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婧宸：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考论
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
《说文解字》考论*
董婧宸
董婧宸，女，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讲师。
提要：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是清代《说文》流传史上的重要刊本。关于该书的底本，学界曾多有讨论但仍多误解。今据孙星衍的手批书稿、藏书跋文和书札等相关史料，知孙星衍于嘉庆十二年（1807）冬借得额勒布藏小字本《说文》后，交顾广圻主持翻刻，于嘉庆十五年（1810）前后刊成。孙星衍原拟另以姚文田辑录、严可均编纂的群书引《说文》为基础，请顾广圻审定之后，作《说文》校记附书而行，但由于严可均和顾广圻在校勘理念和结论上的分歧而中辍。今题顾广圻撰的《说文考异》，实为平津馆《说文解字》校记残稿，而严可均《说文校议》和顾广圻《说文辨疑》，集中体现了两人参与平津馆《说文》校勘工作时的校勘理念和校勘结论。比较额本和孙本的文字、刻工、行款，知孙本较为忠实地依底本翻刻，体现了刊刻主持者顾广圻“不校校之”的学术主张。唯额本底本漫漶之处，孙本间有误字。在翻刻的过程中，新增讹误亦在所难免。这些问题，是今人使用孙本《说文》及由此衍生的陈昌治本时，尤其应当注意的。
关键词：说文解字；平津馆；额勒布本；孙星衍；严可均；顾广圻
嘉庆年间刊行的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是清代中期以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大徐本《说文》。同治十二年（1873）陈昌治“以阳湖孙氏所刊北宋本为底本”，改为一行一篆本。《书目答问》在介绍《说文》时，有“孙本最善，陈本最便”之论[1]。
围绕着平津馆本的来龙去脉，长期以来虽有讨论，却仍留下许多尚未解决的疑团。就刊刻时间而言，平津馆本封面题“嘉庆甲子岁仿宋刊本”，是为嘉庆九年（1804），张召南撰、王德福续《孙渊如先生年谱》，将刊“宋本小字《说文》”系于嘉庆十一年（1806）十一月，而平津馆本篇首孙星衍《重刊说文解字序》则署嘉庆十四年（1809），前后有五年之差；就刊刻底本而言，《重刊序》有“今刊宋本，依其旧式，即有讹字，不敢妄改”之说，陈昌治翻刻一行一篆本时，仅云“孙刻篆文及解说之字，小有讹误，盖北宋本如此”，已莫知其详。晚清以来，通过比较孙本与其他宋本的文字、版式、行款，结合孙星衍藏书及其流传，学界提出了孙本祖周锡瓒本[2]、王昶本[3]、钱曾本[4]、额勒布本[5]等较有代表性的说法，而孙本的翻刻是否忠实，因底本不详而无从得知；就刊刻内容来说，《重刊序》提及“以传注所引文字异同别为条记，附书而行”，这份校记又未曾面世，坊间又有严可均、顾广圻因刊刻《说文》失合的传闻。
本文拟结合相关的批校跋文、藏书流传、书札通信，考定孙本的底本选择、刊刻时间、校勘经过和刊刻特点，还原平津馆本《说文》刊刻始末，探讨《说文解字》校记最终未能付梓的缘由，并思考不同的校勘理念对《说文》研究的影响。
一、清代前期《说文》的传播与平津馆本的刊刻缘起
明代以迄清初，《说文》全本的流传不广，顾炎武即未见“始一终亥”本《说文》。至清代前期，大徐本《说文》流传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汲古阁本《说文》及其覆刻本的流传，其二，宋元旧本《说文》的相互借阅。乾嘉之际，段玉裁参校宋本《说文》作《汲古阁说文订》，阐明汲古阁本《说文》多经剜改，非宋本旧貌。学界翻刻宋本《说文》的呼声越来越高。
毛氏汲古阁大字本《说文》有初刻本和剜改本之区别，初刻本约刊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第五次剜改约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6]。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视学安徽时，又据汲古阁剜改本翻刻为椒华吟舫本。乾隆末年通行的《说文》刊本，即以汲古阁剜改本及椒华吟舫本为主。
与此同时，随着旧本《说文》在藏书家和学人间的相互流传，学者也渐知汲古阁剜改本的不足。集中体现这一过程的，正是以《说文》研究著称的段玉裁。段玉裁早年作《说文解字读》时，以毛氏汲古阁剜改本为主，并参用《系传》《五音韵谱》对校，间有几处提及“麻沙宋本”，但其“麻沙宋本”的校语，盖非亲眼得见，而是录自书商钱景开[7]。乾嘉之际，段玉裁在藏书家周锡瓒、袁廷梼等人的帮助下，得见汲古阁初印本、赵灵均抄本两个大字本《说文》，并王昶本、周锡瓒本、叶万抄本三个小字本《说文》，作《汲古阁说文订》，以校勘记的形式，详录各本异同，指出通行的汲古阁本经毛扆剜改，多取徐锴《系传》，非宋本旧貌。《说文订》在学界影响极大，严可均言：“嘉庆三年时，此书流播都下，都下翕然称之。”[8]黄丕烈云：“金坛段茂堂先生玉裁来寓吴中，遂有《汲古阁说文订》之作，宋本之妙固已洗剔一新。”[9]《说文订》奠定了清代中期以来的《说文》校勘范式，其中揭橥的诸多异文，促使清代学人关注《说文》的版本差异，更加重视宋本的独特之处。嘉庆年间，藤花榭本《说文解字》和平津馆本《说文解字》均依小字宋本开雕，回应了当时学界对宋本《说文》的迫切需求。
嘉庆十年夏（1805），孙星衍致书钱侗：“弟欲重刊宋本《说文》，为之考证于后，引各书所引《说文》之词，订定其是，附载各卷。”[10]从这封书信和相关史料可以看出，孙星衍谋划刊刻《说文》之时，即拟分为两个部分：一，择善本重刊宋本《说文》；二，广搜材料撰写《说文》考证校记。这两部分的工作密切相关又各有侧重，时间上大致同时开始。为叙述方便，以下分别述之。
二、平津馆本《说文》的底本选择与刊刻经过
孙星衍曾在《孙氏祠堂书目序》中说：“所交士大夫，皆当代好学名儒，海内奇文秘籍，或写或购，尽在予处。”重视古籍善本，结交海内学人，是孙星衍刊刻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的基础。根据史料来看，孙星衍曾先后收藏或得见的小字本《说文》，包括影写王昶本、额勒布藏本及钱曾旧藏本三种小字本《说文》，而平津馆本《说文》刊刻底本的获得与选择，前后也有意想不到的波折和变化。
乾嘉之际，王昶藏本《说文解字》声名尤著。段玉裁曾参校该本作《说文订》，钱大昕、黄丕烈、阮元、顾广圻等人亦曾获睹其面貌。虽然嘉庆初年，孙星衍和王昶曾同主讲于诂经精舍，但在嘉庆十年（1805）时，孙星衍在山东督粮道任上，无缘南下。是时钱侗在王昶幕下帮助刊刻《金石萃编》，得以借观王昶藏本《说文》[11]。孙星衍八月间迻书钱侗，谈及谋刻《说文》，虽然书信中并未明言抄录王昶本一事，但此后不久，钱侗即开始襄助孙氏影抄王昶本《说文》。
嘉庆十二年（1807）十二月，孙星衍自额勒布处，另借得宋小字本《说文》[12]。孙星衍、洪頤煊、顾广圻校订的汲古阁本《说文解字》[13]表明，孙星衍曾通校此本两过。第一次是嘉庆十二年二月至三月期间，孙星衍以《玉篇》《广韵》等他书校此本一遍；第二次则是嘉庆十二年十二月至次年一月间，孙星衍借得额勒布本后，重校此本一遍[14]。卷一下末孙星衍跋：“嘉庆丁卯岁（十二年），以额盐台借寄小字本宋本《说文》校一过，十二月十六日狂风竟夜，至早未息。五松居士记于平津馆。”又卷十五下末跋：“嘉庆十三年正月四日校完小字宋本于安德道署之平津馆。”这完整而清楚地记述了孙星衍借得额勒布本《说文》并校勘一过的时间。嘉庆十二年十二月末，孙星衍致书在苏州主持平津馆丛书工作刊刻的顾广圻，嘱其留意翻刻额本《说文》：“尚有借到额盐政小字《说文》，遇便寄交尊处翻版等事，乞先为留意。”[15]
巧合的是，嘉庆十三年（1808）正月，钱侗携抄完的影写王昶本《说文》至孙星衍德州道署交付。孙星衍得以同时展阅影抄王昶本和额勒布本这两帙《说文》。今存的孙星衍校跋中，《标目》第一页天头书“依宋本小字板校”，全书各卷天头和篆文边的“宋本作某”、“小字宋本作某”“兰泉本作某”等，即是孙星衍第二次校勘时所作。其“宋本”“小字宋本”均指额勒布本，“兰泉本”指影抄王昶本（王昶号兰泉）。如卷四“𠭙”下，孙星衍有两行批校：“宋本亦作‘引’也”，“兰泉本‘神’也”。大部分校语仅出异文，偶有孙氏案语，如卷一上“神”字，毛本作“从示申声”，孙星衍校：“宋本无‘声’字，甚妙”。卷一上“中”字，毛本作“和也”，孙星衍校：“宋本作‘而’，未详，然‘和’字疑后人所改。”[16]经过校勘，孙氏跋于影抄王昶本末[17]：
此本从王少寇藏祠宋本影钞。戊辰（嘉庆十三年）正月，钱文学侗到德州见付，酬赠工价白银七十两。时又借得额盐政宋本，粗校一过，大略相同。惟有一二处少异。如《又部》“
案，孙星衍所说“蝉媛”“蜉游”，分别见毛本《说文》“媭”“
平津馆本《说文解字》先以零本印行，扉页为“嘉庆甲子岁仿宋刊本/说文解字/五松书屋藏”，后收入《平津馆丛书》。“五松书屋”取于孙星衍书斋之名，“嘉庆甲子”则为嘉庆九年（1804）。甲子固然为吉时，但之所以要题“甲子”，一方面可能是孙本谋划刊刻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与嘉庆十二年开雕的藤花榭本有关。“藤花榭”是额勒布的室名，孙星衍嘉庆十四年撰写的《重刊序》中提及：“近有刻小字宋本者，改大其字，又依毛本校定，无复旧观”，指的就是行字大小介于毛本和孙本之间的藤花榭本[21]。孙星衍指出，藤本亦出自小字宋本《说文》，又多依毛本校改，不复保留底本面貌。然而，孙本刊成时，藤本已经流通，故稍晚刊成的平津馆本，在封面题写更早的“嘉庆甲子”，自有避免和藤花榭本冲突的考虑。
孙星衍之所以选用额勒布本而非影写王昶本作底本，大概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影写王昶本收到时，孙星衍已基本校完额勒布本，且经粗校后发现，二本差异不大。其二，孙星衍、黄丕烈、顾广圻等人均曾注意到王昶本经人描写[22]，平津馆本翻刻工作，由“屡见宋椠”的顾广圻主持，以顾广圻对古籍版本的审断，也会主张以较为完整的额勒布本作底本，而不是经过描润再加影抄的影写王昶本。由此，影写王昶本终归孙星衍收藏，而没有作为孙星衍刊刻的底本。前人多不知孙本实从额本而出，是因为从藏书源流上，额勒布本上并无孙星衍印章，而影写王昶本和钱曾藏本上倒是钤有孙星衍的藏书印。事实上，上文已经考定，孙星衍借得额本后旋即寄出交顾广圻翻刻，加上刊成时藤花榭本已由额勒布作序梓行，故孙星衍撰序时，不便明言其底本所出。至于另一帙钤有孙星衍印章的钱曾藏本，《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均未著录，根据《孙氏祠堂书目》刊于嘉庆十五年（1810）这一线索，则钱曾藏本归于孙星衍的时间，当不早于平津馆本《说文》刊成[23]。
三、平津馆本《说文》校记与严可均顾广圻之争
嘉庆十年夏（1805），孙星衍写信给钱侗言及刊刻宋本《说文》时，即拟撰写考证，附于卷末，而这项工作的初稿，主要由当时在孙星衍山东平津馆幕下的严可均完成。
据严可均《说文校议叙》、《说文校议后叙》，嘉庆初年，严可均、姚文田曾一起辑录《说文长编》，并编有《类考》，其中有“群书引说文类”一种。今国图藏有题姚文田、严可均的《说文解字考异》稿本两种[24]，其中A02104有多册封题“群书引说文类”，仅署姚文田名，知此稿初由姚文田辑出。该本于各条下抄录大徐、小徐原文，次抄录群书所引《说文》并注明出处，极少处有案语和考证，是考索群书引《说文》的最初雏形。
应孙星衍之邀，严可均于嘉庆十年冬（1805），将《类考》中的“群书引说文类”部分撮举大略，别作《说文校议》。嘉庆十一年丙寅冬（1806），严可均在平津馆完成《说文校议》初稿后，孙星衍即誊写两本，略作商订[25]。汲古阁本《说文》上过录的严可均校语，当即嘉庆十二年（1807）二月至三月前后孙星衍第一次校勘《说文》之时所录。嘉庆十三年，顾广圻在苏州主持《说文》翻刻工作时，孙星衍又拟将严可均稿加以修订，作为《说文》校记付刊。是年闰五月初九，孙星衍致书顾广圻，在催办《说文》刊刻的同时，另外提及：“《说文校字》尚乞暇时核定，附各条于后。足下学识素所佩服，必能折衷至当。”这里的《说文校字》指《说文》校记。孙星衍或即在这时将过录有严可均校语的毛氏汲古阁本《说文》寄给顾广圻。嘉庆十四年（1809），孙星衍作《重刊序》，云“吾友钱明经坫、姚修撰文田、严孝廉可均，钮居士树玉，及予手校本，皆检录书传所引《说文》异字异义，参考本文，至严孝廉为《说文校议》，引证最备”，并言“以传注所引文字异同别为条记，附书而行。”即意在整理传注等引《说文》异同，作为校记附书而行。
今存的孙星衍、顾广圻校跋毛氏汲古阁本《说文解字》及潘锡爵《顾氏说文学两种》中录出的《说文考异》，是反映平津馆本校记工作前后发展的重要史料。其中，毛氏汲古阁本《说文解字》卷一下末“庚午六月覆勘，涧蘋顾广圻记”，是顾广圻校语中年代最早者，时为嘉庆十五年（1810）六月。不难想见，顾广圻当是在平津馆本《说文》刊成后，方全力投入校记的复核工作。至嘉庆十六年秋（1811），孙星衍致仕并移居金陵冶城山馆后，顾广圻即馆于孙星衍处，帮助孙星衍刊刻《续古文苑》等书。顾广圻核对《说文》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嘉庆十九年（1814）[26]。今全书批校朱墨烂然，既有孙星衍过录的严可均校语，亦有孙星衍的商订之词，另有顾广圻所作的覆勘笔墨。以下摘录与《说文》校记有关诸条，以觇见诸家考订[27]：
（1）珍，宝也。[严可均]《御览》八百二引作“琛，宝也。”草书珍作珎，琛作珎，相似故误为琛。[顾广圻]考《御览》八百二：“《说文》曰琛，宝也。犍为舍人曰：美宝曰琛。”最为大误。《说文》那得有犍为舍人注耶？必是《尔雅》无疑。书之难引如是。癸酉六月书。
（2）
（3）䰝，鬵属。[严可均]《韵会》引作“甗也”。[顾广圻]广圻按：《韵会·二十五径》：“甑，《说文》甗也”（引今《瓦部》文也）；“本作䰝，从鬲曾声，鬵属也”（引今《鬲部》文也）。严孝廉以为《韵会》引此作甗也，盖沿钮校之误，其实盖钮误读《韵会》耳。黄公绍并不引“䰝，甗”，《韵会》俱在，可覆按耳，今订正删之。
（4）福，祜也。[严可均]《玉篇》引作“祐也”，《系传》《韵会》引作“备也”，今作“祜”，误。[孙星衍]宋本正作“祐也”。
（5）庼，或从广顷。[孙星衍]宋本作“顷声”。汲古亦有（初印）。《五音韵谱》亦有。 [顾广圻]《系传》无，此所谓毛依小徐改者也。订《说文》者未及此。甲戌再读。
（6）禔，安福也。[严可均]《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作“安也”，疑衍福字。[顾广圻]《玉篇》：福也，安也。[顾广圻]广圻按：《系传》《韵会》皆有福。
（7）璠，璵璠。鲁之宝玉。从玉番声。孔子曰：“美哉璵璠。远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孚胜。”[严可均]定五年《左传释文》:“璵，本又作與”；《事类赋》玉注引“孔子”上有“逸论语”三字。[顾广圻浮签]查《事类赋》此条并不引《说文》也。赋云：“鲁之璠璵”。注曰：“《逸论语》曰：璠璵，鲁之宝也。孔子曰：美哉璠璵。”云云。严孝廉之校语，可谓孟浪矣。……又言引一误，言在孔子上二误。
（8）璧，瑞玉圜也。[严可均]《御览》八百二引作“環”也。[顾广圻]在八百六。
批校条目中，原始材料多见于姚文田《说文解字考异》稿本，孙星衍录出的严可均校语，又较姚氏稿本增补了考证和案断，也多与后来的《说文校议》相合。在严可均校语上，孙星衍间有商订，顾广圻则有大量的涂乙、订正，并多有驳正的校语。
例（1）此条，姚文田稿本仅言“琛，宝也。（《御览八百二》）”。严可均进一步认为，珍和琛当为草书相误。嘉庆十四年孙星衍的《重刊序》中曾取严可均此说，以“《御览》引‘琛，宝也’，乃‘珍’字”之说，作为《说文》传写脱误致“引字移易”之例。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顾广圻核《太平御览》，据文下小注知“琛，宝也”出自《尔雅》，论定其为《御览》误引。今《说文校议》中并无“琛”条，应为严可均听从孙星衍商订后删去。这条校语，突出反映了姚文田、严可均、孙星衍、顾广圻诸人的校勘发展和更定过程。在光绪年间刊行的《说文辨疑》中更显示出，顾广圻进一步从此例出发，讨论了类书引《说文》的复杂性[28]。例（2）和例（3），孙氏过录的严可均校语，大体见于《校议》。顾广圻核对《一切经音义》《韵会》原文后，知严可均引据失当，不察古书体例，故在“
从汲古阁本《说文》上的校语中可以看出，严可均和顾广圻在校勘思路和校勘结论上皆有不同。严可均之作《说文校议》《说文订订》，多以《玉篇》《集韵》《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事类赋》及经传旧注引《说文》为依据，意在据他本校勘《说文》，在《说文》版本上则鲜据古本、善本，多本段氏《说文订》为说[30]。顾广圻之校勘，一贯主张以本校材料为主，以他校材料为辅。他经眼并校勘过小字宋本、汲古阁初印本、汲古阁剜改本、汲古阁旧藏《系传》抄本等多个《说文》重要版本[31]。由于校记的覆勘工作，是应孙星衍之邀所作的，在校勘之中，顾广圻既兼采诸本，又详核引文，指出了严可均误读前人、割裂引文的一些问题，做了大量的引文核正、订补的工作。唯顾广圻一向措辞严厉，对严可均、钮树玉、段玉裁等同时学人，亦不乏批评刻薄之辞。
题顾广圻独撰的《说文考异》，是潘锡爵录《顾氏说文学两种》钞本中的一种[32]。[33]该本的体例，先录《说文》篆头，大字抄录额本《说文》正文，下双行小字，为《说文》校语。上文所举的条目，见于《考异》者如下：
（1）福，祐也。（《系传》《韵会》“祐”作“备”。）
（2）禔，安福也。（“安”下当有“也”字。《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安也”。《玉篇》云“禔，福也，安也。”《广韵》云“禔，福也，亦安也”。）
（3）璠，璠璵（“璵”当作“與”，本书无“璵”篆，在新修十九文。定五年《左传释文》“璵，本又作與”）
（4）碧，瑞玉圜也。（《御览》八百六引“圜”作“環”。）
（5）
比较《考异》与孙、顾校跋本《说文》上的校语可知，《考异》是在严可均、孙星衍、顾广圻校语基础上，由顾广圻删定后撰写的校记。顾氏根据文献的是非，做了不同的处理：一，孙星衍校语，《考异》中多承用，如“
根据《考异》的文字内容及天头卷末的孙星衍校语看，《考异》是由顾广圻在严可均、孙星衍基础上校订后誊出的清稿，并曾交由孙星衍审阅，其内容符合《重刊序》所说的“以传注所引文字异同别为条记”，其实质就是孙星衍原拟“附书刊行”的校记残稿。而且，汲古阁本上“噭”下有顾广圻校语“予別有说，今入《考异》”，“瞯”下又有嘉庆十九年（1814）校语：“甲戌二月校得，故此条拟入《考异》。”今《考异》前一条考订详赡，已经脱稿，后一条极为简略[34]，知《说文》校记，原拟即称《考异》，且顾广圻在誊清校记的同时，仍在汲古阁本《说文》上作校订以完善校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份校记最终并未如愿完成。嘉庆十九年七月，应盐政阿克当阿之聘，孙星衍赴扬州校刻《全唐文》，往来于金陵、扬州间。这一年，顾广圻亦赴扬州，校记的工作也就此中辍。
关于严可均、顾广圻在《说文》校勘上的工作，潘锡爵、雷浚二人曾据顾广圻之孙顾瑞清（字河之）说，有严可均“自用其《校议》说，多所校改”，顾广圻“以为不必改”，致“孝廉校改之本，世遂不见”，“孝廉颇与茂才不平”[35]的传闻。潘锡爵《题顾氏说文两种》更引顾瑞清之语，详细言及此事：
询诸其孙河之孝廉，孝廉云：（孙星衍）观察刊此书时，同校者尚有乌程严铁桥孝廉。孝廉拟将宋本酌改付刊，曾著《校议》一书。观察颇采其说。先祖则尚学持慎，谓宋椠只当影刊，不可改字，宜别著《考异》附后，观察从之。先祖遂依许书之序，著有《考异》五卷。嗣与孝廉议不合，遂辍而弗为。
雷、潘之说，皆转述自顾瑞清。但时隔多年，顾瑞清的说法，恐怕与历史的真实稍有出入。其一，“宋椠只当影刊”“别著《考异》”一说，不仅是顾广圻的理念，也是孙星衍刊刻伊始即有的想法。自段玉裁《说文订》指出汲古阁本改易旧本以来，时人已知汲古阁剜改之弊，自不希望新刻蹈袭前辙、随意校改。同时，嘉庆年间，依宋本开雕并撰写校记另附书后的出版模式也已成熟。孙星衍信札中的“重刊宋本《说文》，为之考证于后”明确表明，孙氏最初就有翻刻和校记这两项出版计划。其二，就顾广圻、严可均的分工而言，顾广圻一直在江南主持刊刻宋本《说文》并帮助核定校记。早在嘉庆五年（1800），孙、顾之间就已因仿宋刊刻《孙子》《吴子》《司马法》而结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故孙星衍借得额勒布本后，即请顾广圻留意翻刻事宜。严可均在山东孙星衍幕下承担的是撰写《说文》校记的工作，并未参与刊刻。顾瑞清言孙星衍“延孝廉校字”，严可均为“同校者”并“拟将宋本酌改付刊”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其三，严、顾的争端确实存在，但这绝不是因“孝廉校改之本，世遂不见”，而是由《说文》校勘中的意见分歧引发的。严可均的校勘底本是毛氏汲古阁本，其目标是“正徐铉之失”，而顾广圻覈定时的底本是额本，其理念是“不校校之”，底本、目标、理念的差别，为严、顾之争买下了伏笔。严可均《说文校议序》中言“或乃挟持成见，请与往复论之”，亦寓含着对顾广圻的不满。其四，就《考异》的性质而言，顾瑞清言顾广圻“依许书之序，著有《考异》五卷”，但事实上《考异》原稿未题撰人[36]，并不是顾广圻独立的著作，而是顾广圻应孙星衍之邀，核定严可均校语后写出，这与《辨疑》为顾广圻单独撰写，性质有所有不同。
嘉庆二十三年（1818）一月，孙星衍去世后，严可均在孙星衍族弟孙星海的帮助下，于当年六月将其校勘成果修改后，以《说文校议》为名刊于冶城山馆，署“归安姚文田、乌程严可均同撰，阳湖孙星衍商订”。顾广圻所做的《说文》校勘工作，生前并未整理成书，潘锡爵于咸丰九年（1859）录出了《顾氏说文两种》钞本。其中，《说文考异》是《说文》校记的草稿，仅至卷五，未见刊刻；《说文辨疑》则是顾广圻针对严可均校语所做的批驳，仅至卷四，另有校勘汲古阁本的《说文考异附录》和从顾氏手稿录出的《说文条记》。经同人传抄，光绪年间有崇文书局、雷浚雷氏八种、许学丛书、许学丛刻、聚学轩丛书等个版本，在目录、内容、序跋、正文上互有差异。但刊行之时，距严、顾的《说文》校勘之争，已如空谷回响，时隔杳渺。
四、平津馆本《说文》与额勒布本《说文》的比较
平津馆本翻刻自额勒布本，但翻刻并非影印，由于校刊者的主观修改、底本漫漶的客观因素，以及刻工讹误等偶然因素的存在，不可避免产生一些与底本的差异。比较额勒布本与孙星衍本，既能看到平津馆本依原样翻刻的努力和尝试，又会发现孙本在翻刻中仍有与底本不同的现象。这些问题，也对后来出自孙本的《说文》刊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就孙本对额本的继承而言，《说文》基本按照额本的板式、刻工、宋讳进行翻刻，原有的讹字亦多保留，体现了校刊主持者顾广圻“不校之校”的学术理念，也为当时学界提供了宋本《说文》的重要翻本。就版式行款而言，额本板框大小、各页字头、行款、起讫，与孙本基本相同。板心方面，额本各页板心上的原有的大小字数、鱼尾、卷、页、刻工，孙本亦多承袭原刻。间有刻工漫漶难辨，孙本或仅刻一字，或空而不作。避讳方面，额本原有的宋讳、缺笔，孙本基本保留。底本间有讹字，孙星衍《重刊序》言“即有讹字，不敢妄改”。今考额本、孙本，序言中指出“中”“莍”的底本错误，孙本仍然承袭不改。此外，“杓”“秨”“䅌”“㝌”“惄”“艰”“阺”等字下显而易见的错误，孙本皆未加改动。与之相较，藤本、陈本则大多径加订正。饶有趣味的是，《重刊序》中提及的“误书思之，更是一适”，正是顾广圻一贯奉行的校书理念[37]。
刊刻之中，孙本也对额本的部分板式、避讳、墨钉做了相应的处理，并改动了部分文字。为区别于原刻，孙本在每卷卷末增“赐进士及第山东等处督粮道兼管德常临清仓事务加三级孙星衍重校刊”一行，清讳缺笔至清仁宗颙琰止，全书行款与额本明显有异者，仅卷二下页一“愇”“尟”二字，系据《说文》体例改动行款。额本底本有墨钉者，孙本多据当时通行的毛本补齐。在文字方面，孙本也对一部分文字讹误作过校改，见于“诎，诰诎也”“挂，宣也”“佞，巧调高材也”“恒，當也”等字下。
翻刻之中，孙本也有新增的讹误，如“青，丹青之信言必然”；“楯，阑槛也”；“窜，匿也”；“鬊，鬌发也”；“䃍，陊也”；“摽，一曰挈
平津馆本刊行后十分通行，至太平天国时，原板毁于战火，同治、光绪年间，小学汇函本、陶升甫刻东吴浦氏本、蒋瑞堂刻吴县朱记本等，俱自孙本翻刻而出。今天最为通行的陈昌治一行一篆本，也出自孙本系统。陈本改为一行一篆，一律用宋体字，将徐铉衔名与许慎并列，将新附字降一字，在很大程度上方便阅读。据陈昌治的《后记》介绍，陈本刊刻时，未能获见宋本，就通过参校众本，将孙本“误之显然”的部分加以更正，并保留了一部分“在疑似之间”的讹误。这样，孙本翻刻中产生的一些讹误，如上文讨论的青、窜、鬊、䃍、摽、阬、僔、䋤、鍭、申等例，也为陈本所继承。
五、结语
钱泰吉《曝书杂记》中说，清代之大徐本《说文》，“自汲古阁大徐本流传，学者始得见许氏真本，今仿宋之刻已有数本，几于家置一编”，从清初汲古阁本《说文》的流布，到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的刊行，正体现出清代学术史上藏书与刻书的相互推动。
孙星衍觅得额勒布所藏善本，依宋本翻刻《说文解字》并广布学林，大大方便了当时的《说文》研究。与此同时，梳理平津馆本的刊刻过程，对今人重新认识清代仿宋刊本的性质和价值也有所启发。嘉庆年间，黄丕烈、孙星衍、张敦仁、胡克家等人，曾先后延请顾广圻校刊书籍，主持仿宋本的刊刻工作。平津馆本《说文》就是当时诸多校勘精审的仿宋翻刻刊本的缩影。“依其旧式，即有讹字，不敢妄改，庶存阙疑之意”，是平津馆本刊行时的理想和目标。然而，比较额勒布本和平津馆本，并进一步考察由平津馆本衍生出的陈昌治本，也不得不注意到，每一次翻刻，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次讹误，并伴随着下一个刊本的流传而产生新的影响。
平津馆本《说文》的校记，最终未能附书而行。严可均、顾广圻由《说文》校勘方法不同而引发的不合，也折射出学术史上对《说文》校勘的不同取径。学界普遍注意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对《说文》的大胆校改和校勘理念的发展，但对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在清代《说文》校勘史上的意义，却关注不够。其实，《说文订》反映了段玉裁早期的《说文》校勘理念和思想。段玉裁通过描写各本异同，揭示了宋本《说文》、大小徐歧异及他书引《说文》的复杂面貌，并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今天看来，段氏的校勘结论未必尽是，也不免失校、误校之处，但他详实地记录了各种版本、文字信息，为后人考索《说文》版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说文订》是清代中期《说文》研究史上不可回避的一部著作，它或明或暗地影响、启发甚至是干扰着当时《说文》研究者的研究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的刊行。在校勘思路上，《说文订》提出了从大徐本《说文》系统内进行本校，同时参考小徐本和他本材料进行校勘的方法，对后来的《说文》校勘影响深远。与《说文订》的校勘理念形成对比的是，严可均在《说文校议序》中提到，“今仅存二徐本，而铉本尤盛行，谬误百出，学者何所依准”，“（《校议》）不敢谓尽复许君之旧，以视铉本，则居然改观矣”，严可均的校勘目标是超越宋代徐铉，恢复许慎旧本，这与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序》中所说的“存铉本之真面目，使学者家有真铉本而已矣”，校勘理念显然不同。但严可均在铉本“谬误百出”的预设下，据众书引文校订《说文》，但在具体工作中，又对类书、字书、韵书引《说文》的体例辨析不细，对他书引《说文》中存在的误字、误植筛汰不严，故校勘材料多有粗疏讹误，校勘结论也未必可信。顾广圻则立足于版本校勘实践，指出“严孝廉总以为《说文》误矣”这一预设在忽视版本上的弊病，并根据诸书体例，订正了严可均校记中的诸多错误。顾广圻对《说文》的校勘考据，多有可资参考者，惜未能整理成书。至嘉庆二十年（1815）段玉裁撰成《说文解字注》时，进一步突破了单纯的版本校勘，以形音义互求之思想全面校改《说文》并贯穿《说文解字注》全书，较《说文订》的校勘方法和思路，已有很大的发展和不同。今天，梳理这段围绕着《说文》刊刻和校勘而引发的争端，这些校勘实践中蕴含的校勘学理念、《说文》学理念的碰撞和进展，也值得后人深思。
*本文得到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说文解字》与清代学术”（项目号310422118）的资助。写作过程中，蒙王宁先生指点，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帮助翻译日文资料并多有指正，特此致谢。为行文方便，本文所引书籍，遵循前人习惯，沿用简称。《说文解字》简称《说文》，《说文解字系传》简称《系传》。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简称《说文订》，严可均《说文校议》简称《校议》，顾广圻《说文辨疑》简称《辨疑》，题顾广圻撰《说文考异》简称《考异》（不指姚文田稿本《说文解字考异》）。《说文》刊本之中，毛本指汲古阁本，孙本指平津馆本，藤本指藤花榭本（因额勒布撰序言其底本为鲍惜分所藏宋板《说文解字》，亦称“鲍本”），陈本指陈昌治本。藏本之中，额本指额勒布旧藏本（不指额勒布刻藤花榭本），王本指王昶旧藏本。各本相关流传情况详见下文。
[1]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2]周锡瓒本今存佚不详，其字句情况见《说文订》。周祖谟根据段玉裁《说文订》所录周锡瓒本，认为孙本“所祖本必为周氏宋本，或与周氏宋本为同一刻本”，见周祖谟：《说文解字之传本》，《国学季刊》5卷1期，1935年；《说文解字之宋刻本》，《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767—768页；又仓田淳之助也注意到孙本与《说文订》所载的周本多有一致，并推测孙本采用了与内藤本非常接近、漫漶程度也很接近的祖本作为底本，见仓田淳之助：《说文展观余录》，《东方学报》第十册第一分，1939年。
[3]王昶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印本收入《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陆心源《北宋椠说文解字跋》：“愚谓平津馆所刊，即祖此本（指王昶本），行款匡格皆同。”见《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9页。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于《说文》下云“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北宋刊本善，此即平津馆、藤花榭据刻之本，乃大徐本第一刻也。”见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第51页。孙星衍另有影写王昶本，叶德辉据孙星衍旧藏影写王昶本，并根据藏书源流、文字比较，提出孙本依据影写王昶本刊刻：“余借阅旬日，手校一过，知孙刻即据此本（指影写王昶本）雕刻”“孙刻源出王本，而以孙刻相校时，有与《段订》所引周氏宋本同者。”见叶德辉撰，杨洪升点校：《郋园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7—92页。
[4]钱曾本今藏北京大学，存卷一、卷八至卷十四，有“星衍私印”“伯渊家藏”等孙星衍印，张玉范以为“孙氏平津馆翻刻宋本即据此（指钱曾本）”，见张玉范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5]额勒布本，《延令宋目书目》《楹书隅录》《中国版刻图录》等著录，曾为毛晋、毛表、季振宜、汪灏递藏，约乾嘉年间归额勒布氏，标目页有“顾印广圻”，后经汪喜孙、杨以增、杨绍和、陈澄中等人递藏，今归国家图书馆（善本号9558），影印本收入许慎撰《宋本说文解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潘妍艳根据孙星衍与顾广圻书札指出，“孙氏刊本终改以额盐政宋本为据”，见潘妍艳：《孙星衍山东幕府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33页。惜于额勒布本的递藏源流、孙本翻刊的具体过程，考论尚有不足。
[6]关于汲古阁《说文》刊刻的时间、大字本底本问题，参孔毅：《汲古阁刻〈说文解字〉略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2期；潘天祯：《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2期；杨成凯《汲古阁刻说文解字版本之疑平议》，《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二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辛德勇：《也谈宋刊〈说文解字〉之大小字本问题》，《书品》，2014年第2期。
[7]关于段玉裁从钱景开处借阅麻沙宋本一事，见于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记载。《说文解字读》没有涉及到汲古阁初刻、剜改的差异，在“蓍”“
[8]严可均：《说文订订序》，《续修四库全书》影印许氏古均阁刻许学丛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9]顾广圻撰，黄丕烈注：《百宋一廛赋》，收入顾广圻著，王欣夫辑：《顾千里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页。
[10]孙星衍：《与钱同人书》，录自陈鸿森：《孙星衍遗文续补》，《古典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6—497页。
[11]今王昶本卷末有“乙丑闰六月钱侗借观”之跋文，即嘉庆十年（1805）。
[12]张召南撰、王德福续《孙渊如先生年谱》（《藕香零拾》丛书本）嘉庆十年（1805）条：“九月，返至济宁，随同钦使盐政额勒布鞫事泲上，十一月回德州。”知此时孙星衍在山东督粮道任上已结识额勒布。
[13]孙星衍、顾广圻校跋汲古阁大字本《说文解字》，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号7315），为汲古阁剜改后印本，《涵芬楼烬余书录》、《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又南京图书馆藏汲古阁初印本《说文解字》，为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孙毓修旧藏，上有孙毓修录副的孙星衍、顾广圻校跋，并夹有原当存于国图本的孙星衍、洪颐煊、顾广圻手校签条。
[14]孙、顾校跋中，多有年月的记录，包括孙星衍嘉庆十二年二三月间与嘉庆十二年末至次年初的两次校勘，以及顾广圻嘉庆十五年至十九年间的校勘笔迹。如卷四下末同页即有孙星衍嘉庆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顾广圻跋嘉庆十六年闰月跋。
[15]孙星衍：《与顾千里书三》，录自陈鸿森《孙星衍遗文续补》，此札署“二十六日”，又言：“托足下在孙子祠办理刻书之事，每岁与张古馀各奉修金百数十两，计可安身。”考顾广圻于嘉庆十二年（1807）冬归吴门，疑即嘉庆十二年十二月所作。
[16]案，“神”，额本、王本作“从示申”，毛本、《系传》作“从示申声”；“中”，额本、王本作“而也”，毛本、《系传》作“和也”。这两则毛本与小字本有异，《说文订》均未出校，为孙星衍目验所得。
[17]孙星衍旧藏钱侗影抄王昶本，《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孙氏祠堂书目》著录，今藏上海图书馆（线善756314-21），上钤有“孙星衍印”“颐煊审定”等印章，而未见顾广圻印章，当为孙星衍自藏，未曾寄付顾广圻。李盛铎《木犀轩藏书书录》亦抄录此跋，文句小异，“正月”误为“三月”，今据原件迻录。
[18]孙星衍：《与顾千里书五》，录自陈鸿森《孙星衍遗文续补》。考《孙渊如先生年谱》嘉庆十三年（1808）二月事，与此札“家君于廿六日南归，必至吴门，住孙子祠，刻赀带上”之事，年月相合。
[19]孙星衍：《与顾千里书四》云：“《续古文苑》《说文》俱为催办。”录自陈鸿森《孙星衍遗文续补》。
[20]《孙氏祠堂书目》内编卷一《说文》下有：“一星衍仿北宋小字刊本。一影写宋本。一明毛晋刊本。一大兴朱氏刊本。”载孙星衍撰，焦桂美、沙莎点校：《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廉石居藏书记 孙氏祠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6页。该书刊于嘉庆十五年（1810），则平津馆本刊成，至迟不晚于嘉庆十五年。
[21]藤花榭本封面题“仿北宋小字本说文/嘉庆丁卯年开雕/藤花榭藏板”，即嘉庆十二年。从文字大小上看，毛本板框高21.3厘米，宽16.1厘米，每半页七行，为大字本。额本、藤本、孙本均为每半页十行，行款基本一致。其中，额本、孙板框高约18.2厘米，宽约12.7厘米，为小字本。藤本板框高21.5厘米，宽15.0厘米，翻刻时增大文字，故《书目答问》“《说文》”条下有“藤花榭额氏刻中字本”之说。据笔者的考察，藤本的底本亦出自额本，然刊刻中多据毛本改字，且间有采用段氏《说文订》之“宋本”说改正底本者，情况较为复杂，拟别作专文讨论。
[22]见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说文”下、钮树玉《说文解字校录》卷三“
[23]影写王昶本有洪颐煊印章，无顾广圻印章，知洪颐煊帮助撰写《平津馆鉴藏书籍记》时曾寓目此本，而顾广圻未曾获见。额勒布本、钱曾藏本均有顾广圻印章，未见洪颐煊印章，前者当为顾广圻刊刻时钤印，后者或为嘉庆十六年后，顾广圻随孙星衍在金陵刊书时得见。
[24]善本号A02104著录为《说文解字考异》。署“归安姚文田辑”。第二册封面题“群书引说文类”，卷内多有涂乙，当为最初的稿本。A02102封面题“说文解字考异”，卷一署“归安姚文田辑，大兴严可均同纂”，后署“归安姚文田辑”。各册钤有“姚文田印”“秋农”等姚文田印章，并有姚文田嘉庆十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1805—1806）手校跋语，为姚文田清稿本。
[25]《校议》卷十五下署“嘉庆丙寅十一月晦严可均书于平津馆”，时严可均在孙星衍幕下。
[26]以上系年，参《孙渊如先生年谱》嘉庆十六年、顾广圻《广复古篇序》等史料而定。顾广圻跋语署时间者，卷二上末有嘉庆十五年的“庚午七月顾广圻覆校”，另有嘉庆十八年的“癸酉七月再校”。卷四下、卷七下、卷九下分别有“顾广圻覆勘，辛未闰月”“辛未六月顾广圻覆勘”“辛未八月顾广圻覆勘毕”，均为嘉庆十六年。另外天头上校记所署时间，最晚至甲戌，即嘉庆十九年（1814）。
[27]批校之中，严可均之说，孙星衍一般录在板框内正文之侧，间有孙星衍疑词、断语；孙星衍校语别在天头，多用朱笔；顾广圻之说，或在严可均说后，或另起在天头上，兼有核对时的涂乙。整理时用先节录与讨论有关的汲古阁本《说文》原文，以“[ ]”注出诸说所本、涂乙情况。“（）”表示原批校为双行小注。
[28]《说文辨疑》“琛”条下，顾广圻更详言：“凡读书不可率意，读类书亦不可率意，有如此者。孙伯渊观察不取《说文》有琛之论，最为卓识。”宸案，顾说是也。《尔雅·释言》：“琛，宝也”，邢疏：“舍人曰：美宝曰琛”。《御览》确系误以《尔雅》为《说文》。
[29]今案，姚文田《说文解字考异》稿本中，“璧”出处为“《御览》八百六”，不误。则知顾广圻核对的校语出自孙星衍过录的严可均本，及严可均后来刻《说文校议》时，仍沿袭前误。
[30]严可均作《说文校议》《说文订订》时，并未亲见诸本，段玉裁《说文订》间有误校，如“叒”“淲”“浪”“乔”等例，严氏均沿段氏之误。
[31]顾广圻经眼过的小字本《说文》中，就包括了王本、额本、黄丕烈本、钱曾本。其余参李庆：《顾千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17—322页。
[32]《顾氏说文学两种》，有刘履芬清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号15059），其中收录《说文考异》五卷，《说文考异附录》一卷，《说文辨疑》一卷，《说文条记》一卷。为潘锡爵抄本的录副本。潘锡爵抄本今藏浙江图书馆（0770），仅存《说文考异》四卷。咸丰七年（1857），潘锡爵在书肆见题顾广圻撰《说文辨疑》及未题撰人的《说文考异》后，从顾瑞清处抄录了有孙星衍、顾广圻校语的《说文考异》，合为《顾氏说文学两种》。
[33]卷一天头孙星衍关于“榗”“冃”等字的意见，并云“似宜酌改，余俱安”，卷一末、卷二末、卷三末有“伯渊阅”字，卷四“眊”“睽”“殂”上录有孙星衍批校，卷末录“伯渊阅，又校”。
[34]《说文》卷四“瞯，江淮之间谓眂曰瞯”下，顾广圻校语：“初印本亦作眄，《五音韵谱》同。《系传》眄作眡，臣锴曰：眡，古视字。今按此与‘睎’下‘海岱之间谓眄曰睎’，‘眄’下云‘一曰衺视也，秦语’，‘䀩’下云‘眄也’，‘睇’下云‘南楚谓眄曰睇’互见。《方言》曰：‘瞯、睇、睎、䀩，眄也’云云。最为可从。锴误眡，铉已改正，毛斧季又依锴改铉，可谓误之甚矣。甲戌二月校得。故此条拟入《考异》”。检《考异》抄本卷四此条下仅言“毛改眄作眡，用锴本”，未辨其与《方言》之关系。
[35]雷浚《说文辨疑序》：“阳湖孙观察星衍得宋小字本，欲重刊行世，延（严可均）孝廉校字，孝廉自用其《校议》说，多所校改，元和顾茂才广圻以为不必改，观察从茂才言，今所传《说文》孙本是也。孝廉校改之本，世遂不见。孝廉颇与茂才不平。”收入《丛书集成初编》（1558），商务印书馆影印许学丛书本，1936年。
[36]潘锡爵跋云，“此书原本不题撰人，盖先生当时为孙观察撰”，“则此书亦竟题先生名，从其实也”，知《考异》抄本撰人今题顾广圻，为潘氏录出时所题。
[37]“误书思之，更是一适”，语出《北齐书·邢子才传》。据黄丕烈《百宋一廛录》注：“居士姓顾，名广圻，元和县学生，喜校书，皆有依据，绝无凿空。其持论谓凡天下书，皆当以不校校之，深有取于邢子才‘思误书，更是一适’语，以之自号云。”
[38]章太炎在日本所用《说文》，是翻刻自孙本的小学汇函本，参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制言》，1936年第25期。
注：本文发表于《励耘语言学刊》2018年第1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董婧宸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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