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勇：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述论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述论

杜志勇

作者简介：杜志勇，1978年生，河北衡水人。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目录学与学术史研究。发表论文20余篇，整理出版《孔融陈琳合集校注》及罗庸先生著作多种。

摘  要：《汉书艺文志举例》是《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研究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义例的专著，摆脱了以往《汉志》研究中所采用的随文注解形式，归纳出四十六例来讨论《汉志》的体例特点，具有开创之功。所提出的称出入、称省等例早已成为《汉志》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孙德谦为给后世编艺文者树立榜样，把班固推到史志目录义例制定者的位置上，附会之处就在所难免了。

关键词：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史志目录 

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又字寿芝，号益葊（又作抑安、益庵），晚号隘堪居士，江苏元和（吴县）人。历任江浙通志局纂修，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国立政治大学、大夏大学教授等职。其学无所不窥，于经史、小学、目录等皆有研究，著作主要有《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太史公书义法》、《六朝丽指》、《古书读法略例》、《四益宦文稿》、《四益宦骈文稿》等多种，是清末民国颇具影响的学者。

（孙德谦）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以下简称《汉志举例》）在其《汉志艺文略》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有多个版本存世，其初刻时间，亦众说纷纭。此书前有南于寐叟（沈增植）、张尔田、曹元忠所作序言，后有王国维所作跋语(四者皆作于1917年)。而书首吴郁生所题书名落款“戊午五月”（1918年5月），所以《汉志举例》最早刻于1918年5月之后，即四益宦刊本（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后有刘承幹嘉业堂钞本行世。1936年以铅字排印形式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本文所据，即为此本）。其后，《汉志举例》虽未单行刊印，但它却随着《二十五史补编》的不断翻印而广泛流传。

《汉志举例》是《汉书·艺文志》研究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其义例的专著，贡献是开创性的。此书以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叙）为指导思想，总结出《汉志》义例四十六条，围绕“一志一人”展开，一志指《汉书·艺文志》，孙氏明确《汉志》为史志目录，其“史志”特性就是《汉志举例》全书的精神内核；一人指班固，孙氏极为推崇班固，把班氏推到为后世垂范者甚至神圣的高度进行讨论。《汉志举例》在以下几个方面较为突出。

一、宗主“史志”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第一部史志目录，也是《汉书》当中的一部分，其体例必然受到《汉书》体例的规范，这也就使史志目录呈现出与其他类型目录不同的风貌。孙德谦在《汉志举例》中始终高扬《汉志》的史志目录性质（孙氏常把“史志目录”与“史家目录”通用，其指向一致）。其四十六例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七例为一部分，从宏观角度讲《汉志》义例；后三十九例为一部分，从微观角度具体讨论《汉志》义例。前七例是整个《汉志举例》的理论支撑，它们所抽绎出的史志目录的思想，把其余三十九例紧紧统摄起来，成为演绎核心思想的实际支撑点。

（一）简要有法

就史志目录整体而言，没有哪位史家会在编纂史书时去独立编制一部史志目录，必然会去因袭前人的目录成果，《汉志》因于《七略》，《隋志》因于阮孝绪《七录》和柳顾言《隋大业正御书目》，《旧唐志》因于毋煚《古今书录》，《新唐志》因于《旧唐志》等皆可佐证。史家因袭前人目录，并非照抄照搬，而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增删调整，使之合于史书体例。孙德谦对史志书目于去取之际，讨论甚为透彻：

歆之《七略》继父而作，则《辑略》者，亦必语多扼要，有不可删节者。吾尝求班氏所以删要之故，而不能得其解，及今思之，知史家作志，异于专家目录者在此。专家目录于一书也，不惮反复推详；若史家者，其于此书义理，只示人以崖略，在乎要言而不烦。是故以刘氏之《辑略》虽提纲挈要，犹取其至要之言，余则毅然删之，而无所顾惜。（《汉志举例·删要例》）

孙氏于此通过对比，提出“只示人以崖略，在乎要言而不烦”，并在之后的论述中将其升华为“史家目录贵乎简要有法”（《汉志举例·删要例》），从而揭示出了编制史志书目的核心思想：史志书目限于史书之体，只能从简，而示人崖略、要言不烦正是其追求的目标。

孙徳谦总结出的这一观点，抽绎出了史志书目的共同特点，成为其《汉志举例》的基本思想。但在演绎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孙氏对某些文献的理解却出现了偏颇，并以之错误地去批评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班固于《汉志》总序说：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汉书》卷三十）

孙氏对其中“删其要”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他于“删要例”首言“班《志》用刘歆《七略》而于《辑略》一种，则不之载”，接着援引颜师古在“今删其要”下的注解“删去浮冗，取其指要”，将其与颜师古在“故有《辑略》”下的注，“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进行了不当对接，把“指要”与“总要”中的“要”延伸到了一个共同去处，也就是其“删要例”中的“要”——《辑略》。“删其要”之“要”，也就被孙氏认成了《辑略》，漠视了同在《汉志》中的相似之语（《汉志·兵书略》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导致出现问题。继而，班固编纂《汉志》于“诸书之总要”的《辑略》都能只“取其至要之言，余则毅然删之，而无所顾惜”，那么“一切无关要义者，竟删削之可也”（《汉志举例·删要例》）。孙氏在史贵“简要有法”理论的推导过程中，宏观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删其要”这个微观问题上出现了理解错误。并且，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孙氏在对马端临《文献通考》进行分析时，却超越了这个理论的适用范围，认为“其《经籍》一考罗列晁陈诸氏之说……岂非以夸多务得、虚占篇幅，未达史家有删要之例乎？”从而忽略了《文献通考·经籍考》作为详考典章制度的政书，于“存于近世而可考” ^{[2]（总叙）}之图书汇集众说，与孙氏所依据的《汉书》等正史迥异。孙氏于此未详加考辨，以史志目录的标准，量史志以外的书，结论的可靠性就打折扣了。

另外，上引“删要例”中有“知史家作志，异于专家目录者在此，专家目录于一书也，不惮反复推详”一语，孙氏于史家目录、读书家目录、藏书家目录之外，提出“专家目录”之名，以与《汉志》为代表的史志目录相对称，指出《四库提要》“为专家之学，言乎史体，讨论得失，不必在书目之外”。孙氏于此似没有把话说完，“言乎史体”在本句中文意似乎不通，却表达出孙氏对《四库提要》区别于史志目录的某些考虑。在之后的“辨章得失见后论例”中，孙氏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他把《汉志》与《四库提要》相比较，“《四库提要》载录著述皆为之论列得失，所以示人知所去取也。然以《汉志》观之史体，则异乎是，何也？提要者，专家目录之书也。”孙氏十分明确地指出《汉志》关乎史体，与《四库提要》这部独立的目录不同。但是孙氏所列三类目录均无法将《四库提要》涵盖，究竟用什么称谓来指代《四库提要》，就成为摆在孙氏面前的难题。由于撰写《四库提要》的人都是各个领域里的饱学专家，于是孙氏提出“专家目录”这一称谓。孙氏本来认为目录有三种就足够了，“目录之学有藏书家焉，有读书家焉。向谓此二家足以尽之，今观于班《志》则知又有史家也。”今观《四库提要》则知又有专家也。能够看到《四库提要》与三类目录的不同，并能提出与三类相区别的新的目录种类，其开创意义自不待言。孙氏在这个点上停止了思考，忽视了作为目录之祖的《七略》、《别录》与《四库提要》在本质上的相似性，它们都是由中央王朝组织各领域里的专家去整理群书，而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孙德谦只差一步就把从《七略》、《别录》到《汉书·艺文志》，这个由专家目录到史志目录演变的过程说清楚了。当然，我们不能以此苛求前人。

（二）但挈大旨、别论异同

孙德谦在“一书下挈大旨例”中对史志目录与其他目录进行了详尽的分辨：

藏书家编纂目录，于其书之为宋为元或批或校，皆著明之。甚者篇叶之行款、收藏之图记亦纤细无遗。至一书之宗旨，则不辨也。盖彼以典籍为玩好之具而已。读书家者，加以考据，斯固善矣。如晃公武《读书志》、陈直斋《书录解题》，每一书下，各有论说，使承学之士藉以晓此书之得失，未尝不可。然即谓其宗旨如此，犹未足奉为定评者也。若史家则何如？史家者凡一类之中是非异同别为议论，以发明之。其于一书之下，则但挈大旨可耳。

通过对藏书家目录、读书家目录、史家目录各自特点的详细描述，隐约可以看出孙氏从辨章学术的角度来看待目录，三者于此则呈现出一个递进的关系，以史家目录为最优，其于分类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但挈大旨、别论异同。这是在其“史家目录贵乎简要有法”的指导下细化到子目层面的又一重要思想，孙氏于其所设的诸例中，对此多有讨论。就但挈大旨而言，孙氏首推《汉志》中如“《青史子》五十七篇”下仅注“古史官记事也”一语之例，言简意赅，说明问题。并由此生发，指出史家编艺文志当遵从此意。如在“删要例”，“作序跋者……至于其人撰述此书之意，不过用一二语以赞叹之而已。编艺文者，但当采此一二语，揭明要指，彼繁辞缛说则皆可就删也。”就别论异同而言，《汉志》于每家之下仅用一二语以略之，一家之中必有不能言者，便在每略每类之后加以小序，辨章其略其类的得失。孙氏在“辨章得失见后论例”（论每略之后的序）指出，“志艺文者，亦用以探讨学术，不徒沾沾为一书得失计也。”于“每类后用总论例”（论每类之后的序）则论“史家目录有一代学术寓乎其中”。

综其大意，孙德谦强调诸种目录当中，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以史家目录为上，而相关的具体内容则蕴藏在史志目录中的“后论”与“总论”之中。

二、彰明《汉志》，独尊班固

孙德谦处于晚清民国这个学术中西交汇、古今碰撞激烈的时期，在继承章学诚《汉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志》及其编纂者班固进行了深入的开掘。

（一）凸显《汉志》义例

孙德谦《汉志举例》总结了《汉志》当中某些规律性的义例，为彰明《汉志》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中有部分义例承袭了章学诚思想，如“互著例”、“别裁例”、“重家学例”等等。但更多的是孙氏自出新意的结果，“其中称出入、称省二例，乃洞见刘《略》与班《志》之异同，自来读《汉志》者均未讼言及此，窃叹世之善读书殆未有过于君者也”（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跋》），王国维所言虽有夸张成分，却正说明对孙德谦发明《汉志》义例的肯定。

王国维出言精审，一语中的，“称出入例”和“称省例”的确是《汉志》的独特义例。言“出入”，当从两方面来看，一为调整《七略》书籍所属分类，如由《兵书略》兵权谋家出《军礼司马法》入于礼；一为增入刘向、扬雄、杜林三家著作。言“省”，当指班固省去其认为重复的部分，如《汉志·兵书略》：“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称出入”和“称省”二者都是班固所发明，孙氏指出这个问题，是其深研《汉志》与章氏之学的结果。其他，如“引或说以存疑例”、“其书后出言依托例”等等，亦可称为义例，但与班氏无关，正如曹元忠所言，“《汉书·艺文志》无所谓例也，而其所本之《七略》《别录》则固有例。”（曹元忠《<汉书艺文志举例>序》）

孙德谦对于《汉志》条分缕析过于细密，其所发明的四十六例当中，存在一些不是义例的“例”，将其称为“例”，是孙氏为后世昭法式的结果。

如“称等例”，于作者较多时，往往用“等”来指代省略。秦汉文献中经常这样用，是一种习惯用法，而不是什么义例。“汉军败还，保雍丘，去击反者王武等。”^{[3]（P2709）}“（高祖）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3]（P347）}“鲁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4]（P57）等等皆是。“称各例”中，“一人之书其卷数相等者，分言之则嫌其繁重，合言之则又恐不能清晰其道如何？曰：当加一‘各’字。”此处之“各”，也是语言中的习惯用法，“（沛公）所将卒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3]（P2709）}即其例。另，《汉志》当中有时称“各”，有时不称，也可见其非有意为之的“义例”。如《六艺略》中，“《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其后紧接着又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就应当用“各”而没用。

孙德谦总结《汉志》诸例，意欲彰明《汉志》章法有度、义例周密，虽然有考索过度之嫌，但把这个理论问题首次和盘托出，为深入探讨提供了基础，其功不可没。

（二）推崇班固

孙德谦宗法章学诚，对班固尊崇有加，“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1]（P6）孙氏《汉志举例》中籍《汉志》对班固大加赞赏，对班氏之功，不吝美言；对于班氏之误，亦曲为之说，把刘向父子的功绩系于班固名下。“尊班”成为《汉志举例》的一大特色。

班固删《七略》而成《汉志》，今《七略》、《别录》皆已亡佚，班固救亡之功，实不可泯。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班固的贡献除了对《七略》增删调整而成《汉志》之外，不是很多。而在孙德谦眼里，班固居功至伟，其对《汉志》的贡献无处不在。

孙氏于其“分类不尽立子目例”中言：

《汉志》诗赋一略其别有五，杂赋、歌诗二类则标立子目，至屈原以下二十家……并不有所论说，……吾谓此正班氏之不规规于尽立子目也。

此说源来有自，承袭了章学诚对此问题的追问：

《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犹如《太玄》之经，方州部家，大纲细目，互相维系，法至善也。每略又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分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抑流传之脱简邪？今观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1]（P43）

章学诚虽然也尊崇班固，但于不明处，仅存疑义，不敢妄下雌黄。只推论“当日必有其义例”，只是没有流传下来。文献不足，孙氏却直言《诗赋略》前三类不立子目是班固有意为之，则有曲说的嫌疑了。进而言之，《汉志》分类，刘向统领校书时已然，讨论此义例当言及刘向父子，与班固关系不大。

孙氏虽宗章学诚，但遇到与自己所论相悖者，则弃章氏之说，以己意申述之。孙氏在《汉志举例·称省例》中对班固表彰有些过度：

夫一人著述，扼其宗旨，录之于此复可录之于彼，是不妨重复互见。苟于全书之内又足自成一类，更不妨裁篇别出。盖不如此，则学术流别，无由发明。然则班氏何以省去之？吾尝推求其故，殆以伊尹、太公诸书，已入专家之内，并有重见于他书者，不必过事分析乎，乃复注出省字者，可知孟坚之意，盖欲使读者知兵家之中虽不登其目，伊尹诸贤其学实兼长于兵耳。

班固所省去的著作，章学诚谓之“互著”之书，并对此提出批评，“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1]（P6）部次甲乙之目录为章学诚所鄙视，他却以此讨论班固，足见章氏于所删之书极为痛心。孙德谦却认为班固删省合理，“盖欲使读者知兵家之中虽不登其目，伊尹诸贤其学实兼长于兵耳。”班固于所删之书称“省”与其称“出入”的情况类似，只是表示自己对刘歆《七略》所作的变动，孙德谦之言则属于引申过度了。

   《汉志举例》整体弥漫在“尊班”氛围当中，“尊班”失实之处，于上述二例，可见一斑。另，“每类后用总论例”：“然则《志》中后论与夫总论所言为其所加，不出刘氏之旧，吾于此叹孟坚学识之大也。”孙氏于此把班固入各类之《辑略》旧文（小序），附于班氏名下，与事实不符。又，“书无撰人定名可言似例”，“今谓之为似，知孟坚虽不定为撰人，实谛审而后乃敢言也。”认为班氏自注中于撰者姓名称“似”的情况，都是班固审慎之举。班固自注虽为其所加工，但却来源于刘氏父子之书，不依靠《七略》《别录》专家之学，班氏凭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的。

如前所述，孙德谦所举四十六例当中，班固除“称出入例”和“称省例”等处为其发明外，可讨论之处不少，这在为其写序言的朋友们那里就已经发现了。王国维与孙德谦虽有交情，却于其《跋》中亦仅言此二例，更多篇幅讨论自己读《汉志》时的疑惑；曹元忠更在其序中指出《汉志》之义例即《七略别录》之义例。此孙氏之故朋旧交已于序跋中暗示，《汉志举例》独尊班固是不合适的。而孙德谦学宗章学诚，却比章氏走得更远，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论：“若孙德谦，则极口崇班者也。虽其非，亦是之。夫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5]（P197）}但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孙德谦故意把刘向父子的贡献集合到班固身上，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

三、垂范后史

孙德谦撰《汉书艺文志举例》不是单纯为研究《汉志》而研究，其有着深切的经世致用的目的，主要就是为后世史家编纂艺文志示范。王国维等人所作序跋已现端倪，“君书精矣、密矣，其示后人以史法者备矣，所举各例本为修史志编目录者言，不惮纤悉详尽。”（王国维《<汉书艺文志举例>跋》）“以为簿录家得此犹文家之《文心雕龙》，史家之《史通》也。”（曹元忠《<汉书艺文志举例>序》）《汉志举例》与其说是专研《汉志》，毋宁说是解剖《汉志》取其有用者为后世所取法，孙德谦几乎在每一例当中都透露出这一意图。

首先，于《汉志》成功之处，孙氏肯定畅谈后世史家当依此例。孙氏总结《汉志》中立子目与不尽立子目的经验，提出“要之，《艺文》一志其于子目也，可分则分之，若不知学问之流别，而强为分合之，则非慎言之道也。”虽然，孙氏对于立子目与否，存有异议，认为“子目之分则近琐碎似不必也”（《汉志举例·一类中分子目例》）。但欲申述《汉志》所立子目的合理性时，就说“其书卒成一类，苟欲规划疆界，虽立子目以分析之可矣”，以此示后之编史志者需权衡而定。

其次，于《汉志》不足之处，孙氏虽巧为其说，为班氏讳言，但不主张后世效仿。孙氏在“前后序次不拘例”指出班固于《诸子略》中，未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书籍，“于道家《列子》、《公子牟》云‘先庄子’，而《庄子》则在前；阴阳家《闾丘子》云‘在南公前’，又《将钜子》云‘先南公’，而南公转在前……。”指出班固自注明确说明某子在前，但在《汉志》中却居于后。其原因为“班氏不甚拘拘于是也”，“盖班氏表彰家学，苟其书或为儒或为道或为名墨阴阳或为纵横小说，入乎其中，无一乖迕，则序次前后原不必拘也。”随后明确表述：“虽然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后世目录家自不必用其例，然不可执此以议班氏。”孙氏此言甚明，他告诫后世目录家，班固之误虽然不用细究，但也不能效仿。那应该怎样呢？“编艺文者，于其人时代前后，自当叙次秩然，不可纷乱者也。”

再次，甚至有时孙氏所举并非《汉志》义例，亦附于《汉志》，主张后世效仿。如前所述，“称等例”、“称各例”等例乃是当时文献中的习惯用法，而非《汉志》的义例，熟读典籍的孙德谦，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他仍将其纳入到《汉志》四十六例当中，应该是看到了它们正符合自己提出的“史家贵乎简要有法”的宗旨，以之附于首部史志书目（《汉志》）当中，欲令后世效法。

综上所述，《汉志举例》是《汉志》研究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汉志》义例的专著，它摆脱了以往《汉志》研究中所采用的随文注解形式，从《汉志》中归纳出四十六例来讨论《汉志》的体例特点，具有开创意义。引发后人在此基础上对《汉志》义例进行探讨（如张舜徽先生就在批判继承《汉志举例》的基础上，写成《汉书艺文志释例》）。孙德谦于《汉志举例》全书标榜班固，将其推至史志目录义例制定者的位置，甚至不惜背离其所师法的章学诚，以言《汉志》之例承传有序，为其所列四十六例张目，欲令后世编艺文者效法。这正是孙德谦用心所在。孙氏并非不知众多义例当归功于刘向父子，但刘氏之书亡，后世史家无从效法，只能去看经班固删削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在孙氏眼中，班固与《汉志》需要成为后世模仿的榜样。身为满清遗老的孙德谦，对过度考据深恶痛绝，又欲救世于危亡，《汉志举例》自然就成为他救国思想的载体之一。依照上述观点去读《汉书艺文志举例》，孙德谦编纂此书的良苦用心不言自明，我们也就能公正的看待《汉志举例》价值。

参考文献：

[1] 章学诚：《校雠通义》，刘公纯标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2]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3]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 程千帆：《<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载《程千帆全集》第七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注：本文原载《求是学刊》2016年第3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杜志勇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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