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朝庆、冯碧莹 | “具身化”的研究困局与理论突破
学术人与实践者
学术人，海纳百川，宁静致远，以理解社会；
实践者，知行合一，悟道至善，为关怀天下！
“具身化”作为当前身体研究的核心概念，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领域被广泛应用，但因各学科对“具身化”在认识上存在观点分歧，相关成果在经验解释的精确性、有效性及可操作性等方面面临着质疑和批评，所以从整体性角度推进“具身化”理论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其中，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提出的“肉身实在论”为各种研究思路寻找到交汇点，初步建构起整体性“具身化”理论的雏形。未来的“具身化”理论研究可从建构取向、生成取向和互动取向三方面继续澄清身体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联，进而探索一条“超越二元论”之外的理论进路。这需要加强中国本土“具身化”自主知识的探索，为中西方“身心一体”与“身心二元”文化观念提供鉴照和理论参照系。
宣朝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思想与社会建设研究；
冯碧莹，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社会思想研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体”被简化理解为血液、器官等肉身组织，成为自然科学的专属研究对象，游离于社会科学者的视野之外，但随着虚拟现实、性别运动、亚健康等有关身体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重返身体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其中，“具身化”（embodiment）这一概念占据了身体研究的核心位置，在众多学科领域掀起了“具身转向”的热潮。然而在繁荣景象的背后，“具身化”业已陷入研究发展的僵局，在一定程度上滞胀不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部分学科在解读“具身化”时产生了大量内部分歧，不仅缺乏共进的研究方法，甚至对概念的基本含义都尚未达成共识。回顾这些研究，“具身化”在有的地方指的是一种动态的身体过程，在有的地方指的是一种区别于大脑计算的新认知方式，在有的地方则代表一种超越二元论的方法论策略，各种观点在不同的理论道路上同时行进，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它只是一种研究纲领，而远不能称作一种理论范式或具体的理论。其次，当前众多研究使用“具身化”时有着强烈的工具倾向，组合出“具身阅读”“具身舞蹈”等概念形式，用以装点研究的创新性和前沿性，当各种研究在“具身化”的旗号下蜂拥而至，也相应导致了这一概念越发地被滥用。总体而言，这些问题逐渐让“具身化”成为一个语焉不详的研究领域，让我们越发难以把握到底何为“具身化”，同时也越发感受到应该直面“具身化”的研究困局，为此提出可能的突破方向。
碎片化的身体：跨学科视野下的研究困局
“具身化”起源于对身心二元论的批判，旨在超越“被二分化的身体”。身心二元论在西方哲学中有着深远的渊源，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已经将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在“不朽的灵魂”“理性的思想”与“易腐的肉体”“非理性的肉欲”之间呈现出高下之分。时至近代，笛卡尔明确提出了身心二元论，主张“心灵完全不同于身体，而可以脱离它存在”，并且“我……只是一个会思考的东西”。这种哲学传统长期把身体视作心灵的附庸，在四个方面给予了贬抑性假设：一是纯粹物质假设，认为身体是由血液、器官、骨骼等肉身物质构成，形塑出视觉、听觉、触觉等身体感受，也相应是各种疾病、烦恼、恐惧的客观来源。二是时空嵌入假设，认为身体是不自由的、低级的、附庸的，始终只能延伸在既定物质环境中，不像灵魂一般拥有超越时空的能力。三是身体与认知分离假设，认为身体是认知的障碍，真正的哲学家一直都在学习死亡并练习死亡，以此让灵魂离开肉体而更加活跃。四是身体的被动假设，认为身体是承载心智的被动容器，不仅没有主体性与能动性，更对灵魂与认知鲜有影响。
但是，身体果真如二元论所述，是一个被动的、机械的物质实体吗？为了批判二元论对身体的贬抑性假设，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率先提出“具身化”这一概念，他用法语名词“incarnation”来表示“具身化”，后又被转译成英语名词“embodiment”，以此否认“离身心智”的存在，主张人的自我意识是身体对外部世界的投射，在这种意义上，身体的体验才是认知与心智的根本来源。循着这种思路，后继研究者进一步指出，人不是“栖息”在一个静止的客体外壳上，而是主观地体现在一个现实的、互动的、动态的过程中。所以在现象学奠定的根本性理论根基上，“具身化”总体上意指这种身体体验产生、持续和转化的动态过程，普遍理论关怀是让“活生生的身体”在各类研究中不断涌现出来，也由此衍生出不同学科各具特色的“具身化”研究内容。
心理学、生物学的认知科学研究对此开展了大量科学实验，试图对现象学提出的基本观点展开进一步推演，澄清身体体验何以是认知与心智的主要来源。研究发现，身体的嵌入性（embedded）、延展性（extended）、肉体性（embodied）以及主动性（enacted）共同构成了“具身化”的核心特质，能够说明身体所具备的多重属性与特殊能力，呈现身体在建构人的认知、行动等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例如吉布斯等人指出，认知过程中的语言、思想、欲望等均有赖于一定的肉体性基础。一个经典实验是通过磁共振成像来观察身体的运动想象能力和动词理解能力，实验证实不同的惯用手会塑造出不同的想象过程，把左右和好坏进行比附时，右撇子会更倾向于“右代表积极，左代表消极”。拉考夫与约翰逊的研究认为，身体感受是生成意义、形成概念及范畴的基本方式，如“地位越高越好”是基于身体在方位上的垂直经验所形成的一种“空间隐喻”，“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由一系列隐喻所进行的概念范畴化等。这些研究推动了“具身化”从哲学思辨走向实证研究，可是差异化、多样化的实证研究内容也让“具身化”越发变得“凌乱且散漫”。对此，认知科学研究者威尔逊等人于201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具身认知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的论文，文章直指“具身化”存在多种定义方式，乃至长久以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而当时认知科学对于“具身化”的研究已历四十余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认知科学开展的“具身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实验的“具身化”，依赖于标准的、系统的身体实验方法，通过明晰的量化指标确保实验结果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其中暗含着两个隐而不彰的前提：一是所测量的身体是一种生物特征鲜明而社会特征相对薄弱的身体；二是实验环境更多是一种变量控制下的物质环境，而非日常生活中融入历史、文化等社会因素的现实环境。这导致实验的“具身化”研究往往局限于“个体层面的、与社会环境隔离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复杂经验现象的解释力，难以捕捉到“具身化”在日常生活中多维的、综合的真实轨迹。具体而言，一些简单的、有形的概念与范畴（如方位、温度等），往往容易借助原始身体意象加以理解；而对于那些复杂的、与身体无直接关联的抽象概念与范畴，实验的“具身化”就较难提供有效的、清晰的解释。比如就“道德”来说，尽管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道德根植于身体，但是这些研究聚焦的不是道德本身，而是“一种特定的、被设计出的个人道德判断……是在特定时间点对相应刺激做出反应的适当性”。其中的问题是，首先我们很难确定这种“单薄”的道德判断在日常生活中究竟占有何种位置或重要性；其次，这些简单发现也制约着我们去探索那些对当代社会绝对重要的、“厚重”的道德；最后，使用碎片化的知觉去还原的“道德”，组合而出的是否就是真正的“道德”，也面临着相当的争论与质疑。这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实验的“具身化”有益于呈现人类的某些知觉、想法或感觉最初是如何被激发的，可是在解释、分析和预测它们如何塑造社会行动及结构时，就容易面临一定困难。
与实验的“具身化”研究不同，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关注超越个体主义的社会要素，近年来从结构与能动性、文化适应、地方性、社会不平等等角度刻画了差异化、情境化的身体，凸显身体与角色期待、家庭关系、性别身份、历史记忆等综合要素的交织，探索了一种日常生活的“具身化”研究，建构出表1中一些不同的研究方式与分析层次。
探究日常生活中的“具身化”现象，强调“从身体的角度看”是理解日常生活诸多现象的一种重要视角，在此视角下侧重于考察身体作为中介如何把生物、社会要素连接起来，乃至引发生物学与文化、技术、政治、社会关系展开多焦点互动过程。有学者评价，这一新兴视角乃至围绕“具身化”组建而起的跨学科交流领域，业已成为近几十年来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发展之一，可见相关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一些问题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凸显而出。
第一，“具身化”面临精确性与有效性问题，在解释经验现象时缺乏整合的、多层次的理论模型，难以对身体和要素之间的互动循环展开明确、详细的分析。以难民儿童群体的“放弃求生综合症”（Resignation Syndrome）这一经验现象来具体说明，这种症状广泛存在于瑞典的难民儿童群体中，表现为难民儿童得知将要被驱逐出境时，身体出现长期昏迷、行为退化等“植物人”式的临床反应，奇怪的是，当他们在获得永久居住权后，这些临床反应又会离奇地消失。由于该疾病明显是由社会因素所驱动的，所以专家们在分析致病的生物学要素之外，还罗列了“心理”“家庭”“社交媒体”“文化”“个体故意行为”五种社会因素，可即便在所有可能因素均考虑在内的情况下，专家最终还是只能识别出“一些模糊的经验”，无法明确整合出具体的发病机制。所以日常生活中的“具身化”往往缺乏有效的理论模型，面对现实问题时还是容易回到简单的二分法，在临床治疗、技术开发的多数情况下无奈采用单一生物学视角，从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身体回到单一生物性的身体。
第二，尽管“具身化”以超越二元论为立论前提，但目前只是以生物—社会的整体性视角重新认识了身体，并未对超越二元论的方式展开深入的讨论。事实上，二元论中两个要素间存有的罅隙与结构差异应是“具身化”着重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明确指出，“具身化”重新把二元要素（身—心、生物—社会）连接起来并不意味着超越二元论，还必须发展出二者之间的实质关联，正如社会不能直接影响生物性，它必须首先被身体“转译”（translated）成生物性本身，只有这样影响才是有效的；反之，生物性也不能直接影响社会，它必须被“培育”（culturalized）成社会性本身，转变成社会的秩序。同时，二元论的核心在于身体与心灵差异化的性质及地位，其中的基本假设是心灵比身体有着更高的价值，可是在日常生活的“具身化”研究中思想、文化等要素很容易被赋予更大的价值，造成的二元论中“心”的优先性又被换了一种方式重新生产出来。
第三，“具身化”让身体被多方勾连，碎片化趋势也相应越发明显。“具身化”把身体视作文化效应书写的白板，视作社会认同的建构因素，当作微观权力的接受体，以及克服身/心、生物/社会之类二元对立思想的载体。当身体意象越发趋于碎片化，人们也越发困惑“身体究竟是什么”，它似乎成了“最难以把握、最充满虚幻……最具隐喻色彩……始终遥不可及的东西”。因为在跨学科视野下，“具身化”为身体建立了大量未经理论化的联系，发展出了“心身存在”（psychosomatic）、“BPS 模型”（bio-psycho-social，生物—心理—社会）等概念来重新定义身体。当补充了一个又一个的要素，身体就成了叠加无数个碎片化单元的总和。
总而言之，当各学科建构出彼此分殊的“具身化”研究理路时，被超越的二元论反而可能以更复杂、更隐匿的方式重新生产出来。我们在实验室中观察到的身体与环境的交互过程，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身体与综合因素的彼此互构，都被“具身化”研究中学科之间的浅度合作建构成一个又一个理论发展的既定困境，从一个“被二分化的身体”过渡到了一个“被碎片化的身体”。
肉身实在论：克里斯·希林的理论设想
关于“具身化”的研究困局如何突破的问题，关注者相对较少，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研究来自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他敏锐地指出，“具身化”所存有的研究困局主要是因为缺乏一种整体性的阐释框架，应该融汇社会、文化、技术等角度，建构出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具身化”理论轮廓。他的相关成果影响广泛，谷歌学术显示，“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一文单篇引用量就高达7362次。遗憾的是，作为“具身化”理论的重要推进者，克里斯·希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尚未被国内学界予以重视并发展。
克里斯·希林指出，围绕“具身化”事实上演化出了一个“思想战场”，从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现象学、女性主义、社会生物学、社会学到文化研究，都凭借各自的主张在这片战场上打得不亦乐乎。在这些研究中，聚光灯往往只是停留在身体的某些特定方面，其他方面则晦暗不彰；它们或许有着一些可以辨识出来的同一性，却不具备多少内在的统合。这些差异化、碎片化的研究议题于表2中可见一斑，最终结果可能是，尽管我们对“具身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却还是无法言明它，导致它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线。
有鉴于此，克里斯·希林提出用“肉身实在论”（corporeal realism）来建构“具身化”理论框架，把各种学科视角、理论流派统合于其中。他认为，不曾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够描绘出“具身化”的全景画面，但是这对于澄清“具身化”所内摄的跨学科知识，乃至正确看待身体兼具的生物与社会属性大有裨益。“肉身实在论”是指“肉身”始终是身体的本体存在方式，强调这一本体存在方式在任何研究中应是不可化约的，既不能化约到肉体存在的感觉、情感、生物等零碎生物特征上，也不能化约成一种话语、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呈现工具。“肉身实在论”与其他实在论的区别在于，它将行动主体视作具身化的，并且把这种具身化的主体作为根本分析对象。在这种意义上，克里斯·希林对身体与经济、文化、技术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质分析，并提出了三种具体的研究方向。
身体作为结构性要素的定位场所
定位场所是指身体接收着技术、文化、政治等社会结构性层面要素，受到这些结构性要素的生产、调控与规制。作为定位场所的身体，包括在生理发育上被约束，在习性和身体外部特征上被形塑，在性情倾向上被引导，在身体呈现方式上被社会所管理，在身体承载能力上成为社会符号体系的表达场所等。整体而言，身体作为社会结构性要素的定位场所，核心内容是探究身体体验如何被日常生活中的诸种要素所形塑。
在该理论进路上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蔚为大观，其中尤以福柯、特纳、巴特勒等人的影响最为广泛，例如特纳颇具结构主义色彩的作品《身体与社会》，巴特勒作为性别研究奠基人的后结构主义代表作《性别麻烦》与《身体之重》等。克里斯·希林认为，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典社会学中身体的“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状态，即身体虽然没有彻底被忽略，但是又并非被明确聚焦的对象，往往隐于传统议题之下：在古典社会学中，实证主义传统关注整体社会层面的人，很少关照到具身化的人；人文主义传统强调行动的意义，身体充其量被视作社会行动的条件。尽管涂尔干也讨论过身体在图腾社会中作为铭刻认同、身份重要媒介的角色，但是古典社会学中的身体不是呈现为一些表层特质，就是直接被消解在社会结构、社会行动的分析中。与古典社会学不同，当代社会学不仅直接聚焦于身体本身，更在分析中融入“身体作为一种肉身”的观点，主张结构并不存在于身体的“上方”“超越”和“无法触碰”的地方，而是深入到了我们身体存在的肌纤维、性格和习惯中。
身体作为社会生活的生成性因素
人们在把身体作为结构性要素的定位场所加以考虑时，也应看到它更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生成性因素。因为人类身体的基本构成和生理特质，为我们提供了特定的方式与能力，介入并塑造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方式与能力不会因为受到结构性要素的建构就丧失了基本创造性、变革性的力量，甚至一些身体属性还是创造社会生活的根本源泉。
在这里，身体不再是被创造的“因变量”，而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自变量”。现象学及认知科学所从事的“具身化”研究，本质上都根植于这一研究方向，认为具身主体拥有某种意向性能力，能够影响日常生活流；身体的运动系统、知觉系统、语言系统，构成了行动的具身化前提，构成了人类社会创造性的基本能力。
这些对社会发展、社会变迁至关重要的生成性因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初级群体形成。具身主体具有各种情欲、意图、冲动、动机，这些身体的基本需求推动着个体趋向他人，比如眼神交流、情感刺激乃至精神契合，成为各类社会群体完成最初集结的关键一步。二是文化习得与共享文化延展。身体的视觉、听觉、嗅觉具有文化习得的能力，能够通过身体及其生成的一套符号体系，学习不同的文化模式，认识到自己和他人同属一个文化群体，最终推动文化的横向群际传递及纵向代际传承。三是展演自我，并促进自我认同。围绕身体展开的穿着、举止、运动、挥手、表情等身体姿态，能够串联成一套“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为展演自我提供了一个归类信息、处理信息、传递信息的范畴，使得身体充当起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关系之间的中介。四是社会区分与社会不平等。差异化的具身特征、能力与需求，能够用来区分并维持“我群体”与“他群体”之间的结构差异，进而演化成资源分配、话语控制、权力再生产的社会不平等状况。
身体作为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介
身体既具备结构性要素的接受性功能，又有积极主动的生成性功能，所以围绕身体这个“中介”，能够组建起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换言之，身体是兼具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实体，既能形塑社会，也会被社会所形塑。这有助于改变肉身—心灵、生物—社会、结构—行动之间的二元分割，从而有着其他两种研究方向所不具备的方法论意涵。
克里斯·希林对于“互动”的主要关注点是这种互动所达成的“结果”。他提出，身体的生成性能够与既有结构性要素产生相互作用，对人的潜力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个人而言，具身化主体在感觉、感官上介入社会生活的结构性特征，使其能够以特定方式依附于或摆脱所处环境；而这些反应会以不同方式建构具身性主体，增进或削弱人的能力。对于社会而言，“具身化”会导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也可能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化。换言之，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制度、分层样态能否长久维持，均取决于具身主体所具有的反身性及社会创造能力。
突破“未完成状态”：理论建构的三个方向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理论建构的初步尝试，克里斯·希林对于自己提出的三个方向仅限于“略述大意”，即综述各式身体研究内摄的“具身化”的基本观点，再把它们归类到不同的研究方向上。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只是给出了一个辩证方法的轮廓，为“具身化”的各种思路寻找到交汇点，为整体探索“具身化”提供了一个可行方案，而澄清身体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后继研究者应以此为基础，把这一“具身化”的理论轮廓扩展为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彻底改变“具身化”研究依然语焉不详的状况。根据上述三种研究方向的核心特征，或许可进一步把它们凝练为建构取向的“具身化”、生成取向的“具身化”以及互动取向的“具身化”。
建构取向的“具身化”：关注点从“规制”到“重构”
建构取向的“具身化”的核心观点是，社会性因素能够形塑并建构身体，让身体蕴含并承担社会意义。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社会何以对人的生物基础及社会属性打下烙印，深描社会性因素“具身化”的动态过程，进而捕捉复杂的、多维的身体社会化轨迹。
然而，这种取向最鲜明的特征是被动性，即身体被政治观念、文化规范等所束缚、管理乃至决定，作为被控制的对象有着既定的具身化程序，仿佛只能被动接受模式化的结果。事实上，那些被建构取向所忽视的身体主体性与能动性，反而时刻推动着具身主体参与建构过程，并从中对身体进行着自我管理，例如在政治过程中强调“个体责任”与“自力救助”，在文化观念上注重“身体之美”。这意味着建构主义者应避免研究的偏狭，避免一种没有具身主体的具身化研究。其中一种可行的方法是把身体看作一个处在动态构成过程中的实体，持续关注结构性要素与具身主体共同参与的身体“重构”，而非结构性要素单一对身体作出的“规制”。
以“技术”这一结构性要素为例。近年来，具身主体与技术趋势共同参与身体的“重构”，把人变成某种意义的“半机械人”。在这个方面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一是“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普遍扩散，人能够通过技术把自己的感官、认知、情感具身化到虚拟场所中，使得身体亦能脱离既定物质存在，通过屏幕、器械和程序设计延展到新的环境中。正如有研究者所言，没有生物生活在其皮肤范围内，我们的感官是一种“连接手段”，乃至具身主体能够通过这种“连接手段”，日益扩大我们身体的范围，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把我们的身体投射到各种技术媒介上。这种身体的重构还演化出一个新型“数字社会”（digital society），使原本具身化的道德伦理与情感联结均发展变化，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强大的变革意义。二是人造材料越发普遍地融入身体，人们可以通过整容手术、器官移植手术等方式，重新对自己的肉身进行监测、修补和替代，改变人对于身体构成的既有认知，同时在身体中融入更多具身主体的自我认同、价值观念、情感表达以及构筑亲密关系的欲望等。这些现象共同说明，当建构取向的“具身化”将关注点从“规制”转换到“重构”，既能够刻画出社会能塑造身体并让它具有社会意义，同时能够避免身体成为结构性要素的被动载体，让我们知道被建构的身体它本身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能够承担如此重大的社会意义。
生成取向的“具身化”：澄清模糊的亲和关系
推进生成取向“具身化”的关键点在于，明确身体的具身特性何以切实地影响到结构的形成与维持。克里斯·希林在研究中反复强调，身体是创造社会的核心源泉，从人的基本能力到社会结构存在某种因果关联，使得社会结构与人类具身特性保持着深切“亲和”。但是，这种因果关联和深切的“亲和”始终处于模糊的经验描述中，只是一种大致的方向而不是一个清晰的阐释，而澄清这种模糊的亲和关系又恰恰有助于提高“具身化”研究的有效性、精确性，从而有助于“具身化”突破现有困境。
为什么澄清模糊的亲和关系是“具身化”研究的难点？这可能有三点原因。第一，具身存在是“无意识”的。认知科学早已证实，人类绝大部分的思维均是无意识的，诸如身体的视、听、说等基本感官以及推理、预测的能力，这些具身化过程都是自动发生的，无需人时刻进行监控，导致我们难以发掘何种具身特性对社会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具身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是隐而不显的。我们进化、发展自我的那些至关重要的能力，我们在主观上根本无从觉知，甚至我们的平衡、感官等身体机能越是协调有效，具身存在就越是倾向于隐身。第三，具身存在是“突生”（emergent）的。身体的基因、血液、骨骼等组成部分，与社会、文化、技术相结合就产生了新的性质，这些性质无法再还原、化约到自然或生物因素上，只能始终把身体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和基本单位来加以对待。这意味着我们在识别那些生成性因素时，必须面对的是“铁板一块”的身体，从而面临着方法上的困难。
那么，该如何突破这一研究难点呢？既然具身体现是不显的，其中一个逆向思考方向就是考察那些让具身显现出来的方式。首先是观测异常状态中的身体。这些异常状态包括遭遇疾病、社会动荡、情感起落和身体刺激等。人在接触世界、理解世界出现障碍时，具身体现会骤然复显，敏锐感受到那些日常生活中不显的反应能力及主体性特质。这就是为什么“具身化”研究的前沿议题总是聚焦于疾病治疗、女性主义的性别问题等方面，因为具身体现往往在身体问题化的情境中更为清晰。其次是区辨身体的无意识、前意识、潜意识、自主意识等现象，有助于更好识别具身体现的不同层次和深度。由于复杂的行动往往是在简单的身体迭代网络中产生的，所以探究无意识的行为（如保持肌肉松弛等）如何传递到更高层次，融入了技术、文化价值观等要素，变成了有意识、有主体性的活动，就有助于澄清那些模糊的身体过程，乃至发掘那些富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生成性因素。
互动取向的“具身化”：聚焦明确的机制分析
在互动取向的“具身化”中，克里斯·希林有意改变肉身—心灵、生物—社会、结构—行动之间的二元分割，组建起二元要素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这种二元互动局限于一种方法论策略，尚未进一步推演成一种明确的、具体的互动机制，导致二元要素间尚存罅隙，难以从形式上的连接走向实质上的弥合。对此，可从以下三种机制分析入手，为“具身化”走出困境寻求理论资源。
首先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网络化机制。由于身体并非孤立地存在着，这意味着认知、心灵、技术、文化等综合要素往往被同时纳入具身化过程，融合成一个开放的、变化的、相互联系的网络。在这种意义上，具身化过程取决于这些异质性的要素如何进行网络化的连接、拼装与开发，使具身主体的能力既不是自身生物基础所给定的，也不是社会中的结构性要素所给定的，而是在多种物质相互依存的松散联结关系中形成的。比如说，“女性特质”这一意象，是由数量庞大、本质各异的物质组建而起，这些物质包括具身主体的物质基础（如身高、体重）、化妆等性别化技术，围绕整形美容形成的相关工作领域，以及其他参照对象的身体等。在“具身化”的网络化机制中，人与非人、生物与社会因素均被看作“行动因子”，拉平了要素间的本体论差异及二元罅隙，也为医学诊疗、技术开发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相较于区辨差异化的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可以转而关注一个由身体编织而成的整体的、综合的动因网络，进而考察那些排列组合本体物质的多元化方式，发掘个体在药物反应和技术感知中表现出的微妙且重要的情境性。
其次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协同演化机制。根据自然科学的前沿研究成果，许多疾病的具身体现通常不能单一追溯到生物性的基因表达上，而是与个人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环境事件密切相关，是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长期在身体上协同演化的结果。比如，表观遗传学的研究发现，一些特定人群对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更易感，并非缘于先天的种族劣势和基因的脆弱性，而是饮食习惯、生活方式长期被具身主体所内化，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造成表观基因符号的改变，从而在基本DNA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以变化后的表观基因符号形成了长期、稳定的隔代遗传。再比如生物考古学对于骨骼遗骸的分析表明，男性与女性在身体素质上的差异主要源于食物获取水平上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融合了环境、时间等要素，被深刻地“具身化”在身体基本物质构成上。这就意味着生物、社会因素在具身化的过程中开展了切实互动，需要对此进行更多案例研究，在长时段中追溯特定身体现象的历时性演化。
最后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重新结构化机制。这一机制聚焦于具身主体何以把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重新结构化成新的东西，以此避免单一生物或社会分析视角所带来的简化论，常用以分析“道德”“情感”等具身化特质。在这种整合的视角下，“道德”是由先天道德能力（生物性）和后天道德行为（社会性）共同结构化形成的，包含着三个具体环节：一是个体的身体确实有着排斥道德生活的反社会的、利己主义的冲动；二是它们还拥有一种内在的身体能力可以“超越”这些冲动，管理并修正个体行为，达成集体生活所需的道德活动；三是这种身体能力受到集体情感与社会要素的刺激才得以激发。所以，先天道德能力只是一种可能的生物基础，是重新结构化促使这一基础转化为某种道德的现实存在。
总之，在这些具体而微的机制分析中，“具身化”对于二元论的超越，将从形式上的超越不断走向实质上的超越，也将愈发让模糊的具身化过程变得更加清晰透明。
余论：在超越二元论之外展望另一理论进路
身心二元论把人类的身体拆解成两半，原本这个“被二分化的身体”有望在“具身化”的理论浪潮中被积极改观，但由于身体牵涉生物、文化、技术、宗教、社会等诸多要素，造成各种“具身化”的观点在曲折蜿蜒的方向上同时行进，反而催生出一个更复杂、更碎片化的身体。为此，克里斯·希林试图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将已有研究取向整合到三个研究方向上，分别指向身体对社会的接受性能力、身体的生成性能力，以及身体承载具身主体与结构性特征展开互动的能力。可以说，任何“具身化”研究若想综合全面，势必需要考虑这三个研究方向。
为了克服二元论的缺点，解决“具身化”现有研究中面临的有效性、精确性等问题，本文进一步推演了克里斯·希林的理论设想，凝练成建构取向、生成取向和互动取向的“具身化”。它们对“具身化”突破现有困局的指导意义在于：第一，让“具身化”拥有更加清晰的面貌，从一种被动的社会效应重构为一种主动的、能动的社会成因，从日常生活中难以觉察的“不显”到直观涌现的“复显”，以及从一种理论构想上的方法论策略过渡到一种清晰的、可操作的二元互动机制。第二，从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超越二元论，通过深描具身的生成能力及承载互动的能力，能够改变二元论中“心”相对于“身”的优先性，将具身的主体性与生物性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消除二元论中所暗含的差距及差异。同时，在机制分析中二元要素所呈现的融合、互构、重塑趋势，也有益于将先天—后天、生物—社会、身—心之间的罅隙重新定义为可塑性与可控性，让二元要素从形式上的连接发展出实质上的关联，最终使其从二元对立走向辩证统一。第三，在身体被多方勾连的碎片化背景下，从社会认同的建构因素、微观权力的接受体等多种身体意象中整合出“身体”的定义方式，提出“身体”是社会构成的多向度中介，以此为身体研究提供一个贴近经验现实的分析性概念。
在挖掘这些有助于“具身化”突破困局的可行举措时，笔者还有另一重要发现。尽管西方“具身化”研究将超越二元论作为根本要义，但它们本质上并未跳出二元论的思维框架，还是采用着二元论的分析视角来剖析“具身化”，把它表述为我们的身体向外部环境的“外化”，外部环境向我们身体的“内化”，乃至身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化”。在这种意义上，“具身化”不过是一个要素对另一个要素产生影响，进而组建起二元要素的相互作用。事实上，“embodiment”（具身化）的词缀“em”表示“置于……之内”或“处于……的状态”，总体上意指将身体置于世界之内，或让身体处于与世界的联系之中。所以从词源的角度看，“具身化”是身体投入某项活动时，人的心、身、物及环境无分别地、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从而将我与本己身体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纳入一个整体性结构中。这意味着“具身化”原本应有更为宽泛、丰富的内涵都被“超越二元论”这一强大目标遮蔽掉了。换言之，“超越二元论”可能只是“具身化”最低限度的立论前提，只是身体与他物联系性关系的一个侧面，在此之外“具身化”应有着更具核心的、根本的分析性方向。
有鉴于此，开辟一条异于“超越二元论”的理论进路，或许对拓宽该研究领域的既有界限有所裨益。这条进路应在总体上聚焦于“具身一体化”过程，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更多经验研究与理论阐释：其一是在本体论上，研究者们既可以彻底拒斥身心二元的本体论预设，进一步拉平要素间的本体论差异，考察各具特色的本体物质共同达成的“具身化”结果，而这种研究策略在网络化机制中已经初露端倪；同时也可以在保留身心二元的本体论前提下，从“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区辨”转向关注“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同一性”，丰富身体如何在不同要素间发展出共通性与相似性的相关分析。其二是在认识论上，发掘更多有关“身心一体”的基本观点，把身体感一体化、身体思维的联系性以及有关“感应”“体知”“感通”的地方性知识等纳入“具身化”的分析视野。其三是在方法论上，从“身体与环境的双向互动”转向关注“身体如何将自我与他人、小我与大我、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一体化”，考察自我的转化如何与环境的转化紧密相连，以及从自我到外部环境如何合成一个连续不断的扩展系统。
总之，在更大的视野下，以“一体化”的视角重新拓展“具身化”的相关研究，将有力助推中西方“身心二元”与“身心一体”文化观念互为鉴照。具身化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加强本土“具身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将具身研究从引进、内化到本土语境的阶段，推进到本土理论建构的阶段，积极运用中国文化资源回应具身理论建构的需求，并向外“输出”中国理论创造成果，贡献独特的东方身体案例和理论话语，进而推动“具身化”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主旨所在，容后另作讨论。
责任编辑：学术人与实践者
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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