；带着让世人震撼的微笑，怀着纯粹的思想从容走向死地。

英雄心，儿女情，有那么一瞬间，王孝和转过头去寻找家人的身影，无不让人动容。他挂念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忻玉瑛，由于是秘密执行，妻子并不知道丈夫即将赴死。

王孝和牺牲得很壮烈，奉献了年轻的生命，留下年轻的妻子和遗腹女。

记者冯文冈用相机定格了一位英雄生命最后时刻的英俊容颜，为之流下了热泪。

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都会透过这黑白的影像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些峥嵘岁月里，有人曾经为了信仰而慷慨赴死。

王孝和，老家在浙江鄞县福明乡松下漕村。1924年3月8日出生于上海虹口师善里四号底楼。

父亲王福定在上海太古轮船公司的船上当伙夫；母亲忻美岳，以替人洗衣服补贴家庭。

家中原有兄弟姐妹8人，王孝和排行老二。

王孝和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幼年夭折，大哥和三弟患脑膜炎病逝，最小的弟弟被人贩子拐走。家中只剩下王孝和与四弟、五弟三个孩子。

童年时的王孝和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所办的小学读书。

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上海的虹口、闸北等地战火纷飞。

王孝和兄弟三个跟着母亲逃难到宁波东钱湖旁边的陶公山外婆家，王孝和插班入曹家学堂继续求读。

王孝和的外婆家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忻玉瑛的外婆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

忻玉瑛比王孝和小4岁，长得乖巧漂亮。王孝和的母亲和外婆都看中了这个小姑娘，两家大人就给他们订了娃娃亲。

1938年底，王孝和在鄞县陶公山曹家学堂毕业。翌年春天，母子四人又回到上海。

1939年，王孝和考入法租界马斯南路的“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并获得助学金。

1941年5月，王孝和通过同学许统权介绍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一个老实本分，家境贫寒的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翌年春天，王孝和的父亲失业了。迫于生计，他每天天不亮挑着一担煤球从大世界到浦东，累弯了腰，直到天黑才赚回一包苞米粉。

王孝和的母亲帮人洗衣服，把手也洗烂了，身体不好，耳朵也聋了。

王孝和心中不忍，决定不再读书，寻找职业，维持家庭生计。

1943年1月，王孝和进了杨树浦发电厂，在发电管理室当抄表员。

王孝和在宁波乡下的未婚妻忻玉瑛，也长大成人了。按照当地风俗，订了婚的女孩儿到了15岁，男方就要送聘礼。

忻玉瑛家人，一直没有收到聘礼，也没有男方的消息。

王孝和不知道听谁传言，说未婚妻在乡下既信佛又嗜赌。

他写了信给自己的表妹，要她转达退婚的意愿。信的意思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不能是全凭父母做主，就如同一盘菜，不喜欢吃硬要吃下去，也会吐出来。

旧社会，姑娘家被夫家退婚，是很不光彩的，会被外人闲言碎语说个不停，以后更难嫁。

1946年春，已经18岁的忻玉瑛随母亲来到上海找王孝和。

母女二人暂住在忻玉瑛的姑妈家中，在“大世界”对面的一个弄堂里。忻玉瑛的母亲先将王孝和的母亲请到这里，请她说明原由。

而孩子的事情做母亲的也难知道，更难做主。最后商议好，第二天让王孝和自己来与忻玉瑛说清楚。

王孝和

第二天上午，王孝和睡在床上，迟迟不肯起来，家人催了几次，硬要他起来。他无奈，就让弟弟妙富陪同，来到了忻玉瑛姑妈家楼下，他不肯上去，要弟弟上去告诉一声他来了。

忻玉瑛走下来，第一次看到了成年后的王孝和。见他穿一件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显得很精神。他见到忻月英，一身乡下姑娘打扮，留着短头发，穿着粗布衣，朴实可爱，见人还带着几分羞怯。

王孝和领着她出了门，从大世界走到跑马厅。一路上，问了她一些问题，问她上没上学，信不信佛；平常做什么等等。忻月英说自己没有读过书，不信佛，在乡下平常帮母亲织布。

忻玉瑛很腼腆，什么也没问他，只是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王孝和领着她去了远东饭店吃了一顿中饭。

下午，王孝和要去上班了，他将忻玉瑛送到她姑妈家，还偏要送到楼上，又将姑妈家的传呼电话号记下来。

忻玉瑛

第二天，王孝和约了忻月英和她母亲出去吃饭。以后的几天里，几乎天天打电话找忻玉瑛。

忻玉瑛在乡下没有使用过电话，不会接听，他就一定要喊她接听，还说听听就会的。

忻玉瑛姑妈家人多，房子小，住着很不方便，母女俩准备回宁波去了。

王孝和不愿意忻玉瑛离开，就让她住到自己家里。

他们家的房子更小，在云南路旧里弄一间狭窄的后厢房，爬上又窄又陡的扶梯来到楼上，一个只有五六个平方米大的房间。

难以想象这么小的房间要住五六个人，放了一张床，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了。到了晚上，王孝和的母亲与忻玉瑛睡在床上，他们就睡在地上，地上也没有多大的地方，甚至钻到床底下睡。

生活条件很苦，王孝和与忻玉瑛的感情却越来越好。过了两个多月，他们准备结婚了。

1946年5月，两个人在离发电厂较近的隆昌路一间前楼租了一间房子，结了婚。

那时真是一贫如洗，租房子的钱是向亲戚朋友借的，王孝和当新郎时的西装也是向邻居借的。

因为结了婚没有多余的钱，房间里除了床，什么也没有添置。开始连饭桌都没有，用几块砖头垒起来，放一块木板当桌子用。后来还是杨树浦发电厂几个同事凑钱，买了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送过来。

婚后，王孝和总会带一些工友来他们租住的家，而且都是夜晚来的。

他们来了就弄一副麻将牌摆着，看上去是在搓麻将。

王孝和对妻子说:“阿瑛，你到外面去，如果有陌生人来了，你就敲三下门。”

她问：“搓麻将为什么还这么偷偷摸摸的？”他说 ：“你出去看着，防止有人来抓赌。”

忻玉瑛就搬着小凳子出去在楼下的门口坐着，有时候进去看看， 看到他们根本不在搓麻将。

这时王孝和轻轻地拍拍她的肩，带着歉意笑着说:“你困了吗？对不起，再坐一会，我们马上好了。”实际上，他们是在开会。开完会以后有材料，第二天就让忻玉瑛送出去。

在隆昌路申家滩一带有山地，忻玉瑛往那个地方送。有时看到有人拿着锄头锄地就把东西给他；有个人摸出一块手绢，擦擦鼻子，就把东西递给这个人。

她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只知道他是好人，不会干坏事的。

那时候家里日子拮据，弄点酱油汤、炒青菜，就是一顿饭。但是两个人相处得蛮好，也蛮开心的。

每天到他下班的时间，忻玉瑛总在家门口等他 。有时候王孝和回来晚了，见妻子还在门口等他 ， 就会很心疼地说:“对不起 ， 今天晚了 ， 叫你等久了 。”

王孝和在控制室工作的大多是外国人，只有几个中国人，都是说英文的。

他在妻子面前也不时说说英文，出去上班或者下班回来，就说：阿瑛 ，Byebye、Hello，阿瑛！

他时常说 ：“阿瑛，你人真好。我那么穷， 你也肯跟我，我欠你的太多了，以后我会报答你的 。”忻玉瑛说:“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生活苦一点，等债还掉就会好起来。”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佩琴。王孝和的父亲用捡香烟盒的钱买来一张会摇的铁床；忻玉瑛的母亲买了一个五斗橱；王孝和因为工作需要，买了一只三五牌的钟。债也还清了，家里光景渐渐好了起来。

王孝和被捕前，驻厂特务万一来过他们家多次。他来劝说王孝和:“你干嘛要这么苦呢？妻子女儿都跟着苦，你到我们这里来，保证你享福。”

万一还对忻玉瑛说 ：“嫂子，你做做他的工作，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生煤球炉子？我们头头房子已经给你们弄好了。”

忻玉瑛问丈夫：“我看不懂了，我们乡下的国民党横行霸道，抓人抢东西，上海的国民党怎么那么好呢？还让我们去住洋房。” 王孝和告诉她 ：“他们是想利用我。”

1948年4月19日夜里，万一又来到王孝和家，说 ：“孝和你当心。已经要动手了。”

王孝和理直气壮地说：“动什么手，我做什么了？我就是为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谋一点福利。”万一说 ：“孝和兄，你这个人相当好，但是我和你党派不同。你已经走不开了。”

那天夜里，忻玉瑛抱着丈夫哭，那时候还不知道肚子里有了第二个孩子。他讲了很多话，交代妻子应该怎么做。

他说 ：“我抓进去以后，你可以去做奶妈 ；小孩可以交给我妈妈去养。生活困难，家里凡是有的东西，五斗橱、衣柜都可以卖掉。我如果有一天能出来，都会把这些东西买回给你。”

又说:“你从乡下来，思想单纯，年纪又轻，在上海大城市不要受骗上当。我如果出不来，你要另找忠实可靠的对象，只要把我们的女儿佩琴养大。”

听了丈夫说的这些，忻玉瑛肝肠寸断，他们结婚只有一年九个月，怎么能分离？她苦苦哀求他，要他连夜离开上海，到宁波山区她的老家乡下去避一避。

忻玉瑛跪在地上，抱着他的双腿 ，求他多想想一岁不到的女儿，想想他年迈的双亲。但是 他坚决不走。

当时她简直无法理解丈夫为什么如此固执，不想一想自己的险境。忻玉英哭了一个晚上，心都碎了。

1948年4月21日，王孝和在上班的路上，被事先埋伏的特务秘密逮捕，抓到威海卫路147号国民党警备大队。当晚，已经过了正常下班时间，忻玉瑛仍然迟迟见不到丈夫晚归的身影。

直到23日，又有吴国桢、张世宝等多名工会负责人失踪，忻玉瑛才辗转得知王孝和也跟他们一样，已被当局秘密逮捕。

王孝和被捕以后，忻玉瑛在国民党政府门口，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闹，在杨树浦发电厂门口闹了三天。

王孝和被捕19天后， 家属获准去监狱里探视。他戴着脚镣手铐，一步一步拖着走出来，本来很神气的一个人，竟然变了样。

忻玉瑛看到丈夫，心疼的哭出来。他反而安慰说:“不要哭，要好好保重身体。”她带来干净的衣服让丈夫换上，换出来的白衬衫上都是渗出的血迹。狱友说王孝和在监狱里坚强得不得了，很痛的时候就紧紧捏牢拳头，咬咬牙。他就这么能吃苦，没出卖一个人。

忻玉瑛送饭到狱中，经常站在监狱的天井里，等待王孝和放风的时候走出来，两人远远相望，互相激励着度过“苦难的日子”。

据知情人洪志信回忆，1948年8月的一天，他的友人周光辉律师，请他帮忙与王孝和见上一面。

当时他看到了王孝和的妻子忻玉瑛，身穿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怀着身孕，坐在律师事务所的沙发上哭泣。

后来他打通关系，让周律师去牢房见了王孝和。王孝和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穿着白衬衫，神态坦然。但又显得十分焦急地向门外张望，可见他是多么期望能与忻玉瑛能有个谈话的机会。

但看守所人员只允许周律师一人入内，两人低声交谈，王孝和在答话时，仍不时张望站在门外的妻子。

十分钟后，接见时间已到，王孝和被押回牢房时，回头忽然高声叫了两声“阿瑛！”忻玉瑛则拼命哭泣，当时难分难舍的悲切情景，催人肠断。

王孝和坐了五个多月的牢，在监狱里写了47封家书和3封遗书。从家书的内容，我们了解到，一个革命者的真性情。

他在吃到板栗的时候想念父亲：“味道真好，难友们个个称好，此物大概是父亲从船上带过来的吧！他这样大的年纪还在辛苦，为生活而劳作……。”

他放心不下妻子怀里才断奶的长女佩琴：“唉！我坐了牢，累得小孩子也苦。我只望了她那卷发下的小脸儿伏在您的肩上，要再来看一下时，已不许可了。

他为妻子的生产担忧：“您的分娩地点是云南路（父母住处），比杨树浦（租住处）来得好，否则您孤苦伶仃独自在杨树浦，我不在身边，真是放心不下……。”

一时，他又憧憬未来：“不久您要做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已经告诉了我的难友们请他们吃红鸡蛋哩！”

1948年9月27日，监狱门口贴着对王孝和执行枪决的告示。忻玉瑛马上抱着孩子，挺着肚子，带着婆婆到监狱门口去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造成监狱门口交通阻塞。

提篮桥监狱的警卫用宽皮带抽她，新闻记者就上来围着拍，围观群众也愤怒起来了:“你们打她干什么， 她那么大肚子，还抱着小孩，她又没有犯罪！”

很多人自发赶来抗议暴行，特刑庭望而生畏，准备对王孝和进行秘密执行。

1948年9月30日上午九时左右，王孝和身穿白色衬衫、高昂着头被押进刑场。留下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年轻英俊的面庞，凛然清澈的眼神，轻蔑无畏的笑容。尽管双臂被反剪在身后，奋力前倾的身躯仍然充满抗争的力量，开启的双唇中分明传出了他毫无畏惧的高亢的声音。

审判长向王孝和宣读完“执行命令”，王孝和提出要与家人见面，被拒绝。

在押往刑场的路上，有那么一瞬间，他转过头去寻找，他没有看到他想看到的。

王孝和几个法警绑在行刑椅上。监刑的检察官朱诚发出了行刑命令后，一名法警举枪对准王孝和的后脑。“啪”的一声手枪扣响了，子弹没有击中要害，王孝和抽搐着，浑身颤动不已，嘴里还大口地颤着气。

法警头子命令再补一枪。第二颗子弹从王孝和的右耳擦过，这两枪都未使王孝和致命。法警又战战兢兢地开了第三枪，但子弹又从左耳掠过，仅仅伤了一点皮肉。

法警头子见状，猛地用脚把王孝和坐着的行刑椅踢倒在地，用皮鞋猛踩王孝和的腹部，顷刻间，鲜红的热血从王孝和的口鼻流出。

王孝和壮烈牺牲了，时年24岁。他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没能等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正义和光明的那一天。

王孝和的遗体，后来被他的婶外婆和堂弟送到唐山路公平路口的国华殡仪馆。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11月5日，上海各界人民一万余人在逸园为王孝和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并将灵柩安葬于虹桥公墓(后迁往上海烈士陵园)。

给他做了三七后的两天，忻玉瑛在隔壁的一个保健站生下了二女儿佩民。

忻玉瑛躺在床上，带着哭腔说：“孝和啊！我们的佩民来了，你能看见吗？”

忻玉瑛住到了婆婆那里，日子也不好过。她的精神受到了太大的刺激，时不时就会大哭。一开始，会有地下党来，塞一点钞票给她。忻玉瑛见到他们犹如见到亲人，他们鼓励忻玉瑛活下去，再三叮嘱两个孩子是烈士的根，一定要带好孩子，熬到解放。

忻玉瑛忘不了丈夫，一天到晚要跑出去找孝和 ，有时会打小孩。后来在人民印纸厂工作的时候，看到印出来的钞票， 她突然哈哈笑说 ：“这么多钞票，我们孝和呢？”接着就趴在钞票里哭。

新中国成立后，忻玉瑛受到照顾，组织上安排她到长征医院看病。还安排她们全家搬入小南门一套两厢房的石库门房子。

身体好了以后，忻玉瑛去夜校补习文化。1952年，忻玉瑛被上海电力专科学校录取，脱产攻读四年中专。毕业后，杨树浦发电厂为她解决了工作。

忻玉瑛时常和女儿说：“解放了，我们享受到了幸福的新生活，这些是你们爸爸那一时期的人用生命创造的，他们是最苦的，一点没享受过。”

时常，忻玉瑛在恍惚间，总会看见他穿着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笑着看她，轻声地对她说，“hello，阿英。”

岁月无疆，英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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