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标题下「蓝色微信名」可快速关注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三重逻辑特性王治东（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摘

11版）作者：谢春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

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创造新的更大奇迹，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继续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发展“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而后的实践证明：正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进程中继续“走自己的路”，才有可能超越苏联僵化的老路。

点击标题下「蓝色微信名」可快速关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实践的世界意义段 妍（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摘

作者简介：许耀桐，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民主理论和党的建设。论文出自：《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段论述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构成一个全新的命题，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的百年历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值得从理论上进行认真的回顾和探讨。一、党的创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始终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创建党时期，作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就认识到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实现现代化，使中国走向富强、文明。陈独秀、李大钊成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先驱者。陈独秀以敏锐的目光观察到，进入20世纪后，在西方国家竞相追逐现代化的时代，中国却大大地落伍了。他问道：“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这个“缘故”是什么呢？在他为发起新文化运动所写的《敬告青年》中得到了破解。陈独秀指出，近代欧洲国家之所以强盛无比，一是有“科学”，二是有“人权”，中国若要想脱离“蒙昧时代”，“急起直追”欧洲国家，就“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给出的答案，抓住了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必须实现科学技术和人的现代化。但他的思考并没有就此停住，随后，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进一步指出，近代欧洲产生了三大文明学说，“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其中的人权说，即要求民主、法治，人人于法律面前一切平等，造成有现代进步意识的独立自主之人；生物进化论，即代表着科学，要“以科学论究物种之进化”；社会主义，即要求废弃财产私有制和资本家之压制，为此需要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陈独秀看来，这三者都是近世文明和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它们紧密联系，不可或缺。在谈到解决中国的人口和贫困问题（这也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时，陈独秀列出了若干办法，“发展生产事业”“发展交通事业”“发达科学”“发达生产技术”。这些方法和思路，是与发展工业产业、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陈独秀还指出：“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这真切地表达了陈独秀通过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化的主张。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为了进一步解放人民群众，努力奋斗并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即工业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代表着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代表着现代社会的人类新文明，李大钊就是以这样的视角看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他写道，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李大钊欢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欢呼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在《新纪元》一文中，他热情地赞颂，十月革命“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个世纪一样”。而这样的“大不相同”，正在于“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李大钊明确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在他看来，实现人类现代新文明和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结合，由此也肯定了实现现代新文明和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是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组织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成立。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认，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先锋队组织，党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党纲的这些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它的阶级基础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革命军人，它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暴力革命，它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个以革命方式铲除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反动统治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并领导开展革命斗争，揭开了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之路的崭新篇章。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为什么不立即投身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呢？这是因为，如果党不是先去进行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不扫清阻碍现代化的旧国家制度和统治，只想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是完全走不通的。对此，毛泽东在1925年就讲清楚了这样的道理，他说：“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如果人民不能摆脱奴役、不能当家作主，如果不推翻腐朽没落的国家上层建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为了打倒反动阶级统治，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先决的政治条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进行革命战争，但是，党丝毫没有忘记或放松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索。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党就开始使用“现代化”的概念，运用现代化的观点观察与分析问题，特别关注了军事和军队方面的现代化。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面对日军的先进武器和装备，存在明显差距和不利，党提出了要实现军队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1938年1月，周恩来分别提出了“现代化的军事工业”“装备的现代化”“军队现代化”等。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凭借船坚炮利屡屡侵略中国的事实，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国防和军队领域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尤其是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强调军事工业、武器装备和军队军制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既在情理中思考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至6月，党召开了七大，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主张。这样的国家，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展望新中国，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由此，毛泽东从建设新中国的宏观大视野出发，把国家现代化的任务提了出来。紧接着，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临到全国解放，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阐述道，中国要从“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要“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随后，周恩来也在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深入探索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现代化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953年开始，经济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随着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这其中的“一化”，就是指“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起源于18世纪中叶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它通常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社会和工业化在整体上就代表着现代化。因此，中国共产党使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概念，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1954年6月，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地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随后，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根据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他阐述道：“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在这里，周恩来提及的工业、农业、交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初涵义。1957年2月和3月，毛泽东又先后两次阐述了关于现代化的新提法，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之前的提法不同，这里增加了现代科学文化，但少了交通和国防的现代化。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个表述，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第一次作出完整表述。毛泽东不但继续强调了“科学文化现代化”，而且也增添上了“国防现代化”，原先由周恩来曾提及的交通运输业则并入了工业的范畴。至此，毛泽东把“四个现代化”的内涵，聚焦于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方面，此后不再有变动了。后来，在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讲话，把毛泽东所说的“科学文化现代化”稍微改变一下，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个现代化”内涵，就确定地表达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到了1964年12月底，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事先经过毛泽东的修改，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提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道：“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怎样去实现它呢？毛泽东在1963年9月就作了思考谋划。他提出按两步走安排，首先是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其次是要使中国的工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依照这一思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两步走”的方略，“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于这样的“两步走”，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呢？毛泽东提议，应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为此，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作出了具体的规定：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用20年时间，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后来，周恩来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次肯定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安排。当然，对于实现现代化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用15年打基础、50年实现现代化，也许是不够的。因此，他又提出这样的设想，要把中国变成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要用上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四个方面，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着重强调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所以是关键，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虽然中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有先进的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眼界，所以，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否则的话，将永远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毛泽东更是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地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中，都注重说明它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应该叫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他们先后提出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化”，还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都有“社会主义”的限定词，这些提法强调了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这样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贯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坚持独立自主，对内依靠自力更生，在本质上充满着和平与和谐。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对内残酷剥削压迫，对外疯狂侵略掠夺，在本质上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和“两步走”步骤的设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深入探索。在30年的实践中，虽然也曾发生了失误，经历了曲折，但总的来看，“四个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为国家的经济独立自主，持续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创新探索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迎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点。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并适时进行了工作中心的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由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新时期，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并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一，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众所周知，“文革”期间的极左思潮极力否定“四个现代化”，蛊惑人心地说“四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在新时期，邓小平一方面秉持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认为它是中国一切现代化的基础，坚定地捍卫了“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但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主要是经济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内涵。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延伸到更广的范围，涉及更多的方面。他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除了主要的经济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之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还要包括政治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等诸多方面。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应该是包含诸多方面的全面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邓小平对政治和法制的现代化尤为重视，他提出了关于政治和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强调要实现“民主化”“制度化”“法律化”。1979年3月和6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这两篇文章中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中国一定要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且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认为，现代化绝不能缺了政治和法制的现代化，绝不能没有民主化、制度化、法律化。鉴于政治和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性，邓小平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曾发生过一些践踏民主和法制的不幸事件，都与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密切相关，亟待革故鼎新。他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与“四个现代化”主要属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领域的现代化相比，邓小平提出的政治和法制现代化则属于国家上层建筑领域，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充分体现了上层建筑现代化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现代化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第二，邓小平首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刚改革开放不久，1979年3月，邓小平就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回答了他提出的关于什么是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且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小康之家’。”“小康之家”的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很通俗的比喻，也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话语。到了1983年6月，邓小平更明确地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已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当然更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为此，邓小平解释道：“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邓小平创用的中国式现代化新概念，首先指的是“小康之家”“小康社会”，它承载着浓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小康”一词，语出《诗经》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即人民已经劳瘁辛苦了，应该让他们求得稍微的安康。后来，引申为人民大众生活安定，处在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比较殷实的生活状态。邓小平用小康之家、小康社会比喻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虽然水平较低些，但是，这是中国发展现代化的现实情况，也是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且，小康之家、小康社会以后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其次，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界限。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21](P123)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人民出发，最终也是为了人民，它是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第三，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怎样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呢？1980年12月，邓小平说：“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1982年，他再次指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3月，邓小平更具体地设想：“第一个十年，一九八一至一九九○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估计不成问题，可以提前完成。第二个十年，即从一九九一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从发展趋势看也是可靠的。……有了这个基础，再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根据这些论述，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邓小平设想的“三步走”战略思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是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考虑的“两步走”做出的重大调整和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按原来的“两步走”设想，到20世纪末中国就要实现现代化目标，“走在世界的前列”了；但在19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通过科学的分析，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决策，制定了首先解决人民的温饱和达到小康水平的两个具体目标，以期“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只有到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报告不仅确认了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还进一步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设定，解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规定是“富强、民主、文明”，由此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此后，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至十六大报告中，都沿承了这个提法。2007年，胡锦涛作党的十七大报告，他进一步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添上“和谐”的新内容。胡锦涛在报告中还提出了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其中，除了“工业化”是以前曾有过的提法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是对现代化的新认知、新扩展。由于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因而其第三步对21世纪的头50年，只能作出大致的谋划。随着新世纪的临近，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论述了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他说：“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将50年分为三个阶段，这是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作出的具体细化，构成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即第一步10年，第二步再10年，第三步30年，并且第一次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对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即到建党一百年时要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将其明确地界定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将其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的拓展探索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全面深化和拓展了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集中体现为以下4个方面。首先，“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文明”全新布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构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提升“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不但形成了全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战略部署，同时也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内涵。以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三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或“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十八大以来则新增了生态文明建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随着生态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增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全方位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了“五大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次，形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思路。2013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中国共产党从治理现代化出发，并以治理现代化为落脚点，第一次把国家治理问题同现代化相联系，深刻揭示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的内在关系，阐明了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理念，是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提出的“军队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科学技术（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化、制度化、法律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15个现代化之后推出的又一个现代化，它以清晰明确的语言突出了国家上层建筑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体现了对现代化的整体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重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最新成果。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是要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国家制度和体制机制、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层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再次，规划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个发展阶段。如前所述，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形成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三步走”战略，其中对“第三步”划定了一个为时30年的安排，但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对此作出更具体的说明了。到了2017年，随着即将迎来的“第三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部署，即把从2020年到2050年的30年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均为15年：“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及时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比较两个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的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一个阶段的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规定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相比，多出了一个“美丽”，这是为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建设相匹配的。最后，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经验，就是毛泽东总结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党，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可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关键所在，能够发挥出最大优势，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五、结语综上，本文分别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初步探索、深入探索、创新探索和拓展探索。百年探索的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七个显著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就把国家的兴衰、强盛同现代化联系起来，只有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才能改变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颓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独立自主，就是走自己的路，不照抄照搬别国，坚持适合自身国情的自主原创性；自力更生，就是始终把现代化的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不应该靠别人施舍，更不能受制于他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绝不允许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也不搞分配平均主义，而要让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富裕舒适健康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世界和平发展之路。马克思指出，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的编年史中，依靠野蛮的原始积累，依靠征服、奴役、劫掠，充满了血与火。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坚持和平的方针和路线，倡导和睦共处、和谐交往，致力于反对侵略、制止战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人类新型文明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的现代化，而是广泛涉及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价值层面的现代化，包含了三大层面在内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现代化综合体。它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性、协调性，破除了现代化的一元论、单线论的发展模式，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霸权话语垄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之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的政党，自觉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宗旨，肩负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责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凸显着政党领导、使命驱动的特质，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无与伦比的领导能力，擘画出每一个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目标、步骤和方案，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力量，百折不回地驱动着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并不断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构建的现代化思想体系和拼搏奋斗的轨迹，不仅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新貌，而且形塑了世界现代化新格局。

知识因为在脑海里而被记忆，也因为写在书上而被诵读。“经典”是越过千年而经久不衰的鸿篇巨著，它蓬勃的生命力就像冉冉升起的太阳，被时间珍藏得越久也就会越发甘甜。1848年由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伦敦问世。回首往昔，已有百年之久，但其中的思想仍历久弥新。人类社会见证了种种思潮的激荡，经历了无尽的风云变幻，但永恒的主题是人类对和平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宣言》全面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着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代代人民。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重温《宣言》，以新体会新感悟指导学习和生活。教育部长江学者、清华大学马院院长艾四林以宏阔深邃的历史视野以及与时俱进的理论关照对《宣言》进行导读。全书分为三篇章和一附录，三大点六万字深刻简明地解析了《共产党宣言》的精髓与要义。通过“时代之问，答案之书”“比较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等内容详实解读了《宣言》中的核心内容，让读者可以更容易理解、学习、掌握、悟透《宣言》！这是一部浸润多年学术沉淀的诚意之作，亦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大众化通俗读物。通读全文让人沉迷其中，不知“老之将至”。伟大的理论、伟大的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无疑是对时代之问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宣言》的目的就是要回答时代课题。或许有的知识对我们来说深涩难懂，或许有的理论对我们来说不易理解。但如果有人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真理，一步一步解析真理，那么知识的海洋将由我们畅游，真理的面纱将由我们揭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闲暇的日子里，偷得三分余闲，煮一壶春茶，晒一米阳光。在那窗前捧起《共产党宣言（名家导读）》，跟着艾四林教授一起越过天空，渡过江河，攀过群山，去追寻“真理的味道”，它一定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以下为该书的详细介绍

作者简介：刘洪森，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昊天，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21年第5期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振，共同绘就了中国道路的壮美画卷。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蕴含着历史进程、逻辑意蕴和鲜明特质三重向度。从历史向度看，党领导人民从革命为现代化创造必要前提，到工业化为现代化奠定基础，再到开创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并联系统工程。从逻辑向度看，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塑造新人的内生动力，三者共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现代化的一般逻辑与本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从特质向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性特征表现在:价值维度上的社会主义、时间维度上的接续推进、空间维度上的人类关怀。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来，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动似乎都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一个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从明确“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在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回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进程，揭示其内在逻辑，归纳其鲜明特质，对于坚定“四个自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01、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进程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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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包心鉴，男，1949年生，江苏淮阴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长期担任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巡视员（正厅级），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1993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为山东省首届“十佳理论工作者”，1997年被评为山东省科技拔尖人才，2004年被评为山东省首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8年被评为“山东社会科学名家”。已出版《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解码新时代中国之治》等专著15部，所发论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16项成果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6项、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友渔政治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项。论文出自：《观察与思考》2021年第10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既是中华民族满怀信心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发展进程，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昂首阔步走向美好未来的重要发展进程，是中国共产党更为光荣、更为艰巨的“新的赶考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迈开“新发展阶段”新步伐，必须牢牢把握“全面现代化”这一主题。全面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全力实现强起来的突出标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依据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进程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擘画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规划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进一步凸显了全面现代化这一新时代新征程新阶段的主题。全面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安排和实际步骤推进，必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新的强大活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态、制度形态和社会形态增添新的丰富内涵。一、全面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现代化，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目标和发展趋势，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在内的“集大成式”的社会变革与发展过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主要包括两大形态：一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这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简单复制和自然延续，而是在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某些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向着更高现代化目标迈进的伟大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百年探索和不懈奋斗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社会主义新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近300年时间走过的现代工业化历程，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已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世界现代化的“新增长极”，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影响力。当今世界正经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风云变幻、矛盾叠加的世界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相互竞争中共同发展，同时也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力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发展，创造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持续安定发展两大奇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蔓延和严峻冲击，使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局限性和固有矛盾愈益暴露无遗，给社会带来了动荡，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伤害。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同效果和根本差别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遵循的是“人本逻辑”；资本主义现代化则是以资本为逻辑起点和内在驱动力，遵循的是“资本逻辑”。不同的现代化逻辑带来了不同的现代化效果：“资本逻辑”驱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是社会片面发展和人的主体性失落；“人本逻辑”驱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一事实充分表明，现代化绝非“西方化”，绝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道路有多种选择，独立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是成功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主义现代化，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冲破了封建专制的生产关系和宗法体系，开辟了世界市场，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政治进程。然而由于“资本逻辑”的固有特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难以逾越的障碍。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固有特性是利益无限驱动，带来的必然是剥削和奴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所天然伴随的利益分化、阶级对立、极端个人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等种种“现代病”，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和法律体系很难完全解决，在一些国家甚至愈演愈烈。以美国为例，其号称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两党竞争制和三权分立，曾经给美国历史带来过辉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化。但是随着当今世界新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趋激烈，美国现代化道路所固有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尤其是2020年以来，在日趋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非洲裔黑人受虐致死引发的全国大规模抗议活动冲击下，美国国内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关系日趋紧张，美国式现代化道路和美国式民主制度已经陷入了危机。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白人至上的种族观、自以为是的人权观和好战称霸的世界观，如此种种固有弊端，严重制约着美国统治阶级的视野，严重侵蚀着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严重影响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给美国现代化进程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美国号称最讲民主和人权，素来以民主先锋和人权卫士自居，但是他们的民主观和人权观，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利益分化基础之上的，是以称霸世界的核心利益为标尺的。因而其总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地企图干涉别国的民主制度和人权状况，而对自身持续性、系统化、大规模破坏民主和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近年来，美国枪击暴力犯罪此伏彼起，美国警察残暴虐待非洲裔居民案件频频发生，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回潮、种族仇恨犯罪现象处于世界之最，甚至早已为人类文明所唾弃的奴隶制文化，在今天的美国仍然萦回在不少上层白人阶层的头脑中。如此种种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深刻暴露了“资本逻辑”现代化的固有弊端，深刻反映了美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局限性。与资本主义“资本逻辑”现代化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是“人本逻辑”。这一现代化道路具有突出的特征。一方面，遵循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成果，坚定不移发展现代化市场经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构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把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同社会主义的“人本逻辑”有机融合起来，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点上释放出推进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力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和突出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这一全面现代化的内涵逻辑，这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伟大实践，已经初步彰显了这种全面现代化的鲜明特质和突出优势。在全面小康基础上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将使全面现代化在推动中国文明进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彰显出更大的优势和魅力。二、全面现代化的奋斗历程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大门，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被西方现代化大潮远远抛在后头。从此，拯救民族危亡，谋求现代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饱经苦难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和为之苦苦探索的奋斗目标，无数仁人志士、英雄儿女为实现这一梦想和目标前赴后继、上下求索，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与现代化夙愿建立了不解的情结，为实现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坚韧不拔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探索和恢宏乐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规律上所具有的使命担当和政治智慧。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对于进一步推进党领导的千秋伟业，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明确提出并坚定实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纲领，开辟了依托社会主义制度和独立自主力量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百废待兴、万象更新的日子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和基本规律问题，明确提出并逐步形成了“四个现代化”重要思想，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6的总体战略，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科学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基础。“四个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不解情结和奋斗目标，历经风雨考验，初心矢志未变。在毛泽东的坚定支持下，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作了以“四个现代化”为主题的政府工作报告，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希望。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明确提出并奋力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开创了通过改革开放之路和“三步走”战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期。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序幕，也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四个现代化”如何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问题。1979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步目标就是建成“小康之家”。在后来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中，邓小平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形成了深刻彰显“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著名的“三步走”战略。“中国式的现代化”，集中体现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精髓，生动彰显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鲜明坚持了通过改革开放之路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抉择。“中国式的现代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丰富的科学内涵，推动当代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相对落后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进而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历史雄辩地表明，“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和“三步走”战略，在符合中国国情、谋求人民幸福和赶上时代潮流的基点上，把“四个现代化”进一步具体化了，成功开辟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走向富起来的光明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明确提出并持续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战略，开创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义无反顾地承接起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接力棒”，在传承“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勇立时代潮头，适应人民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作出创造性的擘画，通过一系列创新理论和创新战略有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新境界，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注入了强大活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筑了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全面现代化新格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辟了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民主法治现代化、党的建设现代化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全面现代化新进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的质的飞跃，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关键时期，标志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三大发展阶段，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深刻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恢宏的史诗，为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提供了厚重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经过13个五年规划（计划），我们已经为实现这个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三、全面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在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未来15年尤其是“十四五”时期，无疑是极为关键的发展阶段，牢牢抓住这个关键阶段，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关键。（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胜利实现，为乘势而上开创全面现代化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成功经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付出的奋斗与智慧、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必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留下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有力的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整体脱贫和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成就和基本经验。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工程，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抓脱贫攻坚战这一重大工程，他的足迹踏遍每一个贫困地区，反复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是要把消除贫困这个“短板”尽快补上，否则就会贻误全局，很难实现共同富裕和现代化。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这场空前的扶贫脱贫攻坚战，使近一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为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伟大民生工程和富民壮举，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认同，增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在脱贫攻坚取得伟大胜利的进程中，党领导人民向着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不断迈进，胜利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梦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于更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无疑具有强基固本的深远意义。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和重要经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进步，而且是生产关系和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尤其是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正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我们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重大变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重大创新，对于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建设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具有引领方向、统揽全局的重大意义。创新发展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协调发展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开放发展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活力之源。实践深刻表明，“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及其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对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乘势而上建设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奠基和推进作用。总之，当代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走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在此基础上乘势而上继续开拓奋进，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性意义。（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可以进一步开创全面现代化新局面的重要发展时期从国际格局新变化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愈益增多，我们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正在改变着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给我国发展带来了许多难以预测和防范的影响。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愈益增大，“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大变革中的世界格局，对我国全面现代化历史进程既有“危”又有“机”，“危”中有“机”、“危”中蕴“机”，关键在于主动应对、转危为机。从国内发展新特点来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实质就是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通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全面提升现代化水平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统筹好“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们谋划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只要坚定不移统筹好两个大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和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就一定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趋利避害奋力开创全面现代化新局面。紧紧抓住未来15年尤其是“十四五”这个关键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规划了“十四五”时期开创全面现代化新局面的发展蓝图。从现在起再奋斗15年，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迈上新的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为把未来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变成美好现实，必须紧紧抓住“十四五”这个关键阶段。全面开创“十四五”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关键在于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和艰巨任务，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把一切社会资源和积极因素都聚焦到不断提升全面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和质量上来。这既是我国现阶段全面推进现代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又是全面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举。四、全面现代化的核心要素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以人为目的和主体、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推动社会革命性进步从而在更广范围和更高层次造福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社会主义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就是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全面现代化为根本内容的“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和“新发展阶段”，历史性地把人的全面发展提到经济社会发展核心位置上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到2035年，要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啻是全面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质的飞跃。围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核心要素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开创新发展阶段新局面，当前尤其要统筹好以下两个重大关系。（一）统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依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社会演进规律来说，这个阶段还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的阶段，市场经济是经济社会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提升人的现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被4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一重要论断和明确要求，抓住了在我国新阶段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根本，切中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害。一方面，市场必须“有效”。这就是要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到搞活企业、增强市场的有效性上来，坚定不移遵循现代市场规律，毫不动摇搞活、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尤其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主体，是提升人的现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没有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化活力，经济发展没有后劲，经济现代化无从谈起，实现人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同时，要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培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方面的重要作用。实践反复证明，市场要“有效”，关键在于“自主”。这就是要赋予各类市场主体以充分的自主权，使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活力在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中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劳动者和建设者的作用和潜力都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有为”。市场经济愈充分发展，愈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要职能，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建设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有为”政府。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鲜明特点，也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以人为核心要素的全面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市场化改革中建设“有为”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职能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严格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确保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深化政务公开、便民服务，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二）统筹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上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社会全面进步中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社会发展大的结构来说，现代化包括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两大要素。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不断提升经济现代化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尤其是“十四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是在新发展阶段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之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强调的是，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经济新发展的内在需要，“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必须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优化升级；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重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基础性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也是推动“第二个百年”尤其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面发展的重大抉择。在牢牢把握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进步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彰显了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全面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凸显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本质和价值追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离不开人的主体作用和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与全面进步。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正是呈现出这样一种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发展逻辑。在新发展阶段，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和长期影响，尤其把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正是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发展成就与经验、深入分析我国新发展阶段面临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尤其“十四五”时期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做出了总体规划，突出强调几个关键性任务：一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问题，而且是提升人的现代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初心使命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新发展阶段的突出任务和鲜明标志。二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全面发展的社会，人民生活不仅是富有的、而且是文明的，不仅是愉悦的、而且是向上的。大力倡导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工程。三是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社会现代化进程愈益表明，社区是人民群众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重要依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于提升人的文明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影响深远的重大意义。四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离不开文明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日积月累的熏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众文化建设，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和行为规范，是提升人的现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长期任务和重要条件。在以全面现代化为核心内容和鲜明标志的新征程新阶段，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尤其具有奠基铸魂的重大现实意义。转载来源：人民哲学

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既关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之命运，也关乎中国共产党之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蕴含着深刻的内涵，需要进行全方位理解和把握。在“中”与“外”的比较中把握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演化过程和目标指向，其具体道路从来都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多维多元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愿意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虽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了现代化之一般性规律，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之部分特征，并汲取了东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些有益经验和成果，但从根本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现实国情而走出的一条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有着根本区别。以资本逻辑为导引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必然会陷入经济周期性停滞、政治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精神腐朽衰败、生态环境危机、全球冲突对抗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泥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现代化生动实践的有机结合，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推动世界共同进步，在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维系自然生态和谐，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在推进物质生产充裕的同时也观照人的精神世界富足，从而有效规避了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相伴随的原生风险和内在困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绝不是苏联、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再版，而是一条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这三个关键要素深度融合的现代化道路，是社会主义之发展逻辑、现代化之发展逻辑和中华民族之发展逻辑的创造性汇合。此外，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国情而走出来的。这条道路上所展开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前”与“后”的承接中把握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艰辛地探寻着中国的现代化出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各种现代化方案轮番出台。这些方案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总体上脱离了中国现代化的国情根基，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失败或夭折。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目标引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锻造和斗争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打碎了旧的统治秩序，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奠定了根本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地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此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探索和丰富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益借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入新时代，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日渐成熟完善。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动态性演化、历时性发展、阶段性超越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100年的艰苦奋斗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8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是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底色”。近代以来，广大仁人志士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和不断试错，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的百年奋斗为开辟和推进中国道路，孕育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根本保证。在“守”与“变”的互动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自开创以来，就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从发展基础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国家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家的转变；从发展内容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从聚焦相对单一的物质文明到聚焦“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拓展；从发展目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从确保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跃升。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随着时代、实践以及人民的新要求不断发展的，它并没有终结对中国现代化之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面向未来它依然需要不断开拓前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守”与“变”的有机统一，它的“变”中亦有“不变”。改革开放以来，不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涵如何拓展，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始终没有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始终没有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始终没有变，扎根中华大地和中华文明的基本立场始终没有变，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始终没有变，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的开放姿态始终没有变，遵循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科学精神始终没有变。这些“不变”，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性质，彰示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遵循，也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守正，绝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在不变质、不偏向、不走样的前提下开拓进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创新，绝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立新潮、开新局、谋新篇的过程中接续奋斗。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创新才能激发活力，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守正创新之道，使其蕴含着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来源：2021年第11期《党建》杂志，转自党建网微平台。作者：阮博，系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简介：刘同舫，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学科带头人，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获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标兵人物”等。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被多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受邀担任多家期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200多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发表9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摘100多篇次；出版学术专著、译著、教材17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项、省部级项目14项，优秀等级结题7项、免于鉴定6项；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11项。原文出自：《光明日报》2021年8月20日第11版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在不懈奋斗中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谱写了现代化发展图景的中国篇章。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必须走好走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科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要准确把握贯穿这条新道路的几对重要关系。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而成功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开创，有赖于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主体力量的中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是组织、调动、凝聚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的最根本政治保障，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能迈入快速发展的正确之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最有力依靠和最大底气，党对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和宏伟规划需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实践和智慧创造才能实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把握好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本身具有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内在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就是维护人民的利益。为此，要发挥好党的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坚持和强化党对现代化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基本原则贯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各方面。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将实现、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福祉及利益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出发点和发展指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支撑。守正与创新历史地看，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内外因素的新生与重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历史积淀与人民现实创造相结合的建设性产物。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求索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与此同时，这条新道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又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以新的内涵焕发强大生机活力。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守正”就是坚持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人民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现代化发展夙愿，就必须坚守社会主义之“正”，在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牢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创新”就是不断为现代化建设注入理论和实践的活力，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创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从来都是在打破教条束缚、坚持实事求是中前进的。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我们自主提出并推进改革开放，在经济机制、政治体制、社会运行、文化建设及生态发展上不断推陈出新，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应对并解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灌注创新活力。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所以能够开创并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既遵循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又立足和遵从现实国情的特殊需要，在发展中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就普遍性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首先是一条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因而尊重和符合客观规律是其首要前提。就特殊性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揭示了中国社会变革之路的原创性特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把握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一方面，遵循现代化建设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普遍规律，努力吸收借鉴一切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力戒急于求成、盲目躁进的心理，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扎扎实实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变“后发优势”为发展优势、“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另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坚定走自己的路的信心和勇气，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总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内涵、中国气度、中国风范。全面性与协调性从确立“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到提出建设“小康之家”的设想，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标志着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都达到了崭新高度。这一新道路所指向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鲜明特点在于全面性与协调性的有机统一。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把握好全面性与协调性的关系。“全面”的目的在于获取现代化发展整体效能的最大化。就实践层面而言，就是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个领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部署，为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坚实条件。“协调”的目的在于找准现代化发展的最优结构。就实践层面而言，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在现代化建设中处理好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特别是要直面制约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以及各方面建设的现实情况，充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兼顾推进的速度、力度和强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在把握平衡、综合施策中寻求现代化的最优结构。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基础上开辟的，同时也是在与世界现代化整体图景的交融互动中、在不断回应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立足中国国情，着重应对和解决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的实际问题，其底色是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因此其“版权”是中国的、民族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作为其重要价值取向，效用和意义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具有鲜明的世界历史意蕴。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把握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其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不依靠、不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前提下获得了巨大成功，破除了现代化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占主导地位并垄断话语权的格局，充分说明现代化没有固定模式，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通往现代化的路径，为那些既希望实现现代化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道路选择，激励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其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在共存中互为“他山之石”，相互取长补短、互融互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可以借鉴西方现代化的有益经验用于自身的发展，西方世界也应当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案例中反思和审视自身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不足。其三，“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理应为构建共同繁荣的全球现代化图景作出更为重要的贡献。我们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重要责任。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我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实现新的历史伟业奠定坚强有力的路径基石。转载来源：人民哲学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将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取得了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摘要：现代化是落后国家从传统社会多层次地向现代社会连续不断地发展变迁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文化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人民积累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党的建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等宝贵经验。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建设；“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变迁的过程，在中国社会最早发生于鸦片战争后。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却是在1921年由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现代主权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时期致力解决的具有不同矛盾特点的历史性课题。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2]本文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一关键时刻，考察党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和经验，对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防范风险挑战、增强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丰富共产党执政经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探求历史借鉴。一、“现代化”的内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现代化”的探讨起源于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研究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理论。它最早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理论，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样板，把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国家解决贫穷问题的出路。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与具体国情，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难以普适。因此，探索以本国自身独特的文化为内核的现代化道路是应有之义。目前，学界对现代化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是衡量是否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标准，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特征[3]；一种观点认为在各方面追赶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才称得上实现了现代化[4]；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指包括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思想认识、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内的由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全面变革[5]。可见，“现代化”既可作为一个名词，指一个国家在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国家治理、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又可作为一个动词，指落后国家从农业社会多层次地向现代工业社会连续不断地发展变迁并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实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而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应当至少满足如下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建立现代的主权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主权完整，才能独立自主地走上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世纪下半叶以来，阻碍中国社会踏入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制度。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始终使我国富强民主文明的愿望成为空中楼阁，证明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是一切现代化毋庸置疑的前提。第二，必须完成以工业化和技术革命为驱动的生产力革命性发展乃至整个生产方式的变革，建立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第三，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实现以民主和法治为内核的现代政治文明。这是现代化的灵魂所在。一个工业发达却实行个人专制的国家是不能称为现代化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满足上述普遍特征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由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后建立，建立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中不乏探索实现现代化的实践、改革与革命活动，并经历了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到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历程。其实质都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模仿对象的西式的现代化，并且都遭遇了失败。实践证明，只有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指引中国走向独立自强的希望。因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步骤地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国建立现代主权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途径和政治前提，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实现形式。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向外剥削落后民族国家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推动实现工业化；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与此不同，其不通过剥削无产阶级，也不通过剥削其他国家，而通过无产者之间的联合，通过建立能够容纳社会化大生产的所有制关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战略来进行资源配置，逐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上一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第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相比，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追求实现现代政治文明，所不同的在于其追求的是更加真实、更加平等的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国家保障占统治地位的少数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相区别，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保障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力图实现的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其最终呈现的现代化是克服了资本主义发展弊病，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均满足人的发展需求的现代化。以上三点就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标志。以上述条件为依据，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实际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谋求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奠基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时期、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期。这四个阶段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一切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谋求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序章。(一)谋求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期(1921-1949)1921年到1949年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设条件、打下基础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如下探索。第一，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纲领、目标，对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设计了符合实际的蓝图。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宣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6]1，点明了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现代化道路与以往的一切尝试根本不同，即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1922年，党的二大将这一方向和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并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主权国家的目标任务，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6]133。并在之后陆续提出了实现“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7]“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8]，将未来建立现代主权国家的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进一步具体化。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此后，中国共产党对建立什么样的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现代主权国家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一方面，党对未来谋求建立的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轮廓进行了勾勒。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旗帜鲜明地指出：“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9]12。而这个“新中国”首先是“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再经过发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9]20。另一方面，党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有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考量。1948年，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0]。毛泽东对政权性质的定位既符合我国革命时期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需求，又有远见地团结了受压迫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适应未来新中国的建设需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新发展。这两方面的论断铺垫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基本的设计蓝图，为新中国成立后顺利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到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1]这就指明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迈向工业化。第二，中国共产党重视自身建设，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组织了一支坚强有力的党员和干部队伍，准备了必要的干部资源；同时加强根据地建设和思想宣传工作，积累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建设经验和制度治理经验。符合中国国情、代表中国革命发展必然趋势的现代主权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具备共产主义素质的大量干部资源、需要足以动员和整合大多数群众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一整套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新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发明了思想建党的方式，并通过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等途径规范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到1948年，党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培训、管理、调配制度，为解放战争胜利后顺利接管城市，进行政权建设准备了人才资源。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注重军队建设，不仅为夺取政权筹备了武装力量，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管理提供了大量的后备人才。解放战争后期，为解决接管城市中出现的干部不足问题，大量军队干部被委以重任，从各地抽调到南方，缓解了干部短缺的燃眉之急，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干部顺利嵌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政权组织提供了便利。此外，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和思想动员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传播到人民群众之中，使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群众的意识形态认同和政治合法性认同。以上探索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章。(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奠基时期(1949-1978)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开辟了真正的起点。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开始按照革命胜利前夕作出的规划，使我国稳步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迈进。这一过程中重点解决两个矛盾：一是使我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竭力促进我国生产力的提高。这两个矛盾的解决，构成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线。第一，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并对如何实现现代化有了系统的战略规划，使我国在这一时期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建成了基本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这蕴含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一是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的前途迈进；二是通过工业化使我国的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建设打下基础。在总路线的指导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我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并运行，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方向。在此基础上，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3]初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被正式确定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表明党认识到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防科技、航天科技、计算机和生物科技等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关心人民生活与集中发展生产之间的关系、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探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解和认识越来越全面、深刻，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如何通过生产关系和所有制释放生产积极性，如何处理发展生产与发展成果的分配、商品流通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提高和发展生产力的关键问题。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在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走过一段弯路，出现了生产关系过于超前、把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等误区，从而导致生产关系非但没有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制约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对此，党中央及时纠正错误。1958年，党中央针对人民公社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14]527针对某些急于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的主张，毛泽东批评这是不承认客观规律的表现，并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5]针对某些地区的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群众生活，致使群众中出现过度劳累、感染伤寒疫病等现象，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并要求各级干部采取工作生活同时并重的方针。这些宝贵的认识表明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与此同时，这一阶段仍未摆脱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问题，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严重曲折。这一教训也警示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尊重经济规律，实事求是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时期(1978-2012)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加快推进时期，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安排更加系统、全面。第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拓宽到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出贴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使我国现代化建设走上行稳致远的快速推进阶段。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着重“以苏为师”，虽然曾提出要“以苏为鉴”，但最终仍未摆脱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吸取经验教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自己的理解。1979年，邓小平倡导要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具体化为“小康之家”[16]237。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7]，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从物质文明拓展到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广度；1987年，党的十三大承接改革开放前的“两步走”战略，结合时代发展形势和我国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对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长达70年的时间跨度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总体安排。自此，党中央领导人民沿着这一战略宏图砥砺奋进，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划目标不断进行细化、补充和调整。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8]9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层次更加丰富、内容更加系统，成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共同发展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第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开辟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这一现代化的新路径，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式有了更成熟全面的考虑。1979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6]236，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此，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开辟了市场经济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新路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市场这一资源配置手段的驾驭能力也越来越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式的成熟考量。党认真地为反思市场带来的经济发展失衡、生态破坏、分配不公等弊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出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8]11-12，突出了人民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取向，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优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方式与方法。(四)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期(2012年至今)从2012年至今，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时期。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擘画了新的篇章，规划了2020年到2035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战略安排。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宣布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提高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开辟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境界。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观，夯实了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9]789，并在实践中予以践行，关注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思想既是对以往关心群众生活、以人为本的继承，又是对实践中出现的“唯GDP”而忽视人民需求做法的纠正。表明党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指向就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全面发展需要。一切以牺牲人民群众利益为代价的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根本旨趣的。第二，中国共产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发展的主题，谋划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方面，2017年，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20]30；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发展的主题。这表明与以往“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4]263“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18]15的认识不同，党对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见解。把“质量”放在“速度”之前，也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质要求的把握。另一方面，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经历了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1]“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2]到“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9，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把握的深化与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仅仅追求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更追求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是生产发达、政治民主、文化丰富、环境美丽、社会治理十分健全的社会。第三，中国共产党扎实推进新发展理念，开辟新发展格局，拓宽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视野。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19]792五大发展理念，对科学文化创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些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发展全局的五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当前新的国际形势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3],更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总体调整，表明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决心专注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自身发展，保持战略定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搞活经济、突破发展瓶颈的决心。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经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征程，坚持不懈地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方法，锲而不舍地围绕社会主要矛盾而带动我国社会发展种种矛盾的解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实现现代化是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就埋藏在中国人心中的愿望。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前途的现代化才是符合我国最广大人民利益、最受广大人民拥护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百年探索历程的初心，党的领导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一方面，党的领导是我国独立自主走上现代化，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前提和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就难以完成，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干涉和掠夺就不会停止，我国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不可否认，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长期占据着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在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深刻调整的的当下，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凸显和国家间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下，西方模式已暴露出不可调和的弊端，面临着江河日下的窘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党的领导，能够最大程度克服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发展和市场盲目竞争带来的无序性，克服两党轮流执政下的互相掣肘、倾轧以及效率低下的弊端，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发挥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统筹优势；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既是坚持百年探索的初心，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又是在当前动荡变革的世界形势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的不二选择。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百年来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经验。(二)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2]这条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现代化建设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2]。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指引和方向，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展现出巨大优势。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故步自封的教条，其科学性就在于其全部认识都基于真实的客观实践检验，具有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4]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时，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和思想本质，以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而非只言片语、以马克思主义活的方法而非教条来当做自己行动的指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如此。尤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搞清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作用，明确生产力始终是决定因素，不能盲目建立超越当前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尊重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在激发经济活力、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中的重大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建设，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获得长足发展。(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证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唯物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不仅包括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更包括“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生存需求、发展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更高水平的满足，是力求最终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状态。一切无视人民的需求，牺牲人民的利益的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一切满足人民的需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发展都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百年建设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到群众中去，坚持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生活，才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努力中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从某些工作失误中也得出了必须关注群众生活、保障亿万农民利益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发展的成果更加向满足人民需要倾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放在重要位置，明确了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为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动力。(四)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领导力量打铁还须自身硬。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强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即“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5]。巩固、强健的党组织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组织力量、干部人才和军队骨干；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正确而可供遵循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提供了治理资源。这说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建设的质量和成效，在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事业，要最终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要把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得坚强有力。尤其在当下，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更加复杂，“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仍然严峻，这就需要党时刻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自我革命，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领导力量。(五)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及扩张过程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无不是建立在剥削后发国家的基础之上的。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决然与此不同。无论在谋求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现代主权国家时期，还是在正式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后，我国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不侵犯他国领土和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一心一意谋发展。历史和现实证明，靠剥削、侵略、干涉和制裁其他国家来发展自己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在全球经济互融互通、休戚与共的今天，人类早已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脱离人类整体而独善其身。因此，只有所有国家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行为，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这也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为世界提供的智慧和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定不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立志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新型现代化社会愿景，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扬弃了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摒弃了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坚持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与世界共同谋发展，开辟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回顾百年探索的艰辛历程，更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过往的宝贵经验，为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交出满意的答卷。参考文献：略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8期；作者简介：李斌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魏心凝，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最新把握和客观研判，既体现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传承，又具有强烈的新时代特色。它对于历史主体、内生动力、发展目标以及思维方式的思考深刻彰显历史辩证法。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把握新道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需要借助历史辩证法的独特视角。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许多国家都把实现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从历史上看，世界现代化进程起步于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西方先行国家大约晚了百年，属于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了180余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概括了这一历史进程，明确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建立在对外殖民血腥掠夺、对内残酷剥削人民的原始积累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和秉承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而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一开始就坚持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始终遵循着社会主义目标和方向：在领导制度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体和政体上，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经济制度上，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在根本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切足以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定走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俄国十月革命后，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苏联模式”。这一模式实行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曾推动苏联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使苏联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度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争相效仿的“先进模式”。但是，随着苏联解体，这一模式宣告失败。汲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国式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要求相结合，创造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这条新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独立自主，又实行对外开放；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又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鉴别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这一切表明，这条道路，既不搞“全盘西化”，也不照搬“苏联模式”，而是紧密结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许多重要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这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西方现代化国家能够解决富裕问题，但难以解决“共同”的问题，贫富分化极其严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是物质强国、经济强国，同时也是文化强国、精神强国。事实证明，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既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也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不断繁荣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哲学理念的实践要求，也是体现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理念、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人民创造了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上，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念永不动摇。中国式的现代化，必将是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四大显著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显著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些显著优势，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主要因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背后的制度密码。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最大优势和“核心密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己任。事实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正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人民至上、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所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上，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法宝。在我们国家，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都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是能够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原因所在。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上，“正是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国家才能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建设、重大科技攻关、区域协调发展、抢险救灾、对外援助等等方面，攻克一个又一个急难险重的重大关口、创造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奇迹”。四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根本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的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根本在于它的理论源头是马克思主义，在于它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由其特有的根本性质决定的。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它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上，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从中国实际出发，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现代化各项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地走向胜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和活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并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阔步迈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克服了资本本主义现代化所固有的先天性弊端；它展现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它为人类应对重大挑战和解决突出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展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001)的阶段成果。】

【以史为鉴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摘要:探求中国现代化道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思想主题,经历了艰难曲折､不懈奋斗的过程,依次形成五个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的重大构想:融汇东西､立足救国的“第三文明”构想;突破美苏､立足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构想;独立自主､立足兴国的“适合中国”构想;放眼世界､立足富国的中国特色构想;整体布局､立足强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构想｡在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创业发展的历史,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把握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坚定“四个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化道路;百年探索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16);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作者简介：成龙，哲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浙江

7月6日晚，在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图源：新华社中国式现代化，这是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不到一周时间内习近平第二次提及这一关键词。在庆祝大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条新道路“新”在哪儿？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最大发展中国家，如此巨大的人口体量进入现代化，在世界上前所未有。脱贫攻坚是底线任务。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处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行列，到1978年，贫困人口规模仍有7.7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大地打响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推进城镇化是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城镇就业机会匮乏。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也提高了人民收入，全体人民共享了城镇化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截至2020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0%。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80%的人口是文盲，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社会保障几乎为空白。中国不断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的过程。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共同富裕。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丰富了人类现代化的内涵，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具体要求：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些论述，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前进方向，描绘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文件，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浙江已有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探索破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两个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强调，“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先天性弊病。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家家仓廪实衣食足，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节明荣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949年9月，毛泽东就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确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为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回望走过的路，正确处理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的鲜明特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西方传统工业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一些西方国家曾发生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发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抛弃轻视自然、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现代化模式，绝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而是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过长期实践探索，中国在建立和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升生态总价值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以生态扶贫为例，2013年以来，贫困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7450万亩，选聘110多万贫困群众担任生态护林员，实现了经济收入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走出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习近平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中国没有走历史上一些国家依靠侵略和扩张实现崛起的老路，而是坚定致力于探索一条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新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中国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开展对外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和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走出了一条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提供了通向现代化的新选择。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融媒体理论宣传，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及其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进一步扩大党的创新理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人民网理论频道联合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论”专家访谈系列短视频，第二期邀请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顾海良教授解读“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与中国现代化”。

【内容提要】人民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属性。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依靠人民,生态文明建设为了人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由人民评价这三个方面,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人民性”。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主体性思想的实践价值在于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依靠什么力量来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等一系列涉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主体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是执政党在政治上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径,也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韶兴教授撰写的《现代化国家与强大政党建设逻辑》一文（22000字）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献礼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发表，这是王韶兴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就“政党政治”主题发表的第7篇系列成果。作者简介王韶兴，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政党理论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全国党建研究会特聘研究员，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教育部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山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先后荣获“全国百名优秀社科普及专家”“山东社会科学名家”等称号，为山东省百人理论人才工程、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首批入选者。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政党政治问题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研究工程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等各类项目20余项，出版《政党政治论》等学术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高端学术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5项。主要代表作为：（1）《第一国际的共产主义活动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逻辑》《The

文章来源：《沈阳干部学刊》2021年3月本文经作者授权推送欢迎各位读者朋友们赐稿投稿邮箱：politicalyouth2020@163.com

内容提要：中国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后来者，也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积极追赶者和勇敢创新者。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迅速而全面地推进现代化进程，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实现了从追赶世界到融入世界进而影响世界的历史性跨越。在追赶世界现代化步伐的进程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做了三件大事，中国改革者通过探索拓展了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道路，并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近代以来，中国是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充满悲情的被动追赶者。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权，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特别是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迅速而全面地推进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实现了从追赶世界到融入世界进而影响世界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引领和推动，有什么特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里简述几点。一、从充满悲情的被动学习到充满自信的主动探索1840年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以后，中国便踏上了睁开眼睛看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学习西方的曲折道路。向西方学习的目的很明确：追赶世界的现代化潮流。然而，这条路不仅曲折，而且充满悲情。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老师”总是打学生。开始是一个“老师”打(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英国)，打一次不够又打第二次，而且是两个“老师”一齐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和法国)。接下来，那些没有来得及开打的“老师”也红了眼，纷纷来打(如甲午战争中的日本)，最后发展到一齐上阵的“群殴”，八国联军直接打进了首都北京城。打了后让中国赔款还不算完，阔起来的邻居日本，干脆就明目张胆地侵占中国领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经受到重重阻碍，屡屡被打断。留给中国人的，除了悲情，更有疑问，即毛泽东说的，“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结果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走出迷梦，还得寻路。到哪里寻路?结果还是西方。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由此成为中国先进人群的崭新选择，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和推动，逐渐开辟出新的天地。毛泽东还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学会”，即结合中国实际来运用；一是“主动”，即走中国自己的路。走中国自己什么样的路呢?先是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然后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后是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三条道路里看似没有“现代化”三个字眼，实际上，都是中国走上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前提，或者说，现代化进程是这三条道路题中的应有之义。总体上看，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学了好的，也学了一些不好的；有学得成功的，也有没学成功的；还有压根就不可能搬过来的。这是中国下决心既学西方又走自己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所在，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所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事实上体现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深度融合。如果从40年前的改革开放算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主动打开大门引进来、主动打开大门走出去的进程，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自信地吸收西方进步文明成果，体现了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最终却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国情、经济水平和近代以来的世界环境所决定的，它没有简单依赖此前西方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从而昭示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特殊规律。不打开大门，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也很难真正科学有效的打开大门；中国现代化道路既是走中国自己的路，又联结着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之路。这些，或许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给世界提供的“斯芬克斯之谜”。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做了三件大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构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制度基础和行政体制。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从中央到地方的5级政府治理，由此形成“一竿子插到底”的上下互动和罕见的执政效率；“全国一盘棋”的发展布局和各个地区的有机配合；每隔五年便制定一个具体的国家建设计划或规划，逐步累进，朝着既定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干到底，由此形成相应的战略定力。总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竿子”“一盘棋”“一张图”这样一些体制运作方式，在今天依然管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治理优势，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和前进方向。二是塑造不同于旧中国的新的社会关系和文明价值取向。比如，移风易俗，反对愚昧迷信；强调社会平等，实现妇女解放；推进义务教育的普及，推崇艰苦奋斗、劳动至上的价值观等等。事实上，这些都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前提和文化准备。三是基本上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进而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做了一些初步思考和理论探索。比如，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论述，还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这“四个现代化”目标，依然保留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当中。当然，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现代化问题上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在实践上始终如一地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位置。改革开放起步的最突出标志，就是在这问题上实现了拨乱反正。三、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拓展了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4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启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标准表述，叫“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依然使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概念。为推进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中心位置，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光是经济上的现代化，于是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了1990年代，又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进入21世纪，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社会文明。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又增加了生态文明。这样一来，中国现代化道路便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内容布局。也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同时展开的，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单项突进。就实践重点来看，还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样一套“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这里特别要说的是，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宪法修正案、国家监察法，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统一，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有利于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结构，有利于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脚步稳定地向前迈进。总之，从过去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作经济改革的目标，到今天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当作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进而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历史性的巨大跨越。四、一以贯之又适时调整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战略引领，即制定或调整“时间表”和“路线图”。毛泽东时代，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时间，开始的构想是50年到100年，后来又说，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估计要一百年”。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后，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是什么样子，邓小平说我们将来实现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就是“小康”。大概觉得“小康”还不能算现代化，邓小平就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是解决人民的温饱，第二步是让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在1987年提前实现第一步战略任务。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开始，中国共产党把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作为实现第二步和第三步发展目标的时间节点。2017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再分两步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即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来，实际上形成了“新三步走”的重大发展战略安排，完整地勾画了新时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最终实现的现代化的质量，已经远远高于最初的设想，已经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了。五、最成功的实践和最根本的经验是领导人民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引领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在引领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怎样推动现代化进程，各国政党都积累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所有的想法和做法，实际上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选择和实践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因为现代化的未来，只有通过可行有效的国家总体发展道路才能够把握得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最成功的实践和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探索、开创和坚持发展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名字，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基本主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体地体现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当中。中国道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但不是简单延续；它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但不是简单套用；它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趋势，但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翻版。此外，中国道路还汲取了20世纪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最终决定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40年的实践，中国道路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最大共识，成为把中国人联结成“现代化命运共同体”的一条道路，因而它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必由之路。如果不了解它，就很难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很难把握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真实面貌。中国共产党格外珍惜这条道路，认为它代表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形象，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和前途。如果翻阅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就会发现，从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正式为中国道路确定名字以来，每一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都要在标题上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都会对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作出新的论述。去年召开的十九大，在标题上突出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十九大报告里面有这样两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两句话，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道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关系。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道路有很多途径和方式，其中很重要的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政策领导。思想领导是为中国道路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国家的发展道路如果没有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理论支撑，就会零乱无序而前行受挫。我们在谈论中国道路的时候，总是要先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明确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并把它确定为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的指导思想。政治领导是为中国道路的实践提供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的政治力量，它领导国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体系。当前，中国正全力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实现自己的领导。比如，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把“协商民主”制度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政策领导是为中国道路的实践提供具体“路线图”。这当中，包括各个领域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比如，为了确保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央制定了非常详细的精准扶贫政策。为落实中央政策，中国目前有19.5万名党政机关干部到各地的贫困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一些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中国道路必然会出现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变化。所以，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新时代，进而对新时代中国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新政策、新任务。六、中国现代化进程带给我们的启示就以上所谈，可以梳理出以下结论和启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稳定的政治领导力量，有效的治理体系，可行的发展战略，是顺利推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探索、渐进积累的过程，人们对现代化内容的认识，对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是在逐步扩展和深化的过程中成熟起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包括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现代化的硬指标固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但健康的高质量的现代化，不只是经济积累和生产力发展，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的良性互动和全面进步。世界现代化潮流，存在着不同的路径和模式，绝不只西方一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的现代化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没有短板?有!什么是最应该补上的短板，可能有不同的概括。笔者以为，最应该补上的短板，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家公认的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个是普遍构筑起现代化国家国民应该有的从容自信心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前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硬道理、硬标志，后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软动力、软实力，两者缺一不可。（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转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作者简介：刘海娟，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田启波，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内容提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不断发展且日益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由若干具有紧密逻辑关联的“核心理念”支撑的。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视角，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架构包括：基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文明价值论”；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态生产力与生态关系”的辩证关系；基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物质与生态意识”的辩证关系；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生态矛盾论”；基于实践论的“生态革命论”与“生态治理论”。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价值论；生态生产力论；生态矛盾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近年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热点。有学者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涉及关切民生福祉与民族未来、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系统工程思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最严格的制度与最严密的法治、强化人民主体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1)也有学者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具有严谨理论逻辑和系统理论框架的理论体系。发展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在对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实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正确认识，是生态文明认识论、生态文明方法论和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2)但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多是从特定视角对其内容界定自圆其说，其说服力和公认度尚显不足。……学者们对于其内容各部分间的关系以及构成体系的逻辑性研究还较欠缺。此外，不少研究成果存在思路、内容上的简单重复问题。”(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不断发展且日益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由若干具有紧密逻辑关联的“核心理念”支撑的。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视角，分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及其内在逻辑，初步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架构。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内容丰富，主要包括：生态价值论、生态意识论、

“小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我们党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领导人民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繁荣富强的划时代跨越。当历史的指针划向21世纪第20个年头，中国全面建成惠及14亿多人的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成功实现。这是中华民族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新的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保障制度的伟大胜利。民生乃幸福之基、和谐之本。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一切旧制度的重要特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提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为在更高水平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供重要保证。2019年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群众游行中的“脱贫攻坚”方阵彩车。新华社记者

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学习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加深对党的十九大以来科学理论新发展新内容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增强学思想、悟思想、用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本卷的特点、重点和亮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主要是阐述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抓住了理论创新的根本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的基础上，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则是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概括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勾勒出各个专题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因而是一部谱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这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根本特点。从总体来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点和亮点主要是：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重大命题；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历史方位的认识，提出了“胸怀两个大局”的重大论断；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民族复兴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认识，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的重大任务；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发展理念的认识，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指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聚焦并深化对“两大布局”的认识，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铸就中华文化、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等，作出了战略谋划；更加聚焦并深化了对“三大攻坚战”的认识，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决战脱贫攻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一步作出了重要部署；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实现民族复兴所需要的良好国内外环境的认识，强调既要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要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也要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新局面，强调为世界谋大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聚焦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认识，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认识，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重大论断，强调要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着力于集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积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本卷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及其内在逻辑从上述特点、重点和亮点中，可进一步提炼概括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及其内在逻辑。这就是：以“胸怀两个大局”为时代背景，立足“民族复兴、以人民为中心”两大基石，在统筹推进“总体布局”和统揽“四个伟大”实践中，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作用，以营造有助于实现民族复兴的良好国内外环境，集中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其中最重要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实际上是关于“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的作用，积极营造有助于实现民族复兴的良好国内外环境。在这一问题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基本思想观点主要是：关于党领导人民创造“两大奇迹”；关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关于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关于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关于把新时代改革开放向前推进需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行动，并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组织保障；关于以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应对新时代、大变局与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集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而且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要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抓紧就党中央明确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进行研究和部署。”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关键。如何从哲学层面把握治国理政理解和把握上述思想观点，尤其是理解和把握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从“道”“术”“行”三个角度和层面入手。这里，我们主要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着重从“道”即哲学层面入手来理解和把握。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运用哲学思维来进一步提炼概括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其中的哲学智慧主要是：坚持定位、定标、定法相统一；坚持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工作重点相统一；坚持发挥比较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相统一。首先，从“定位、定标、定法”看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哲学上首先要搞清楚“我在哪里”，就是把握历史坐标和坐标点，即历史方位，这就是“定位”。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就有什么样的历史任务。把“定位”搞清楚之后，接下来的逻辑，就要进一步确定“走向何方”，这就是“定标”，即确定所实现的奋斗目标、所完成的历史任务、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解决的根本问题。把战略目标确定之后，逻辑上就必然进一步去思考第三个问题，即“走法如何”，即寻求来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方法、方略，这叫做“定法”。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本思路上，就是搞清楚“定位、定标、定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开篇，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可以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十九大报告的第一个部分，其核心思想就是“历史方位论”，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哪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重大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实际上就是“定位”。为了回答这个历史方位，第一个部分主要讲了三块内容：第一块内容是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由何而来，讲的是进入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的三大根据，即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历史性影响；第二块是回答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从何出发，十九大报告的第一个部分所讲的“三个意味着”，就回答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从何出发；第三块内容是新时代将走向何方，即所讲的五个“是”。由何而来、从何出发、走向何方，实际上讲的就是历史方位，这是“定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胸怀两个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胸怀两个大局作为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注重“定位”的具体体现。十九大报告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定标”。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其历史使命、历史任务、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的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以及后面那些部分，多是从“定法”角度来回答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其中第三个部分的核心，实际上讲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第四个部分是从战略安排上讲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安排，就是对2018年到本世纪中叶这三十三年作出的战略安排。这三十三年可以划分一个小三年、一个大的三十年。一个小三年，就从2018年到2020年，叫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能不能决胜，关键在于能否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还有一个大的三十年，即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大的三十年分两步走：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五部分以后，是从各个领域来讲如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其次，从“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工作重点”，看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注重运用哲学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这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注重运用哲学思维来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分注重抓住其中的根本因素或重点，即抓住“牛鼻子”，做到纲举目张。工作重点到哪里寻找？工作重点要到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当中去寻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解决的问题很多，应首先解决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到哪里寻找？只有到社会主要矛盾当中去寻找。社会主要矛盾表达的是人的活动的两个根本方面，一是需求方，二是供给方。社会主要矛盾抓住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两个最根本的原点：需求和供给。人类活动方式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可以还原于两个根本的原点：需求和供给。社会主要矛盾表达的就是需求和供给双方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可以看到社会主要矛盾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主要矛盾是党中央把握我国国情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党中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党中央把握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遵循。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解决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在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中，蕴含着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就成为治国理政的工作重点。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个部分在收尾那个自然段，就把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来了，这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即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来的。这意味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破解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又指出：全党“一定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需求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供给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此，解决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重点。围绕这个工作重点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我们就感到逻辑很清晰了。最后，从“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打牢支点”看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这在实质上就是强调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上，要注重发挥优势（扬优势）、补齐短板（补短板、强弱项）、打牢支点（根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其中强调的“坚持”，就是要发挥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强调的“完善”，就是要补齐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一些短板；强调的“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就是要打牢国家治理能力的支点。作者：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8月6日，原标题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更多精彩内容把对三大规律的认识

作者简介：肖贵清，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教授来源：《河北日报》2020年8月7日第7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生动记录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时代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广大党员干部要学好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切实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坚持不懈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深刻理解和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开篇，鲜明昭示了我们党对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纵坐标出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也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九大对我国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作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横坐标出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今世界形势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进一步夯实国内发展基础，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迎接世界格局的变化。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要准确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今国内国际形势的深邃思考，精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世界格局新变化，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斗。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这一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通过学习我们要从中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开放的理论。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党的指导思想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与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我们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立足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行动指南，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与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与理论内涵上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便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他深刻指出：“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党的初心和使命集中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永远奋斗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的原因所在。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能让我们更加深切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人民立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论述深刻概括了我们党近百年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再次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从“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到“三步走”发展战略，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执政的奋斗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我们党经历过数不清的风险挑战、遭受过多次重大挫折，之所以能够在困境中发展壮大、在绝境中突出重围、在逆境中依然奋起，就在于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我们党作为根植人民的百年大党，必须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作为感悟初心使命的重要教材，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

在学习“四史”的过程中，建议学习者要特别关注党史上两个著名的《历史决议》：一是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决议》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尽管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有所差异，但都是在重大转折时刻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的系统总结，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学习“四史”的重要参考文献。01两个《决议》都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完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旧中国伤痕累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着手谋划新中国的发展，在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先后提出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改革开放之后又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不断拓展深化，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目标上的与时俱进。

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发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的思想建设上的一件大事。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能够参加这部重要著作的编辑工作，感到十分光荣。

把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辛向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18日至2020年1月13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批示、指示、贺信等92篇，分为19个专题，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座谈会29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要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做到学习跟进、认识跟进、行动跟进，不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7月2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发展成果的权威著作——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编前语】近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以中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这本书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新华社《学习进行时》梳理了书中的一系列重要政治名词，便于大家更好地学习领会。

以大历史观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史论纲陈金龙 吴晓璇（华南师范大学

(实际事务由胡乔木负责)，通过索取在延安得不到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927年)等努力，①为编纂《六大以前》，1942年至1943年，中央文库的一部分文献也运到延安

8月12日初稿出来后，在北京范围内召集中央和国务院100人进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李昌提出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应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意见后来被写入讲话稿。■邓小平关于讲话稿的谈话■

爾後、階級對立の發達は產業の發達と其步を並べたりと雖も、彼等が看取したる經濟上の形勢は、猶ほ未だ平民の解放を望むべき實力を彼等に示さざりき。（幸德秋水、堺利彦1906年日译，下同）

杨尚昆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毛泽东和彭德怀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第二稿)》，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彭德怀7月30日，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毛泽东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文革中被批斗的彭德怀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会后。从中央到基层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党员和干部。毛泽东与彭德怀保护“秀才”过关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记录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记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这对“秀才”们如晴天霹雳。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使“秀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会下议论过的一些“私房话”，如果泄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秀才”们会下议论过的“私房话”还是传出去了。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他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几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和申辩。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毛泽东与林彪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1956年8月，周恩来与彭德怀在北京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gA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毛泽东与林彪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我，要我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当即应允。次日，我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又岂知，更为遗憾的是，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别!杨尚昆和彭德怀友谊深厚，情同手足。1998年初，在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篇文章的同时，他不顾疲劳，又开始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的文章。他强调一定要把彭德怀最突出的特点写出来，主要写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无私无畏，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立下丰功伟绩，最后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弥坚，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杨尚昆去上海，我随行去上海档案馆查档。这期间，他还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反复讨论这篇文稿。不料，杨尚昆这次归来后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将军》一文是他最后的日子里在病榻上定稿的。来源：中国政协新闻网，人文历史公号更多精彩内容党史上的第一份入党誓词两会何时开，幕后有故事《论十大关系》发表的始末探寻中纪委历史足迹藏在周总理箱子中的“秘密”陈云被授予少将军衔的由来这本共产党人的“真经”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干部必读”的出版毛泽东怎样对待不公正待遇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宣言》之谜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纪实）2016年11期，作者：裘伟廷。转载供学习，侵删。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初译版发行，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但鲜为人知的是，也是在1920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草创时期，曾制定过一份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宣言》，并留下了许多谜……

梁月兰：新时代党史研究者应具有哪些本领？孙英：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思考、现实思考、理论思考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微信公众号转载仅供学习之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学习时报》，侵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中尤其是在“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从革命思维和行为下的激烈否定、基本否定,

胡乔木常为一些党史著作不能摆脱陈旧的框架、写得沉闷乏味而苦恼。他很重视党史的表达方式，要求党史工作者要研究解决。他指出：我们写的书，应当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阅读价值。真正具有自己的鲜明的色彩，使人能够读下去。他说：党史著作要真正让人读得下去，还是要有思想、有见解。首先要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理清历史的脉络，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展开必要的论证。胡乔木要求党史要写人。他说：“党史、革命史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不但能说服人，而且能感动人，不但用正确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要有许多名言轶事，有人物描写。像司马迁的《史记》，将刘邦、项羽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之流传下来”；对于党史人物的评价“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否则许多问题不可理解”。胡乔木要求党史要叙事。他指出：“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通过叙述事实，表达我们的看法、评价、分析。”他要求：“直接叙述一些生动的史实，而不是通篇都是枯燥的论述”，“不仅逻辑关系要写清楚，而且要尽可能地有血有肉。”“应该从大量的史料中去选择、剪裁。胡乔木要求写党史要有感情。他说：“写党史要表现我们的满腔热情，革命经验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鲜血换来的，不能用平淡无奇的笔法，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写，要恰当地进行评论，笔端要常带感情。”胡乔木强调：党史要写清楚历史脉络。他说：“党史书要把党的历史一步一步如何演变的脉络写清楚。”又说：“党的历史线索要搞清楚，这是修改书稿中最重要的。把历史的脉络写清楚了，书就容易看下去。”他强调：“对党史本身，主要是头绪要清楚，这一点是整个党史书稿的主干。胡乔木要求历史要写得波澜起伏，要有提神之笔。他说：“写历史要把抽象的事实、具体的事实、事实的背景三部分搭配好。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胡乔木还特别注重注释在书稿中的作用。他说：“注释可以成为书中一个重要部分。在正文中不便说的，可以在注释中说，注释里可以提出一些见解。看了注释等于看到了索引。”“注释的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写作的水准。注释得好，说明我们对有关的事情有一种寻根究底的态度。否则，显得我们对一些事情怎么来怎么去的讲不清楚。”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6月15日第5版；“红星陕闪”微信公众号作者简介：刘荣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编审转载仅供学习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删。党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党史研究是一座蔚为壮观的百花园。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党史研究产生、发展、繁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培养造就了一批批广受爱戴的党史专家，涌现了一批批颇具影响的党史著作。这些佳作，为探究历史本源、总结历史经验，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仅就自己熟知的佳作做一介绍。01《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