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和中科院的早期人事工资趣谈

五十年代知识分子都是一心一意工作，但是工资如何规范呢？从人事调动通知可以揭开一角。

1953 年1 月3 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研究小组组成：组长闵乃大，组员夏培肃、王传英。闵乃大，41 岁；夏培肃此时还不到30 岁,王传英则是刚毕业二年的23岁大学生。

从清华大学调到数学所的人事工资通知看到，夏培肃、王传英是从1953年1月开始转到数学所发放。夏培肃450分、王传英230分。

当时物价还不稳定，先以小米作价，后以几种主要生活物资定价作为浮动工资标准。

闵乃大的工资从1952年11 月份起在数学所发，清华很大度地表示“本年7 至10 月份工资，我校同意不予追回”。

工资通知透露出重要信息，第一，闵先生在1952年7月已经借调到数学所，开始计算机组的准备工作，这是一个正式的证据，说明华罗庚先生筹备计算机组应当在6月，最晚在7月初，随后闵乃大先生即开始到所工作；第二，反映了当时的工资制度和单位之间的报酬发放原则。

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兼职是为了获取更多收入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在1949年之后，为了延续传统又显示公平，财务制度规定兼职者在两个单位各取半份工资，华罗庚和其他大师在清华、北大和中科院两边工作时，每月工资都是各支半数。这种方式在保证业务工作正常进行时，还防止了通过“兼职获利”。那么，清华大学宣布7到10月，4个月的工资“不予追回”，是不是简单地财务关联呢？

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财务认为闵乃大先生会不会在数学所领取了“半份”工资呢？在公函中特地申明，并非只是告诉数学所清华支付了4个月的全月工资，还隐含了提醒数学所不会给闵乃大先生支付了报酬？

由于当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闵乃大先生又属名人，财务部门当然不会直接发函询问，“老师你不会多拿到收入吧？“但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对知识分子增加收入的一种“防范”，已经见诸于日常活动。

看到这个细节，也才能够理解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待遇的关心是多么必要，一是待遇低，二是要提高。而且，在总理的报告中很具体和策略地提出，"知识分子的待遇比抗战时期好，比战前差，仅够他们生活的待遇对讲师以上的人是不妥的。"

那么，当时教授的工资多少呢？这个调动工资通知上还有一段，关于工资调整的说明：

“适逢工资调整，闵乃大工资从525 分（工资单位）提高到700 分。1953年3 月，清华财务结算了这4 个月的差额，补发款项161.56 万元（旧币）汇到数学所，“希即转知本人出具领据，清单盖章寄还清华”。

（700-525）ⅹ4=175ⅹ4=700

补发的工资刚好就是700分，可见当月闵乃大先生工资 161.56元

夏培肃先生(副研究员)工资   103．86元；

王传英先生(大学毕业生)工资   53．08元。

夏培肃极有主见和办事能力，她学业优秀、工作主动，评定工资时特地晋升一级，在组长闵乃大的工作笔记中有所记载，夏工作成绩突出，15级改14级，王传英23级。

那时财务一丝不苟，仔仔细细，汇款一定要本人收取，严防中途截流，这也是“三反五反“运动的启示。

顺便说一下，1949 年春，闵乃大从欧洲绕道回国途中，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并在哈佛大学无线电实验室短期工作，是年暑假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任教，他在德国就很有知名度。1950 年9 月23 日，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副部长王诤签名聘任闵乃大为邮电部电信研究所顾问，每月车马费300 斤小米，当时酬劳是以小米价格计算的。

1954 年3 月16 日，铁道部滕代远部长聘任闵乃大为铁道研究所铁路电务技术委员会委员，是否提供车马费，聘书上无涉及。

清华大学校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