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成傑：《金石萃編》引書考
《金石萃編》引書考
趙成傑
赵成杰（1987—），黑龙江宁安人，文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研究员，韩国首尔大学人文学研究院中国语文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金石学、《尚书》学。
《金石萃編》博採眾長，集諸家之大成，錢侗評其書：“於山經、地志、叢書、別集，皆當參稽會萃，覈其異同而審其詳略，實為向來金石家所未有。後之人欲考論金石，取足於此，不煩他索矣。”[1]錢寶傳評價此書為：“博採旁證，擇精語詳，尤稱大備。”[2]《金石萃編》的引書，就突出地體現了其“參稽薈萃”、“博採旁證”的特點。《金石萃編》引書遍及經、史、子、集四部，凡354種，其中引著作255部，單篇文章12篇，題跋87種。著作以清人著作居多，題跋中桂馥12條，錢侗、翁方綱、瞿中溶等人各4條，也以同時代人居多。
《金石萃編》的引書有其體例與特點，引書以時代為序輯錄著作及題跋，首次引錄標記作者姓名，以後出現僅著錄書名，不记卷次。通過分析《金石萃編》引書的情況，可以考察其徵引特點及金石學意義，其中所保存的佚著佚文，對金石學研究也有重要意義。
一、引書體例及其間關聯
（一）引書以節錄為主
《金石萃編》依時代為序，輯錄有關著作及題跋，首次引錄標記作者姓名，以後出現僅著錄書名，不记卷次。這種編纂方法受清初李光暎《觀妙齋金石文考略》影響很大。[3]李書凡十六卷，著錄金石碑刻609通，引錄各類資料120餘種，採集金石家之書40種，文集、地志、說部之書又60種[4]，題跋20餘種，按語以“光暎識”結尾。
引書除引宋人著作如歐陽脩《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洪邁《容齋隨筆》、洪适《隸釋》、董逌《廣川書跋》、趙彥衛《雲麓漫鈔》外，以明人及清初人居多，其中趙崡《石墨鐫華》、李東陽《懷麓堂集》、歸有光《震川集》、解縉《春雨集》、楊士奇《東里集》《東里續集》、都穆《金薤琳琅》、安世鳳《墨林快事》、孫楨《金石評考》、楊慎《升庵外集》、宋濂《潛溪集》、盛時泰《蒼潤軒帖跋》、曹昭《格古要論》、朱彝尊《曝書亭集》、孫承澤《庚子銷夏記》、王世貞《弇州山人稿》等都是引用次數比較多的。《金石萃編》引錄以節錄為主，今以《化度寺塔銘》為例略作說明。
《金石萃編》卷四十三《化度寺塔銘》引黃庭堅《豫章文集》、解縉《春雨集》、宋濂《潛溪集》、李東陽《懷麓堂集》、趙崡《石墨鐫華》、安世鳳《墨林快事》、孫楨《金石評考》、王澍《虛舟題跋》等八條資料，《觀妙齋金石文考略》則引黃庭堅《山谷集》、郁逢慶《書畫題跋記》、王世貞《弇州山人稿》、宋濂《鑾坡集》、解縉《春雨集》、李東陽《懷麓堂集》、孫楨《金石評考》、安世鳳《墨林快事》等八條資料。對比發現，《觀妙齋金石文考略》引文為全文摘錄，而《金石萃編》以節錄為主，文字簡練。
如《觀妙齋金石文考略》引解縉《春雨集》：“右歐陽率更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石本。王魯齋先生自言，兒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百四十餘字。其兄亡後，魯齋求補為全文，而妍媸自見。景定庚申人日所為跋如此。至咸淳己巳春，又得范諤隆興初跋尾，云慶曆初，其高王父開府公雍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乃此碑，稱歎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之，為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而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搨數十本，已乃碎其石，則以是為范公家本矣。今又百三十年，而魯齋六代孫文英寶藏之如舊，比今西安府學本，清勁文采相懸絕矣。大抵書法有輕重之勢，而近日石本類皆一體填湊，字內筋脈，舉無存者。今見此本。乃知古人自有真也。”
《金石萃編》引解縉《春雨集》：“河南范諤隆興初跋尾：‘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乃此碑，稱歎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之，為三斷矣。及以數十縑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搨數十本，已乃碎其石，恐流散浙石者，皆是物也。’”
明解縉（1369─1415）《春雨集》又名《解學士文集》，凡十卷，其中第十卷收錄《化度寺碑跋》。[5]經核對，與《觀妙齋金石文考略》引文相同，《金石萃編》則為刪改後節錄，語言更為精煉，且重點突出。作者在節錄題跋時有所側重，《金石萃編》引《化度寺碑》八條資料，各有側重，如黃庭堅《豫章文集》側重撰者書法特點，解縉《春雨集》側重碑刻來源及原委，宋濂《潛溪集》側重版本優劣，李東陽《懷麓堂集》側重收藏信息，趙崡《石墨鐫華》側重碑刻地點及時間，安世鳳《墨林快事》側重版本校勘，孫楨《金石評考》側重版本來源，王澍《虛舟題跋》側重總結前人之觀點，最後王昶在按語中分析優劣，考訂前人所未道。總體來看，引書按時間順序輯錄，各有側重，集評中與前人重複的結論或觀點一般不再引錄。《觀妙齋金石文考略》引文中黃庭堅《山谷集》（與《豫章文集》同）與王世貞《弇州山人稿》同講撰者書法特點，宋濂《鑾坡集》（與《潛溪集》同）與孫楨《金石評考》同樣側重版本優劣，《金石萃編》恰到好處地刪掉重複，並能突出其特點，各條引文之間亦有邏輯銜接，可見作者在篩選資料時也是頗為用心的。
再如《金石萃編》中引述資料最多的幾通碑文，卷十六《石經殘字》引述資料22則（包括錢泳跋1則）；引用諸家按時代順序，自宋至清分別引歐陽棐《集古錄目》（側重拓本來源）、姚寬《西溪叢語》（側重逸文搜集）、方勺《泊宅編》（側重石經來源）、邵博《聞見後錄》（側重辨析當時新出之版本）、趙明誠《金石錄》（側重總論性概述）、黃伯思《東觀餘論》（側重一般文本校勘，篇幅較短）、董逌《廣川書跋》（側重石經編集及刊刻）、洪适《隸釋》（側重《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等碑的詳細校勘，篇幅較長）、婁機《漢隸字源》（側重石經字數的考察）、張縯《石經跋》（側重前人的觀點辨證）、陶宗儀《書史會要》（側重官職考訂）、于慎行《筆塵》（辨析石經之完闕）、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側重列舉不同前人之拓本）、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駁斥前人之誤記）、朱彝尊《經義考》（辨析一字石經）、《曝書亭集》（側重《論語》經考證）、萬斯同《石經考》《群書疑辨》（合為一則，辨析魏石經之原委）、顧靄吉《隸辨》（側重石經之流傳）、杭世駿《石經考異》（辨析漢、魏石經異同）、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側重考辨石經異文）、畢沅《中州金石記》（側重辨析《尚書》文字），錢泳跋（側重乾隆五十年新拓本之介紹）等，各有側重，有的考訂石經來源，有的考察版本異同，有的介紹新獲拓本，有的注重文字校勘，重複較少。偶有重疊，也多是對前人說法的辨證，雖後出而有新意。
（二）各引書關係
各引書之間首先是承繼關係，時代越早，引文及考述相對簡略，後人考察較前人也更為細密，在前人基礎上有所發展，然而，在某些基本事實的陳述上，又難免有所重疊。例如卷二十四《王基斷碑》，諸家對碑之出土及存藏情況記載一致，《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王基碑，碑中斷，存下半，近洛陽民墾土得之”，《中州金石記》“世傳碑之出土，僅刻其半，下截朱字宛然”，《授堂金石跋》：“碑石出土，僅刻其半，土人傳云下截朱字隱然。”在前人基礎上的辨析與闡發，如卷二十四《天發神讖碑》書者問題，唐許嵩《建康實錄注》“未知誰書，或傳是皇象，恐非。”宋黃伯思《東觀餘論》：“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明周暉《金陵瑣事》記為“《天發神讖碑》，吳皇象書，又定為蘇建。”而清周在浚《天發神讖碑考》則認為“案諸書俱以為皇象書，周暉獨言‘又定為蘇建’。建無能書，名亦不知為何時人。考孫皓封禪國山所立碑，文末有‘東觀令史邱信中郎將臣蘇徤’，或暉誤引此邪！”對於作書者問題，王昶亦不能定何人書。此碑撰者亦是疑雲重重，《建康實錄注》、《東觀餘論》及戚光《集慶續志》皆以華覈為作者，朱彝尊《曝書亭集》據《吳志》辨其非華覈所作，並未指出作者為何人，王昶在此基礎上，又提出自己的看法：“覈雖因微譴免官，猶在左右，遂命以撰文，未可遂定為非覈。”
其次是補正關係，又包括補前人之不足與訂前人之誤說兩種情況。補前人之不足方面，一般是前人的隻言片語，後人加以補充或解釋，如卷七十七《少林寺碑》引王世貞《弇州山人稿》“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再引郭宗昌《金石史》考述“霹靂手”之來源，并辨此指裴漼之父裴炎事，“王元美謂懿公少負文筆，號霹靂手。此漼父炎之事。炎之為同州司戶參軍，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積案數百，讓使趣斷。炎之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都盡，與奪當理，詞筆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此處既補前人詳釋“霹靂手”一事的來歷，又辨證此非裴漼之事。又如卷八十五《李秀殘碑》引《金石錄》：“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錢大昕《金石後錄》補為：“趙錄云，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按蘇顯撰《涼國長公主碑》云開元十二載，而前此二十年亦稱載者，文字中偶一用之，與此同也。”錢大昕考訂《李秀殘碑》之前亦有改“年”為“載”的情況，并指出碑文偶有特例。
王昶於按語中亦補前人所未備，如卷十五《繁陽令楊君碑》按語：“故《集古錄》《集古錄目》《金石錄》《隸釋》諸書俱未詳其名，余考《唐書宰相世系表》……則沛相之弟乃馥也。”
訂正前人之誤說方面，包括辨析前人之觀點與糾正前人之誤說两方面。辨析前人之觀點，一般是羅列諸說，加以辨別，如卷十三《淳于長夏承碑》引王惲《秋澗集》：“蔡邕書《夏承碑》”，秦民悅《廣平志》“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所書”，都穆《金薤琳琅》：“碑後刻尚書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汪師韓《韓門綴學》：“而元王文定公惲《秋澗集》以為蔡中郎書……而民悅跋中乃仍文定臆度之語，與今本碑末直書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者無異。似乎所見已非原碑矣。”程瑤田《通藝錄》：“余以為非中郎不能作。中郎有九勢八字訣，唯此碑無訣不具，無勢不備，當以此為漢世諸碑字之冠。”此碑自元代王惲始定為蔡邕作，後代對作者问题皆有辨驳，王世貞、程瑤田從書法角度辨析，有一點道理。
糾正前人之誤說，在《金石萃編》引諸家說中隨處可見。或更正文字訛誤，如卷九《孔謙碑》引《授堂金石跋》：“據今《集古錄》訛卅作廿，又脫四字。洪氏亦訛卅作廿，傳刻之過也。流俗人謂此碣為孔宏，蓋失檢爾。”《金石萃編》中引錄諸多後人對洪氏《隸釋》《隸續》的文字考訂，由於洪書成書較早，當時可供參照版本亦不多，故而文字上錯誤頗多。或訂正碑刻出土地點，如卷六十九《景龍觀鐘銘》引《雍州金石記》：“《石墨鐫華》《金石文字記》俱云在西安府鐘樓上，誤。鐘樓在朱雀街之中，非迎祥觀鐘樓也。”此外，亦有考訂撰者地望、官職、生平經歷等資料。
《金石萃編》多是選取碑文考訂上有所差別的各家，排比材料，這樣既可看到歷代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又可考察後人對前人的修正。典型的例子是卷十七《校官碑》，此碑於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出土於固城湖畔（今南京高淳），元人單禧於至順四年（1333）刻有長跋，考證了此碑出土及異體字情況。
《金石萃編》引洪适《隸釋》、都穆《金薤琳琅》、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葉九苞《金石錄補》、王蓍《校官碑考》、吳玉搢《金石存》、翁方綱《兩漢金石記》、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武億《授堂金石跋》等十家資料，以上材料各有側重及特點。洪适《隸釋》考察了《校官碑》基本情況，包括出土時間、出土地點及異體字等，但出土時間誤記為南宋紹興十三年。到明代都穆時，已經可以看到單禧的跋文，故而《金薤琳琅》修正了出土地及洪适釋文二十七字，并指出此碑可正《溧陽志》之失。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側重於出土時間的考訂，確定在紹興十一年。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側重此碑刊刻歷史背景的介紹。葉九苞《金石錄補》側重刊刻之人的考察。王蓍《校官碑考》較為完備地介紹了此碑的出土時間、出土地、刊刻背景、異體字等情況，首次指出此碑為麻石，不似北方青石堅硬，故而當時文字已有漫漶。吳玉搢《金石存》側重碑文用字的考察，指出了碑文中幾組常見的本字與假借字。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全面考訂自宋以來諸家觀點，逐一指出諸家之誤，代表清人的最高水平。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推斷首行所缺字為“誄”，并考察其文體特點。武億《授堂金石跋》補充例證，對錢說進行修正。總之，《金石萃編》所選材料大都是每個時期具有代表的觀點，亦看出後人對前人之修正、補充及推進。
越是名碑，《金石萃編》引述資料越多，大都在十條以上，如《周宣王石鼓文》引16則，并姚氏及朱文藻跋2則；《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引述資料18則，并桂馥跋1則；《泰山都尉孔廟碑》引述資料18則，并桂馥跋1則等，《淳于長夏承碑》引16則，《西岳華山碑》引15則，并桂馥跋；《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引14則，《蕩陰令張遷表》引14則，并桂馥跋1則；《郃陽令曹全碑》引13則，并桂馥跋1則；《北海相景君碑》引12則，《郎中鄭固碑》引12則，《博陵太守孔彪碑》引11則等等，這表明名碑受重視程度高，研究也相對更為深入。
（三）注意引錄材料的甄別
同一碑文可能有十幾家甚至更多家提及，作者如何甄選，既要選擇當時有代表性的著作，又要突出被選著作的考訂特點，還要刪繁就簡，節錄其中具有價值和特色的文字，這需要有深厚的金石學積累，還要有認真謹嚴的治學態度。
作者要在眾多金石學著作及相關題跋中選擇代表性的觀點，力求突出每種觀點的最早出處，同時剔除同時期或無關、或錯誤、或雷同的文字。如卷十二《高陽令楊著碑》，《金石萃編》輯錄歐陽脩《集古錄》、洪适《隸釋》《隸續》、婁機《漢隸字源》等四種材料，實際上，此書還有趙明誠《金石錄》、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兩種金石學著作亦論及此碑。對比考察這幾種材料，亦可看到王昶之取捨態度。趙明誠《金石錄》卷十八引歐陽脩《集古錄》云：“《集古》所有，余盡得之，又各以《碑陰》附於《碑》後……”[6]趙明誠前引《集古錄》，後錄碑陰，未有考證類文字，故而不用。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十七考訂此碑，認為此碑是偽作，翁方綱亦於王昶處見過此碑：“右閿鄉楊氏四碑文，皆具於《隸釋》，而後佚久矣。丁酉秋，錢塘黃小松得《太尉髙楊令》二碑拓本，屬予為作歌。其秋復於王蘭泉齋中得見四碑全本，為之狂喜……其最謬者是《太尉》、《繁陽》二碑之額及《沛相碑》‘百遼’訛‘僚’，又‘退焉’二字訛作‘復焉’。此皆屬萬無可置辨者。故不得不明著其偽，或當是褚千峰所為耳。”[7]翁方綱先考證了洪适《隸釋》《隸續》及婁機《漢隸字源》的文字錯誤，之後以《竹雲題跋》《虛舟題跋》未錄此碑而認定此碑為偽作。《金石萃編》收入此碑，顯然是不認同翁氏的觀點。王昶在按語中極其詳細地考察了此碑行款、文字及相關史實。雖未明言翁氏判斷有誤，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前人成績，排除了翁氏之質疑。
再如卷一百二十一《中書侍郎景範碑》引顧炎武（1613—1682）《山東考古錄》、王士禎（1634—1711）《池北偶談》、武億（1745—1799）《授堂金石跋》三種材料，實際上葉奕苞（1623—1687）《金石錄補》、錢大昕（1728—1804）《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及阮元（1754—1849）《山左金石志》對此碑均有考訂。葉奕苞《金石錄補》史實考證部分已見顧炎武《山東考古錄》及《金石文字記》。葉氏在文中講述了自己親往鄒平探訪景範後人之情形，未有新見，故而不錄。[8]作者選擇同一時代武億的《授堂金石跋》，而不是錢大昕、阮元的著作，是由於錢、阮著作未有新見，乃延續前人。《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引顧炎武觀點，評價為：“以顧氏考證之審，且嘗親至碑下，猶不免疏漏如此，記載可盡信哉。”[9]《山左金石志》卷十四所作按語與《授堂金石跋》完全相同。考察前者刊刻於嘉慶二年（1797），後者刊刻於嘉慶元年（1796），可見《山左金石志》完全沿襲了《授堂金石跋》，故不重錄。王昶在按語中，先是批駁了顧炎武的錯誤看法，並對墓主的官職、生平事跡進行考證，繼而引《後漢書》《史記》考訂碑文所載史實。換句話說，王昶是在重新梳理了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將對此碑的研究有所推進。
翻檢《石刻題跋索引》可以看出，王昶《金石萃編》幾乎收錄了前人所有重要題跋，但甄別中選擇甚嚴。如卷一百三十七《瀧岡阡表》，所輯諸條各有特點：朱熹《朱子集》及蘇軾《東坡集》，從書法角度評價此碑字體新麗，自成一家；曹昭《格古要論》始疑此碑書者；宋葷《筠廊偶筆》考訂此表撰作之由來及相關史實；王澍《虛舟題跋》考察此文之用字特點；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以金證史，對史實細緻爬疏；《江西通志》補充軼事。王昶首先以歐陽脩本集與《宋文鑑》對校，校訛脫數字，再對歐陽脩本人卒年及生平考證，與前人側重不同而又有所深入。
總之，《金石萃編》既能注意到諸家觀點的選擇，又能有所側重，不局限於碑文基本情況的考察，亦能從文字、書法、語用等角度全面整理。這體現了編者深厚的金石學積累和廣闊的學術視野。
二、引書特點及相關問題
（一）常見書與稀見書之間
《金石萃編》不但輯引自宋至清金石學常見著作，諸如《金石錄》《集古錄》《隸釋》《隸續》《金薤琳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關中金石記》等著作，亦收金石學以及地志、雜記、遊記、文集等方面的稀見著作，如《扈從西巡日錄》《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校訂隸釋存疑》等，可見作者既有涉獵之廣，又有甄別之精。
被《金石萃編》輯引次數較多的有（按次數排序）：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276次）、畢沅《關中金石記》（194次）、武億《授堂金石跋》（193次）、趙崡《石墨鐫華》（130次）、畢沅《中州金石記》（123次）、顾炎武《金石文字记》（130次）、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85次）、翁方綱《兩漢金石記》（64次）、趙明誠《金石錄》（61次）、朱彝尊《曝書亭集》（52次）、歐陽脩《集古錄》（50次）、吳玉搢《金石存》（46次）、洪适《隸釋》（42次）、錢大昕《金石後錄》（40次）、朱楓《雍州金石記》（40次）、王澍《虛舟題跋》（34次）、林侗《來齋金石刻考略》（32次）、王世貞《弇州山人稿》（31次）、都穆《金薤琳琅》（28次）等。
基本上，被引次數較多都是每個時代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兩宋如《集古錄》《金石錄》《隸釋》，明代如《金薤琳琅》《弇州山人稿》，清初如《金石文字记》《曝書亭集》，乾嘉時期如《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關中金石記》《授堂金石跋》等，皆可代表當時金石學之最高水平。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卷，收跋尾855則，其中漢以前60則，魏晉至隋79則，唐五代312則，宋遼金275則，元代129則。王引之評價為“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等書搜羅廣而鑒別精。”[10]《金石萃編》引錢氏跋尾271條（集群性金石材料以一次計），占錢氏全書跋尾三分之一，可見王昶對錢大昕情有獨鍾，格外重視。
《金石萃編》對《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基本全錄考訂。亦有不引情況，如卷四十一《孔子廟堂碑》引諸家題跋十三處，並未引錢氏。原因則是錢氏之考訂，前人已云，其云：“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書。有二本：一在西安府學，一在城武縣學，皆非元刻。”然夢虎道者跋（清人楊賓[11]）云：“廟堂碑見諸記載者有四：一在西安，一在曲阜，一在城武，一在饒州。”較之錢氏更為全面，而錢氏對文字的考論，王澍《虛舟題跋》已詳盡考述，並不需再引錢著。可見輯錄之前，已對諸家說法作過比勘取捨。
《金石萃編》所輯引文獻中，亦有不少稀見書，如申兆定《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申兆定《涵真閣漢碑文字跋》、朱文藻《校訂隸釋存疑》、朱文藻《蘇碑考序》、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沈榜《宛署雜記》、李日華《紫桃軒雜綴》等，稀見書以子部書雜家類為主，也有一些屬於史部方志類及集部別集類文獻等。
申兆定，生卒年不詳，字圓南，號繩齋，又號鐵蟾，清乾隆陽曲縣（今山西太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舉人，官定邊知縣。精金石之學，工詩詞、好書法、篆刻，著有《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涵真閣漢碑文字跋》等。王昶《湖海詩傳》卷二十三有傳：“工分書，遇有漢、魏碑碣，必於齾缺尋其點畫，凡偏旁波磔，反覆考證，臨摹數十過乃已。所撰《涵真閣漢碑文字》，如《郙閣頌》《張壽景君》諸碑跋，皆精深詳密，以訂《隸釋》《隸辨》及《金石圖》之異同，故當自成一書，獨有千古。”[12]《金石萃編》引《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十一次、《涵真閣漢碑文字跋》四次，此二書今已不存於世，《金石萃編》引錄的片段，可作輯佚之資。
《金石萃編》輯引瓦當文字資料凡四十種，主要出自朱楓《秦漢瓦圖記》、申兆定《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及程敦《秦漢瓦當文字》三種。三種資料皆具代表性。程敦《秦漢瓦當文字自序》交代了乾隆時期諸名家於瓦當之交遊：“乙巳、丙午間，客西安，友人仁和趙魏、嘉定錢坫、全椒俞肇修、陽曲申兆定，皆好聚瓦。先是，鎮洋畢公（畢沅）巡撫陜西，著《關中金石記》，采瓦當文字十餘入記中。幕府之士，若吳縣張塤、安邑宋保醇，俱有所獲。後有青浦王公來為廉訪，亦獲瓦十餘。逮兩公遷移，諸人星散，後出物率為申、俞二君所得。敦有同好，因拓其文。又有與孫淵如商榷文字書，其考證瓦文，頗精核矜慎。續卷刊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言稽留於此，又逾七年，續有所得，故重編錄。”[13]可見申、程二人原是王昶的舊日同僚，早有交遊。《金石萃編》卷二十二瓦當文字按語亦敘述其交往情況：“國初林佶，乾隆中朱楓而搜采日多。四十八年，昶按察西安，與同年巡撫畢公均有金石之好。而趙子魏在幕中，申子兆定、孫子星衍為予門人，與錢子坫、俞子肇修、程子敦極意搜求，共得三十餘種。予皆見而撫摹之，搨成兩冊，而程子好之尤摯，恐其日久散佚，因編考史漢志傳，疏其出處，為瓦當文字，刻之臨潼書院，大抵如此。”
當時程敦、趙魏、錢坫、俞肇修、申兆定等人皆好瓦當文字，收集甚多。畢沅收集十餘種，王昶亦收十餘種，此後二公離開西安後，所收瓦當為申兆定、俞肇修所得，後程敦得其拓本，又搜集若干，編定是書。武億《授堂文鈔》卷二《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亦記此事，云：“歙程君彝齋著《秦漢瓦當文字記》一卷，由同時數君子所搜輯。恐其眾之易於亡佚，乃各錄所從，并附以舊聞，其說多可依。”[14]這樣看來，申、俞、程三家瓦當文字皆眾人所輯，雖二書亡佚，但借由傳世的程著，亦可窺其崖略。按程敦《秦漢瓦當文字》二卷續一卷，著錄瓦當112種，《金石萃編》大半與其重合，如《長生無極瓦》《長生未央瓦》《長樂未央瓦》《與天無極瓦》《億年無極瓦》《延年益壽瓦》《延壽萬歲瓦》《千秋萬歲瓦》等。《金石萃編》輯錄其書其文，可謂見證了這一段學術淵源。其後，申氏著作不傳，惟賴《金石萃編》存其跋文，申書可謂附驥以傳。
（二）方志類材料及運用
《金石萃編》輯錄地理方志類著作35種，以明清人著作為主，引錄重點各不相同。其中引《太平寰宇記》（12次）、《孟縣志》（10次）、趙希璜（1746─？）《安陽縣志》（8次）及王象之《天下輿地碑記》（7次）較多，其他引用次數較少。引錄地方志主要補文獻之不足，但側重各異。有的補充碑刻闕文，卷四十五《姜行本碑》引《奉使西域記》：“碑額上有‘唐存侯君集領兵四十萬西征之軍’而字已剝落不成文矣。”有的考察立碑之人，卷二十四《天發神讖碑》引《明一统志》：“吳後主立碣，紀吳功德。《吳錄》云：其文東觀令華覈作，其字皇象書也。”有的指出前人之誤，如卷四十一《秦王告少林寺主教》引《河南府志》：“按《金石錄》以賜少林教為八分書者，指碑額而言。武德二年當為四年，字偶誤耳。顧亭林疑別是一教，實不然。”有的指出典籍之失載，如卷六十四《夏日遊石淙詩碑》引《河南府志》：“按石淙北崖刻詩有狄梁公七律一首，《全唐詩》未收。”地方志編纂者往往對當地文獻了如指掌，尤其是與地質地貌、名勝古跡相關的文獻材料，可以通過實地探訪，可以了解石刻的書體、形制、行款、字跡剝落等情況，這類文獻資料更為可靠，立說亦更可據。以卷二十四《天發神讖碑》為例，可以考見地方志文獻在考訂石刻時所發揮的作用。
《天發神讖碑》引錄頗多南京地方文獻，如山謙之《丹陽記》、許嵩《建康實錄》、戚光《集慶續志》、張鉉《金陵新志》、周暉《金陵瑣事》等。《丹陽記》是南朝宋山謙之撰作的專門記載南京地方文獻的著作，《隋書經籍志考證》：“《丹陽記》，卷亡，山謙之撰，不著錄”，此書今雖亡佚，卻有陶宗儀《說郛》、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及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等三家輯本。許嵩《建康實錄》二十卷，該書“述而不作，竊思好古，今質正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於陳末禎明三年。”[15]戚光《集慶續志》修於至順間（1330─1331），該書“任意改竄，多變舊例，未為詳審。復議增輯，以繼《景定志》之後。”[16]此書今已不存。張鉉《金陵新志》修於至正四年（1344），凡十五卷，“其書略依周《志》凡例，而元代故實則本之戚光《續志》及路州司縣報呈事跡。”是書“薈萃損益，本末燦然，無後來地志家附會叢雜之病。”[17]周暉《金陵瑣事》四卷，成書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所錄皆明代開國至萬曆間南京雜聞瑣事。《天發神讖碑》立於三國吳天璽元年，上引各類南京地方志從不同角度記載了此碑有關情況，如許嵩《建康實錄》記碑文撰者和書者“案《吳錄》，其文東觀華覈作。其字大篆，未知誰書，或傳是皇象，恐非。”戚光《集慶續志》：“象書獨步漢末，況體兼篆籀。”《金陵瑣事》謂“皇象書，又定為蘇建”，朱彝尊《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觀其文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出於皇象手跡也。《金陵瑣事》謂蘇建書，但不知何證。”再如山謙之《丹陽記》記錄原石所在地“秣陵縣南三十里有巌山，山西有石室，山東大道左，有方石……石碣長二丈，折為三段，因以名岡。”張鉉《金陵新志》：“今江寧縣有段石岡，蓋舊立碑處。據《丹陽記》，晉宋時已折為三段。”《金陵新志》在《丹陽記》基礎上更為全面考察了三段碑文殘存的字跡及相關考證。除《丹陽記》外，其他方志著作在考證方面并不明顯。
金陵古方志傳世有數十種之多，明人顧起元有《客座贅語》，此書多記金陵事，卷二《金陵古志》列有金陵地方志，引錄如下：“山謙之《丹陽記》，陶季直《京都記》，元廣之《金陵地記》，唐許嵩《建康實錄》《六朝宮苑記》，宋沈立《金陵記》，史正志《乾道建康志》，吳據《慶元建康志》，溪園先生周應合《景定志》，元戚光《集慶續志》，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張鉉《金陵新志》。又宋張敦頤《六朝事跡》，吳彥夔《六朝事類別集》，王滲《六朝進取事類》，張參《江左記》，葉石林《上元古跡》，洪遵《金陵圖》，朱舜庸《建康事》十卷。又不知作者姓名《江乘記》《丹陽尹錄》《苑城記》《金陵六朝記》《秣陵記》《建康宮闕簿》《金陵故事》。又宋《江寧府圖經》。”[18]以上僅是清以前的金陵古方志，如果算上清代重修的方志，數量就更多了。《金石萃編》所選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金陵古方志，《丹陽記》是最早的南京古方志，是南朝時期的典型代表；許嵩《建康實錄》則是唐代的代表，戚光《集慶續志》、張鉉《金陵新志》則為元代代表，周暉《金陵瑣事》是為明代金陵地方文獻的典型。
《金石萃編》能夠甄選出每個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方志材料，是不容易的。首先剔除與考論石刻無關的著作，其次去粗取精，挑選較早的或有代表性的觀點，最後對比其他文獻材料考訂碑文內容或相關問題。如卷一百二十二《毛詩石經殘本》所輯錄諸條：趙抃《成都古今記》側重成書背景，王應麟《玉海》側重成書時間，晁公武《石經考異序》側重刊刻源流及石經數目，洪邁《容齋隨筆》考察避諱情況，朱彝尊《經義考》側重引述呂陶、席益觀點，曹學佺《四川名勝志》側重介紹佚石保存地，吳任臣《十國春秋》側重介紹刊刻之人，全祖望《鲒埼亭集》側重與唐石經的比較等材料，其中地方文獻僅有兩部。《毛詩石經殘本》記錄的是蜀石經原貌，小字雙行記與監本的對校，《成都古今記》成書於慶元五年（1074），蜀石經刊刻於廣政年間（938─965），《成都記》當是較早記載石經情況的文獻[19]。《四川名勝志》則是記錄石經殘段的保存地：“《石經禮記》有數段在合州賓館中”，也是其他文獻中所不及的。
（三）名家題跋及其價值
《金石萃編》收錄87篇名家跋文，涉及作者53位，其中明以前12位，清人41位，以清人尤其是王昶同時代人居多。
1、明以前人12位：姚寬（1105─1162）、姜夔（1154—1221）、張壆（宋人，生卒年不詳）、盧熊（1331—1380）、謝士元（1425─1494）、羅汝芳（1515─1588）、董其昌（1555─1636）、倪元璐（1593─1644）、周思宸（明人，生卒年不詳）、季膺（明人，生卒年不詳）、唐曜（明人，生卒年不詳）、張大用（明人，生卒年不詳）；
2、清人41位：張弨（1625─1691）、李澄中（1629—1700）、王槩（1645—1710）、孔尚任（1648—1718）、楊賓（1650─1720）、汪士鋐（1658─1723）、朱軾（1665─1736）；汪師韓（1707─1780）、查禮（1715─1783）、盛百二（1720─？）、孔繼汾（1721─1786）、汪肇龍（1722─1780）、王杰（1725─1805）；李榮陛（1727─1800）、錢大昕（1728—1804）、鮑廷博（1728─1814）、張塤（1731—1789）、翁方綱（1733─1818）、朱文藻（1735─1806）、桂馥（1736─1805）、丁杰（1738—1807）、馮應榴（1741─1801）、汪志伊（1743─1818）、黃易(1744—1802)、趙魏（1746—1825）、孫星衍（1753—1818）、言朝標（1755—1837）、錢泳（1759—1844）、阮元(1764—1849)、瞿中溶（1769─1842）、錢侗（1778—1815）、沈青崖（清康熙年間人，生卒年不詳）；李東琪（清乾隆年間人，生卒年不詳）；仇汝瑚（清乾隆年間人，生卒年不詳）、王濤（清乾隆年間人，生卒年不詳）；陳廣寧（清乾隆年間人，生卒年不詳）、王尚珏（清嘉慶年間人，生卒年不詳）、杜鈞（清人，生卒年不詳）、江德亮（清人，生卒年不詳）、康強（清人，生卒年不詳）、計僑（清人，生卒年不詳）。
由跋語作者來看，以清人尤其是王昶同時代人為主，如汪師韓（1707─1780）、孔繼汾（1721─1786）、汪肇龍（1722─1780）、王杰（1725─1805）、李榮陛（1727─1800）、鮑廷博（1728─1814）、桂馥（1736─1805）、馮應榴（1741─1801）、汪志伊（1743─1818）、瞿中溶（1769─1842）以及錢大昕、翁方綱、錢侗、朱文藻、阮元、孫星衍、言朝標等。這些都是與王昶有直接關係的學者。考察作者身份，除明人外，所錄題跋作者與王昶皆有直接或間接之關聯，如錢侗、朱文藻、王定山等人跋語，三人皆參與《金石萃編》的整理編纂工作，將自撰書編排到《金石萃編》中也是順理成章的。再如卷五十三《朗空大師塔銘》，言朝標跋云：“此帖為朝鮮使臣趙秀三所贈。云是晉時金生所書，碑內未載金生姓氏，字體文體亦不似晉魏人所作，大約是唐碑，苦無書籍可考。”王昶跋云：“按此碑與《百濟碑》皆常熟言君所贈……言君字皋雲，乾隆己酉進士，由刑部郎出為四川夔州府知府，生平嗜古能搜采如此。”此碑拓本為言朝標所贈，言氏先做跋語，王昶錄之，後附自己考按。類似情況還有翁方綱、孫星衍、阮元等人，一般得到拓本後，批跋若干，而後或呈送王昶，或由王昶搜集，如卷一百五《韋皋紀功碑》，王昶按語：“是碑在簡州久淪沙土中，不顯於世。昶族弟啟焜官是州，得而出之。因拓兩通見貽。分其一以贈翁學士方綱存，其一具錄如右。”此碑由王昶族弟啟焜拓得，一本贈翁方綱，一本貽王昶，二人分別做跋，翁氏跋未載拓本原委，收錄到《復初齋文集》之中。此為與王昶有直接關係者。
間接關係者，如卷一百三十九《贈李方叔賜馬券》，王杰跋：“順治甲午（1654），宣公後裔求得之。尋有好事者，購取其二，餘二石遂湮榛蕪中。今乾隆甲午（1774）嶺南梁君宰嘉禾訪購人間所藏二石，又於祠中墻角并獲二石，而四石復完。”王昶按語：“昶在四川眉州蘇公祠內見有券刻，與趙松雪真草文同嵌壁中，極為精妙。但兩刻石不知孰先孰後矣。至此石之在嘉興宣公祠，其原委未有詳及者。”《嘉興縣志》卷三十四《金石》：“右《馬券帖》四石，舊藏陸宣公祠中。歲久散失。順治甲午，宣公後裔求得之。尋有好事者，購取其二，餘二石遂湮榛蕪。乾隆甲午，韓城王公杰視學浙江，按試嘉興，時知縣梁森訪得人間所藏二石，又於祠中墻角出二石，而四石復完。請公為跋，刻於其後，今在縣學流虹亭中。”[20]由《嘉興縣志》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此石的來歷：石共四塊，兩塊被好事者購得，其餘淹沒荒林。時知縣梁森訪得此石，使四石完整，并請王杰為之題跋。王昶曾於眉州見另一石本，至於此石如何藏於嘉興，王昶不知原委。總體來說，名家跋文除了有碑文考證上的學術價值及版本文獻價值外，尚有輯佚學價值與學術史價值。
（1）輯佚學價值
《金石萃编》所收跋文大部分見於諸家文集之中，其中桂馥十二篇跋文皆見其《札樸》；翁方綱四篇跋文見於《復初齋文集》；黃易跋文四則，見於《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等。跋文不見於文集者，具有較高的輯佚價值，一方面有助於碑文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加深對學術史的認識。
名家題跋具有較高的輯佚學價值，如朱文藻的幾部著作今皆不傳，《金石萃編》引用了朱文藻的《碧溪文集》（4次）《蘇碑考序》（1次）等資料，所引材料不見著錄，其保存的《碧溪文集》及《蘇碑考序》可供輯補朱文藻佚文。《金石萃編》對《碧溪文集》的引用分別出現在卷八十五《李秀殘碑》、卷九十一《縉雲縣城隍廟記》、卷九十四《三墳記》及卷一百四十八《高宗御書石經》。
如卷一百四十八《高宗御書石經》所引《碧溪文集》考訂了碑文之源流：“宋自仁宗至和中刊石經于太學，汴京失守，悉遭淪陷。高宗南渡，宗社播遷而汲汲修囗，表章六經之業。嘗謂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于是親書諸經，宣示從臣館職為進詩歌，諸州為頒墨本，而臨安太學悉命刊列廊廡。至孝宗淳熙四年，詔京尹趙磻老建閣于太學西北，奉安石經。御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而又益以《七十二賢贊》，李伯時繪像，并理宗《道統贊》，附刻諸經之末。宋祚既亡，太學廢為西湖書院，幾遭楊璉真伽之厄。慾悉輦碑石以甃塔基，賴廉訪申屠致遠之力阻而止。明初，即書院建仁和學，其後改建府學，徙仁和學于城隅貢院之址，而石經亦舁致焉。歲深零落，踣臥草莽間。至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收得百片，置大成殿後兩廡。正德十三年，監察御史宋廷佐移至府學櫺星門北，至兩偏覆以周廊，左右屋各二十二楹。國初，廊圯，乃嵌壁中。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學宮，增建廊屋，而碑之嵌壁者，益加完整。計碑現存者，左壁《易》二、《書》七、《詩》十、《中庸》一、《論語》七、《孟子》十一、《左傳》四十九、理宗序四。其實九十一碑。吳訥所收百片之數，殆舉成數而言，而參考朱彝尊《經義考》所謂《書》六、《詩》十二、《左傳》四十八，則又不合，殆誤也。”朱文藻的跋文考察了御書石經自宋刊刻以來的流傳情況以及現存數目，考證詳細精當。王昶則更進一步，親自探訪，按語云：“乾隆壬寅（1782）之冬，昶在武林修《西湖志》，暇時躬諸府學，周覽左右廊壁，命工拓以歸。諦審數過，惜其殘泐太甚。其經文與前代石經及今行監本異同處皆不及詳考。姑就諸說之不同者，辨而識之。”
《金石萃編》保存的瞿中溶四篇跋文，亦可據以考見瞿氏金石學之研究。瞿中溶（1769—1842），字鏡濤，號木夫，室號“古泉山館”，江蘇嘉定人（今上海）。嘉慶十九年（1814）進士，官湖南布政司理問。瞿中溶為錢大昕女婿，精金石考證之學，有《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湖南金石志》《吳郡金石志》《續漢金石文編》等著作數十種。瞿中溶與王昶亦有交遊，《瞿木夫先生自訂年譜》（嘉慶九年）：“九月，到朱家角，求王述庵司寇昶為先考撰墓志銘” [21]。瞿中溶對王昶《金石萃編》推崇備至，云：“近代諸家相繼網羅,多有勝於都氏之書者，而要其搜集之富與考據之詳，無如青浦王侍郎之《金石萃編》也。”[22]
《金石萃編》引瞿中溶跋文四則，分別見於卷十九《子斿殘碑》瞿中溶跋、《劉君殘碑二石》瞿中溶跋、《元孫碑》瞿中溶跋、《正直碑》瞿中溶跋。以上四碑由趙希璜贈予王昶，由於泐損嚴重，後人較少關注，僅有趙希璜《安陽縣志》及瞿中溶提及，瞿氏跋語主要考察碑文行款及誤字。瞿中溶有《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是為續《金石萃編》而作，原稿一百六十卷，現僅存四卷，《金石萃編》所收錄跋文不見於《古泉山館金石文編殘稿》，具有較高的輯佚價值。
（2）學術史價值
《金石萃編》所載名家跋文不但可以考察所錄跋文的學術價值，亦可考察學者間的金石交往，具有較高的學術史價值。《金石萃編》載孫星衍跋文三則，卷二十二《瓦當文字》：“門人孫子星衍，所得甘林、甘泉上林、平樂宮阿三種，昶皆未有，并附識之。”卷二十四《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孫星衍跋》：“此石經二千年始見於世，前金石諸家俱未及載，後之好古者得之，當無忘予與朱筠谷搜訪之力也。卷二十六《井牀殘字》孫星衍記，不見孫氏文集，記云：“井在句容城北守營署，文凡七行。予以乾隆五十年（1785）四月三日因王蔭可言訪得之。”三則材料都說明，孫星衍所獲石刻拓本是王昶所未見的。孫氏跋文往往不見其文集，具有較高的學術史價值。
卷二十四所錄《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最早就是由孫星衍發現於句容縣的。此碑無文，僅有碑額，又稱《葛府君碑額》。孫星衍跋曰：“右碑在句容城西門外五里梅家邊，土人呼其地為石碑岡。碑圭首，有穿。考《吳志·三嗣主傳》，太平二年，以長沙西部為衡陽郡，與碑正合。《法苑珠林》稱葛祚為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為妖怪。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將伐去之。明日當至，其夜，居民聞江中洶洶有大聲非常。旦往，視槎移去數里，駐在灣中。自此無患，即其人也。碑用粗沙石，正似《天璽碑》。其不為後人見取作碑材，亦以此石經千年始見於世，前金石諸家俱未及載。後之好古者得之，當無忘予與朱筠谷搜訪之力也。楷書之見於法帖者，則有程貌最先，然不足信。其見於碑碣，亦始於此，良足寶也。”碑主名祚，《句容縣志》卷六載：“葛祚字亢先，句容人。”葛祚為三國吳人，《搜神記》卷十一有：“吳時，葛祚為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為妖怪。”孫星衍最先發現此碑，系於吳時，但後世少有人關注，繆荃孫始疑之，《藝風堂金石文字目》云：“《萃編》、《訪碑錄》、《江寧金石記》均系之吳，以題有‘吳’字也。然正書始於齊梁之間，吳時未嘗有此。法帖中鍾繇、索靖皆唐人偽造，何足信哉。”繆荃孫雖未親見此碑，認為此碑偽造，頗不可信。孫星衍親見此碑，文字記載與史傳相合，出土地與《句容縣志》亦相合。《句容縣志》載葛祚墓在縣治西北五里，所載事跡與碑文亦同。孫星衍既能考察碑文形制、內容特點，又能聯繫傳世文獻考訂來源，這在此碑的學術史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後世學者如繆荃孫、柯昌泗雖有懷疑，但研讀此碑無不以孫氏為本。
孫星衍在金石學方面成績顯著，除《寰宇訪碑錄》外，他又是《關中金石記》與《中州金石記》的實際編纂者。畢沅的《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是在孫星衍、嚴長明、張塤、錢坫的協助下完成的。孫星衍曾自述：“余始與子進尊甫侍讀及張舍人塤、錢刺史坫依畢中丞於關中節署，訪求古刻，中丞手著《關中金石記》，刊行於世。其後，移節中州，又成金石書如在關中時。”[23]這兩部書《金石萃編》引錄頗多，亦可見王昶對孫星衍金石學研究的讚賞。
注释：
[1]（清）錢侗《金石萃編跋》，見《金石萃編》卷首，《金石萃編》，中國書店，1995年。
[2]（清）錢寶傳《補刊金石萃編跋》，《[民國]青浦縣續志》卷二十二《藝文》。
[3]（清）李光暎《觀妙齋金石文考略》，雍正七年（1729）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4]（清）翁方綱纂、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
[5]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47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6]（宋）趙明誠《金石錄》，齊魯書社，2009年，第152頁。
[7]（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7448頁。
[8]（清）葉奕苞《金石錄補》，中華書局，1985年，第238頁。
[9]（清）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六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8頁。
[10]（清）王念孫、王引之《高郵王氏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1頁。
[11]楊賓（1650—1720），字可師，號耕夫，晚號大瓢山人，夢虎道者，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習刑名錢谷之學，任俠好客，著有《晞發堂詩集》《力耕堂詩稿》《楊大瓢雜文殘稿》《鐵函齋書跋》《大瓢偶筆》《金石源流》等見氏著《大瓢偶筆》，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
[12]（清）王昶《湖海詩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9頁。
[13]（清）程敦《秦漢瓦當文字》，乾隆五十二年（1787）橫渠書院刊本。
[14]（清）武億《授堂文鈔》，中華書局，1985年，第33頁。
[15]（唐）許嵩《建康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
[16]（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八《至正金陵新志》提要，中華書局，1997年。
[17]（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八《至正金陵新志》提要，中華書局，1997年。
[18]（明）顧起元《客座贅語》，《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31頁。
[19]《金石萃編》原文題作“《成都記》”並未標明作者，唐人盧求有《成都記》，成書於唐大中九年（855），與記錄不符，《金石萃編》引《成都記》有“偽蜀孟昶”云云，孟昶生於919年，卒於965年，故不會是此書。實應為趙抃《成都古今記》（又稱《成都記》），成書于1072年，此書分山川、都城百餘門，亦記錄相關石刻。
[20]（清）趙惟崳修、石中玉等纂《光緒嘉興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
[21]繆荃孫校定《瞿木夫先生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31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241頁。
[22]（清）瞿中溶《古泉山館金石文編序》，《瞿木夫文集》卷一，繆荃孫《煙話東堂小品》，民國九年（1920）。
[23]（清）孫星衍《湖北金石詩序》，《五松園文稿》卷一，中華書局，1985年，第13頁。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朝石刻汇校集注”子项目“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卷”（项目编号：18ZDA246）阶段性成果。
相关链接：
赵成杰：《金石萃编》校订考——以罗振玉、罗尔纲、魏锡曾为中心
注：本文发表于《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七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赵成杰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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