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情回首话人生—陈福接访谈录

    国防科技大学顾问、原计算机系主任陈福接教授，是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做出

杰出贡献的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笔者早想采访这位共和国将军的不寻常生涯，并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最近，笔者终于如愿，怀着崇敬心情对他两次采访……

左起：陈福接、胡守仁、慈云桂、康鹏

出色的计算机专家——陈福接访谈录（1）

   笔者：陈主任，您好！您在以“银河”系列巨型机闻名于世的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当主任10年，并出任”银河－Ⅱ”十亿次巨型机工程总指挥。能说说您是怎样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计算机专家的吗？

   陈福接：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工程师。我从小爱动手，高一就会做马达。当时有本书叫《少年电机工程师》，对我影响很大。1954年高中毕业后，报考了上海交大电力工程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就是想实现当工程师的理想。

   笔者：您小时候学习一定很好吧？

   陈福接：其实我小时候很调皮，上学并不认真，常去抓鸟、抓鱼，现在还经常梦到抓鱼呢。直到初二我的学习成绩才有所好转。当时班里有个叫陈来良的同学成绩很好，我比他差很多，就下决心赶超他。从此不再抓鸟、抓鱼了，第二年就超过了他。初中毕业时，我的成绩全班领先，考上三所高中：安溪中学、兰溪中学和集美中学，我选了集美。那时的环境也确实锻炼人。念初中时我就能独立生活，自己从家里背米到学校做饭吃。20多公里路，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哪像现在，上学还要家长汽车送。那时刚解放，我家在沿海，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每天来，学校组织学生护校。上中学那几年对我锻炼很大。

     笔者：高中毕业后您就去了上海交大？

     陈福接：对。我报考的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是专科，扎扎实实学了两年。我最早听说“计算机”是1956年，自动控制课老师蒋大宗一次上课时讲，计算机的功能，就是这边打进去中文，那边出来俄文，这边打进去俄文，那边出来英文，说得很神。还说：学自动控制就是要做这个东西。这堂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谁能想到，一心想当工程师的我，后来竟和计算机打了一辈子交道。
     交大毕业后，把我分到总政治部，也不清楚具体干什么。我的理想是去工厂，当工程师。但又不能不服从分配。就这样，到了哈军工。记得是黄景文主任接待的我，让我去“鱼雷教授会”，当技术员。他这一句话，我就当了22年的技术员，1978年才提为副教授，讲师、助教、工程师，都没干过。

   笔者：一去哈军工就搞计算机？

   陈福接：差不多。当时正安装“鱼雷指挥仪”，俄文叫“米纳”，还有潜水艇指挥仪，叫“特蹓姆”，实际上是一种机电自动计算机。那时认识了柳克俊——我搞计算机的入门导师。他来自清华，很聪明，是个才子，不仅懂计算机，而且外语很好。我们两人关系很好，有问题就问他。大约是1957年，要用电子计算机代替“米纳”。

柳克俊透露这个消息后，我立刻想到蒋大宗老师的课，连声说：“好啊，我也参加！”柳克俊让我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我接触的第一项技术性比较强的工作，是“切比雪夫”最佳逼近技术。切比雪夫是俄国人，他发明了用最佳一致逼近方法表示三角函数，用于“鱼雷指挥仪”控制程序。只用一个星期我就掌握了该技术，圆满完成了任务。1958年，研制代号为“331”的计算机，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参加，我是其中之一。

   笔者：您只读了两年大专，搞计算机知识够用不够用呢？

   陈福接：不够呀！为此，我制定了一个宏大的学习计划，不管星期天、节假日，每天学到晚上11点。我的实验室主任李益池看我这样努力，鼓励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两年后，我补习完全部大学本科学业。学习的同时，积极做好分配的工作，当助手、打勤杂、做实验……让干啥就干啥，一丝不苟，任劳任怨。

柳克俊交给我的第二件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是画图。通过画图，又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了解了计算机整机，对奠定我的计算机基础帮助很大。后来，他就让我搞逻辑设计和编写程序，技术性更强，难度更大。为完成好任务，我没日没夜干。有一天干到凌晨三点，海军系政委邓易非来了，说：“陈福接，你怎么还不睡觉？”我说：“您也没睡觉啊！”

那时根本不觉得累，心里就是有那么一股子劲，非拿下来不可！大家也都这样。9月29日，我们终于编成了椭圆积分程序，距要求只差两天。11月份，我又做成了“331”机的战斗程序。“331”机成功后，我对计算机的来龙去脉已经心中有底了。

笔者：这可以说是您的初试锋芒。后来呢？

陈福接：60年代搞441B计算机，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协助任连仲做恒流源；二是搞程序设计。70年代干“718”机，我也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总体设计，二是搞存储设计。441B是几万次，“718”机是百万次，这么大的跨度，存储非常困难。我大胆地将国外小机器上的插件式做到了“718”这样的大机器上，替换了原来的堆叠式，获得成功。

笔者：这要冒风险吗？

陈福接：当然。堆叠式是成熟技术，大家熟悉。而且“718”机要装载到远洋测量船上，参加我国首次洲际导弹发射任务，眼见发射日期临近，责任重大啊！当时又刚刚改革开放，有的同志对用外国技术思想上还有某种顾忌，说：“别看我们这机器笨，是自力更生造出来的。干嘛要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但我不这么认为，自力更生，并不排除吸取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何况堆叠式弊病明显，出一点问题都要做“开胸”手术，停机几十小时。换成插件式，维修方便多了！

笔者：您不但有思想，而且很有创新精神。做“718” 机时，可以说您已经是个计算机专家了！

陈福接：1978年以后，搞“银河－Ⅰ”亿次机。作为“银河”亿次机筹备组主任，我去日本考察了40天，真是耳目一新！回来后，我就设计了银河大机房，27×24，600多平方米，没一根柱子！还有空调、照明、地线等，至今都不落后。这是我在“银河”亿次机中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是提出并行短风路通风降温。第三件是设计了存储器，把磁芯换成半导体，做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半导体存储器，设计了双向量阵列流水线，使每拍可得两个运算结果，实现了每秒亿次的目标。

笔者：只有设计成“双向量阵列”，才能达到每秒亿次。对吗？

陈福接：是的。“银河－Ⅰ”瞄准的是美国“克镭”机，“克镭”机是亿次机。如果做成单向量，只能达到五千万次，如果做成双向量阵列则可达到一亿次。我们就是要瞄准国际一流！当然，会有困难。但面对困难不能退缩，困难也是欺软怕硬。实践证明，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就是要有这股子劲！ 

笔者：以“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为内容的银河精神，是您总结归纳出来的。这一定是您多年实践的体会。

陈福接：是我的体会，也是大家的体会。实际上，从计算机系组建起，甚至从研制“331”机起，大家就一直是这样干的，后来更加自觉就是了。1991年12月召开系第四届党代会时，顺应历史的发展，正式把银河精神总结归纳了出来。

笔者：顺便问一下，您平时有那些业余爱好？

陈福接：我的业余爱好还真不少，写诗、唱歌、音乐，都喜欢，笛子、二胡、小提琴，我都有。但工作太忙，全扔一边了。最大的爱好是搞技术，最大的愿望是搞出个什么大的东西来，能震动一下。这同我当工程师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没有，很遗憾！ 

    成功的领导干部——陈福接访谈录（2）

笔者：其实你不必感到遗憾。“银河－Ⅰ”以前您贡献就很大，研制“银河－Ⅱ”时您已走上领导岗位，当上计算机系主任，作为“银河领头雁”，带领大家创造了新的辉煌业绩。“银河－Ⅱ”是我国首台面向科学/工程计算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通用十亿次并行巨型机，被列为1992年中国十大科技成果之首，先后两次写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银河－Ⅱ”研制成功后，***主席亲笔题词“攻克巨型机技术，为中华民族争光”，并签署命令授予银河队伍“科技攻关先锋”荣誉称号。大家都为您感到自豪。

陈福接：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当官。上初中时让我当班干部，很不愿意。但不愿当还偏让你当。读高中时不但当了班团支部书记，还当了学校的团总支委员。既然当了，就觉得一定要当好，什么事都带头。毛主席说要做三好学生：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这成为我的座右铭，在脑子里根深蒂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与此有关。体育也带头，跳远5.7米，跑百米13.3秒。老师都很吃惊。上大学时一直当班长。毕业前夕，去哈尔滨电机厂实习一个月，班里由我带队，协助组织协调，才21岁。
       笔者：主官不好当，计算机系的主官尤其不好当，您却干得那么出色，原来领导才能早有锻炼。

陈福接：可能有点关系。到哈军工报到后，有个苏联专家叫柯里连科跟我说：“参军了？祝你当上将军！”我说：“不会的。”他说：“会的。朱可夫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你会的！”不是我谦虚，根本没有想过当将军。笔者：您是一心想着干工作的那种人。正因为如此，才做出了杰出贡献。您这样的官，人人佩服！陈福接：我成长较快，以至后来能走上领导岗位，慈云桂的影响、教育和帮助很大。

   笔者：慈云桂是什么时候认识您的？ 
   陈福接：去哈军工报到时在黄景文主任办公室见过一面，当时他是海军工程系教育副主任。1958年做“331”机时才开始见他多了。他的特点是：有魄力，有激情，重才干，会用人。他不唯学历，注重能力，只要有才、能干就用。他认识我，缘于我解决了“鱼雷指挥仪”战斗程序读不出来的问题。我采取了一项革新技术，把没有磁芯的地方抠掉，把有磁芯的地方重写，不仅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加快了研制进度。慈云桂一看，说“太好了”！由此认识了我，了解了我，对我很欣赏，并有意识地培养我，直到选我做他的接班人。他经常给我讲：无论什么事，要搞就要搞出来，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半途而废。他的实际行动更给我树立了榜样。大家都知道，“718”任务是慈云桂争来的。

   笔者：对，说说这段历史吧！

   陈福接：“718”是个大概念，包括两条远洋测量船、远程设备、对空设备等。我们的任务是其中一小部分——数据中心处理机，开始并不是让我们做的。当时，慈云桂刚从牛棚放出来，领导交待只到会上听听，他却把领导的交待忘到九霄云外。当用户说要研制单位做成100万次，别人又不敢接受时，他当场表态：“我们能做成100万次！”任务就这样争来了。

当时他手下连人都没有啊！就敢拍这样的胸脯！多大的魄力！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那么胆大？他说：世上没有干不成的事！只要把任务接过来，任务就完成了60％！搞设计谁都会的，我们又不是没基础！逼上去后，他就招兵买马，正好赶上学校南迁，计算机系趁机扩充队伍，由70多人的小系，壮大到200多人。这是我从慈云桂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人，没有一种精神不行！什么事都准备好了，什么条件都具备了，一点风险不冒，怎么会有进步呢？还谈什么创新呢？
       笔者：对！我们国家最缺少、最需要的，正是这种有头脑、有思想、有魄力，敢作敢为的组织管理人才。

陈福接：许多事实证明，事业凝聚人。没有“银河”事业，六系（计算机系）就不会壮大。有了任务，没有人会有人，没有钱会有钱，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多次讲过：这支银河队伍，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困难都能战胜！就怕没任务，没有了任务，连人都稳不住。

笔者：所以，“银河－Ⅱ”巨型机的研制，您也这样去争？

陈福接：对。“银河－Ⅰ”研制成功后，由于没有新用户，新一代巨型机的研制迟迟上不了马。就在这个时候，得知中国气象局要进口一台巨型机。这就是机遇！机遇面前人人平等，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我当即向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聂力报告，要求自己研制，得到支持。于是，三管齐下：一方面主动找气象局谈，表示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先后谈了11次；另一方面，由我和陈立杰、周兴铭共同署名，大胆地向当时的国家主要领导人写了一份报告，从国策的高度阐述了巨型机立足于国内研制的必要性，表达了银河队伍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必胜信心；同时，组织队伍着手制定总体方案，实践证明我们是对的。

1992年，我们成功研制出国产10亿次巨型机。而且，合同上签的是一个中央处理机，我们做成了四个，用户用得很好，为解决我国的中、长期天气预报问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我们又和九所谈，两次就谈成，第二台“银河－Ⅱ”就安装在九所。笔者：真佩服您的勇气！听说您是从室主任直接提升为系主任的，也有不少体会吧？陈福接：1983年，我从存储室主任提升为系主任。当时的系副主任有好几位，年龄都比我大，也很有能力。但组织上用了我，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为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一一拜访。但我知道，光拜访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三条：

一要有真本领，用推进发展的实际行动树立威信；

二要注重团结，讲究民主，善于发挥班子其他同志的作用，一个人本事再大也打不了几颗钉；

三要作风正派，眼睛向下，多为基层和群众办实事、好事。

我在计算机系主任位子上干了10年，一直是这样要求自己、这样去努力的。 
    笔者：任何一个单位，既要突出工作重点，也要注重全面建设。您是怎样处理这个关系的？

陈福接：作为计算机系的主官，必须始终突出“银河”这个重点，决不能让这杆旗倒了。没有了”“银河”这个重点，就没有了计算机系的特色，就没有计算机系的今天。但是，光有“银河”不行，还要管好教学，管好其他一切。比如对教学工作，我始终给予足够重视。教学、科研紧密结合，是计算机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计算机系几十年的重要经验。

一方面，通过科研的发展，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实用的研究课题，为教学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广阔舞台，从而促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教学水平的提高，又源源不断地为科研提供了强大的生力军和后备军，促进了科研人员理论水平的提高和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诞生。因此，必须让这两个方面都发展、都前进。

笔者：计算机系有专门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您作为主官是怎样抓教学的呢？

陈福接：做法主要有四个：

一是充分发挥分管教学副主任的作用，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

二是对教学方面的收入不提成，让他们自己支配；

三是在奖金分配上全系统一衡量，不让搞教学的同志吃亏；

四是加强宏观管理，给他们提出明确的奋斗目标。

我经常讲：教学要跟清华比，敢争第一。应该说，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很努力，也很争气，1989年拿了国家特等奖，1993年拿了国家一等奖，1997年又捧回二等奖。全国一千多所高校，我们一个系能连续拿高奖，不容易啊！

笔者：“银河人”确实是好样的！也说明这支队伍很有战斗力！

陈福接：战斗力源自凝聚力。任何一个单位，必须内部团结。互相告状，互相看不起，互相拆台，不行。尤其在计算机系，干大工程，所有人都有一份贡献，团结协作就更不是一句空话。银河精神中强调“团结协作”，有其深刻含义。

   笔者：在增强团结方面，您有些什么体会呢？

   陈福接：首先要领导带头，搞好“一班人”自身的团结。特别是主官，要学会容人。这也是慈云桂教给我的，他常对我说：“江河不择细流方能称之为大，泰山不择微尘方能称之为高。”容人不容易，但却很重要。其次要作风正派，为官清廉，不摆官架子，不搞特殊化。我们面对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啊！再就是要眼睛向下，多为群众着想，多给群众办实事。我在位时，为基层和群众办实事就形成了制度。比如，为缓解大家的住房困难，盖了两栋团干宿舍楼；为解决煤气不够用的问题，每年给每户发两罐煤气，一直坚持到现在；为解决冬天的阴冷问题，给干部宿舍建了土暖气；为解决洗澡问题，配发了热水器；从1983年起就建立起奖金制度，并注意内部平衡；等等。这些做法，对增强内部凝聚力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发表于2005年5月31日《国防科大报》）

    优秀的共产党员——陈福接访谈录（3）

   笔者：毫无疑问，您是一位成功的、有作为的领导干部。您是哪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呢？

   陈福接：我1950年入团，1956年入党。这里要给你讲个故事：1953年3月5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9点50分，斯大林逝世。那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啊！许多人都写了诗，表达一种情感和决心。那时我在集美中学，也写了诗。要加入共产党的人还集中起来向斯大林宣誓。当时大家想，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弥补斯大林去世造成的损失。群情激昂啊！从此，要求自己更加严格，工作、学习更加努力。三年后，在大学毕业前夕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笔者：有一个问题刚才就想问：您读的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是个专科。您学习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不报考本科呢？

   陈福接：我猜到你会问这个问题。初二以后，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读高中时，只有一名女生学习超过我，叫林纾慧。为什么没考本科？就是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当时，祖国要建设，需要有人早毕业，师范也很重要，鼓励报考专科和师范。我非常相信共产党，认为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前途，又是班干部，当然要带头，就报了专科。那个林纾慧考北大是没有问题的，但要带头，报了师范。

   笔者：由此可进一步看到你们老一代对党的无比忠诚，真是没一点个人杂念啊！

   陈福接：真是这样。刚才说到毕业分配，本想去工厂，当工程师，却分到军队，二话不说！到哈军工后，事先征求意见，问我对分配有什么要求？我想，空军好，就说去空军吧，却又分到海军工程系，也二话不说！我从内心深处认为，叫到哪儿就到哪儿，共产党员么！这是一种组织观念，根本不会讲价钱，也不应该讲价钱。

       笔者：我提个尖锐点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形势那么混乱，党委全瘫痪了，您又是怎么坚持党性原则的呢？

   陈福接：那时候全国都分成两派，哈军工也不例外。但在计算机系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白天同别的单位一样，两派唇枪舌剑辩论，晚上却能坐在一起搞科研。我和慈云桂就不是一派的，但两人关系很好。我们都认为，这和技术没关系，运动是暂时的，技术、业务、教学、科研，是永恒的。

有一件事令人难忘：“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慈云桂领来一项抗美援越的任务——“37毫米双管高炮指挥仪”，用来打飞机，叫“双三七”任务。任务刚展开，党委就瘫痪了，慈云桂被关进牛棚，其他系领导也被打倒了，任务没人管。这是抗美援越的任务啊！“331”任务、441BⅢ任务等也全停下来了。心疼呀，着急呀。于是，我们大约40多名同志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叫“441工程组”，用民主投票的办法，选出领导，叫“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共三人，我是组长。我们就这样干起来了。干什么？就是完成党委瘫痪前组织领导的四项工程：“331”通用机任务、441B任务、441BⅢ型任务和“双三七”任务。

我们认为，这也是政治任务，也是党交给的任务。党委瘫痪了，但党交给的任务必须完成！当时还遇到一件事：我们一位同志的弟弟在抗美援越中牺牲了，“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就组织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大家群情激奋，痛哭失声，决心化悲痛为力量，高质量完成“双三七”任务。所以，我们不是不讲政治。我们这样做是真正的讲政治！

1970年，赶在学校南迁前圆满完成了“双三七”任务，顺利通过高低温试验。试验在北方某靶场做的，零上50度的高温环境和零下40度低温环境，我亲自去做，每个环境一个多小时。试验结果，都行！很过硬！
      笔者：其他三项任务也都完成了？
      陈福接：完成了。笔者：从您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银河－Ⅱ”交机的时候，您不听医生劝告，病倒在交机现场，具体情形是怎样的？陈福接：1993年8月的一天，上楼梯时觉得心脏有点不适，去医院查出有冠心病，医院还给了一套药带在身上。但我不大在乎，这方面的知识也缺乏，什么血脂、血压，一无所知。工作也确实忙。在计算机系当主官压力大呀！中央军委给记集体一等功，授荣誉称号，不光是荣誉啊！上到中央军委，下到全军指战员，都看着你啊！你只能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再加上面临交机，“银河－Ⅱ”任务又是争来的，怎么能放得下心呢？所以，虽然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仍然坚持出差。结果，疾病是无情的，从查出心脏病到病倒，不到10天。好在组织上关心，恢复得很快。
       笔者：您因公负伤输血染上肝炎病毒又是怎么回事？

陈福接：1981年，我担任“银河”亿次机筹备组组长，从日本考察回来后设计了现代化的大机房。为此我去衡阳搞电缆，乘坐吉普车，天下着小雨，结果掉进了沟里，当场就昏过去了。去衡阳医院治疗时，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给输血、缝针。当时也没觉得什么，第二年上半年就发现不行了，浑身无力，走不动。到医院一检查，肝炎！大三阳！治疗了13年，才降到小三阳。肝炎最怕劳累，可在计算机系谁能轻闲啊！笔者：您这么一心扑在工作上，不顾身体，您爱人可要着急了！陈福接：是着急，可她也没办法，几十年来她也习惯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我爱人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那是1959年，为生产”331”机，我到武汉710厂出差，有个同志把她在天津712厂的同学支秀华介绍给我。

笔者：单位在哈尔滨，工作在武汉，她在天津，恋爱怎么谈啊？

陈福接：主要靠通信，从1960年4月开始通信到1962年9月结婚，我们只见过几次面，加起来不到80个小时。不是不想多见面，没有时间，不敢多耽误，怕影响工作。婚后又一直两地分居，1966年5月她才调到哈尔滨。1967年第一个小孩出生时，我已经32岁了。

   笔者：听说您写了一本书，但由于忙工作耽误了出版，是吗？

   陈福接：工作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说实话，这本书是我搞磁芯存储器18年心血的总结，书名叫《电子数字计算机磁芯存储器》，共18万字。当时主要给工农兵大学生用，华东所、15所等也作为参考教材，并被学校评为优秀教材。送到科学出版社后，由于忙就一拖再拖。后来我到日本考察，发现计算机的主存已改用半导体做了。半导体代替磁芯是存储器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我是知道的，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从国外一回来，我就从出版社抽出了书稿。

     笔者：您在书中对磁芯存储技术论述得很系统、很完善，据说国际上至今没有一本磁芯存储器方面的权威著作。而且评定教授什么的，有没有著作是个硬杠杠。您这本书没出版是不是有点遗憾？

    陈福接：是有点遗憾。18年的努力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但从国际上看，磁芯已成为历史文物。我的书一发行，难免会把大家的兴趣禁锢在磁芯上。这种错误导向，我不能干。

   笔者：由此看到您做学问的严谨。请再谈谈您培养学生的情况好吗？

   陈福接：好的。我总共培养了博士23名，硕士16名，带博士后1名。我培养的学生，体系结构、集成电路、软件、外设等，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有这么多学生，是我的骄傲；他们做出了贡献，更是我的骄傲。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培养的学生发挥最大作用。他们有天赋而由于我们的缘由得不到发挥，埋没了，是人才浪费，是罪过。
       笔者：加强对外交流是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您是怎么看、怎么做的？
       陈福接：我当系主任时就派出去26名。你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就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交流。国际上计算机发展到什么程度，台湾很快就知道了，为什么？它送到美国的人多。关起门来是不行的。另外，一个人的特长也是有限的，他在某个方面有特长，就应该让他充分显示，硬是不让发挥，我认为是不能允许的。反过来，他不愿意做的事非让他做，也不行。
        笔者：举几个具体例子好吗？

     陈福接：比如杨学军，开始学编译，后来搞多任务库，他从事的“银河－Ⅱ”多任务库研究非常漂亮。后来他又想搞体系结构和操作系统。我一看，这样一来就可以掌握全局呀。当然，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要下许多苦功夫。多数学生都是专攻一门，像他这样的不多。他这样有思想、有魄力、有志气，又善于学习和积累，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于是，我就鼓励他：“好！你搞！”“并指给他那个方向去找谁。还联系了当时的七系，让他去学“排队论”，因为这对他将来的发展有用。现在他已经挑起学院的担子，虽然压力很大，但走得很稳，势头很好。

     再如陈书明，喜欢搞集成电路，想把它当成事业一辈子搞下去，我也就支持他。现在，他在这个领域已成为一个佼佼者。还比如陈海波，人很聪明，数学特别好，懂业务，干实事，1988年我搞MAC中心时就起用了他，作用发挥得很好。

   笔者：您这是非常具体实在的因材施教。许多同志有这样的感受：您的学生，无论留校的还是转业出去的，都非常团结友爱，这肯定和您的影响分不开。能说说这方面的体会吗？

    陈福接：应该说，整个银河队伍就非常团结。有一句话流传了十几二十年：巨型机研制是集体的事业，一个人只有融进集体，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离开集体，个人本事再大也一事无成。因此，我们这个博导组非常强调团队精神。这不仅因为许多学生毕业后要充实进银河队伍，而且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走到哪里都需要团队精神，许多重大发明创造，都出自团队。这个道理很简单：只有团队才能接受和完成大任务。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适应当前时代的这一要求。我的学生有的已当上博导，令我高兴的是，他们也都很注意这个问题。
        笔者：你们博导组集体活动一定很多吧？
       陈福接：是的，经常集体讨论，开展学术交流，每次一个主题。一个人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也不能搞填鸭式教育。多年来，我的学生中已形成这样的风气：团结友爱，好学上进，思维开阔，学风严谨。什么抄袭呀，弄虚作假呀，互相拆台、互相看不起呀，大家都很鄙视。通过学术讨论，不但交流了知识，而且密切了关系，加深了感情。我对学生好，学生对我也非常好，我们之间既是师生关系，也是朋友关系，甚至像一家人一样。许多学生毕业后遇事还来找我商量。
        笔者：听说您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是吗？
        陈福接：是的。作为一个老师，必须既教书又育人，必须让他先学会怎样做人，让他热爱自己的国家，让他政治上成熟，一句话，要素质全面提高。对学生不合理的要求、不该搞的事情，我就及时指出来，制止他们。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让他们头脑清醒。首先是自己要头脑清醒，然后去正确地引导学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当然，要讲究方式方法，要讲清道理，晓以利害，循循善诱。训斥不行，训斥不解决问题。
       笔者：您的一生，让我想起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您做到了这点。无论是作为专业技术干部、领导干部、研究生导师，还是普通党员，您都是学习的榜样。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发表于2005年5月31日《国防科大报》）

               注：笔者：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政委刘世恩少将

陈福接是中国著名计算机系统研制专家，曾任国防科技大学顾问，电子计算机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他在部队从事国防科技研究，取得重大成就，被中央军委授予技术少将军衔，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1935年4月，陈福接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官桥镇吾宗村。集美高中56组毕业后，他于1954年10月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力工程系；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休后，陈福接在厦门安度晚年；2006年3月10日，因病治疗无效在厦门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