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见：博物学和博物教育学【原创】

任见文学艺术馆 2021-12-02

任见：博物学和博物教育学【原创】

序论人生问题和学术方向

忍痛离弃传统博物学或现代博物学“本体”或曰“客体”，和“受众”或曰“主体”站在一起，共同体验，共同前行，添彩生命，助力成长。打破界、门、纲、目、科、属、种的束缚，解放教育策划者的思维，激发教育设计者的能动性，以快乐为宗旨，以新型博物教育业态的建构为主，以“人”的体验为特色，探索以儿童、少年受众为“主人翁”的全新组织模式。

2 博物学和博物教育学

博物学可以回溯的历史非常久远。

世界上每个地区都有博物学传统，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博物学传统的发展、变迁。可以看出，西方科学，除了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代表的数理科学，还有另一个博物学的线索和成果链条。

在博物学的初始期，老普林尼和亚里士多德创造了很多成果。

老普林尼，全名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古罗马作家和历史学家，而且在古罗马的西班牙、高卢、北非等领地担任过财政督察官，管理财政收入。还做过卡佩尼亚的米塞姆港基地的海军舰队司令，清剿海盗。

非常令人痛心的是，公元1779年，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大爆发，老普林尼为了救援灾民，乘船赶往火山下，含硫气体中毒而牺牲。

老普林尼一生手不释卷，刻苦认真，分秒必争，把公余全都用于学习，在工作和出差中、甚至在旅馆吃饭时也不间断学习，无论读什么书都要作摘录。

老普林尼终生孤身，按照他的遗嘱外甥小普林尼成为他的养子。小普林尼继承了舅父的全部手稿和一百六十多卷写满蝇头小字的学习笔记，出版了舅父的多种著作。其中就有包罗万象的《博物志》，又叫《自然史》。

老普林尼的《博物志》是世界上最早的博物学著作，差不多可以称作最早的博物学全书，多达三十七卷，有二十四卷是植物学、动物学、药物学的内容。

老普林尼曾说，他的《博物志》不是为“富丽词藻的爱好者”写的，是为了实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大众写的。小普林尼称舅父这部书记叙了近两万种物和事，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农业、手工业、医药卫生、交通运输、语言文字、物理化学、绘画雕刻等，“像自然本身一样”广泛多样。

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新创了许多名词、术语和博物学概念，也有从希腊语和其他语言中的借用，丰富了拉丁文的博物词汇，对拉丁文成为欧洲学术界通用语言，起了很大的促成作用。

在十七世纪以前的欧洲，老普林尼的《博物志》是行业权威著作，有二百多种古代抄本。当然，老普林尼走的是没人走过的路，其“错误”不断被后人找出来，其“权威”不断受到后世的挑战，尽管如此，老普林尼开山劈河之功，不可磨灭。

古罗马医学家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生活在老普林尼同一时代，他有数百部医药学著作，开辟了药用博物学的方向。

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军医与药理学家佩达努思·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其希腊文代表作《药物志》五卷，对大约六百种药用植物的特性进行了阐释且提出提取鸦片作为外科麻醉药的观点。

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个百科全书式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几乎对每个学科都做出了贡献。

亚里士多德受做过宫廷御医父亲的影响，热爱生物学和实证科学；在老师柏拉图的影响下，又对哲学推理发生了兴趣。但亚里士多德又不崇拜权威，在学术上有自己的想法，有《论生命》、《论天》、《论风》、《天象学》、《论植物》、《论动物》（4种）、《动物志》等相关博物学的论著。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狄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继承乃师的学术研究，有《植物本源》六卷、《植物研究》九卷两部重要的博物学著作，涉及约六百种野生和栽培植物，详细记述了双子叶植物与单子叶植物的差异，以及人工授粉、种子的萌发和发育过程等，重要的是他率先阐明了动物和植物在结构上的基本区别。

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博物学，由老普林尼“定向”之后，经历了一千五百年的岁月，“罗列”和“分类”的“量”一直在增加，研究风格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刷新了时代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博物学也随势繁荣起来，成为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文艺复兴的博物学繁荣有几个原因，譬如印刷术的发明带来的文化大传播大交融，全球地理大发现引起的物资交换和贸易勃兴，还有医学的发展使药用植物走上了台面。

这个时期的博物学家，出名的有意大利的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和瑞士的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

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自然史的教授与科学家，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欧洲博洛尼亚建立了第一个植物园，且于1574年出版了十四卷本的《自然志》。

康拉德·格斯纳是瑞士博物学家，目录学家，洛桑大学的希腊语教授和苏黎世大学前身卡罗利尔姆学院的自然史教授。他著有五卷本《动物志》，其中的动物，有现实存在的，也有传说中的，动物的称谓、形象、事实、传说、格言等，在他的著作里，得到了汇总和分类。

这个时期的博物学家，不弃琐碎，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不仅汇总了前人有关动植物的探索和研究成果，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对自然界的动植物进行了非常细致和准确的“描述”，把大自然中的普通的、奇异的造物做出了认真的测量，细致的记录，相对准确的分类和编目，使得博物学知识具备了“学科”的雏形。

由于这个时期的博物学在文艺复兴中脱胎而成，其性状更像文学艺术作品，不像科学类的作品，打着人文文化的烙印。

十七世纪的博物学之父英国学者约翰·雷改变了这一状况。他热衷于野外考察，对植物、动物、地质都有研究，他不仅将博物学纳入自然神学范畴，还对植物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分类，在著作《植物志》中提出和表述了“种”的概念。

到了十八世纪，博物学脱离神学的道德教化，取而代之以严肃、客观的观察记录和理性解读，成为独立的科学门类，出现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三类学科。

成为学科的博物学，名实对应还是混乱的，迫切需要标准化的分类体系和命名规则。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为大自然和博物学带来秩序的是瑞典生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

林奈出生于有“北欧花园”之称的瑞典斯科讷地区的罗斯胡尔特拉，父亲是一位乡村牧师，非常爱好园艺，幼时的林奈，受到父亲的影响，十分喜爱植物，他曾说：“父亲的花园激发了我对植物不可抑制的热爱。”

林奈八岁时得到“小植物学家”的别名，认识的植物种类越来越多。林奈对树木花草异乎寻常的爱好，促使他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把时间和精力大部分用于野外植物标本的采集和植物学著作的阅读。先后进入龙得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系统地学习了博物学。毕业后先后到瑞典北部拉帕兰地区的荒凉地带和环太平洋进行植物考察，潜心于植物、动物的分类学研究。

林奈在二十多年的学术黄金期，产生了一百多种科学论著，公元1735年，林奈出版的《自然系统》，为植物、动物和矿物设计了一个分类体系。其植物分类法以植物的性器官特征为依据，简明实用。其动物分类法中，有了六个“纲”——大的类别。

特别是公元1753年发表的《植物种志》一书，是林奈历时七年的心血结晶，在这部书中，用他新创立的“双名命名法”对植物进行统一命名——拉丁语“属”名和“种”名共用的物种秩序体系，具有划时代的国际性的重要意义。这一年也被确认为现代植物分类学的起点。

瑞典政府为纪念研究和发现“自然秩序”的杰出的科学家林奈，先后建立了林奈博物馆、林奈植物园等，并于1917年成立了瑞典林奈学会。

法国博物学家德·布封，和林奈同岁，是十八世纪博物学界最杰出的代表。

布封生于孟巴尔城一个律师家庭，大学法律本科后，又学了两年医学和博物学。公元1739年，布封被任命为皇家御花园和御书房总管，利用这种优越的条件，布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博物学研究，四十年如一日坚持著述，写出了三十六册的巨著《自然史》。

布封的《自然史》也是一部博物志，包括地球史、人类史、动物史、鸟类史和矿物史等几大部分，综合了无数的事实材料，对自然界作了精确、详细、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创见。

破除各种宗教迷信和无知妄说，把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这是布封对现代科学的一大贡献。

布封观察、研究大地、山脉、河川和海洋，寻求地面变迁的根源，开了现代地质学的先河。尤其在物种起源方面，他倡导生物转变论，指出物种因环境、气候、营养的影响而变异，对后来的进化论有直接的影响。达尔文称他“是现代以科学眼光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人”。

《自然史》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其中关于动物活动形态的描绘尤富于艺术性。以科学的观察为基础，用形象的语言和拟人化的手法，勾画出各种动物的一幅幅肖像。公元1749年，《自然史》的头三册一出版，就轰动了欧洲的学术界。《自然史》各册其后陆续出版，不断给布封带来更大的声誉。

公元1777年，法国政府在御花园里给布封建立了一座铜像，座上用拉丁文写着：“献给和大自然一样伟大的天才”。这是布封生前获得的最高荣誉。

布封有着比较明确的物种演化思想，或者说更具有后来体系化的科学思想，试图从天文、地质、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及其变化来寻找世界演化的内在机制。

林奈和布封，为博物学这门学科奠定了科学基础，也让博物学教育走向了宽阔的大道。

在十八世纪的博物学中，英国作家吉尔伯特·怀特和他的著作《塞耳彭博物志》造就了一种不同的观鸟文化，并以崇敬、赞美的心情描写大自然的丰富与和谐，因此也被称为现代生态学先驱。

怀特开创性的博物学写作方式，影响巨大，法布尔、梭罗、利奥波德等人创作的至今不衰的自然笔记都延续了他的传统。

西方博物学十九世纪进入黄金时代，一大批博物学家对大自然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探险、描述，积累了大量经验素材，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博物学达到了一个重要顶峰。

十九世纪，受到全球学术界分科化影响，博物学也开始分科化。到十九世纪后叶，“博物学”退缩到了动植物分类学以及鸟类和昆虫研究的狭小领域，“博物学家”也被掺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意味，在大学等学术机构里，博物学也被边缘化了。

边缘化的原因，除了“分科”所致，还有生命科学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刻达到惊人的程度，让博物学传统相形见绌。

到了二十世纪，传统的博物学家不得不转身生态学方向，各个国家也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地、动物园、植物园等，博物学家、生态学家们的野外观察转化成了实验室工作。

二十世纪中后期至今，博物学仍在缓慢地衍变，因为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生态、资源问题越来越突出，解读、探究大自然和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主要了。

纵向看来，传统博物学由单纯到丰富，由分类研究到引入生态观念，走的是自然的——数理的——分化的——对象的这么一条路子，无论内容多么庞杂，无论分解得多么条理化，也是“他性”的，“离身”的，知识化的。

现在补充一个小故事。之所以称“补充”，是本书基本成型之后添加的，可以称之为“一粒火种” 、“一颗种子” 、“一茎芽苗” ，“一个隐喻” ，任见则称之为“一个起点” 、“一次发轫” 、“一方酵母”、“一则佳话” 。

数年前，龙门自然博物馆投资了几十间“学堂”，组建了团队，编制了教材，在讨论教材之后，任见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任见认为，一个教育模型的诞生，是促进社会文明的事业，甚至是相对狭隘的中国教育之“域”的扩展，可能没准会成就一个伟大的“颠覆”，于是，提出一个“双百”说法来支持：博物学是“百科之根，百业之源”，充分赞赏这是一个社会性事业的启动。

继而就需要探寻一个正向的博物教育发展模式，因为一个事业的正向发展模式是它的持续和扩增的保障，否则它是无法长久的。

数千年的中国社会，朝代相叠，文化相加，无不在“人与人”关系的泥坑里越踹越深，无法自拔，以至于外国人雅称中国文化为“关系文化”，中国学为“关系学”。

我们奉为所谓“智者”的人，多是善于“害人”的人，像孙武、商鞅、诸葛亮、刘伯温……都是；而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被尊为“智者”的，往往是仰望星空、为全人类带来福祉的人，如柏拉图、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爱因斯坦……

我们几千年沉没于人与人之间的缠斗，早已不会肩并肩地面对大自然了，因而很少出现科研成果，甚至拼命破坏大自然也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了，靠领袖们“诞生”的主义、学说、发展观、“梦”之类统治学和被统治学的“真理”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振自然教育，意义非常重大。

任见的观点，在于“我们是‘批发’或‘分销’既有的博物学内容，还是建立一整套基于‘人’的新学问，和青少年一起‘走向’、‘走进’博物世界，在‘走向’、‘走进’博物世界的过程中‘成长’，我认为这个‘成长之学’就是我们要干的事业。”

任见进一步诠释，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知识，是中世纪以前形成完善的状态的，随着中世纪后期的思想启蒙、航海热潮、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内燃驱动、工业革命、科技起飞，博物学被瓦解或消解了。

任见提出“瓦解”继而修正为出“消解”。是的，消解了。消解是一个观察方向，但假若我们硬要“建构”所谓现代博物学的话，也可以说博物学膨胀了，扩大了，差不多成为囊括各个学科门类的一种“万事万物”之学了，从“百科之根，百业之源”变成了“百科、百业”本身，这，对于我们的“博物教育”来说，是可悲的。

毋庸讳言，人类社会越走，越疏离“自然”，从古代看过来，博物学被消解了，向未来看过去，自然万物在无可挽回地“走失”，“远遁”，人类只能越来越远地遥望着它，玩味日渐飘散的“乡愁”，或者，非常功利地安排旅游，去观览更加功利的人设计和“打造”的伪自然、假自然，悲哀地度过一生的“鸟笼春秋”、“蜂窠岁月”，至于海绵城市、仿生小区、庭院栽草、家中养花之类“宜居之美”，和真正的自然相聚多远，人们是看得见的。

好，问题，正在于博物教育，自然学堂，姿势和朝向如何？要往何处走去？

任见提出，对“被教育者”，对我们的“受众”，是面向他们进行既有知识的灌输，开打一场生命的消耗战，还是跟他们肩并肩地“走向”、“走进”博物世界，助力他们的身体成长和精神成长，而非靠巨量的既有知识“消耗”他们的精力和生命？

是的，在于“方向”的抉择。无论选择“百科之根，百业之源”的传统博物学，还是选择已然变成“百科、百业”本身的现代博物学，我们都是携带着至少36卷的“沉重”起飞并航行，无论怎样苟简，博物学都无可置疑地是一门大学本科至少是专科的课程。

试想一下，在今日中国应试教育模式的客观碾压下，在今日中国父母教育子女的功利意识的天然抵抗面前，一门体量臃肿、造型宏大的“博物学”会有多少人愿意为他们的孩子“选购”呢？也就是说，会受到怎样的欢迎呢？

任见在提出一个博物教育事业需要回答的问题。

假若把无论是传统博物学还是现代博物学的知识分类打包零售给受众，他们会不会认为是在消耗他们的时光呢，或者说得苛刻一点，消耗生命呢？若不幸他认为“是”，那么我们怎么办？还有“市场”吗？

任见的建议是，忍痛离弃传统博物学或现代博物学“本体”或曰“客体”，和“受众”或曰“主体”站在一起，共同体验，共同前行，添彩生命，助力成长。打破界、门、纲、目、科、属、种的束缚，解放教育策划者的思维，激发教育设计者的能动性，以快乐为宗旨，以新型博物教育业态的建构为主，以“人”的体验为特色，探索以儿童、少年受众为“主人翁”的全新组织模式。

经历了漫长的六个月，甚至在高铁列车的商务舱里，都留下了争议和探讨，观点，逐渐靠近，方向渐趋一致。

最后，达成博物教育的决议：由“知识售卖者”变为“体验助力者”，有望打开一个全新的“教育场”或全新的“教育域”。

就此开始，进行深入地宽阔地有效地开拓，产生了博物教育学。

本书推出的博物教育学，走的就是人性的——人文的——体验的——参与的路子，其内容是“自性”的，“具身”的，主动进军的，人生成长性的。

而认识和理解博物教育学，也是一个美好、优质、丰富、愉悦的过程。

选自任见著《学以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