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谦：关于宋蜀大字本《孔氏家语》及其衍生版本的考察

关于宋蜀大字本《孔氏家语》及其衍生版本的考察

张学谦

摘要：毛晋汲古阁旧藏蜀大字本《孔氏家语》为南宋孝宗时刊本，二卷十六叶以前残阙，汲古阁本即据之翻刻，阙卷补以他本。汲古阁本《家语》版片后归吴郡沈氏宝翰楼，时间当在康熙十年前，现存汲古阁本《家语》多为宝翰楼印本。毛晋后得之酒家本残书并非宋本，而是明陆治校注本，后归钱谦益，毁于绛云楼之火。毛氏据酒家本钞补蜀大字本，此本清末归萧穆，有同文书局等石印本，再归刘世珩，有玉海堂影刻本，二卷十六叶以前绝非王肃注，不可信据。

关键词：孔氏家语；汲古阁；玉海堂；陆治

毛氏汲古阁旧藏宋蜀大字本《孔氏家语》是晚明至清代流传于世的唯一一部宋本《孔子家语》[1]，以之为底本的汲古阁刻本和玉海堂刻本亦是《家语》的重要版本。民国七年，蜀大字本不幸毁于火，使得我们今日无法得见原本面貌。虽然有两部翻刻本传世，其中的玉海堂本更是所谓影刻本，但由于蜀大字本原属残本，其钞配部分的来源并不十分明确，文献记载更是颇有矛盾，故仍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一、毛晋获得宋蜀大字本《孔氏家语》的经过和汲古阁本的刊刻

宋蜀大字本《家语》最早为毛氏汲古阁收藏，毛氏父子的跋语是后人推测此本原始面貌和汲古阁刻本来源的主要依据，故全文迻录如下：

跋一：嗟乎，是书之亡久矣。一亡于胜国王氏，其病在割裂；一亡于包山陆氏，其病在倒颠。先辈每庆是书未遭秦焰，至于今日，何异与焦炬同烟销耶。予每展读，即长跽宣尼像前，誓愿遘止。及见郴阳何燕泉叙中云云，不觉泣涕如雨。夫燕泉生于正德间，又极稽古，尚未获一见，余又何望哉！余又何望哉！抚卷浩叹, 愈久愈痛。忽丁卯（天启七年，1627）秋, 吴兴贾人持一编至，乃北宋板王肃注本子，大书深刻，与今本迥异，惜二卷十六叶已前皆已蠹蚀。因复向先圣焚香叩首，愿窥全豹。幸己卯春（崇祯十二年，1639），从锡山酒家复觏一函，冠冕岿然，亦宋刻王氏注也，所逸者仅末二卷。余不觉合掌顿足, 急倩能书者一补其首,一补其尾，二册俨然双璧矣。纵未必夫子旧堂壁中故物，已不失王肃本注矣。三百年割裂颠倒之纷纷, 一旦而垂绅正笏于夫子庙堂之上矣。是书幸矣！余幸矣！亟公之同好，凡架上王氏、陆氏本，俱可覆诸酱瓿矣。即何氏所注，亦是暗中摸索，疵病甚多，未必贤于王、陆二家也。但其一序亦可参考, 因缀旒于跋之下。虞山毛晋识。[2]

跋二：《孔氏家语》虽不列六经，然志艺文者每叙于《论语》之后，实经部之要典也。乃一讹于胜国王氏，谬在割裂；再讹于包山陆氏，谬在倒置。余每愿遘止古本，一正近今之失。及见彬阳何燕泉序，忾然为之三叹。夫燕泉生当盛隆之代，且号稽古，竟未获一见，余又何望哉！乃数年前，吴兴贾人持一编售余，犹是蜀本大字宋版，亟付剞劂，惜二卷十六叶以前皆已蠹蚀，未得为完书。今年秋，南都应试而旋，汲泉于惠山之下，偶登酒家蒋氏楼头，见残书三册，亦大字宋椠王注，恰是前半部，惊喜购归，倩善书者用宣纸补抄，遂无遗憾。子邕本书，庶几得以复存也，崇祯丙子（九年，1636）重九，隐湖毛晋识。[3]

跋三：先君当年初得此书也，缺二卷十六叶以前。崇祯丙子秋，从锡山酒家见残书几册，乃其覆瓿之余也。亦系宋椠，其八卷至十，已供酒工之用，而前半尚全。喜而购归，倩善书者互为补治，俨然双璧矣。后酒家本为钱宗伯所夺，亦烬于绛云之火，而此本独存。扆又借得小字宋本参校，至《六本》篇（原注：见第四卷），小字本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此本独作“药酒”。及读《盐铁论》（原注：见第五卷）亦同，益证此本之善。苏文忠所谓蜀本大字最为善本，岂不信夫！汲古后人毛扆谨识。[4]

所谓“北宋板”不确，清末、民国寓目此本者，如萧穆、陆心源、孙诒让、叶德辉、莫绳孙、傅增湘等，皆以为南宋本。[5]此本避讳至“瑗”字（孝宗皇子时讳名）、“慎”字（孝宗嫌名），实为南宋孝宗时刊本。

由此以上跋语可知，毛晋最初从吴兴贾人购得宋蜀大字本《孔氏家语》，阙“二卷十六叶以前”，后又从无锡酒家偶得宋大字本残书三册，前半尚存。于是得以“一补其首，一补其尾”，使二本复全。然细审以上三跋，颇有矛盾之处，启人疑窦。首先是获得酒家本残书的时间，跋一作“己卯春”（崇祯十二年），跋二、跋三作“崇祯丙子秋”（崇祯九年）。其次是汲古阁本《孔氏家语》的刊刻时间与所据底本，按跋一的说法，“亟公之同好”在获得酒家本，补全阙卷之后（崇祯十二年后），则“二卷十六叶以前”据酒家本，馀据宋蜀大字本。然跋二“亟付剞劂”在获得蜀大字本后，获得酒家本前（崇祯九年前），且慨叹“未得为完书”，则汲古阁本以蜀大字本为底本，阙卷所据不明。[6]毛晋一人之跋，前后相隔不过数年，却有如此重大的差异，殊不可解。[7]

若以情理推断，跋二、跋三乃毛氏父子书于蜀大字本上，尤其是毛晋跋二作于据酒家本钞补蜀大字本阙卷后，有明确的题署时间，当较汲古阁本所附跋语更为可信——即毛晋购得蜀大字本后即付梓，后于崇祯九年又获酒家本，方得以钞补阙卷。

再比勘汲古阁本与玉海堂本“二卷十六叶以前”的文本内容，差异十分明显（主要是注文部分），如卷一《相鲁第一》（图一）：

玉海堂本为光绪二十四年刘世珩据汲古阁旧藏宋蜀大字本《孔氏家语》（“二卷十六叶以前”为毛氏钞补）影刻，反映了毛晋钞补完成后的此本面貌。既然汲古阁刻本与玉海堂刻本“二卷十六叶以前”的差异如此明显，则说明汲古阁本前二卷底本与毛晋钞补本不同，即其前二卷来源并非酒家本。由此推断，汲古阁本的刊刻似亦在毛晋获得酒家本之前。瞿镛即谓“盖初得宋本即刻，其阙者仍参通行本，迨续得全本，不及追改矣”，[8]莫绳孙亦云“盖毛氏刊是书时尚未得酒家本，故但据家藏残帙，其所缺者以别本凑合付梓尔”。[9]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则汲古阁本所附毛晋跋语当为补刻（图二）。遗憾的是，笔者并未获知有未附毛晋跋语的汲古阁本存世，故以上结论仍属推断。

汲古阁本《孔氏家语》，九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无鱼尾，题“家语几”，各卷首末叶则题“汲古阁/毛氏正本”字样。首王肃《孔氏家语序》，次篇目（不另叶起），次正文，次后序（不另叶起），书末附毛晋、何孟春跋（软体写刻）。

现存汲古阁本多为吴郡宝翰楼印本，内封题“汲古阁校/孔子家语/吴郡宝翰楼”，亦有于“吴郡宝翰楼”上方钤“宝翰楼藏书记”朱长方[10]、“沈氏山楼藏书记”朱长方[11]等印记者（图三）。宝翰楼主人为苏州沈氏（沈良玉、沈鸣玉），钤有以上相同印记的吴郡宝翰楼出版物基本都是印行于康熙年间，[12]故此本当为康熙间沈氏自毛氏购得《孔氏家语》书版后印行。

现在存世的汲古阁刻本《孔氏家语》，绝大多数为吴郡宝翰楼印本，[13]部分馆藏目录、联合目录虽未标明宝翰楼印本，经检核，实际亦多有内封。[14]少数没有宝翰楼内封的印本，其断版程度与宝翰楼印本一致，显示不出初印特征，可能仅是内封佚失的宝翰楼印本（图四）。

二、毛氏之后宋蜀大字本《孔氏家语》的流传和玉海堂本的文本构成

汲古阁藏书散出后，[15]蜀大字本《家语》长期晦而不显。[16]至同治初，桐城萧穆从邑人姚世培处购得，方又为世人所知，孙诒让、陆心源、莫绳孙等均曾借观。[17]光绪二十一年秋，萧穆欲校刊刘大樾《历朝诗选》，需得资为助，乃于二十二年将此书质与贵池刘世珩之戚家。刘世珩则于二十三年转将此书购入己斋中，并于光绪二十四年影刻行世。[18]民国七年秋，刘世珩携书行箧，却不幸于浦口客栈被焚毁。至此，清代流传的唯一一部宋本《家语》亦不存，其影刻本自然成为一窥宋本面貌的重要途径。

刘世珩得书后即“属江陵喻茂才在镕影写，黄冈陶子麟刻之”，玉海堂本内封题“玉海堂景宋丛书之一，光绪二十有四年，太岁在戊戌二月，贵池刘世珩以家藏汲古阁旧本付刻于武昌，黄冈陶子麟镌”。

其后，刘氏又于光绪二十六年“假得毛刻本，明仿宋刻无注本，陆树兰僎度惠半农、陆勑先评阅本，邵北崖泰校本，及孙颐伯志祖疏证本，卢抱经文弨校明何孟春注本，萧敬敷覆校本，又取《索隐》、《文选注》、《御览》所引互勘”，撰为《孔子家语札记》一卷，附于后。所据各校本多为萧穆旧日所录，萧氏《跋影刊宋椠孔氏家语》有云：

又予二十年前在上海广方言馆与新阳赵静涵元益同事，赵君好藏古书，一日岀示道光间吴门陆僎所录惠半农、陆敕先两家校阅《孔氏家语》旧刊本，陆君又得录乾隆间邵北厓太史泰假其友人徐晓亭学博以北宋精本校勘毛氏汲古阁刊本，增损数十字，并其卷第先后亦为改正。予又知两宋刊本各有所据，亦各有优绌，屡欲以惠、陆、邵、徐合校本，且旁采古书有涉此书者，别为札记以饷读毛氏刊本者，而人事纷纭，久未能雠。聚卿旧亦有此志，今既以景宋本广惠艺林，因以旧录惠陆诸家校本付之，兼为札记，以饷同志可也。[19]

可见《札记》实出萧穆之手。赵元益（1840-1902）字静涵，号高斋，江苏新阳（今昆山）人。子赵诒琛，筑“峭帆楼”，藏书民国二年毁于沪上战火，故萧氏所举陆僎（字树兰）过录诸家校本已不存，愈见《札记》之可贵。

又王肃《孔氏家语序》末有刘世珩识语：“《家语序》藏宋本缺，从汲古阁本补入，属寿州孙稚笙传准写，并《札记》一卷，壬寅正月成。”可见玉海堂本并《札记》全部刻完已至光绪二十八年。

玉海堂本与汲古阁本版式略同，皆九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阑。惟版心作“家语第几”，卷端题“孔氏家语卷第几”，次行题“王肃注”，各篇篇题顶格，与汲古阁本不同（汲古阁本版心、卷端皆无“第”字，仅卷一首行书名下有“王肃注”三字，各篇篇题亦不顶格）。孙诒让曾从萧穆借校前二卷所谓“影宋本”（即影钞“酒家本”），批于己藏汲古阁本之上（图五），并有跋云：

宋大字本，半叶九行，行大十七字，小廿五字。二卷十六叶已前缺，影宋钞补。每册首有“宋本”二字小长圆印、“甲”字小方印、“毛晋之印”方印、“毛氏子晋”方印，册后有“毛氏子晋”方印，并朱文。宋讳阙笔至桓字止，盖南宋初年刊本。毛斧季以为即东坡所谓蜀大字本，非也。第十卷末叶有“东坡居士”白文方印，亦书贾伪作。[20]

宋本藏余友桐城萧敬旉穆许，同治壬申（十一年，1872），在江宁假校前二卷景写宋本，异同颇多，不甚可据。光绪丙子（二年，1876）冬，重审一过，择其塙然脱误者，依景宋本改补。其可两通者，悉仍其旧。[21]

玉海堂影刻时，于原本藏印亦一一摹刻，与孙诒让所记相符，当可如实反映原本的基本面貌。

在玉海堂本影刻行世之前，尚有光绪初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其内封题“内府藏本”，乃书商虚标炫目，所据实为萧穆所藏蜀大字本。光绪十一年春印行之《同文书局石印书目》即有“蜀本《孔子家语》，五本布匣，每部洋壹员”。[22]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云：“毛藏宋本，光绪中叶犹在桐城萧敬孚明经穆家。敬孚寓上海方言馆，吾曾假阅之。当时同文书局有石印本，即从之出。”[23]《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佚名眉批云：“今年石印本乃据乃据景写北宋本，极精，疑是汲古所藏本景写。而萧敬孚云别系一宋本，恐不可信。敬孚盖极张其所藏汲古宋本之美者也。”[24]又有光绪十八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内封题“影宋刻内府藏本/绣州金尔珎署”，底本亦蜀大字本，或即翻印同文书局本。书前增《四库提要》及“至圣先师孔子像”。当时即有书贾以此类石印本改头换面，以充宋本者。[25]石印本“字体板滞，但具结构而略无神气，刀法亦乏峻峭之势”，[26]盖非以原本制版，如佚名眉批之言，所据乃影写本，故字体有差。

上文已经指出，汲古阁本前二卷与玉海堂“二卷十六叶以前”所据底本不同，玉海堂本的底本为钞补完整的蜀大字本，其“二卷十六叶以前”所据自然源出所谓“酒家本”。而“酒家本”与汲古阁本前二卷在文本上的明显差异则颇引人注目。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刻本（吴郡宝翰楼印本，善3765）有佚名录毛扆校，佚名跋云：“辛亥孟夏假斧季先生校本勘正，朱笔从北宋本，墨笔从南宋本，阅半月而校毕，时五月初二日。”钤印有“稽瑞楼”白长方、“铁琴铜剑楼”白方，为陈揆、瞿镛旧藏。《稽瑞楼书目》著录云：“孔子家语十卷，毛斧季校本，二册。”[27]《铁琴铜剑楼藏书目録》云：

孔子家语十卷，校宋本。此陈氏子准传录毛斧季氏校宋本，朱笔从北宋，墨笔从南宋。按子晋跋谓丁卯秋得北宋刻本，其卷二第十六叶以前已蠧蚀，继于己卯春复得一本，阙末二卷，合之始全。今校改注字脱落颠倒者，自卷首至卷二十六叶以前为多。盖初得宋本即刻，其阙者仍参通行本，迨续得全本，不及追改矣。卷首有稽瑞楼朱记。[28]

陈揆（1780-1825），字子准，江苏常熟人。其生卒年间仅一“辛亥”，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时陈揆仅十二岁，故传录校语者绝非陈氏，瞿镛所云不足为据。向前推算，只有雍正九年与康熙十年两种可能，考虑到“假斧季先生校本勘正”的语气，似乎为毛扆同时代之人，则以康熙十年的可能性最大。又此本为宝翰楼印本，如此则宝翰楼得到版片的时间早于康熙十年。

所谓“北宋本”当即蜀大字本。卷三《贤君第十三》眉批云：“南宋本从此起，以前属抄补。”阙卷情况与酒家本不同，故知并非此本。且毛扆谓“后酒家本为钱宗伯所夺，亦烬于绛云之火”，绛云楼被焚毁的时间为顺治七年，其时毛扆年仅十一岁，必不曾得见酒家本，故于其原始面貌亦不甚了然。从记录的异文情况来看，南宋本可能是嘉靖黄鲁曾刻本。

正如《铁琴铜剑楼藏书目録》所云，此校本“校改注字脱落颠倒者，自卷首至卷二十六叶以前为多”，上举孙诒让校宋本跋亦指出“前二卷景写宋本，异同颇多”。对于这种差异，瞿镛、莫绳孙等皆斥汲古阁刻本为讹脱错乱，而以此二卷所谓影宋本为贵，当代研究者亦多作如是观。[29]惟孙诒让经过校勘，态度颇为审慎，谓其“不甚可据”，仅“择其塙然脱误者，依景宋本改补。其可两通者，悉仍其旧”。对于二本前二卷的异文，上文已略举数条。此外，玉海堂本前二卷注中尚有“一作某”及引《荀子》、《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异文等内容，与别卷王注体例差异明显。注文如此大的差异，显然不能遽以讹脱错乱释之。山城喜宪的推断是，其中加入了王肃以后的唐人或宋人的增补。[30]而宁镇疆通过研究，“发现这些多出的所谓注文其实并非宋本王注，而是后人的按语、校语”，[31]其说甚是。但宁氏推测“其中校语可能出自毛斧季”，玉海堂影宋本或“系写刻时未将王注与校语适当区分”而将校语混入正文，则并不正确。毛扆、孙诒让皆曾将钞补的蜀大字本异文校于汲古阁刻本之上，与玉海堂影宋本皆一一相符，可见钞补的前二卷原文即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实际在于前二卷文本的源头——玉海堂本前二卷来自毛氏旧藏本的所谓“影宋钞”部分，“影宋钞”部分则源自所谓“酒家本”。因“酒家本”毁于绛云楼之火，后人不得见，故长久以来都无人怀疑毛晋获得的“酒家本”是否确是“大字宋椠王注”。经过笔者的比对，发现玉海堂本“二卷十六叶以前”的文本，除极个别字外，与明隆庆六年长洲徐祚锡刻本《孔子家语》全同。（图六）

此本九行十六字，白口, 单鱼尾，左右双阑。“九行十六字”的行款与蜀大字本略同，故毛晋称“大字”。卷端题“孔子家语卷之一”，次行题“魏景侯王肃注”。[32]此本乃陆治校改本。陆治（1496-1576），字叔平，号包山，吴县人。诸生，隐支硎山。好为诗古文辞，善书画，尝游祝允明、文征明门。陆氏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惠栋评点，王鸣盛跋，叶景葵旧藏），有陆氏手跋二：

余之知学也晚，而得此编又晚，考定甫成，而年已七十矣。而复难于亲书，又一年而后书成，余岂老而忘倦，愚而好自用哉。念圣典之幸存者重，望述作于将来者深也。故倂为一帙，以备遗亡，致慎焉耳。后之得斯编者，其慎保之。嘉靖甲子季冬，后学陆治识。

余初考定王注，惟正其传写之讹谬，其文虽有繁而不要者，皆仍其旧。及登梓之时，重加考订，间有不合经传而义不相蒙及辞之繁衍者，据而易之，则此本之所未备也，观者又当以刻本为正。后丙寅九月陆治重题。[33]

陆氏既云“初考定王注，惟正其传写之讹谬，其文虽有繁而不要者，皆仍其旧”，似初稿于王注改动尚小。然以稿本首叶与刻本比对，[34]并无差异，可见初稿即已失王注原貌。陆氏将《后序》移至书前，改题《汉集家语序》，且加按语曰：“此文乃孔氏之仕汉元封间者集其先圣家语而自叙也，而后顾以为魏王肃所撰。”次《孔安国传略》，次《魏注家语序》（题“魏景侯王肃撰”，即“前序”），次王鏊《孔子家语题辞》，次陆治《刻家语题辞》云：

予观王文恪公《震泽长语》，乃知近代所行之《孔子家语》未为完书，而以魏王肃所注本为得其传。……文恪幸见肃本，亲为校雠，将刻而未及。其仲子延素复将刻之，以成先志，俾予考证，而又未及焉。此编留予山中，然字多古文，而肃注综博简严，传写又多讹谬，未易通解。予恐其传之幸存而复失，鲁鱼之仍袭而益多也，乃忘其浅陋，校而梓焉。其文则考之六书，其散见礼经子史，间有一二发明者，采之注疏，其毁蚀无考者阙之。其序传之昉于汉元封时，孔氏子孙之所撰述者，各因史以考其世而辩证于其序文之后。由是此编之源委流传昭然可指，而疑者可信，仅存诸古以广其传。若夫删述之事，则非予之所敢知也。

王延素（1492-1562），字子仪，别号云屋，吴县人，王鏊次子。陆氏所据底本原为王鏊所藏，其最初为此书作考证，乃受王延素所托。据上文陆氏手跋，初稿完成在嘉靖四十三年，而王延素已卒于嘉靖四十一年，故当时未得付梓。

又有《考证凡例》，于正文“传写间有阙误而散见五经正史，已经孔子、程朱删定，正实可据者，直从经史改正”。有增加按语者：“语中记载间有阙略，而文不相蒙，其杂见礼经子史，其文反为周详，而未经圣贤删定者，分行补注其阙文之下，凡言按者皆此类也。”有补充王注者：“《家语》之文别见于经史百家者，其注疏之说辞虽不一，皆或可以发明王注之所未及，乃参伍其辞正而理长者，的从其一，补注其下。”“王注简严未易卒解者，即按经史注疏本文节抄于王注之后。”篇章次序则“依何孟春氏编次”。

由此可见，陆氏于原书改动颇多，于王注增删添注之处更夥，且别加按语，编次亦改从何孟春本，[35]徐祚锡《古本孔子家语跋》云“此书较肃所注加十之六七”，可谓大失王注本原貌，实际已是陆治新注本。故汲古阁刻本毛晋跋谓“是书之亡久矣，一亡于胜国王氏，其病在割裂；一亡于包山陆氏，其病在倒颠”。《绛云楼书目》陈景云注亦云：“王淳之（谦按：淳当作济，王鏊字济之）得之，欲刻不果。后其子授之陆叔平校梓，颇多紊乱，尽失旧本之真面目矣。”[36]毛氏既云陆氏病在倒颠，或曾见此本，却仍为其所欺，竟以陆校本（酒家本）为宋本。究其原因，所谓“颠倒”乃指卷九、卷十据何孟春本调整篇目次序，而毛晋所得酒家本仅存前七卷（书前序言、题辞、凡例等当亦佚失），存卷全无陆治、徐祚锡之名，卷端仅题“魏景侯王肃注”，貌似王肃原本，毛氏或因此而误认。[37]

三、结论

汲古阁主人毛晋在明末先后获得两部残“宋本”《孔子家语》，吴兴贾人的宋蜀大字本阙首，锡山酒家的“宋本”阙尾，互相钞补得全。汲古阁刻本的底本主体是蜀大字本，二卷十六叶以前所据底本虽不明确，但绝非酒家本。酒家本后归钱谦益，毁于绛云楼之火。钞补得全的蜀大字本同治初归于萧穆，光绪二十三年又为刘世珩购归，民国七年不幸毁于浦口客栈。幸有同文书局石印本及玉海堂影刻本行世，尚得略窥原本面貌。考察二卷十六叶以前的文本，绝非王肃注，而是明嘉靖间陆治增删校补而成的新注本。由此可知酒家本亦绝非宋本，而是明本，毛晋虽斥其为“病在颠倒”，却仍被一残阙陆本所欺。要之，今日研读《孔子家语》王肃注本，玉海堂本二卷十六叶以前之文本绝不可据。

前人题跋，往往泛泛而谈，多因袭成说而少躬自校勘，略取数例，即可成文，故目陆本为宋本而以陆注为王注，明眼如孙仲容者可谓鮮矣。今日研治版本之学，有汇聚众本之便利，欲知某书某本之优劣，前人题跋仅具参考价值，不可轻信，故舍校勘而别无他途。然若学力不逮，即如毛扆通校全书，仍不得真相。

 2015年12月25日东京初稿

2016年6月23日北京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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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学谦，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才斋奖学金课题“《孔子家语》王肃注本整理与研究”（CZ201403）。

[1]明代尚有其他宋本王肃注《孔子家语》流传，如嘉靖三十三年黄鲁曾刻本所据残宋本，王鏊亦曾得王肃注本于书市（《震泽长语》卷上，即下文陆治本所据），参见宁镇疆《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

[2]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孔氏家语》书末毛晋识语。

[3]清光绪二十四年贵池刘世珩玉海堂景宋蜀本《孔氏家语》书末毛晋识语。

[4]清光绪二十四年贵池刘世珩玉海堂景宋蜀本《孔氏家语》书末毛扆识语。

[5] [清]萧穆《敬孚类稿》卷五《跋宋本孔氏家语》，光緖三十三年刻本。[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宋本孔子家语跋》，光绪间刻《潜园总集》本。[清]孙诒让著，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庼遗文》同治十一年壬申《景写宋本孔氏家语校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90﹣91页。[清]叶德辉撰，杨洪升点校《郋园读书志》卷二“孔子家语十卷，日本宽永十五年风月宗智重刊上官国材宅本”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1页。[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七子部儒家类，中华书局，2009年，第484页。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子部儒家类，中华书局，2009年，第451页。

[6]钱曾《述古堂宋板书目》著录“王肃注《孔子家语》十卷四本”，而钱、毛二氏又有交游，山城喜宪认为，毛扆借校之“小字宋本”即钱氏述古堂藏本。进而又推测，汲古阁底本阙卷可能亦以此本补足。（[日]山城喜宪《知见孔子家语诸本提要（一）》，《斯道文库论集》21，1985年）山城氏所据当为《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本据此本排印）《述古堂藏书目》，后附《述古堂宋板书目》。但《宋板书目》所载之书亦散见于《述古堂藏书目》各类中，其中经类即有“王肃注《孔子家语》十卷四本，宋本影抄”，因知其版本实为影宋抄。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初钱氏述古堂抄本《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皆影印），与粤雅堂本（出于《祕籍丛函》本）分类、编次略有差异，且无《宋板书目》。可见所谓《宋板书目》或是后人从《述古堂藏书目》中拣选宋版、影宋抄抄出之目，并非钱曾原编所有。故钱曾所藏《孔子家语》并非宋刻本，而是影宋抄本。当然，也不能排除影宋抄的底本是汲古阁底本阙卷来源的可能性。钱曾生于崇祯二年，毛晋刻《家语》时，钱曾尚幼，此事必与之无关。

[7]据毛晋跋二，其得酒家本在乡试后由南直隶返回时（“今年秋，南都应试而旋”）。明代乡试三年一次（《明史·选举志二》），崇祯九年与十二年之异尚可解释为毛晋之误记，而汲古阁本刊刻时间的歧异仍令人疑惑。

[8][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録》卷十三子部一“孔子家语十卷，校宋本”条，光绪间常熟瞿氏家塾刻本。

[9][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七子部一“孔子家语”条莫绳孙附记，民国三年傅增湘天津排印本。

[10]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书号：善6300）、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书号：298-14）、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书号：子-Ⅱ-1-1）等。

[11]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本（书号：122.1/1050）、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书号：556-421）、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书号：近卫1-69コ1）等。

[12]吴郡宝翰楼相关文献资料参见[日]笠井直美《吴郡宝翰楼初探》（《古今论衡》第27期，2015年4月）及《吴郡宝翰楼书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4册，2013年12月）二文。兹略有补充处：此文指出康熙初宝翰楼主人是沈良玉，康熙后期主人是沈明玉（沈鸣玉）。谦按，今检同治《苏州府志·列女》（[清]冯桂芬撰，光绪九年刻本）有沈良玉妻葛氏（卷一一七）、沈鸣玉妻邵氏（卷一三〇），其中葛氏下注云：“二十三岁寡，卒年五十一。”因知沈良玉早卒，故宝翰楼转由沈鸣玉主持。其名当以“鸣玉”（见[清]何焯《义门先生集》）为正，“明玉”（见[清]张伯行《正谊堂文集》）盖音近转讹。

[13]经过笔者目验并参考笠井直美论文，可确认为宝翰楼印本的《孔氏家语》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三部：书号：善3765、善6300、普55613）、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书号：298-14，见图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书号：子-Ⅱ-1-1）、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书号：子部-儒家-1）、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书号：556-421）、辽宁大学图书馆藏本（书号：122.1/1050）等。

[14]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善3765，佚名录清毛扆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即未标明宝翰楼印本。

[15]毛扆晚年欲将家藏善本售与吴江潘耒（后不果），编有鬻书目录《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一卷，著录此本为“北宋板《孔氏家语》五本”，谓“意欲每本十两，惟高明酌行之”（《士礼居丛书》景明钞本）。

[16]仅知黄丕烈曾见此本，《读书敏求记校证》（[清]钱曾著，管庭芬、章钰校证，佘彦焱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一“王肃注家语十卷”条引黄氏校本批语云：“此书有东坡居士折角玉印，予曾见真本。”

[17]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汲古阁刻本《孔氏家语》孙诒让跋。[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宋本孔子家语跋》。[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七子部一“孔子家语”条莫绳孙附记。

[18][清]萧穆《敬孚类稿》卷五《跋宋本孔氏家语》、《跋影刊宋椠孔氏家语》。光绪二十四年贵池刘氏玉海堂刻本《孔氏家语》刘世珩题识。

[19][清]萧穆《敬孚类稿》卷五《跋影刊宋椠孔氏家语》。

[20][清]孙诒让著，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庼遗文》同治十一年壬申《景写宋本孔氏家语校记》，第90﹣91页。

[21][清]孙诒让著，徐和雍、周立人辑校《籀庼遗文》光绪二年丙子《汲古阁本孔氏家语题识》，第168页。周晶晶《汲古阁刻本〈孔氏家语〉考––兼谈玉海堂影宋刻本》（《文献》，2013年第3期）一文据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孙诒让批校本迻录二跋，文字基本一致。

[22]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11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23][清]叶德辉撰，杨洪升点校《郋园读书志》卷二“孔子家语十卷，明毛氏汲古阁本”条，第73页。

[24][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七子部儒家类，第484页。

[25]傅增湘之友徐敬宜（鼐霖）即为石印本所欺，见《藏园群书经眼录》（第451页）、《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第484页）。

[26]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子部儒家类，第451页。

[27][清]陈揆《稽瑞楼书目》，《滂喜斋丛书》本，第21B页。

[28][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録》卷十三子部一。

[29]如周晶晶《汲古阁刻本〈孔氏家语〉考––兼谈玉海堂影宋刻本》一文即设“汲古阁本之失”一节，认为毛扆之校改“量大质优，远胜汲古阁刊版采补的明刻本……这是毫无疑问的”，“余论：关于玉海堂影宋刻本”一节亦赞赏玉海堂本“能弥补汲古阁本卷一、卷二之失”。

[30][日]山城喜宪《知见孔子家语诸本提要（一）》，《斯道文库论集》21，1985年。

[31]宁镇疆《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

[32]徐祚锡本并不稀见，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著录有11部，台湾“国家图书馆”也有收藏。

[33]顾廷龙《卷盦藏书记略》，《图书季刊》1940年第3期，第342页。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标点整理《蛾术箧存善本书录》甲辰稿卷三“孔子家语十卷，明毛氏汲古阁刊，吴县王欣夫校明吴县陆治手钞本并临元和惠栋校”条亦迻录跋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59页），个别文字有异。

[34]稿本书影见《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八册子部，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35]王国维撰，王亮整理《传书堂藏书志》卷三子部云：“此陆包山重校震泽王氏校本，编次从何孟春本，以卷十《曲礼子贡问》、《曲礼子夏问》、《曲礼公孙赤问》三篇升于卷九，而退卷九之《本姓解》、《终记解》、《七十二弟子解》于卷十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79页）

[36][清]钱谦益撰，[清]陈景云注《绛云楼书目》卷一论语类“孔子家语”条，《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37]匿名审稿人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徐祚锡本（陆治本）可能也曾有改头换面的衍生本，遂使毛氏辨之不察而误用。经笔者调查，并未发现徐祚锡本的翻刻本。当然，也存在此类刻本不传或调查未尽的可能性，存疑待考。唯一与徐祚锡本关系颇为密切的是万历十七年吴嘉谟序刊《孔圣家语图》十一卷。吴嘉谟叙称“王文恪公（谦按：即王鏊）尝录其全而家藏之，余得其本，绎其义”云云，实际所得当即陆治校注本。其《家语图凡例》亦多抄袭陆治《考证凡例》，至于注文，则以陆治注为主，又加入元王广谋《句解》注，故与玉海堂本前二卷接近，但又有不同处。吴嘉谟本卷一为“圣迹图”，卷二起方为正文，卷端题“孔圣家语图卷之×，武林后学吴嘉谟集校”，不易误认。

注：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2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学谦博士授权发布。

作者简介：张学谦，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文献及版本目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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