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岑仕：繁華事，修成譜，寫成圖——宋代譜録中的圖譜

繁華事，修成譜，寫成圖

——宋代譜録中的圖譜

董岑仕

董岑仕，文學博士，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編輯。

内容提要：在宋代，譜録撰作勃興，涌現出了多種多樣的譜録著作。譜録以文字記録描寫爲主，間或配圖。圖譜所涉内容，包括金石、草木、文房、茶、香等，多以繪形、拓墨等方式完成繪圖。圖畫的保存、傳録較爲困難，故而部分譜録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圖佚而文存。今傳的宋代譜録中，有九部帶圖譜録，而部分譜録因傳本來源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版本系統。有圖與否，會影響譜録作者的寫作策略與叙述風格。

關鍵詞：譜録　宋代譜録　宋代文獻　圖譜

譜録是依照事物類别或系統編排記録而成的書籍。譜録作爲一種撰述形式，主要記録事物的品類、性質、産地、歷史源流，有的還記載事物的製作和生産的過程，或攢聚相關的軼事典故與詩賦文章，間附插圖。

譜録書籍在南北朝時開始出現。至宋代，人們對知識整理的興趣益發濃厚，譜録寫作蔚然成風。宋代的譜録中，以文章的記録和描寫爲主，只有少量的譜録帶有插圖。宋代以前，譜録的寫作並不常見，雖然並不排除帶圖的可能性，但尚未見明確的帶圖譜録的記載。在文字中加入繪圖，可以輔佐文字的記録。同時，不少辨别事物名類的譜録，通過圖，可以清晰呈現同類事物的差别。由於書籍傳抄、刊刻中，圖畫保存尤爲不易，不少譜録在流傳中存文而佚圖，其中有的譜録中圖的版本系統，也因傳本來源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傳世文獻中，保留了不少關於宋代圖譜的記録，其中既有宋代圖譜繪圖形式的記載，也有對於譜録中附圖的争議。本文稽考相關史料記載，對宋代譜録中的圖譜文獻狀况略作勾稽。

一、宋代圖譜的内容

參考尤袤《遂初堂書目》中“譜録”的標準[i]，稽考目録、史載，可知宋代有一百七十餘部譜録，其中，帶圖的譜録有四十二部，金石圖譜、錢譜、璽印圖譜占二十八部，花木、文房、茶、香譜中，有十四部帶圖。今日僅有九部帶圖譜録存世[ii]。

《遂初堂書目》的“譜録”類中的金石譜録，包括王黼修《宣和博古圖録》、吕大臨《考古圖》、李公麟《古器圖》等，而《遂初堂書目》另有“目録”一類，收録金石題跋、金石目録，如歐陽修《集古録》、趙明誠《金石録》等，這表明，金石題跋與金石圖譜在尤袤的判斷中，分屬不同的類目，而歸入譜録的金石書籍，當均爲帶圖的譜録。另外，璽印、錢貨等譜録中，有的僅記載相關掌故史事，有的則有璽印或錢貨圖案的轉繪。

配圖的花卉譜録，有北宋劉攽《芍藥譜》、張峋的《花譜》和南宋胡融的《圖形菊譜》。據劉攽所作《芍藥譜》序言，“爲譜三十一種，皆使畫工圖寫”[iii]，可知劉攽譜原當帶圖。張峋《花譜》的“花”並非百卉之譜，而是牡丹的專稱，歐陽脩已指出“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iv]此書又名《洛陽花譜》，朱弁《曲洧舊聞》卷四言：

張峋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叙其顔色容狀，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訪於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爲詳備。韓玉汝爲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峋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v]

朱弁對後來牡丹形象更加奇異而“時無人譜而圖之”的遺憾，隱約透露出對右圖左史的譜録撰述方式的期待。南宋胡融曾編繪《圖形菊譜》，據書名可知也是一部帶插圖的菊花圖譜，後來史鑄編《百菊集譜》時，摘録了胡融《圖形菊譜》的文章部分，而節略其圖，這可能是受制於《百菊集譜》刊刻條件的限制[vi]。

與文人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墨、硯的譜録中也有插圖。熙寧間，黄秉爲了解决蘇易簡《文房四譜》只録其名而無圖的弊病，著《墨譜》，《郡齋讀書志》記録此書爲“皇朝黄秉撰。熙寧間人。秉患世人徒知祖、李之名，而不知形模之異同，製作之精觕，故作圖以著其源流，補蘇易簡之闕文云。”[vii]從叙録來看，黄秉的墨譜是墨的式樣圖，其書不存。後來李孝美作《墨譜》（又稱《墨苑》、《墨譜法式》）[viii]，是今存最早的帶插圖舊樣的墨譜。李孝美《墨譜》分圖、法、式三卷，李元膺所作序，言：

予友李伯揚以其所次《墨譜》寄予，云：“予平生無所好，顧獨好墨，聞人有善墨，求觀之，不遠千里。凡得古墨近百品，森然如斷圭破璧，膚理堅瘦，擊之有聲，試之其光如漆。念世人不能盡見，其久而遂不傳也，乃存其形制而書工之姓名於其上。又嘗親至魯山，從灶工野人講問爲墨之法，如伐松取煤、品膠用藥、揉劑入灰之類，纖悉畢具。有言所不能載者，則見之圖畫，欲使天下皆知爲墨之法，而從事於其間。”[ix]

序中“存其形制而書工之姓名”，指卷中“式”保留的製墨式樣圖，圖中間或有製墨書工的姓名，這一形式，可能有繼承自黄秉《墨譜》；“如伐松取煤、品膠用藥、揉劑入灰之類……有言所不能載者，則見之圖畫，欲使天下皆知爲墨之法”，指此書卷上的制墨工序的“圖”，而這些内容，當爲李孝美獨創。“圖”有八目，包括采松、造窯、發火、取煤、和製、入灰、出灰、磨試，圖後附説。李孝美《墨譜》傳本系統中的圖式，分三個版本系統，其一爲明潘方凱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及其重刻本，題作“《墨譜》”，八圖全，而版刻中所繪人物衣著，“戴元式方鼎笠子帽”，“多著蒙古元代人袍服”，爲元代工匠服飾，“（笠子帽）在元代，一般屬於高價商品，且居多爲蒙古族中等階層官吏所戴……至於普通製墨工人，是不可能在平常勞動中一律使用的，除非這個著作，原出元代官工匠之手”[x]，據此，潘刻本之底本的圖，已爲元或明初之本。系統二爲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抄本[xi]，題作“《墨譜法式》”，據《四庫採進書目》，四庫全書的底本，當來自天一閣舊藏，其底本中僅存采松、造窯二圖，餘六圖僅存説而無圖。且較之潘氏萬曆刻本，每條“説”前，多出小注。陶湘《涉園墨萃》本據“舊鈔本、文津閣本校”，從此系統出，不過，圖繪在轉刻中，與文津閣本仍有不少差别。系統三爲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本，亦題“《墨譜法式》”。文淵閣本在抄録的同時，補繪了缺佚的六圖，與之對應的，文淵閣本書前提要删“圖逸”之説，後六圖“説”前，與系統二一樣，增入小注，小注内容亦同。從四庫館情況來看，系統三的後六圖，當屬臆補。系統二、系統三中所增小注中，“發火”“取煤”“和製”“磨試”諸條中，引用了南宋紹興間墨工蒲大韶説，“和製”引《宣靖録方》，“磨試”引《宣和試墨方》，“宣靖”指宣和、靖康，其年代晚於李孝美書撰作的紹聖元符時期，故可知，後兩個系統的底本來源，可能是南宋修訂過的《墨譜》，而與系統一的底本來源不同；這三個系統的圖繪，均有前兩幅圖，但是圖式圖樣，各不相同[xii]。李孝美擔心“言不盡意”，故以圖輔文，使天下傳習方法，這種用圖記録製作過程的想法，在宋代譜録中較爲少見。《宋史·藝文志》另外著録了佚名《墨圖》一卷，應該也是關於墨的圖譜，但此書的情况已經不得詳考。

硯譜中，北宋唐積著有《歙硯圖譜》，《直齋書録解題》著録稱“《歙硯圖譜》一卷，太子中舍知婺源縣唐積撰，治平丙午歲”[xiii]，從題名上來看，當有圖。《歙硯圖譜》的圖樣，北宋米芾的《硯史》中曾提及，言“歙州有硯圖”，及“歙之制，見《歙州硯圖》，故不重岀。”[xiv]可見米芾以“《歙州硯圖》”來稱呼唐積硯譜中的圖樣。唐積之譜，今有《百川學海》叢書本等傳本，但傳本中均無圖，且書名亦改作“《歙州硯譜》”，無“圖”字。《百川學海》的底本來源，當出自南宋洪适履官徽州時的刻本。據《百川學海》本收洪邁跋言“刻《文房四譜》並《歙硯譜》三種”[xv]，可見此譜曾作爲三種《歙硯譜》之一而刊刻，但洪适刊本不傳，不詳洪适刊本是否有圖，還是左圭叢刻《百川學海》時，在翻刻洪适所刻三種歙硯譜時删圖[xvi]，亦失題撰人姓名。《歙州硯譜》的《百川學海》本最末有“大宋治平丙午歲重九日”一行，可知即爲《直齋書録解題》中所著録的唐積《歙硯圖譜》，而書中雖叙“已上並擇取樣制古雅者，繪之於圖，餘數名雖多種，狀樣都俗也，不取”[xvii]，但圖已佚。高似孫《硯箋》，從書中文字來看，刊行時原似有圖。《硯箋》爲高似孫彙編宋代多種硯譜而成，今傳本有《硯箋》四卷本與《硯譜》一卷節録本兩種系統。四卷本《硯箋》卷一端硯下，有“硯圖”一目，“録其近雅者，歙石亦如之”，共計二十四種硯樣之名。傳世高似孫《硯箋》四卷本，如明萬曆四十二年潘膺祉如韋館本、清康熙四十五年楝亭十二種本及各種清抄本等，均有目無圖。沈津正德年間編《欣賞編》，其中有《硯譜》一卷，題“高氏似孫修”（萬曆茅一相刻本《欣賞編》，爲正德刻本的翻刻本，唯無此行作者署名及最末文徵明跋）[xviii]，正德《欣賞編》的“高氏似孫修”的署名方式，與傳本的《硯箋》署名的方式同，而《欣賞編》本的高似孫《硯譜》的文字部分，除次第差别較大外，基本爲《硯箋》四卷傳本的節略本。“硯圖”一目，下有注文，“硯之樣制不一，今録其近雅者，端歙硯並同”，録二十三種硯圖，但這些硯圖的名目，與高似孫《硯箋》四卷本二十四種硯樣的名目差别較大，僅六種相同，與唐積《歙硯圖譜》“名狀第六”中所叙亦不合，《欣賞編》中的高似孫《硯譜》的硯圖來源，當出於正德以前的傳本，但是緣何與高似孫《硯箋》傳本的名目差别較大，已不得考。另外，《宋史·藝文志》著録了《端硯圖》一卷，當爲端硯的圖譜，今已佚。

宋代茶譜中也有配圖者。之前，唐代陸羽《茶經》卷十，名爲“圖”，但《茶經》並非帶“圖”，而是陸羽主張用絹素抄寫《茶經》前九卷的内容，陳設在茶座之旁。至宋代，丁謂撰《北苑茶録》，《郡齋讀書志》著録書名作《建安茶録》[xix]，言：

右皇朝丁謂撰。建州研膏茶起于南唐，太平興國中，始進御。謂咸平中爲閩漕，監督州吏，創造規模，精緻嚴謹。録其園焙之數，圖繪器具及叙採制入貢法式。盧仝譏陽羨貢茶有“安知百萬億蒼生，墜在顛崖受辛苦”之句，余於謂亦云。[xx]

則知書中有器具圖繪，而蔡襄《茶録》提及此書時，言“丁謂《茶圖》獨論釆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xxi]，則直以“茶圖”呼之。熊蕃撰《宣和北苑貢茶録》，述建安茶園采焙入貢法式，淳熙中，其子熊克始鋟諸木，跋言“先人但著名號，克今更寫其形制，庶覽之者無遺焉。”[xxii]熊克對於父親“但著名號”不足以展現形制的擔憂，觸動熊克“寫其形制”繪圖增補，而增補後，書中加入了茶餅形制的圖樣。《宣和北苑貢茶録》的今傳本，分《説郛》本系統、四庫全書館《永樂大典》輯本系統及汪繼壕以“四庫書寫本”爲底本校以《説郛》宛委山堂本的讀畫齋叢書本的合流本系統三種。其中，陶宗儀編《説郛》抄本及從《説郛》抄本而出的刻本，均無圖，而僅有團茶尺寸的文字記録；四庫各閣本，書中帶圖，保留了十分珍貴的宋代茶餅形制的圖樣，但四庫本中無尺寸記錄。其後，汪繼壕以“四庫書寫本”爲底本參校《説郛》宛委山堂本并加注釋，刊入《讀畫齋叢書》，此本則兼有團茶圖樣與尺寸的記録。

香譜中，宋末元初陳敬的《新纂香譜》中，保留了印篆香圖。今傳本的《新纂香譜》，主要包括兩個版本系統。其一爲全本系統的四庫閣本系統，書名改題《陳氏香譜》，有文淵閣、文津阁本等，但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無圖，不詳是底本已無，還是四庫全書本在抄寫過程中删去。其二，爲僅存前二卷的《新纂香譜》抄本系統[xxiii]，在清抄本陈敬《新纂香譜》中，有十六幅印篆香圖，後來適園叢書從舊鈔本刊刻[xxiv]，亦保留了印篆香圖。另外，明周嘉胄編纂《香乘》時，當曾見舊傳的全本陳敬《新纂香譜》并編入書中。清抄本和適園叢書本中的印篆香圖中的“大衍篆圖”，有“鄒象潭見授此圖……天曆二年歲次己巳良月朔旦中齋居士書”[xxv]，由此可知，這幅“大衍篆圖”當爲元天曆二歲（1329）由中齋居士補入，而陳敬《香譜》有李琳至治壬戌（1322年）序，言“陳浩卿於清江出其先君子中齋公所輯《香譜》”，時以“先君子中齋公”稱陳敬，則當時陳敬應該已經去世，此處亦題“中齋居士”，號相同，但不詳爲何人，而年代晚於《香譜》熊朋來、李琳作序時間，當出於後來續補。“大衍篆圖”爲後來續補，但是書中其他的篆香圖，未必是增補，從陳敬《新纂香譜》收録“百刻篆圖”及所附沈立的立石跋語來看，可能是一開始便收録了“百刻篆圖”的。《新纂香譜》“五更印刻”下有小注“十三”字樣，應該是有十三幅印篆香圖，但是抄本中，僅留十二幅小印篆香圖，當脱去一幅[xxvi]。雖然，從標注的時間來看，陳敬《新纂香譜》中的香圖，可能有晚於成書年代的元代香篆圖的增附，但這些仍然是古代譜録中保留的最早的篆香圖。

在上述的例子中，“圖”加入譜録，大多是作者對文字叙述的清晰準確抱有疑慮，而希望通過配圖盡可能更客觀清楚地將所描述的器物展現出來。除此以外， 還有“圖贊式圖譜”，這類圖譜中更多地融入了作者的主觀情志。李公麟《古器圖》，據翟耆年《籀史》載，體例當爲先繪圖，後附贊語[xxvii]。此書已佚，另有三部圖贊式圖譜則留存至今，均採用先列圖、後贊語的右圖左史氏的排布。林洪的《文房圖贊》，取法韓愈《毛穎傳》，將文房用具十八種擬爲十八學士，爲文房之物各自設立官職，如毛中書指筆、燕正言指墨。每一物件，喻史法於其中，取諧音爲姓氏，官名兼及功用。至宋度宗咸淳（1265—1274）年間，倦閑秘書（當爲號，姓名不詳）爲林洪《文房圖贊》補題十八物的名、字、號[xxviii]。林洪書撰成後不久，羅先登於寶祐二年（1254）左右作續編，爲《續文房圖贊》，後有元代元統二年（1334）王東（字起善）增補。羅先登編纂時已有十八物之圖、贊，無各項名、字、號，王東的增補工作，應當是爲此書目録下補題名、字及號[xxix]。羅先登所續，前十條爲文房用品，續林洪之書而亦設官職，後八條則是言堪與文房之物同堂合席而稱不屑仕進的如清音居士琴、爛柯仙客棋之類的玩好之物，不屑仕進，故號爲“八仙”，不設官職。前十物，與《文房圖贊》中十八物湊成“二十八”之淩雲閣之數，復又開闢“八仙”，設意巧妙。審安老人傳録的《茶具圖贊》，根據茶具的特性和功用，設立官職、字型大小，系以贊辭，包括韋鴻臚指竹爐之類。這三部圖譜，均取官爵、字型大小之諧音爲喻，用圖贊的形式，不僅生動地展現了當時文房、茶事的器具，同時也將文人雅趣融入其中。

綜合看來，宋代的帶圖譜録，涉及金石、璽印、花、墨、硯、茶、香等領域，洋溢著文人意趣、審美情懷。

二、宋代圖譜的繪圖與流傳

宋代譜録中的“圖譜”的繪圖，主要以“繪形”爲主，同時，在部分金石、璽印譜中，會以“拓墨”的方式作輔佐。

如果圖譜的作者善於繪畫，便會自行繪製，如李公麟爲北宋著名畫家，也是金石收藏家，其所著《古器圖》，即爲李公麟自己繪製圖樣，據王明清《揮麈餘話》卷二載：“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爲一圖，極其精妙，……先人跋語云：‘右《古器圖》，龍眠李伯時所藏，因論著自畫，以爲圖也。’”[xxx]張邦基《墨莊漫録》記録了依據李公麟《古器圖》來辨認出土古器的紋飾，言“其饕餮蚩尤，與李伯時《古器圖》所畫小敦耳、足正同。”[xxxi]據《籀史》著録，《古器圖》的體例應當是先繪圖，後附贊語的形式。可惜《古器圖》的妙手丹青，至南宋中期見諸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的著録後，便無考。

圖譜作者善於繪圖的情况畢竟少見，大多數的譜録，是邀請善工繪畫的，如劉攽爲《芍藥譜》作序時所言：

白樂天詩言：牡丹取叢大花繁者爲佳，是最洛中所卑下者，古人之不知芍藥何疑？然當時無記録，故後世莫知其詳。今此復無傳説，使後勝今，猶不足恨，或人情好上更變，駸駸日久，則名花奇品，遂將泯然無傳，來者莫知有此，不亦惜哉？故因次序，爲譜三十一種，皆使畫工圖寫，以示未嘗見者，使知之，其嘗見者，因以吾言爲信矣。[xxxii]

劉攽有感於花卉的品鑒標準因時勢轉移而不斷變化，希望記録當下芍藥的品第與種類，並請畫工圖寫模樣，這在當時，應當是一種更加普遍的圖譜作法。

金石學的研究需要圖形和文字的對照，故從碑帖借來“拓墨”法，通過拓印青銅器、石碑等，完成圖形與款識的複製。同時，在一些金石譜録如吕大臨《考古圖》、王黼《宣和博古圖》中，會結合“拓墨法”和“繪形法”，保留銘文與器形圖樣。吕大臨《考古圖後記》言：“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閲多矣，每得，傳摹圖寫，浸盈卷軸。”[xxxiii]其中的“傳摹圖寫”，即用了“拓墨”的“傳摹”與“繪形”的“圖寫”兩種方法。相對而言，圖較難保存，故而，在付諸雕版印刷時，有的會轉用隸定文字記録銘文而不再保留圖；有的則會將“拓墨”所得的圖再轉繪後，未必盡從拓墨而出。拓墨之法又受限於必須“有所本”的特點，並不能廣泛應用在其他領域，在大多數的圖譜的創作中，採用的仍然是“繪形”之法。

宋代以前，書籍主要以抄本形式流傳，至北宋中期，伴隨著印刷業的發展，印本書籍的數量急劇增長，但從整體的角度來看，從北宋中期到南宋，大量的書籍，仍以抄本與刻本兩種形式流傳。在北宋早期的大部分譜録，當以抄本形式流傳，而這恐怕也是北宋至今的帶圖譜録流傳不多的緣故。

宋代帶圖谱录有的當有官刻本，官修的金石譜録如《宣和博古圖録》等曾以官刻本行世。另外一些官刻本，則可能是任官之時刊刻的，如洪适知徽州，刻歙硯譜三種，其中即有唐積的《歙硯圖譜》，但洪适刻本是否帶圖已不得考。趙汝礪《北苑别録》有淳熙十三年（1186）跋，言“舍人熊公，博古洽聞，嘗于經史之暇，輯其先君所著《北苑貢茶録》，鋟諸木以垂後”[xxxiv]，指的便是熊克訂補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録》後，曾有淳熙九年（1182）印本行世，而趙汝礪跋語更言當時“漕吏侍講王公，得其書而悦之，將命摹勒以廣其傳”[xxxv]，這裏的“摹勒”，從熊克訂補後書的容量上來看，應該不是勒石而是再付梓之義，從淳熙九年到淳熙十三年，短短四年便欲以官刻本再刊，其更新速度之快，可見一斑，而《宣和北苑貢茶録》、《北苑别録》跋語後，都有詳細的官銜題名，根據體例來判斷，也屬官刻本的結銜。元代樊士寬作《續文房圖贊》的序言，言：“至宋季，可山林君獨取文房所用十八人，各酬以官，圖像而贊，可謂愈出愈奇矣。僕近于友人王起善處獲觀棗本……”[xxxvi]得到的“棗本”，便當是宋至元的林洪可山《文房圖贊》的刻本。不過，很多記載中，并不能分辨刻本爲坊刻本還是官刻本，不過，從傳世的宋代官刻本中的内容來説，官刻本的數量應該不多，大量的印本應當是坊刻本。

宋代的不少譜録，篇幅不大，有的譜録，有真跡、碑帖，而圖譜中，亦見有碑本的，如羅先登撰《續文房圖贊》，在元統二年（1334）樊士寬作序時言“兹復有見石刻者，則其數又倍之，乃秋浦羅雪江追補可山之未收録者，亦圖且贊，而無名號”^[xxxvii]，“其數倍之”指的是石本羅先登雪江的内容，較之林洪可山《文房圖贊》，增多了一倍，即加入了《續文房圖贊》的十八物。從序來看，《文房圖贊》、《續文房圖贊》的内容有一個以石刻的“圖且贊”的形式流傳的版本，當屬碑本的一種。

三、圖譜的功用之辨

雖然“圖”對於譜録並非必須，對於“圖”在譜録中的效果，不同的譜録作者的認識並不一致，而有圖與否，也或多或少影響了譜録作者的寫作策略與叙述風格。

北宋時期有三部揚州芍藥的譜録，分别爲劉攽、孔武仲、王觀所作，三譜的編纂時，既有孔武仲譜對於劉攽譜的辯駁，也有王觀譜對於劉攽譜名目的繼承和内容的補充，其中關鍵，便在於“圖”。前叙劉攽譜，是邀請畫工繪圖的。孔武仲作譜，則認爲：

余官於揚學，講習之暇，嘗裁（芍藥）而定之。六氏之園，與凡佛宫道舍有佳花處，頗涉獵矣。懼其久而遺忘也，聞之州人，得其粗，又屬秀才滿君方中、丁君時中，各集所聞，得其詳，蓋可紀者三十有三種。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致善工，列之圖畫，可揭而游四方。然未若書之，可傳於眾也。乃具列其名，從而釋之。[xxxviii]

孔武仲以“世之有力者”來稱呼能“邀致善工”的譜録編纂者，暗指劉攽的《芍藥譜》；對於“圖”的效果，孔武仲指出可“揭而游四方”，然而，隨之筆鋒一轉，似乎不屑於圖畫，提出“未若書之，可傳於眾”——在孔武仲看來，他篤信文字解釋的流傳效力，要勝過圖形。

再看王觀的《揚州芍藥譜》，此書序言“舊譜三十一品，分上中下三等，此前人所定，今不更易。新收八品”[xxxix]，從定名、次序來看，王觀譜全同劉攽譜而最末增加八種芍藥，序言的“舊譜”當指劉攽譜。

但吊詭的是，目録中對三書的著録，却有顛倒，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言：

《芍藥譜》一卷，中書舍人清江劉攽貢父撰。

《芍藥圖序》一卷，待制新淦孔武仲常甫撰。

《芍藥譜》一卷，知江都縣王觀通叟撰。三家皆述維揚所産花之盛。[xl]

劉攽譜請人繪圖，孔武仲“拒絶”圖，著録的名實却互相顛倒。

事實上，有圖與無圖，直接改變了譜録寫作的風格，以三譜均載的“寶妝成／髻子”條爲例：

劉攽譜：

寶妝成：髻子，色紫。

王觀譜：

寶妝成：髻子也。色微紫於上，十二大葉中密生曲葉回環,裹抱團圓,其高八九寸,廣半尺餘，每一小葉上，絡以金線，綴以玉珠，香欺蘭麝，奇不可紀，枝條硬而葉平。

孔武仲譜：

髻子：其色紫紅，下有大葉。其上細葉環抱，而黄葉雜出於其間。其香特甚。

劉攽譜中，用“寶妝成”的雅號來命名，髻子這一品種，是對“寶妝成”的解釋，而描述中只帶過一句“色紫”。王觀譜的命名、次第從劉攽譜而來，但王觀譜無“圖”，文字的描述，則愈發細緻入微且略帶科學性，對“寶狀成”的描述，在大葉的數量、植株的高度與寬度上都有定量，而“每一小葉上，絡以金線，綴以玉珠”又兼采了文學的借喻手法。孔武仲譜中，作爲花卉品種的“髻子”作爲花名，下面詳細解釋髻子爲紫紅色的芍藥，花下有闊大之葉，上面細密小葉環抱，而又有黄色花葉錯綜其中，香味馥鬱。描述中可見，這種芍藥略似髮髻故得名“髻子”。

對於“寶妝成／髻子”芍藥的譜録描寫的比較中，揭示了在“文”和“圖”之間的一種巧妙的平衡，側重於圖畫，則不免簡於描述，而没有圖的一目了然，則在文字叙述上留下了更大的藝術空間。不過，文獻上的疑問之處，在於劉攽譜、孔武仲譜，現只見諸類書與筆記的徵引，而不見單書流傳，類書中的記載，或有删削，故而，輯佚出來的“譜”是否代表宋時譜録的全貌，是仍存疑惑的。以王觀《揚州芍藥譜》的叢書本與類書本文字的比勘，便可管窺——王觀《揚州芍藥譜》有“新增八品”中，叢書本的《揚州芍藥譜》的“御衣黄”作：

黄色淺而葉疏，蕊差深，散出於葉間，其葉端色又微碧，高廣類黄樓子也，此種宜升絶品。[xli]

類書本的《全芳備祖》、《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的“新增八品”中的“御衣黄”則作：

黄色淺而葉疏，如黄樓子。[xlii]

相對而言，類書中所引，比起原文，多有節略，文獻來源僅爲類書的劉攽譜，可能並非原貌。但仍然可以想見的是，劉攽譜録中，芍藥圖歷歷在目而直觀可見，故而文字描述簡潔而只起輔助作用。孔武仲、王觀的譜録，則務爲詳備，使讀者在閲讀之後通過想像來重構花的形態，兩者撰述方式由此而不同。

另外，宋代的不少譜録，雖受“圖”的影響而撰成，但最後成書的譜録中，應該是不帶圖的，如蔡襄的《荔枝譜》、范成大的《菊譜》等。蔡襄《荔枝譜》中言：

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稡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爲倡始。[xliii]

在福建的生活經歷、履官經歷，每得到佳品荔枝，便請工繪圖，而收集了這些材料，而作“題目”之品評的《荔枝譜》。

    歐陽脩治平二年（1065）二月，有與蔡襄手劄，言：

前日劇瞻企《荔支圖》，已令崔愨傳寫，自是一段佳事。……二十六日。[xliv]

這封書劄，是歐陽脩得到蔡襄的“荔枝圖”，又命崔愨描繪傳寫，然而歐陽脩得到蔡襄的《荔枝圖》，晚於蔡襄譜録成書的嘉祐四年（1059）[xlv]，亦晚於嘉祐八年（1063）歐陽脩爲蔡襄《荔枝譜》作跋的年歲[xlvi]，應當是後來單獨繪或寄贈的圖，而非《荔枝譜》原先帶圖[xlvii]。另外，從宋代文獻的遞承關係來看，曾鞏《元豐類稿》卷三五“奏狀”所收《福州擬貢荔枝狀（並荔枝録）》中的“荔枝録”部分，實據北宋傳的蔡襄《荔枝譜》爲藍本改寫。作爲朝廷奏狀的一部分，曾鞏在叙述中語言更整飭嚴密，但未見有“繪圖”之説。范成大的《菊譜序》，言：“頃見東陽人家菊圖，多至七十種，淳熙丙午，范村所植，止得三十六種，悉爲譜之。”[xlviii]閲菊圖七十餘種，不過，最終，范成大還是根據自己范村中植菊品類，而作譜録。

宋代譜録的著述有一百七十餘部，除了金石、錢璽譜大量配以圖形以外，大部分譜録是以文字記載爲主的，其中不乏如歐陽脩的《洛陽牡丹記》之類的名篇，占比並不大的圖譜却給我們帶來了另一扇觀察宋人博物之風的窗户。劉克莊《六州歌頭·客贈牡丹》言“憶承平日，繁華事，修成譜，寫成圖。”[xlix]雖然詞句吟詠的是北宋牡丹的繁華事，也可以挪來借喻——圖與譜的著作，用文字與繪畫的形式，共同定格了宋人博考名物的“繁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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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i]本文判斷書籍類屬，基本以尤袤《遂初堂書目》中“譜録”類收書範圍作爲標準。關於《遂初堂書目》“譜録”類情況，參見董岑仕：《〈遂初堂書目〉譜録類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六輯，2017年。《遂初堂書目》中另有“雜藝”類，收録傳統的琴棋書畫、雙陸雜選等書籍，如《棋譜》、《雙陸譜》等書籍，命名中帶“譜”且書中帶圖，參照《遂初堂書目》而不納入本文討論的範疇。類似的，《梅花喜神譜》等藝術類畫譜，亦不闌入。

[ii]這九部譜録，包括：〔宋〕吕大臨《考古圖》、題〔宋〕趙九成《續考古圖》，〔宋〕王黼《宣和博古圖録》，〔宋〕李孝美《墨譜》，〔宋〕熊蕃撰、〔宋〕熊克續補繪圖的《宣和北苑貢茶録》，〔宋〕林洪《文房圖贊》，〔宋〕羅先東作、〔元〕王東續補《文房圖贊續》，〔宋〕審安老人傳録《茶具圖贊》和〔宋末元初〕陳敬《新纂香譜》。另外，〔宋〕高似孫《硯箋》的圖的情况較爲複雜，詳見後文。今傳題〔宋〕龍大淵所撰《古玉圖譜》，和題〔宋〕黄伯思《燕几圖》，屬托僞，不納入。傳世圖譜中，從底本的圖繪所反映的人物衣著等來看，不少圖譜的後出版本的圖繪，可能經摹寫轉繪而帶上了宋以後的時代特征，但若徵諸宋代文獻，其圖繪母本出自宋代文獻的，予以納入。

[iii]〔宋〕劉攽：《芍藥譜序》，《全宋文》第69册，164頁。

[iv]〔宋〕歐陽脩：《洛陽牡丹記》，《歐陽脩全集》，中華書局，2009年，1096頁。

[v]〔宋〕朱弁：《曲洧舊聞》卷四，《師友談記 曲洧舊聞 西塘耆舊續聞》，中華書局，2008年，137頁。

[vi]〔宋〕史鑄：《百菊集譜續添卷五序》，《全宋文》第325册，267頁。

[vii]〔宋〕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68頁。

[viii]《墨苑》之名，見《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四；《墨譜》之名，見萬曆潘方凱刊本《墨譜》卷首、版心等；《墨譜法式》，見天一閣舊藏四庫採進本、四庫全書本等。

[ix]〔宋〕李孝美：《墨譜》，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據萬曆潘方凱刊本影印，1930年。

[x]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五三·明初製墨工人”，商務印書館，2016年，655頁。按，其説以潘刻本《墨譜》刻於明代弘治年間，則不確。

[xi]文溯閣本筆者未見，但從書前提要與文津閣本書前提要一樣來看，當與文津閣本同爲存“二圖”本。

[xii]參見黄大維：《〈四庫全書總目〉中墨書、墨譜考證》，《文獻》第21輯，1984年9月。

[xiii]〔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14頁。

[xiv]〔宋〕米芾：《硯史》，《文房四譜（外十七种）》，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188頁。

[xv]〔宋〕洪邁：《洪景伯〈歙州硯譜〉跋》，《歙州硯譜》百川學海本。

[xvi]《歙州硯譜》百川學海正文不題撰人；宋刻本《百川學海》今未見目録，〔明〕华珵覆刊《百川學海》時，據洪邁跋而在目録中作“洪景伯歙硯譜”，實誤題刊者爲撰人。

[xvii]〔宋〕唐積：《歙州硯譜》“名狀第六”，據陶湘影宋本影印《百川學海》，中國書店，2011年，828頁。

[xviii]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攝明正德刊本《欣賞編》（書今藏臺北“故宫博物院”），《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叢書》第565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425頁。萬曆茅一相刻本的《欣賞編》據正德本版式翻刻，唯删第二行作者署名；此本《硯譜》又節録收入明末《廣百川學海》，唯改題作者爲“高濂”，則又訛誤。

[xix]丁謂之書，除《郡齋讀書志》著録作“《建安茶録》”以外，目録、筆記中多作“《北苑茶録》”。

[xx]〔宋〕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34頁。

[xxi]〔宋〕蔡襄《茶録》，《全宋文》第47册，206頁。

[xxii]〔宋〕熊克《〈宣和北苑贡茶録〉跋》，《宣和北苑貢茶録》，讀畫齋叢書本。

[xxiii]包括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兩部、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一部等。

[xxiv]其底本，即今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有“菦圃收藏”印之清抄本。

[xxv]這些篆圖，〔明〕周嘉胄《香乘》卷二二中亦載，唯“大衍篆圖”的“鄒象潭”，在《香乘》中作“郭象渾”，字畫小異，當爲形近之誤。

[xxvi]另外，除了“大衍象圖”與“百刻香篆圖”以外，在《新纂香譜》中，剩下的十二幅小印篆香圖和最末兩幅大印篆香圖均無名目、文字的説明。在周嘉胄《香乘》刊本中，有“大衍象圖”與“百刻篆香圖”，其後又“五夜篆香圖”十三幅，每幅圖均有説，十三幅圖的圖樣從《新纂香譜》的“五更印刻”而來，但篆香圖大體相似的構圖，外加抄本、印本中圖像的輾轉訛誤，無法比核出抄本中脱漏了哪幅印篆圖。《香乘》其後收福慶香篆、壽征香篆、長春篆香圖、延壽篆香圖四幅圖，這四幅圖抄本《新纂香譜》抄本無；其後收萬壽篆香圖、内府篆香圖各一，這兩圖，與陳敬《新纂香譜》中最末兩幅圖相似，但是命名究竟是周嘉胄根據明代傳陳敬《新纂香譜》的命名而來，還是依明人稱呼此二篆香的名字增附題目，已經難以詳考。

[xxvii]翟耆年《籀史》叙録言：“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著《考古圖》，每卷每器各爲圖，叙其釋製作鏤文、窾字義訓及所用，復總爲前序後贊。”（〔宋〕翟耆年：《籀史》，守山閣叢書本。）一般以爲，李公麟的《考古圖》即《古器圖》。

[xxviii]正德刊本《欣賞編》所載《茶具圖贊》言：“右茶具十二先生名諱字型大小，倦閑秘書先生見假善本，余敬爾抄録以備偶用。咸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萬曆刊本《欣賞編》的《茶具圖贊》，此條僅作“咸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有脱漏。咸淳己巳（1265）較之林洪時代稍晚，而借審安老人抄録《茶具圖贊》的“十二先生名諱字型大小”的“倦閑秘書先生”，當與增補《文房圖贊》的“名字與號”的“倦閑秘書”爲同一人，姓名無考，大抵爲南宋度宗時期人。

[xxix]更準確的説法，應當是羅先登的《續文房圖贊》分爲兩次作成，第一次所續爲前十物，其後不久，增補爲十八物，十八物之本，與林洪《文房圖贊》一起有石本傳世，參見羅先登寶祐二年自序（其中只提及十物）、樊士寬序（提及所見王東藏石本“其數又倍之”，爲羅先登所作十八物之證。）

[xxx]〔宋〕王明清《揮麈餘録》卷二，見〔宋〕王明清《揮麈録》，中華書局，1961年，248頁。

[xxxi]〔宋〕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七“虯敦”，《墨莊漫録過庭録 可書》，中華書局，2002年，208頁。〔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四：“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雁里，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平生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爲圖，狀説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中華書局，2006年，79頁。）亦言以收藏作圖，然題名有異。《玉海·藝文志·圖》載“李公麟爲《古器圖》一卷，又爲序贊”。

[xxxii]劉攽《芍藥譜》今不存全書，僅見於類書等中引，序見《全芳備祖》卷三《劉貢父譜序》，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别集卷二二花部“芍藥花”下引《劉貢父芍藥譜》，二文同，又見《全宋文》第69册，164頁。

[xxxiii]〔宋〕吕大臨：《考古圖後記》，〔宋〕吕祖謙編《宋文鑒》卷八三，四部叢刊初編本影印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xxxiv]〔宋〕趙汝礪：《〈北苑别録〉跋》，《北苑别録》，讀畫齋叢書本。

[xxxv]〔宋〕趙汝礪：《〈北苑别録〉跋》，《北苑别録》，讀畫齋叢書本。

[xxxvi]〔元〕樊士寬：《續文房圖贊序》，據萬曆刻本《欣賞編》影印，收入《茶具圖贊（外三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83頁。

[xxxvii]〔元〕樊士寬：《續文房圖贊序》，據萬曆刻本《欣賞編》影印，收入《茶具圖贊（外三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年，83頁。

[xxxviii]〔宋〕孔武仲《芍藥譜》，〔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十五引，《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四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180頁；〔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卷三引《孔常父序》，〔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别集卷二二花部“芍藥花”下引《孔常父芍藥序》，此段均引作“余官於揚學，講習之暇，嘗裁而定之，蓋可紀者三十有三種，乃具列其名從而釋之。”均有删節，而無有關圖之説。

[xxxix]〔宋〕王觀：《〈揚州芍藥譜〉序》，據陶湘影宋本影印《百川學海》，中國書店，2011年，1028頁。

[xl]〔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99頁。

[xli]〔宋〕王觀：《揚州芍藥譜》，據陶湘影宋本影印《百川學海》，中國書店，2011年，1032頁。

[xlii]〔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卷三引“王觀《芍藥譜》”，又見〔宋〕谢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别集卷二二花部“芍藥花”下引。

[xliii]蔡襄：《荔枝譜》，影印陶湘影宋本《百川学海》癸集，中国書店，2011年，1027頁。

[xliv]〔宋〕歐陽脩：《書简》卷五《與蔡忠惠公君謨三通（其三）》，《歐陽脩全集》，中華書局，2011年，2431頁。

[xlv]蔡襄《荔枝譜》的《百川学海》本無紀年，蔡襄《蔡忠惠集》卷三〇及手書帖本有紀年，手書碑帖本額外有書法落款時間，作“嘉祐四年岁次己亥秋八月二十四日莆阳蔡襄述。明年三月十二日泉山安静堂書。”見《古香齋寶藏蔡帖》卷三。

[xlvi]〔宋〕歐陽脩：《書〈荔枝譜〉後》，《歐陽脩全集》，中華書局，2011年，1061頁。

[xlvii]楊寶霖以爲《荔枝譜》尚有圖一卷，見楊寶霖：《燈窗瑣語（讀農書劄記四則）》，《農業考古》1986 年第4 期。張丑《清河畫舫録》卷七所載“泥金小楷，標題起龍牙，訖蜜茘枝，次第悉與《譜》合，其出君謨之手，益無疑耳”，其中所記，爲龍牙、水荔枝、蜜荔枝三種，誠然與蔡襄《譜》次第一致，但是否爲將“命工寫之”的圖薈萃而蔡襄作品題書法於其上，亦有可能，存以備説。

[xlviii]〔宋〕范成大：《菊譜》，收入《范成大筆記六種》，中華書局，2008年，269頁。

[xlix]〔宋〕劉克莊：《後村集》卷一八七，四部叢刊初編影印舊抄本。

注：本文发表于《文津学志》第十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8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董岑仕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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