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去泰国求医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

马晓宇沉默了一会，然后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安全套很重要。但不是绝对安全！！！”在百度贴吧的HIV吧里与十多位感染者联系后，马晓宇是唯一一位愿意向我讲述感染治疗经过的。马晓宇是浙江人，声音听起来很年轻，讲话很有条理，听上去受过良好的教育。“2016年1月中旬，我持续发烧，虚弱无力。以为是病毒性感冒，打点滴吃药无用，持续了两周。医生看了我做的某个抽血报告，说一般情况下感冒早该好了，可能是免疫力有问题。然后我就去疾控抽血。确实是有问题。确诊需要等两周，可是过两天就过年了，等到2月底，疾控说无法确诊，你一个月后复查吧，”马晓宇慢慢讲述这段经过。

在等待的煎熬中，马晓宇决定不再去疾控，转头就去了泰国的康民医院(Bumrungrad International Hospital)。

“医生笑着说，你想活多久就能活多久”

康民医院大堂。

“百度贴吧里有详细的介绍去泰国看医生的流程，先是在网上预约好医生，然后办一个泰国的旅游签证就可以过去了，”马晓宇介绍说。3月初的一天，马晓宇带着国内的所有基础检查报告飞到了曼谷，“在曼谷的素万那普机场有他们医院的服务台，把预约单给工作人员，告知酒店名称，他们就会安排车子送你，我定的酒店正好是在康民医院附近，直接走过去就行。医院环境很好，那边的人对HIV感染者跟对其他病人没有什么区别，就跟平常看感冒一样去挂号，看医生，”马晓宇说话很缓慢，即使在微信中，也能感觉到他的谨慎。

和通常人们的认识不同的是，泰国在医疗方面相当发达，由于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生父玛希敦·阿杜德亲王曾在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学位，这个国家有着尊重医生和现代医学的传统，再加上国内医院体系发达，大量医生在美国和欧洲接受了专业训练后愿意回国工作，这就确保了其医院管理和诊疗与世界一流国家同步。

泰国有多家私立医院在全球享有盛名，比如拥有40年历史的曼谷医院，又如有上百年历史的曼谷护养院，这些都是中国大陆感染者的目的地，不过康民依旧是其中最出名的。康民医院是东南亚最大的私立医院，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进入国际医疗领域，2002年成为亚洲第一家获得国际JCI认证的医院。去年这家医院接待了来自190多个国家的52万人次国际病人，占到了病人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医院10层是国际部，150名“文化官”可提供22种语言的免费翻译服务，比如针对华人，就提供了国语和粤语两类翻译，这是康民最大的法宝之一。

“我预约的时间是上午10点半，先上10楼做登记，登记完之后去到15楼的感染科，在那里候诊，”马晓宇继续讲述他的看病之旅，“医生说感染没有多久，因为急性期病毒比较高，所以要开始吃药了。然后他让我自己选药，我选了一种比较好的药，副作用小点，因为我住在一个四线城市，医疗条件很不好，我怕万一有副作用的话，一旦发现没有医生给我治就完蛋了。所以宁愿选贵一点的，稳妥点。然后医生跟我说放轻松，不要害怕，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好好赚钱。”

根据马晓宇的说法，康民让他感受到了人生的希望。“医生是在美国大学进修过，人很专业，聊天时氛围很轻松。我问他自己还能活多久，旁边的台湾翻译小姑娘笑了起来，她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好玩了。医生笑着说，你想活多久就能活多久。在国内长期以来感染这个病就感觉是无药可治，快死了，很脏。在国外没有这样子，所有的人，护士、翻译小姐……没有人会惧怕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就是感染了病毒而已，也会照样活着嘛，没有什么区别。本来心情很压抑，见了医生之后就豁然开朗，人生又有希望了。”

“我们不是瘟神”

对于马晓宇这样的感染者，来到泰国让他们获得了尊严和隐私方面的最大保障。“从群里各地的网友反馈来看，像北京佑安医院、杭州西溪医院是比较规范的，上海金山区的疾控也还不错，有些小地方的医院看到这个病就像看到瘟神一样，避之不及，好像说句话就要被传染了一样，很嫌弃的。我在浙江一家医院的感染科问护士事情，靠得近了点。护士吓死了，往后靠，戴上口罩，”马晓宇说。

艾滋病社区更多的抱怨是泄露隐私。“前几天我们江西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跟我念叨说，要跟当地卫生部门反映一个医院的问题，”白桦告诉有槽(Dr-Venting)。白桦是国内最大的HIV感染者社区白桦林联盟的创始人，目前会员共有1.7万人左右，“感染者的档案就放在那儿，其他的感染者直接就能够看到。你来了进行登记，在表上填好你的名字，一张表格上好多人的名字，医生觉得工作方便了，但是感染者会觉得，‘好家伙，我的名字别人能看到，同时我也能看到别人的信息，甚至旁边还有另一个人的档案，我自己都能去翻。’现在都恐怖到这种程度了。”

即使是那些国内治疗艾滋病最好的医院，也存在考虑不周全之处。一位感染者告诉有槽，2011年他去北京某知名传染病医院，护士是直接喊患者全名叫号分诊的，他当时就被吓懵了，没敢站起来，因为其他科室的病人也都在同一个区域候诊，来的次数多了，都知道艾滋病感染者上哪个诊室，而感染者特别害怕别人知晓自己的名字，这有可能对他们的工作、生活甚至人身安全带来影响。

近期国内很多地方将艾滋病的随访工作下放到社区医疗机构，这更增加了感染者的疑虑。“北京朝阳区、海淀区现在就是下放到社区医院，社区医院培训水平更低，意味着对感染者隐私保护这方面更疏忽，更容易由于个人原因泄露信息，比如社区医院的医生随口当八卦说了某个感染者的事情，而听者恰恰认识这个人，这样的例子很多，”白桦说。

白桦又举了三个类似的例子，全部是今年发生的。有三位医学背景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前夕在实习医院被查出携带HIV病毒，实习医院均未告知本人，而是将感染情况通知到学校，学校告知系里和班主任，班主任又直接告知家人。最后，两人被要求退学，另一例人被要求搬离宿舍，不能和其他同学住在一起。“多么大的讽刺，医学院和医院本应该站在反歧视的第一线，结果成为歧视的带头者，”白桦说。

知乎答主“夏安”是四川的一名艾滋病临床医生，他分析了泰国对艾滋病感染者持宽容理解态度的原因：“泰国感染者比例远远大于国内，你说他们不恐惧艾滋病吗？他们也怕，只不过对这个东西已经司空见惯了，也了解了。无知产生恐惧，恐惧产生歧视，但泰国人解决了无知这一关，那他们在恐惧方面就会减少，相应的歧视也就会少一些。”

更完善细致的药品和服务

吉利德药厂的Stribild为“四合一”药物，一天只须服用一粒。

泰国医院除了态度亲切，患者们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中国所没有的药品和服务。泰国是艾滋病高发国家，成人HIV阳性人数在2009年的比例达到1.3%。为了抑制艾滋病疫情，从2006年开始，由当地卫生部推动，泰国开始强行仿制抗艾滋病药物，将这类药物的价格压得很低。

中国大陆从2003年开始陆续向艾滋病感染者提供两类七种免费药，多数为国产。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这个免费药的组合已经足够有效安全，中国的艾滋病防控工作十几年来卓有成效，跟疾控中心免费发放药物、加强宣教有莫大的关系。

但问题在于，对于部分感染者，它们会产生副作用，有的还比较强烈，比如齐多夫定有可能导致严重贫血，司他夫定可导致严重的脂肪萎缩，还有些患者对依非韦伦的反应非常大，会出现多梦、失眠、抑郁甚至自杀倾向。这就使得一些病人没法坚持服药，而服药时断时续，又非常有可能导致患者耐药，在耐药后就必须换成自费的进口药，但自费药的选择也非常有限，价格为每种1000-3000元。有些药在中国还存在着有价无市的问题，比如依非韦伦的升级版本利匹韦林，虽然这个药已经获得中国药监局批准，而且副作用非常小，但几年来只发放给部分省份的戒毒人员，在各家医院想买也买不到，具体原因不详。

相比之下，欧美国家、泰国、印度有25-30种药物组合可供选择，一些药是原有药的升级或组合版本，在有效性和副作用方面会有所改善，价格大多也比在中国吃自费便宜，比如内地吃特鲁瓦达一个月要1980元，泰国私立医院特鲁瓦达+利匹韦林组合的价格约是1000元左右，而类似红十字会医院这样的公益医院可以低至430元。又比如一天只需吃一粒的吉利德药厂四合一药物Stribild，一个月价格为2000元左右，因为它服药简便，副作用小，因此有望提高感染者的服药依从性，减少耐药的可能。

除了去泰国“上药”，内地还有一批艾滋病感染者是奔着求子的目的来到泰国。针对女性感染者，国内的母婴阻断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可靠，问题出在男性感染者，如果他们的病毒载量较高，想要不传染女方并生育健康的后代，就需要接受洗精术——杀死精液中的病毒，取出有活力的精子，然后人工受孕，由于中国大陆目前并没有提供洗精术这项技术，所以一些夫妻会来到泰国接受治疗。

境遇迥异的艾滋病感染者

位于曼谷的泰国红会医院匿名诊所。

去康民这类私家医院的中国患者经济实力都算不错。“药物是5000一个月，开了三个月；检查费用大约5000到8000；医生诊费是300一次，”马晓宇在微信里掐指计算去一次泰国的治疗费用。

还有一部分感染者则选择去更廉价的泰国红十字会医院、红会匿名诊所、基督教会医院。那里不像康民医院，要求患者做包括深度伤肝功能、生化、病载、CD4、耐药检测等的全套检查，而是基本上可以按照中国的检查结果和服药史开药，诊金只要约100元人民币，药费则是康民这类高端私立医院的半价，有些医院在感染者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开出12个月的药量。这样一来，算上交通费用和签证费，一年去泰国拿药的成本少则1.6万，多则超过8万，主要取决于用药方案和医院性质。

白桦根据社区1.7万名感染者的统计数据推算，去泰国治疗的感染者在大陆并不算多，“按照我们的统计，全国大约在几千人左右，”白桦告诉有槽。康民医院的反馈与之类似，据该医院在2014年的数字，登记为中国大陆的病人约为7500人，而且主要集中在妇产、儿科、体检、消化和辅助生殖科室，艾滋病感染者的数目不算靠前。

自费去泰国的感染者在大陆感染者中，可能是经济实力最强、也最在乎隐私保护的一群人，大量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收入感染者有可能遭遇更多更复杂的问题。

他们想要继续工作，可是，有时药物会带来非常痛苦的副作用，他们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忍受，是放弃治疗，还是咬牙购买可能让自己舒服一点的进口自费药？他们想要申请低保，但是担心在层层审核、公示名单时泄露个人隐私，而隐私一旦被泄露，将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在当地继续立足。

白桦介绍了自己的观察：“我去年在新疆义务帮助感染者。国家当时给伊犁州地区90%的费用补贴，这意味着当地的艾滋病感染者每次去医院检查身体，承担的费用仅仅是二三十块钱，这在内地是无法想象的，太便宜了。但即使是这样的，当地的少数民族依然觉得太贵了，根本看不起病。”

相比之下，马晓宇算是“幸运”。他自己做生意，收入不错，所以决定完全避开国内的医疗系统，控制自己身体里的病毒。除了一年两次的泰国之旅，他与常人无异。但即使如此，他还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不愿意通过电话通话。在微信通话两天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把我拉黑了。

以上受访对象姓名为化名或网名。

这是有槽(Dr-Venting)的第66篇原创文章，图文版权由作者所有。

欢迎转发分享，欢迎贡献槽点，合作请发邮件：[e-mail]

未经授权，不欢迎其他公众号和媒体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