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是「不能欺负听话的人」最佳注脚
就在几天前，武汉籍作家方方因为发表敏感言论，被微博禁言了。
禁言长达14天，与病毒隔离的时间一致，也难怪，有些人就是把“言论”当作“病毒”一样看待的。
方方和电影的缘分不浅。
她的知名小说《万箭穿心》被改编成电影，收获了极好的口碑。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1997年，由方方另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曾经名噪一时，并提名了第47届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
它就是由黄建新和杨亚洲联合执导的《埋伏》。
《埋伏》是一部看起来很小，实际很大的电影。
它的情节特简单，讲的就是两个人埋伏的故事。
但从这个故事蔓延开，你却能看到整个社会结构以及小人物在体制下的心酸。
那种情绪，正暗合了当下的时代。
不信，你就往下看。
01
聊《埋伏》，绕不过去的，要从导演黄建新聊起。
在活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导演里，黄建新是观察中国社会最透彻的一个。
眼光毒，下手狠，颇有些影坛公知的意味。
他最有名的作品，当属“都市三部曲”。
名字对仗工整，分别是：《站直喽，别趴下》（1992）、《背靠背，脸对脸》（1994）、《红灯停，绿灯行》（1997）。
可是，这三部电影在内核上却远没有表面那么工整。
我觉得更能代表黄建新的是另外一组三部曲，由《背靠背，脸对脸》、《黑炮事件》（1985）和《埋伏》（1997）组成。
我称它为“体制三部曲”，因为它们讲述的都是人与体制的关系，或者说人在一个畸形体制下的窘境。
纵观这三部电影，刚好构成一个三层结构。
《背靠背，脸对脸》位于顶层，讲的是体制中的官员。
影片透过一场文化馆的馆长之争，带我们走进中国官场，看一群人为了一个职位绞尽脑汁，互相倾轧。
所有笑的背后，一定藏着把刀；所有的忠厚之下，必然暗藏杀心。
最后，大家争来争去，不过是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
没有赢家，只有剪不断的人情债和私欲网。
活脱一个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黑炮事件》位于中层，讲的是体制中的知识分子。
这群人本该活得很有尊严，却因为有知识，有独立思考能力，而被体制一再怀疑、排挤。
影片中的工程师赵书信，只因给德国专家发了一封电报，立马遭到停职调查。
那电报上的内容是：黑炮301。
直到影片最后，德国专家寄来一个包裹，里面装着关于“黑炮”的全部秘密。
是什么？
大家自己去看。
实际上，不管“黑炮”是什么，它所代表的都是“什么也不是”。
或者叫，莫须有。
至于今天我们要重点讲述的《埋伏》，则位于最底层。
它讲的是体制中的小人物。
影片由一起犯罪案件开始，黑夜，船厂工人一家四口被残忍杀害。
保卫科长老田和干事叶民主接到任务，负责埋伏，观察嫌疑人的动向。
由这场埋伏开始，我们看到一个隐形的社会结构慢慢浮现。
那里面有体制的冷酷，权力的傲慢，也有普通人的委屈。
如果用当下最应景的一句话来概括本片的主旨，那就是：不能欺负听话的人。
02
埋伏。
听起来挺威风，实际是个苦差事。
24小时不间断，不得擅离职守，还不能让家人知道，至于何时结束更是个未知数。
神探杨高一共划分了7个埋伏点，最后把最不起眼的一个分派给了保卫科。
可别小看这个情节。
它虽然只占了很小的篇幅，却是全片的关键。
首先，透过这件事，导演为我们讲清楚了当时——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社会结构。
这个结构同样分为三层。
位于最上层的是公安，代表着公权力，负责整个案件的侦破。
位于中间的是联防大队。
联防大队兴起于八十年代末，为的是填补当时警局人力的不足，于是警方从各工厂抽调人员，为己所用。
这些人既是工人身份，又为警局办事。但也正因为他们距离国家机器更近，从而获得了一种权力的优越感。
对应到影片中的人物，就是由郭冬临扮演的联防队长邱建国。
接下来，是位于最底层的船厂保卫科。
他们是实打实的工人，离国家机器最远，也最不受重视。
于是才有了杨高把最边缘的一个埋伏点分配给他们的情节。
说白了，这个埋伏任务很可能是一场没有功劳、只有苦劳的瞎忙活。
但没办法，组织上派下来了，保卫科的人就得服从。
随后，我们沿着这个逻辑，进入保卫科的内部。
这部电影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拍工厂的画面，也没有拍科室，却把当时单位里的生态用侧写的方式勾勒出来了。
怎么勾勒的呢？
我们先想一个问题：这个任务是怎么落在老田和叶民主两个人身上的？
是因为他们能干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影片没有明确交代。
但细想，你就明白了。因为他俩最老实。
科长老田，别看是个科长，实际上没什么实权。
熟悉当时单位环境的人都知道，保卫科是最容易往里面混人的部门。
今天厂长递个条子，塞进俩朋友；明天书记使个眼色，塞进俩亲戚。
科长眼看着手下挺多，实际各有背景，真到干活时谁也指使不动。
于是老田只好亲自上阵，而唯一能听从他差遣的，也只剩下无依无靠的民主一个人了。
与老田不同，民主对这套体制没有好感。
相反，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体制的不信任。
他是个退伍军人，转业时原本可以进入公安系统，却因为怕累、嫌麻烦，去了工厂保卫科。
这里面本身就带着一种对体制的不屑。
而他之所以听从老田的安排，也不是出于对上级的服从，而是基于朋友间的信任。
正如老田所说：“民主这个人吧，是我手下能力最不强的一个。但他有个优点，讲义气，为了朋友，哪怕再小的事，他也当成大事办。”
就这样，老田带着民主，登上了废弃车站旁的一座水塔，开始了埋伏的任务。
他们手握望远镜，盯着远方，等待着迟迟不肯现身的目标。
03
这场埋伏，一直都等不到人。
想想都觉得煎熬。
水塔上的环境差极了，只有很狭小的空间可以存身。
老田和民主一人12小时，昼夜交替，一等就是二十多天。
可他们要等的人——犯罪团伙的头目“智者”——却始终没有出现。
在这二十多天里，两个人的精神都被拖垮了，他们的生活也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老田患有肝癌，时日无多，但他每天还要瞒着妻女执行任务。
民主遭到女友怀疑，却根本没法解释，只得拖着疲惫的身心一次次登上水塔。
嗑瓜子，喝水，打瞌睡，聊天，所有能打发时间的方式都被他们试遍了，可无望的等待终究难熬。
每当民主萌生退意时，老田又总会站出来劝他：“咱们干保卫的，不光要有责任感，还得有正义和良心。咱们一走，要是罪犯又跑去杀人，可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本分的普通人在体制里所面临的窘境。
他们没有靠山，没法轻而易举地向上爬；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堕落，无论面对什么工作，照样恪尽职守。
因为他们的良知不允许有任何疏忽。
而体制也正是看准了他们的“老实听话”，才让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担负着最大的责任，却不给他们应有的尊重。
因为这套体制运行的逻辑，从来都是“任人唯亲，欺软怕硬”，老实人如果不学会攀附关系，又不愿做个混蛋，那就只剩下一个结局：任人宰割。
于是我们看到，当民主终于按捺不住，找杨高去诉苦时，杨高只是怔怔地看着他问了句：“你是谁呀？”
那一幕，将体制的傲慢暴露无遗。
更别提21天过去，警局发现情况有变，下令取消埋伏点。联防队长邱建国一心只顾打牌，竟忘了通知。
自此，老田和民主终于成为了被体制彻底遗忘和放逐的人。
他们继续执行着早已撤销的任务，继续憋在水塔里，直到赔上生活甚至性命。
应该说，导演黄建新的这一番批判是非常毒辣的。
他用“埋伏的任务”来指代“徒劳无功的差事”，又用“废弃的水塔”来象征“无人问津的处境”，由此书写了体制对个人的泯灭。
这还不算完。
影片最后，更荒唐的事情发生了。
谁也没有想到，原来水塔才是智者真正的据点，老田和民主——这两个早已被抛弃的人却因为忠于职守，意外立了大功。
看到那一幕，我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
诚然，如《疯狂的石头》一般，导演通过一个曲折的过程，让真宝石意外落到了守护它的人手里，算是完成了一种变向的奖赏。
《埋伏》同样如此。
但另一方面，代价又是什么呢？
是老田没能及时就医，加重了病情，为此搭上了性命；是叶民主找到邱建国，把后者狠狠揍了一顿，因此进了局子。
于是，在最后的表彰大会上，领导高高在上，念着立功者的名字。
台下，警局的人，联防队的人，还有一些从未见过的面孔，想来可能是保卫科的其他同事，大家通通坐在那里共享荣誉。
唯独没有出现的，是老田和叶民主。
这两个理应受到最高嘉奖的人，毫无意外的又一次成为了缺席者。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黄建新给的安慰都是假的。
而此刻的一幕，才是真相。
在一个畸形的体制里，普通人的尊严不可能轻易获得，哪怕历经重重磨难，迎来转折，也终将落空。
更讽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从头到尾，老田和叶民主获得的最真诚的夸奖，不来自正义的一方，而来自于被他们寻找了三十多天的“智者”。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说：“我想见见埋伏在水塔上的人，我敬重他们。”
04
关于《埋伏》的故事，我们还可以看得更“虚”一点。
它在讲什么？
它讲的是两个人等待一个始终没有出现的人的故事。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等待戈多”？
没错。
如果更抽象地理解《埋伏》，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版的“等待戈多”。
片中的老田和民主，等待着传说中的“智者”。
他们每天重复着相似的动作，聊着无聊的话题，却总也不见人来。
渐渐地，他们感到无力、困惑，甚至暴躁，日子久了，他们开始麻木、消沉，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挨过了虚无的煎熬，继续等待，并为自己的等待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老田为何等待？
因为他自知生命将尽。
他宁愿死在有希望的等待之中，也不愿死在无望的病榻上。
民主又为何等待？
表面看，支撑他坚持下去的是与神秘人之间的电话。
那神秘人不断用话语开解他，给他讲“既来之，则安之”的道理……
直到最后，民主赶到神秘人家，发现他竟是个“聋子”，而他们之间所谓的通话也不过是两个单向的自说自话而已。
荒谬吗？
或许是的。
但它却隐含了一个积极的含义。
那就是，民主并不是因为别人的鼓励而继续坚守的，相反，是他内心早已有了坚守的信念，才会错把他人的无心之语都当做是莫大的鼓励。
他坚守的信念又是什么？
两个字：情义。
这是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地方。
民主之所以要坚持完成埋伏，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相信凶手会出现，也不是因为他要博得体制的认可，而是因为他答应了老田，替他站好最后一班岗。
尽管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凶手会因为自己的疏忽而逃跑，但这万分之一断送的却是老田一生的清白和本分。
于是民主不敢怠慢，又在水塔里苦苦支撑了十几天。
他的坚守，守住的不是对体制的“愚忠”，而是两个普通人之间的承诺。
正如影片最后，杨高被民主打动，要和他做朋友。
民主在杨高面前，丝毫没有面对公权力时的卑微，相反，他始终保持着尊严。
看着杨高一步步走远，民主对女友说：“他要是回头看我，我就交这个朋友。”
之后杨高回头，两人相视一笑。
那不是向体制低头，也不是求体制回头，而只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惺惺相惜。
从这个角度讲，《埋伏》从头到尾都带有反体制的色彩。
它讲述的是两个普通人被体制发配并受难的过程。
但在他们的身上却最大程度的保存了人性，保存了质朴的善良和共患难的情义。
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影片以反讽的方式，看似讲的是体制外的事情，实际每一刀都戳中体制的要害。
还是那一句，不能欺负听话的人。
不止如此，体制就不该欺负人。
相反，它应是为人服务的，让人们更好地组织在一起，过上更好的生活。
《埋伏》，一部二十年前的电影。
如今看，仍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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