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形成了独特的学理逻辑和历史轨迹，集中体现为三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最基本的结合方式。这里所强调的中国实际，主要指阶段性、动态发展的中国国情。
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对国情的把握主要是敌我界线划分、领导与依靠力量界定和组织、夺取政权方式选择等。
在我们党执政的建设时期，国情分析及其应用主要是为建设服务，一般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结构、科技状况、开放程度等）、社会阶级阶层分布、文化格局、面临的国际环境，等等。
例如，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多层次、不平衡的现状，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结构；在政府宏观管理过程中，逐步形成“三有”体制（企业有活力、市场有效、宏观调控有度），走上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之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本遵循是：在坚守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基本原则（共产党领导、公有制为主体等）的前提下，一切路径和方式的选择都从实际出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制约一切领域。
与世界文明相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面对国际社会、世界文明，不排斥、不拒绝，才能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也是当年马克思谈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诞生，将所处的历史阶段客观、科学地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通过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形态所需要的基本原则或底线的维护，坚守了社会主义性质定位；另一方面，通过认定由生产力发展滞后带来的“不成熟”状态，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发展可取消商品、货币的层次或阶段，从而为吸纳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创造了广阔空间。
一定意义上看，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均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相结合。一是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制度优势，尤其是坚持党的领导使社会稳定有序，确保了稳中有进的发展局面；二是充分利用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制度机制体系，使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转型升级得以高度融合；三是以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姿态探索计划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公有与私有混合经济等优势叠加的运行和管理体制。
与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具有包容性、务实性、正义性等特点，善于捕捉历史机遇，促进中外文化融合。
包容性体现为包容差异。“君子和而不同”理念，至今仍具有普遍意义。这里的“不同”即差异性，可存在于“和”（一致性）之中，表明多样性统一。
包容性体现为包容超越。对于超越自己的对象不嫉恨而欣赏，并以学习借鉴的心态去看待和处置，正是“三人之行，必有我师”。这里的“我师”不仅指超越自身的部分，也包含看见和克服不足、缺点，从而完善自己。
包容性体现为包容开放。晚清时期的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导致落后挨打。这一状态给人以文化错觉，以为中华历史文化具有封闭性。其实，这是一种文化意识的颠倒。
其实，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来看，不乏大量开放意识和实践。古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典型。海上起于秦汉时期，贸易波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沿岸国家；陆上以汉武帝治理西域连通中东、中亚、西亚对接罗马为标志，使中国对外贸易贯穿众多朝代。
再来看务实性，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基因，包含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真理的精神。最著名的古代格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提醒人们养成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
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非理性狂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思想界就表现出求真务实的特征。例如，代代传颂的“大禹治水”，不仅展示了忘我的奉献精神，而且是务实文化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改“堵”为“疏”的求实举措是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除了包容性、务实性，正义性也是一个显著特点。《礼记》《礼运》中提出的大同思想，今天看来具有乌托邦因素，但从人类长期发展指向角度来判断，一些梦想如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没有特权和世袭制等，都是社会的正义性追求，其猜想和期待是符合人性的。
显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根基上伸展、坚固，而且为其成果的进一步拓展创新提供了资源和空间。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带来了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丰硕成果，而且对世界文明有诸多裨益，揭示了人类现代化的成功道路并非只是单一选择。
本文来源：光明理论网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教授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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