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岑仕：張元濟刊石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始末考

張元濟刊石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始末考*

董岑仕

董岑仕，文學博士，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編輯。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文學與文獻。

【提　要】1914年至1922年，張元濟主持影印了元大德十年毋逢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此爲張元濟較早的石印嘗試之一。通過梳理張元濟石印本的底本搜集、刊印過程，可知張元濟主持石印時，補入其他版本的序跋資料，參照他本對底本進行了小範圍的描潤改動，爲當時學界提供了王安石詩李壁注的重要影印本。稽考張元濟石印過程的同時，本文也考察了清代以來相關李壁注善本的遞傳情况，對現有的王安石詩李壁注的版本系統研究有所補充。

【關鍵詞】石印本；王安石詩李壁注；張元濟；版本源流 

由張元濟主持刊行、商務印書館寄售的石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是民國初年石印善本的縮影，亦可視爲張元濟刊《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先聲。關於該本影印底本的獲得、序跋的借抄及全書刊刻經過，可謂一波三折。本文旨在考索相關史料，結合版本比勘，梳理張元濟影印刊行《王荆文公詩箋注》的前後始末，揭櫫該本描潤文字的具體案例和典型特點，以期進一步思考石印本的影印得失。同時，在梳理張元濟石印本搜求底本的過程的同時，本文考索清代至民國時期李壁注善本的遞傳情况，結合版本校勘，對王安石詩李壁注的版本系統研究略作補充。

一、張元濟石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出版經過

乾隆初年，張宗松曾刊刻清綺齋本《王荆公文詩箋注》，清末民初，張宗松六世孫張元濟，擬將版片已毁的清綺齋本重新付梓[1]。

從版本系統看，王安石撰李壁注《王荆文公詩》有宋本、元删節加評本和宋元拼合本三種系統。宋本有眉州本、撫州本，前者已佚，後者今存殘本十七卷。元删節加評本系統，由劉辰翁删節李壁注，並加入了劉辰翁評點。這一系統，有元大德五年吉安王常刊本、大德十年毋逢辰建安刊本、以毋逢辰本爲主底本的朝鮮甲辰字活字本、清乾隆初年張宗松刊清綺齋本、日本天保七年翻刻清綺齋本。宋元拼合本有朝鮮甲寅字活字本[2]。

清代中後期以來，張宗松清綺齋刊本流傳較廣。據張宗松介紹，清綺齋本的底本，出自華山馬氏藏元刊本，亦即花山馬思贊（字寒中）道古樓藏書。張宗松所得的元刊本，無序和年譜，卷三十與卷五十兩卷的末頁各佚去一頁[3]。張宗松認爲，宋人注詩的别集刊本中，例當有年譜，故清綺齋本刊刻時，張宗松取《宋史·王安石傳》冠於書前。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曾明言李壁注有魏了翁序，而張宗松所得底本無序[4]。張宗松遍覓無果後，只得在清綺齋本《略例》中交代“俟訪得之，當即補入”。同時，張宗松以爲，底本中的劉辰翁評點“甲乙容有未當，且雜亂注中，觀者目眩，今芟去，使李注孤行，更覺心目開朗”，故删汰劉辰翁評。

從今存的清綺齋刊本來看，張宗松本有乾隆六年（1741）初印本和第一次補頁本、第二次補頁本兩種後印本。第一次補頁或刊於張宗松生前，在卷二七、二八、三五、三六、四六、四七這六卷後插補增頁[5]。張宗松去世後，大約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有第二次補頁本。該本在卷首增補插頁，補入魏了翁序和張宗松弟張載華及族人張燕昌的識語。據識語，張燕昌（號芑堂）於鮑廷博知不足齋處見殘宋本，抄録魏了翁序後交張載華付梓，以償張宗松之夙願[6]。緣是，張元濟跋中言“先人嘗以搜求未得爲憾，後從長塘鮑氏抄録補刊，晚印之本，多有載此序者，而吾六世祖已不及見矣。”

清綺齋本版片，約毁於太平天國時期。清末，無論是清綺齋本還是日本天保七年（1836）據清綺齋本翻刻的和刻本，均不易覯，故張元濟初擬以清綺齋本爲底本翻刻，並多方訪求舊本，以補足該本卷三十、卷五十末頁的闕文。光緒丁酉二十三年（1897）刊行的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中所載的朝鮮活字本，即引起了張元濟的注意。《日本訪書志》卷十四“《王荆文公詩注》五十卷（朝鮮活字本）”條言：

首有大德辛丑劉須溪之子劉將孫序，次大德丙午毋逢辰序，次《年譜》六葉，不題撰人名氏。首題“《王荆文公詩》卷第”，二行題“雁湖李璧注”，三行題“須溪劉辰翁評點”，蓋與明嘉、隆間海鹽張宗松刻本同出一原[7]，張本删須溪評語耳。唯張本缺前劉、毋二序，又缺《年譜》。其第三十卷及第五十卷均缺尾葉，今並抄於後。據將孫序，知須溪於雁湖注亦略有删節，故盧抱經所注長塘鮑氏宋槧十七卷殘本（宋本存第一至三卷、十五至十八卷、二十三至二十九卷，四十五至四十七卷。）尚有魏鶴山一序，注中每有多至數條者。然宋本亦無第三十卷、五十卷，則此二葉獨賴此本以存，殊足貴也。

楊守敬所得的活字本，係朝鮮甲辰字本。在《日本訪書志》中，楊守敬提及，該本書前有劉將孫、毋逢辰序與無撰人的《年譜》，爲清綺齋本所無。清綺齋本缺頁部分，朝鮮甲辰字本有。而且，楊氏認爲，朝鮮活字本與張宗松清綺齋本同出一源。根據這一信息，張元濟致函楊守敬，得見楊守敬録副的劉將孫序、毋逢辰序[8]。隨後，張元濟擬付剞劂一事，暫因1910年至1911年的赴歐美考察而中斷。1912年2月，張元濟曾在邵懿辰孫邵章處，見清綺齋本刊行底本的目録一冊，但未見正文部分[9]。李壁注的再版之事，也一時擱置。

1914年，張元濟的刊行工作，又經歷了峰迴路轉——傅增湘在蘇州得見季振宜舊藏元刊本並爲張元濟購留。此本卷三十、卷五十末頁均不闕，書前復有題詹大和撰的《年譜》，與甲辰字本《年譜》“不題撰人名氏”不同。這時，傅增湘力勸張元濟以此元刊本“影印”，即指用照相石印技術翻印[10]，張元濟遂決定以購得的元刊本爲底本，著手石印影印[11]。季振宜舊藏本另有闕頁，張元濟托日本友人長尾槙太郎（號雨山）從宫内廳本摹寫[12]，而長尾“不數月，以寫真版來”，仍有闕頁，借江南圖書館藏本凑補，合爲全帙。其後，張元濟又從劉承幹（號翰怡，一作翰貽）借得殘宋本，補入魏了翁序。

張元濟日記、書跋中，也有散見的關於刊印《王荆文公詩箋注》的記載。1917年6月21日“雜記”下：“交季臣元本《王荆公詩注》第五冊付印。”[13]，1917年9月15日，攝製工作，大抵進行了十分之四[14]，1918年7月8日“雜記”下記：“寄還《王荆公詩》校樣卷四五（二、三頁），卷四四（十、十一、十二、十三頁），可印。又卷四五（四、五、六、七頁）、卷四六（一、二、十二、十三頁）修工太劣，退還重修。”1918年8月5日“印刷”下記：“燕堂來信，知修《王荆公詩》。”這些記載，都反映了張元濟審閲校樣、退還重修的經過。1919年，石印本印成，但一直未發賣出版，1922年，歷時數年的《王荆文公詩箋注》終於告竣，由商務印書館寄售[15]，張氏作長跋叙述底本來源、抄補經過與最後的刊印面貌。

二、張元濟石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的底本搜求

張元濟石印本如何“影印”？從張元濟跋語來看，書中目録、年譜、正文的刊印底本爲張元濟藏元刊本，部分卷帙有闕頁，托長尾槙太郎從日本宫内省圖書寮摹寫，而長尾寄回“寫真版”的攝影件，並有一頁據“江南圖書館所儲殘本”補。書前的劉將孫、毋逢辰二序，係楊守敬藏朝鮮甲辰活字本的録副。書前的魏了翁序，據劉承幹藏殘宋本。以下逐一考察各本的相關情况：

張元濟舊藏本，今藏臺北“國家圖書館”（以下稱臺圖本），爲元毋逢辰刊本[16]，四周雙邊（少量頁左右雙邊），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有雙行小注，上下細黑口，雙魚尾，正文版心中書多鎸有“王文公寺卷幾”。每卷卷首有“王荆文公詩卷之幾”，第二行、第三行低九格，有“雁　湖　李　壁　箋注／須　溪　劉　辰翁　評點”，第四行低一格有“古詩”或“律詩”的詩體。詩句部分有圈點，刻於字之右側。詩注以夾注形式，夾注詩中。書前有滿文官印，正文内，鈐有“思勉齋”“季振宜藏書”“御史振宜之印”“季滄葦圖書記”“國立中央圖書館臧”及“元本”的橢圓印，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著録爲“《王荆公詩集》五十卷（八本）”[17]，今臺圖本爲十冊，當有改裝。張元濟藏本前，有沈曾植寄給張元濟的手札一封，言：

王荆公詩注精絶，此書歸公，吾鄉佳話。他日不可不重印，以爲紀念也。後村詩敝欲得之，務望費神代爲諧價。此請菊生仁兄大人台安。 植

似是此本曾經沈曾植寓目，在張元濟跋尾中言，此書的購入，爲經傅增湘代爲預購，而沈曾植與張元濟購得此本的關係，暫不得考。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中記“《王荆文公詩箋注》五十卷　宋李壁撰　劉辰翁評點”爲：

元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前年譜六葉，目録三卷。題“雁湖李壁箋注”“須溪劉辰翁評點”。卷中有圈點評語，“評曰”二字作陰文，在每句下。（甲寅）[18]

如傅增湘所記，臺圖本書前，依次有“王荆文公年譜”和目録三卷，無序。惟傅增湘記此爲“左右雙闌”，而事實上，大部分的毋逢辰本頁面爲四周雙邊[19]。年譜第二行，低八格，有“桐廬詹　　大和　　甄老譜”的題署。張元濟未見劉將孫、毋逢辰序文的刊梓本，而楊守敬爲之録出的劉將孫、毋逢辰兩序中，“稱荆公爲文正，亦稍有不可句讀者。余始猶疑之，迨余本撤裝攝影時，年譜前夾線中忽露殘紙兩段，因悟是必劉、毋兩序之餘，其足以致疑者，或朝鮮手民之誤歟？”可見臺圖本書前夾綫中曾有殘紙，而卷首内容有脱漏。書中卷三一的第十至十二頁，卷三二的第十一、第十二頁，卷四六的第十至十三頁，卷四七的第十一至十三頁，共計十二頁，原闕[20]。這些闕頁，正是張元濟托曾在商務印書館任職的友人長尾槙太郎摹寫的闕頁。

    日本宫内省圖書寮的王安石詩注，亦爲毋逢辰刊本，此書原爲隸屬德川幕府的楓山官庫所藏，今入藏宫内廳書陵部，有“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吟風弄月”“宫内省圖書印”等印[21]。《經籍訪古志》中載此書：

王荆公詩□卷元槧本，楓山官庫藏。

不記刊行歲月，橅刻楮墨俱劣，蓋坊刻也。卷首記“芳春常住”。有四嚮庵“吟風弄月”印。[22]

宫内廳本書前有毋逢辰序，三卷目録，但宫内廳本無年譜。毋逢辰序爲槧版的刊本刷印，序文部分，半頁八行，行十一字，第一頁部分字有殘。書中正文，闕二頁，卷三十之第七頁佚，以空白頁代替[23]；另外，卷三二第十二頁佚，未配補空頁。另外，宫内廳本卷一至卷三，每頁a面第一至第四行，b面第八至十一行的下部有殘，文字爲補抄[24]。長尾槙太郎告知張元濟宫内廳有藏本，似並不知曉張元濟亦在尋訪書前序跋，故毋逢辰的槧版序言，未提供給張元濟。從闕頁情况來看，與宫内廳本配補後，張元濟藏本僅欠卷三二第十二頁未得。

    江南圖書館藏本，今歸南京圖書館，爲錢塘丁氏善本書室舊藏殘本，亦毋逢辰刊本。書前無序、目録，今存卷一至十、十九至二十二、二十九至三十四、三十九至四十四、四十八至五十，共二十九卷。卷一有“南陽講習堂”“紅椒庭院”“沈印廷芳”“椒園”“泉唐嘉惠堂丁氏收藏善本書圖書記”“江蘇第一圖書館善本書之印記”印[25]。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載：

此本乃元槧，元印有南陽講習堂印，則曾藏石門吕氏。又有紅椒庭院、沈廷芳印、椒園三印，則繼藏沈廉使家。惜闕十一至十八，又二十三至二十八，又三十五至三十八，又四十五至四十七，凡廿二卷[26]，而以别藏盧抱經精鈔翁覃谿手校殘本，配其所闕，仍闕十一至十四，三十五至三十八，凡八卷。其前之魏了翁序，目録三卷，則盧鈔所有也。有抱經堂寫校本，抱經堂藏盧文弨印，然一刊一寫合配成書，洵足稱珠聯璧合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標注版本的“沈椒園、盧抱經藏書”，實分兩套，其一爲沈廷芳舊藏毋逢辰本的殘卷，其二爲盧文弨爲翁方綱抄録的十七卷殘宋本。盧文弨所抄十七卷本，傅增湘曾經眼[27]，今下落不明。張元濟本卷三二的闕頁，當據善本書室舊藏的毋逢辰本影印。從藏印來看，此本即爲張宗松用以刊印清綺齋本的底本，曾爲邵懿辰收藏，邵懿辰購得時，尚爲五十卷全本，至入藏丁氏善本書室時，已爲殘本。邵懿辰在《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中言：“《王荆公詩注》五十卷宋李壁撰。乾隆辛酉張宗松刊本。張刻元本，今在余處，缺第三十、第五十卷末葉。《天禄後目》有元大德辛丑刊本。前有詹大和所撰《王荆公年譜》及劉歸孫序、王常題識，皆張氏重刻所無。”[28]邵懿辰另有咸豐元年（1851）長跋，言此本爲道光二十九年（1849）於琉璃廠購得，因爲書中卷三十、卷五十末頁闕，且“書中間有夾籤，乃删薙須溪評點而設”，與清綺齋本刊刻底本若合符契。邵懿辰指出，書中無“華山馬氏”的鈐印，而有邵懿辰仁和同鄉沈廷芳（椒園）藏印，故邵懿辰十分珍重[29]。今南圖藏本上同樣鈐有沈椒園印，可知當爲邵懿辰經藏本，亦即清綺齋本的刊刻用底本，此點前人多未措意，故特爲表出[30]。邵懿辰咸豐十一年（1861）於太平天國戰亂中身故，“家藏群籍，蕩然一空”[31]，大抵藏書於此時散去，而傳至邵懿辰孫邵章處，僅有毋逢辰本目録一冊，正文各卷均不存；丁氏善本書室獲藏其中部分卷帙，其餘各卷下落無考[32]。邵懿辰的跋語，書於毋逢辰本目録冊的副頁，故邵懿辰孫邵章整理刊行《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時，得以收入附録。1912年正月，張元濟曾在邵懿辰（字位西）孫邵章（字伯綗）處見該書的目録一冊，並於自藏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上作筆記：

王荆公詩注五十卷  宋李壁撰

余家藏本。壬子正月在位西先生子伯綗處見有目録一冊。位西先生有長跋在卷端，言得于京師，價只八金。書中並無印記。邵跋云，卷三十、五十末頁均缺，亦無年譜。以是知爲余家舊藏。[33]

邵懿辰的長跋中，言“乃以八金易置案頭”，與張元濟所見“目録”冊中的長跋正同。此冊目録並無鈐印，張元濟據邵懿辰跋語推斷此本爲其六世祖的刊行底本，故稱爲“余家舊藏”[34]。邵章舊藏目録一冊，今下落不詳[35]。

    張元濟書前的劉將孫序、毋逢辰序，均從楊守敬處迻録。楊守敬據以抄録的朝鮮活字本，爲“甲辰字”本，《經籍訪古志》曾著録[36]，後楊守敬經森立之介紹，購得此書，並著録於《日本訪書志》。楊守敬《鄰蘇園藏書目録》中的“柏木櫃集部第一號”下的“（取來）朝鮮槧本《王荆公詩集注》十冊”，亦指此本[37]，唯《鄰蘇園藏書目録》“槧本”描述不確，此本當爲銅活字本。

楊守敬舊藏朝鮮甲辰活字本《王荆文公詩注》，今藏臺北“故宫博物院”[38]，十冊。各卷封面題簽作“半山集”，封面用紙，爲刷有朝鮮活字本《三體詩注》的舊紙。朝鮮甲辰字本的擺字行款，各冊有所不同。首冊重裝後加入黏有楊守敬“星吾七十歲小像”照片插頁一頁，其後爲毋逢辰序一頁，劉將孫序一頁，王荆公文公年譜六頁（未題撰人），目録六十四頁。此冊以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擺字。與宋撫州本、王常本、毋逢辰本目録分三卷不同，甲辰字本目録不分卷，首二頁版心有“目録上”之字樣，後續各頁無“上”字，僅作“目録”。第二冊起爲正文，從冊二卷一至冊五卷二四，均以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的行款擺字（唯冊三卷十三末頁一頁，以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擺字）；從冊五卷二五起至冊十卷五十，各卷以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行款擺字。版心均作細黑口，上下雙魚尾，魚尾間有“王文公詩卷幾”之字樣，擺字時，文字右側，擺印圈點。各卷卷首，有“王荆文公詩卷之幾”字樣，二、三行低十格有“雁湖 李  壁 箋注”“須 溪 劉 辰翁 評點”字樣。有“慈照院”（相國寺塔頭）、“梅熟軒”（相國寺塔頭）、“仁正侯長昭黄雪書屋清玩秘篋之記”（市橋長昭）、“賜蘆文庫”（新見正路）、“新宫城舊臧”（水野忠央）、“向黄邨珍藏印”及楊守敬的“星吾海外訪得祕笈”“楊守敬印”“宜都楊氏藏書記”印鑒[39]。正文第一冊經過重裝，書前插入了據清綺齋第二次補頁本抄録的魏了翁序（附張載華、張燕昌識語）、張宗松序、張宗松《重刊王荆公詩箋注略例》、《王荆文公詩補遺（古今體詩五首）》。抄寫時，無格，與第一冊的行款一致，以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行款抄。首二頁，有以蘇州碼子所書數字，或爲楊守敬請人謄抄時計算工錢所用。

根據校勘、版式比對，知甲辰字本李壁注的正文部分擺字底本，大部分卷帙爲毋逢辰本，版式亦襲用毋逢辰本。唯卷二九至卷三六這八卷，擺字底本爲王常本[40]。在擺字時，此八卷内各卷卷首第三行襲用毋逢辰本的“須溪劉辰翁評點”字樣，而不是王常本“須溪劉辰翁批點”的字樣。王常本詩後换行另起低一格刻雙行小注，甲辰字本則將注文與詩文相連，注文不低一格，劉辰翁評語仍載各詩詩中，但無“評曰”識出[41]。换言之，在朝鮮甲辰字本擺字時，當同時有王常本與毋逢辰本兩帙在藏。這也揭示了甲辰字本書前的劉將孫序的來源——王常本所附大德五年的劉將孫序言，“因士吉刻本，記先君子所嘗爲荆公感歎者於此，而非敢評公詩也”，王常字士吉，劉將孫序明言爲王常刻本所作，而今存的毋逢辰本前，僅見大德十年的毋逢辰序，未見有劉將孫序，毋逢辰序中言“方今詩道大昌，而建安兩書坊竟缺是集，予偶由臨川得善本，鋟梓于考亭，輒摭所聞者以繫其集端云”，與大德五年相去不久，故疑毋逢辰本原無劉將孫序，甲辰字本的劉將孫序是從王常本擺字而來。王常本的劉將孫序採用手書上版的方式，“東南僅刻兩本，眉久廢，撫亦脱”，王常本作“睂”，爲“眉”古字，而甲辰字本遂誤作“看”；“亦牽連没没”，“没”以行書加重文號，而甲辰字本誤作“役役”，似皆因甲辰字本劉將孫序出於王常本手書上版而擺字形近訛誤。

張元濟影印本書前魏了翁序，依劉承幹藏殘宋本而得。劉承幹嘉業堂書散後，該本經張百熙、張叔平、謝承炳遞藏，由謝承炳於1991年捐贈入藏臺北“故宫博物院”。此本爲宋撫州刻本，今存目録三卷，正文十七卷，共六冊，包括目録一冊，卷一至卷三、卷十五至卷十八、卷二三至二六、卷二七至卷二九、卷四五至卷四七，卷中有剜版補入補注的痕迹，各卷卷末復有“庚寅增注”。書中有部分版片有“庚寅换”“庚换”等字樣。首冠手書上版的魏了翁序一篇。此本原爲明晉藩舊藏，有“晉府圖書之印”“晉德堂圖書印”“子子孫孫永保用”之晉藩藏印，李德圭之“德圭”“大章”“李氏德圭”“德圭大章”印，另有“閻浮過客”“千息僧逸”“子木子”“嘉業堂藏善本”“曾經南林劉翰怡收藏”“人間孤本”“張百熙長壽年宜子孫”“張叔平”印。另外，目録頁末等處鈐有“蘇齋”印，但翁方綱並未經眼過此本，當爲僞印[42]。此十七卷殘宋本，乾隆三十五年前後，杭世駿曾經眼[43]，乾隆四十年前後，曾藏在鮑廷博處，雖書中未見鮑氏鈐印，但清綺齋第二次補頁本書前增張燕昌識語可知，此十七卷本即當日張燕昌在鮑廷博知不足齋中所閲之書[44]。吴騫《拜經樓詩話》亦記：“曾見知不足齋所藏宋刻半部，箋注並全，每卷後又有庚寅增注。”[45]翁方綱於乾隆戊戌四十三年（1778）秋，通過張燕昌得知杭州有宋槧殘本十七卷，翁方綱手録張燕昌抄出的魏了翁序，並裝於自藏清綺齋本書前；乾隆四十五年（1780），盧文弨至京，告訴翁方綱見十七卷宋刻本，翁方綱斷定盧文弨所閲與張燕昌所閲爲同書，而翁方綱煩請盧文弨借抄，盧文弨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抄畢此十七卷，而抄時，盧文弨將庚寅增注、卷末補注抄入正文，爲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的過録抄本，抄成後寄予翁方綱[46]。不過，在信息的傳遞中，張燕昌、盧文弨均僅告訴翁方綱此書在杭，故未見原書的翁方綱，復感歎“宋槧本之今在誰氏家，亦莫可考也”。

據嚴元照嘉慶十五年庚午（1810）所作《書宋版王荆文公詩注殘卷後》，乾隆六十年（1795），嚴元照曾經從友人處借得兩冊有明晉藩鈐印的李壁注撫州刻本殘本，分别爲卷三四至卷三七、卷四八至卷五十，共計七卷，撫州刻本末有胡衍跋，當與十七卷晉藩舊藏原爲同一套書[47]。數年後，嚴元照又從書坊購得到李壁注的宋本及影抄本，爲卷二七、二八，三五、三六，四五至四七，其中卷四五至四七爲影抄本，“皆舊人寫本，字畫劣甚，不可以目，然所據是宋刻，不失本真，當與刻本同寶之”[48]，其中，卷四五疑爲殘本[49]。這一套七卷本李壁注宋本及其影抄本，在乾隆初年當曾爲張宗松清綺齋所藏。在清綺齋初印本中，有少量劉辰翁删節後毋逢辰本所無的李壁注，皆見於這些卷帙，而刊版位置，往往位於詩注末條或題下，疑張宗松得到此套殘宋本、影抄本時較晚，版式已定，而在版刻空處補入；而清綺齋第一次補頁本，卷二七、二八、三五、三六、四六、四七末的補注增注插頁，均從此套本而出[50]。這一套宋本、影抄本，“字畫行款一同晉府本”，但並未鈐有晉府印。隨後，嚴元照又通過何元錫（字夢華）易得晉藩七卷本，而何元錫將重出的卷三五、卷三六索去，最終得十一卷半。另外，嚴元照言及“聞浦江戴氏、蘇州顧氏，各有宋刻殘卷”，則戴殿江、顧之逵亦各有宋刻殘卷。戴殿江之遞藏已不可考，而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鈔》曾記：“顧抱沖過談，云有李燾《長編》、《宋二百家文粹》，及宋槧《李壁注王介甫詩》、《施元之注蘇詩》不全本。”[51]可知當時顧之逵（字抱沖）確實曾藏有李壁注殘本，惟顧之逵好藏書而藏書往往不見鈐印，故此“不全本”是否爲當時從鮑廷博處流出的十七卷晉藩本，抑或是當時其他卷帙的藏本，已不可考。無論如何，清代乾隆年間，當至少存有三組宋撫州本李壁注，其中一組爲晉藩舊藏十七卷本，鮑廷博曾藏，盧文弨曾借録；一組爲晉藩舊藏七卷本；一組爲刻本四卷、抄本三卷的七卷本，乾隆初年張宗松曾藏。其後，後二組在嘉慶初年嚴元照處合併，重複的卷三五、卷三六入何元錫處，下落不明；餘下十一卷半藏於嚴元照處，此套十一卷半，似入藏汪士鐘處[52]，後下落不明。

之後，十七卷晉藩本的遞藏源流較晦[53]，直至劉承幹購入後，復引發關注。劉承幹所得的李壁注宋本，鈐有劉氏藏印，繆荃孫等編《嘉業堂藏書志》中未載，稍晚的劉承幹1929年編《嘉業堂善本書影》中曾録此槧書影三頁[54]。此本入藏劉承幹處的具體時間不可考，但當不晚於1916年。劉承幹《求恕齋日記》中，往往記載其購書經過，不過，1916年日記的記録較爲潦草，收書記録往往不詳。當時劉承幹收得善本，往往請繆荃孫、葉昌熾予以鑒定，在繆氏、葉氏的日記中，留下了劉承幹收得此書的記録。丙辰（1916）年8月25日，葉昌熾日記載：

翰怡出示書二種。其一明人刻子書共十家。……其一爲殘本《王荆文公詩》李壁注。原書五十卷，今佚，存卷一至三，卷十五至十八，卷二十三至二十九，卷四十五至四十七，共十七卷，每葉十四行，行十五字，版心有庚寅字，庚寅下或有添字、换字、重换字不等。注在句下，每卷末附補注之外，又有庚寅增注。長方墨印，白文“庚寅增注”第幾。卷七字下列詩題，舉詩中兩三字隷事分注其下，此爲宋撫州本。前有魏文靖序，海鹽張氏本据元刻，魏序已失去，莫先於此本矣。每冊有晉府書畫之印、敬德堂圖書印、子子孫孫永寶用，明晉藩藏書也。又有李德圭大章，及閻浮過客、千□（息）僧逸諸印，未詳。[55]

繆荃孫的日記，1916年9月28日記：“借翰怡宋本《王荆公詩注》十七卷。”隨後，次年的2月9日至11日，又有連續的校勘記録：

（二月）九日癸巳。晴：校王荆公詩卷二十五、卷二十六。

（二月）十日甲午，晴：校王荆公詩卷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二月）十一日乙未。陰：校王荆公詩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56]

劉承幹舊藏本，今存卷十五至十八，四卷一冊，繆荃孫日記二月十日日記中的卷十四至十七，當爲卷十五至十八的誤記。繆荃孫另有《注王荆公詩殘宋本跋》，記録無誤[57]。從九月的借書，至二月的校書，中間經歷四個半月，疑爲繆荃孫請人影寫後，校勘影寫本。繆荃孫1919年去世後，影寫本入藏傅增湘處，傅增湘即開始據繆氏影寫本上版，傅增湘癸亥（1923）仲春所作《覆刻宋本王荆文公詩箋注跋》言“此宋本歸吴興劉氏，繆藝風前輩曾假影摹，今據以上版，寫手未合古意，略存形似耳”[58]，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記：“劉君承幹藏，繆荃孫先生曾影摹一本，余即據以付梓，爲雙鑑樓刊《蜀賢叢書》之一，蓋雁湖爲蜀賢也。”[59]可知傅增湘以繆荃孫影寫本刊入《蜀賢叢書》。今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十七卷本前，有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徐鴻寶（森玉）手書題記，記徐鴻寶在傅增湘藏園處經眼的往事：

此書江安傅沅叔曾假影寫，付劉文楷鋟木，有虎賁中郎之似。己巳除夕藏園祭書時，原本尚未寄還書主，與宋紹興本《東觀餘論》、宋蜀刻本《孟東野詩集》、《孫可之文集》同陳案上，余賞歎久之。忽忽十數年，世换星移，沅叔稽留故都不能取，藏園叢書亦無印行消息，余年來奔走半天下，朅來申浦，歲晚愴然。叔平先生新獲此書，見示，繙覽至再，如故人重逢，且動余今昔之感也。

據徐鴻寶言，此書當時已入藏張叔平處，而民國十八年己巳（1929）除夕時，劉承幹舊藏十七卷在傅增湘處，而傅增湘請劉文楷負責刊雕，惟“傅沅叔曾假影寫”，恐不及傅增湘自己記叙準確。影寫之本，原肇於繆荃孫，而從傅增湘“寫手未合古意”來看，傅增湘將繆荃孫影抄本上版時，並非直接以影寫本上版，而要再經過寫樣、刊刻兩個步驟。1929年中秋時，劉承幹曾請傅增湘爲《嘉業堂善本書影》作序，傅增湘或在此時向劉承幹索嘉業堂藏十七卷借校。但《蜀賢叢書》似未見刷印，版片下落不明，繆荃孫的影寫本亦下落不明。

    從日記來看，1916年至1917年初，葉昌熾、繆荃孫陸續經眼劉承幹藏本，1917年12月，張元濟復買一部清綺齋刊本，而於刊本前作跋：

丁巳陽曆十二月十二日，書友李子東以此書來。余以銀幣廿一元購得之。並前所得，此爲弟十六部矣。時余正影印元本，劉翰貽世兄又以新收殘宋本六冊借余校對，即芑堂先生識語所載者。張元濟。[60]

    以銀幣二十一元購得之事，亦見於張元濟前日日記[61]，因爲清綺齋本爲先祖所刊，故“幼嗜此書，訪求十餘年，既官京師，始得之”的張元濟，至此已購入多帙清綺齋複本，乃至“並前所得，此爲弟十六部矣”[62]。同時，張元濟又借得劉承幹“新收殘宋本六冊”對校，且考定劉承幹藏本適爲張燕昌（芑堂）識語所述版本。此前，張元濟1917年9月15日收得的第十五本清綺齋本上，另有跋語，言：

丁巳舊曆七月二十九日，購自博古齋書坊，同時所得者，尚有初印《帶經堂詩話》一部。計值共五十圓。余得是書，此爲第十五部矣，時正校印元刊本，僅得十分之四，觀成尚需時日也。[63]

從石印本的刊行流程來看，完成“十分之四”的過程的，恐怕是石印本的攝製工作。陽曆九月時，尚未有借宋本校勘的過程，故張元濟從劉承幹處借得宋本，大抵在九月至十二月之間。

張元濟的配補過程，包括尋覓序跋，補全内頁，凑成全本。今存撫州刊本殘本十七卷可知，宋本系統的李壁注十分詳贍，且經過了補注和增注的多個過程，以剜補、插頁的形式，不斷補充、增補。在宋刊撫州殘本書前，有魏了翁序和目録三卷，嚴元照文可知，撫州刊本末有嘉定甲申中和節胡衍跋。但殘宋本未見詹大和《年譜》。詹大和曾刊《臨川先生文集》，黄次山紹興十年（1140）所作《紹興重刊臨川文集叙》云：“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64]其中的“譜”，實即指編定年譜；而詹大和所作年譜，今存的《臨川先生文集》本中均未載，李壁注的宋撫州本中無，而年譜中所引詩句與李壁注詩歌復有異文，故似爲元代王常刊《王荆文公詩注》時，始據詹大和刊本將《年譜》附載書前。王常本中，載有劉將孫序、王常牌記、詹大和《年譜》，毋逢辰本中，有毋逢辰序與詹大和《年譜》，朝鮮甲辰字本以毋逢辰本爲主底本，加入王常本的劉將孫序。另外，張元濟未獲見的宋元合編本的朝鮮甲寅字本，以宋撫州刊本、朝鮮甲辰字本爲主底本[65]，故有魏了翁序、毋逢辰序、劉將孫序和詹大和《王荆文公年譜》。下表即經張元濟多番搜求之後，石印影印前所凑齊的各底本情况[66]：

三、張元濟石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的描潤、校勘

    通過對張元濟所獲底本的分析，可知在傳世的重要版本中，張元濟獲見宋本十七卷殘本、毋逢辰本三種、清綺齋刊本。著録於《天禄琳琅書目後編》的王常本，藏於楊守敬處的朝鮮甲辰字本，在影刊毋逢辰本時，張元濟未獲覩。當然，今藏蓬左文庫的合編宋撫州本與甲辰字本的朝鮮甲寅字本，張元濟亦不能知曉。從現在比勘宋本十七卷與朝鮮甲寅字本的結果來看，除了活字擺字限於體例將宋本的三行補注改作雙行補注以外，“《王荆文公詩》李壁注朝鮮活字本（甲寅字本）相當忠實地保存了宋‘庚寅增注’本的原貌。……在刊刻的版式上，朝鮮活字本也保留了宋本的原貌，很少輕易改動，像宋本中的‘補注’，或刻於題下，或刻於詩後，或附於卷末，或前一首詩的補注置於後一首詩的注中，原爲修版時不得不然，朝鮮甲寅字本亦皆仍之，甚至宋本訛誤的字詞，朝鮮甲寅字本亦沿襲未改。”[67]這爲我們提供了復原今存佚不詳的餘下三十三卷書宋撫州本的校勘依據。

張元濟審定石印本“修工”，實包括了校勘、描潤的種種過程。在張元濟1922年的長跋中，並未討論到此次石印中的“改動”與“修工”，不似後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有明確的《描潤始末記》，交代描潤之法，而事實上，查核比勘底本毋逢辰本與張元濟“影大德本”，可以發現，張元濟石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實已包含描潤與校勘。其中，用以校改的依據，包括劉承幹“新收殘宋本六冊”之十七卷宋本與其六世祖張宗松清綺齋本。該書的出版過程，是當時石印影印本的一個縮影。

（一）  版框描摹、序跋影寫、傳抄與正文配補

從版式上看，張元濟本的底本毋逢辰本，總計六百一十八版[68]，大多爲四周雙邊，另有四十六頁採用上下單線、左右雙線的版框，二頁爲左右雙線、上框單線而下框雙線[69]，這些採用了不同版式的頁面，約佔全書十三分之一。在張元濟石印影印時，描潤修補了書頁中間翻折時極易破損的書口的頁碼，版框則並未依照底本影印，而是一律採用四周雙邊的套框修樣。

    序跋上，張元濟藏毋逢辰本書前，無宋本書前所載魏了翁序、王常本書前所載劉將孫序、毋逢辰本書前本當有的毋逢辰序，而僅有年譜、目録。魏了翁序在清綺齋第二次補頁本卷前有插補增頁，而張元濟此時從劉承幹處借得十七卷宋本，據宋本書前手書上版序跋攝影石印，故與今藏臺北“故宫博物院”的十七卷本序文字幾同，點畫僅修樣後稍有纖毫差别[70]。唯魏了翁序，據毋逢辰本版式套印，將宋本的左右雙邊，改作四周雙邊，書口雖倣宋本有手書上版的“序”與頁碼，序文最末一頁，却參酌了毋逢辰的版式，於書口加入了元代坊刻中常用的四個“◆”拼成的花紋。劉將孫序，從楊守敬舊藏甲辰字本迻録。其中，劉將孫序，比核王常本、甲辰字本可知，序中少量的形近之訛，如“眉久廢，撫亦脱”之“眉”，誤作“看”，蓋由甲辰字本擺字訛誤而來[71]。毋逢辰本序，因張元濟不知宫内廳本有毋逢辰序，故未托付長尾，而據楊守敬舊藏甲辰字本録副件抄録。張元濟跋言：“惺吾初從朝鮮本録示劉將孫、毋逢辰兩序文中稱荆公爲文正，亦稍有不可句讀者。”蓋即指毋逢辰序中，三次稱“王文正公”，而事實上，王曾謚“文正”，王安石封“荆國公”，謚“文”，一般稱“王荆公”“王荆文公”或“王文公”。今核宫内廳本，甲辰字本與張元濟迻録本的“臨川王文正公之詩”“文正公道德文章”，宫内廳本似有剜改或塗改，已改作“文荆公”[72]，但“王文荆公”實不常用；“觀文正公選唐百家詩序”，則未經修改，仍保留了舊樣。朝鮮甲辰字本、甲寅字本擺字較早，宫内廳本有改動痕跡來看，毋逢辰本原當爲訛字，誤作“文正公”，而宫内廳本的修改亦由來已久[73]。

    在張元濟本中，有十一頁係友人長尾槙太郎從日本宫内廳得，張元濟日記1918年7月8日曾云“卷四六（一、二、十二、十三頁）修工太劣”，其中第十二、十三頁，正爲季振宜藏本原闕。由此可知，著手“修工”之前，張元濟便已獲得了宫内廳本的“寫真版”，而其中卷四六的十二、十三頁，曾經過修整。今對比這些宫内廳本頁與張元濟影印本頁面，可見諸頁與底本宫内廳本十分相像，版刻俗字、異寫、批點等盡依底本，且字畫惟妙惟肖，寫真版對底本的還原十分細緻，而在未核以臺圖本之時，亦完全不能辨别何頁爲宫内廳本配補。

（二）據宋本或清綺齋本校改誤字

從王常本至毋逢辰本，伴隨著版式的改動，出現了許多新的異文。毋逢辰本是後來清綺齋本、朝鮮甲辰字本的主底本，而甲寅字本中亦間或參酌甲辰字本。清綺齋本在刊刻之時，據當時可得的《臨川先生文集》參校詩歌正文，亦據李壁注出典進行了部分的校勘。不過，每一次校勘中，並非完善，在無他本可證之時，校勘並不全面。張元濟借得劉承幹舊藏六冊十七卷宋刊本後，從宋本校改了部分毋逢辰本的誤字；同時，亦部分吸納了清綺齋本的校改意見，故而，毋逢辰本的“石印影印”中，實有較多與底本毋逢辰本不同的異文，謹以前二十五卷爲例，羅列各本異文[74]：

以前二十五卷爲例，即可知，從王常本至毋逢辰本，有大量的異文，其中不少訛字，在清綺齋本中已經校正。張元濟在影印過程中，實多據劉承幹舊藏本，對毋逢辰本進行描潤、校改。同時，其中，《送孫康叔赴御史府》一詩詩題，“康叔”，龍舒本卷四二、《臨川先生文集》均作作“叔康”；宋撫州本、朝鮮甲寅字本詩題及注作“康叔”，宋本卷末補注、庚寅增注引詩同；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綺齋本詩題及注改作“叔康”；目録，殘宋本、王常本、毋逢辰本、朝鮮甲寅字本均作“康叔”。疑王常本在刊刻中據他本改詩題、注文，而王常本目録翻刻自宋本，未進行校改，後來毋逢辰本在詩題、目録中襲王常本；而張元濟在刊刻時，據宋本及目録改乙正文。

卷四七《蘇州道中遇風》李壁注引“《南史》：‘宋顧覬之常説命有定分。’”“覬”字，王常本、毋逢辰本、朝鮮甲寅字本、清綺齋本誤作“凱”，張元濟本未據宋本改；“説”字，王常本、毋逢辰本、朝鮮甲寅字本、清綺齋本作“執”[76]，張元濟本據宋本校改作“説”。今按，此段爲顧覬之事，作“凱”當爲形訛，《南史·顧覬之傳》此句作“覬之常執命有定分”；《宋書·顧覬之傳》此句作“覬之常謂秉命有定分”，作“説”“執”二字，語義均可。張元濟的校改，未改正“覬”，可見校改並不全面；而部分的改字，又使得“影印”後的版本面貌，與版本系統有所不合。

另有一些異文，張元濟校改來源，當源自清綺齋本。如卷三《示安大師》“窈窕樛木垂榠樝”句，李壁注殘宋本、王常本、朝鮮甲寅字本、毋逢辰本均誤引“《玉藻》云：‘柤、梨曰攢之’”，而清綺齋本改“《玉藻》”作“《内則》”；張元濟本從清綺齋本改作“《内則》”。卷二一《勿去草》“若比世俗俗浮薄”，“比”，毋逢辰本誤作“此”，張元濟從清綺齋本改作“比”。卷二四《江南》，李壁注引《列子·天瑞》“林類拾穗行歌”，此條“林類”宋本誤作“杜類”，王常本、毋逢辰本誤作“拄類”，朝鮮甲寅字本誤作“杜頴”，清綺齋本校正作“林類”，張元濟本亦改作“林類”。

張元濟在據清綺齋本校改時，也難免有校改訛誤的。如卷十七《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四十韻》李壁注引《漢書》顔師古注中所引“應劭曰”，殘宋本、王常本、毋逢辰本、朝鮮甲寅字本均作“灊，縣名，屬廬川”，清綺齋本以爲“廬川”不通而改作“廬州”，張元濟本從清綺齋本改作“廬州”，事實上，《漢書》卷六《武帝紀》顔師古注引應劭説作“廬江”，廬江爲漢代縣名，應劭之時無“廬州”之説，“川”爲“江”之訛，而清綺齋本、張元濟本以爲形訛而改作“州”，校改亦不正確。

在描潤、校補中，有時通過照相石印技術的拼貼，從毋逢辰本到張元濟本，版式上亦會發生變化。可以卷四六《郊行》注，毋逢辰本脱去所引聶夷中詩“剜卻心頭肉”之“剜”字，宋本、王常本、朝鮮甲寅字本均不脱，清綺齋本亦校補；張元濟本增入“剜”字，而改變了原來的行款。同時，此段“粜”字的寫法上，亦據宋本字形作了描潤，於“米”上加“入”字爲“𥺋”。卷四七《諸葛武侯》注，言楊顒“爲丞相亮主簿。亮自校簿書”，而毋逢辰本脱“亮主簿”之“亮”字，在“簿”後换行，誤作重文號，作“爲丞相主簿。簿亮自校簿書”，宋本、王常本、朝鮮甲寅字本、清綺齋本均不誤，而張元濟亦校改。

（三）據宋本校改夾注

李壁注的宋撫州刊本中，注釋詳贍，有時會引用一些文獻的注釋，或注音，或釋典，在刊刻中，用雙行夾注中復作半行夾注、雙行夾注中再以雙行小注的形式刊版。問題是，古籍刊刻中，一些雙行夾注、半行夾注，往往會被誤認爲是刊版時有脱文，限於版刻空間作剜補增入。王常本從宋代有補注的刊本而出，撫州本中部分夾注被改换爲普通的雙行夾注，部分則保留半行夾注。隨後的毋逢辰本中，在未得宋本的情况下，以王常本爲底本翻刻寫樣，同時分疏原位於文後的注釋入詩歌正文中。此時，一些宋本中作小注的注釋，往往更不復作夾注。張元濟在得到劉承幹藏本時，關注到了宋本中的部分小注的行款，而在“影印”中作了修樣處理[77]。

卷二《與吕旺之上東嶺》詩中，李壁注“音多”，原爲元結《心規》中注音。殘宋本、王常本在雙行小注中復作半行小字夾注，朝鮮甲寅字本作“音多”在二字雙行小注中復作雙行夾注；毋逢辰本、清綺齋本與他注字號同。張元濟本從宋本改作半行夾注。

卷二七《送陳和叔》，引王安石自序，李壁注宋本作：

中置二墩，作“椁”。甎袤丈。

其中，“作‘椁’”二字在夾注中復作雙行夾注。此條夾注，當爲校勘記。李壁注中不少異文及校勘，在今存的龍舒本《王文公文集》與王玨本等《臨川先生文集》中能找到來源。此詩龍舒本《王文公文集》載卷五八，自序作“中置二墩，甎袤丈。”王玨本、安正堂本、應雲鸑本、何遷本《臨川先生文集》載卷十七，自序作“中置二椁，甎袤丈”；詩歌正文“晝寓墩甎常至夜，冬沿溝彴復尋春”中，龍舒本作“墩”而《臨川先生文集》各本作“椁”，此句後李壁另有注，言：“此詩有石本，在臨川饒蒙家，真迹‘墩’作‘椁’。”均可見，自序中的“作‘椁’”當爲異文校勘，而疑脱“一作‘椁’”之“一”，或由李壁注爲“命史纂輯”而造成的脱文。因爲雙行夾注的體例，此句在後來的版本中，産生了各種訛誤與異文。

王常本作：

中置二墩，作“槨”。甎袤丈。

毋逢辰本作：

中壘二墩，作“槨”。墩袤支。

清綺齋本作：

中壘二墩，作“槨”。墩袤丈。

張元濟“影毋逢辰”本作：

中壘二墩，作“椁”。甎袤支。

朝鮮甲寅字本作：

中置二墩，作／“槨”。甎袤支。

按，“槨”“椁”原爲異體字，不同版本因底本、參校本的不同而形成異文。王常本以宋本爲底本，而將原來小字夾注改作注文，字號無别，同時，“椁”改作“槨”。至毋逢辰本，以王常本爲底本，轉而增多訛字，“置”“丈”均有形訛，而“中置二墩，甎袤丈”原呼應詩文的“晝寓墩甎常至夜”，毋逢辰本“甎袤丈”之“甎”涉上文而誤作“墩”。從毋逢辰本而出的清綺齋本，雖然在校勘時，會參校《臨川先生文集》，但僅更正了“丈”的訛誤，而其他各字，仍依毋逢辰本而訛。張元濟本在影印時，據宋本校勘時，對部分字形做了描潤，“作椁”據宋本行款、字形，改作半行夾注，“墩”字改作“甎”，但“置／壘”“丈／支”之訛，仍襲毋逢辰本，可見校改時並不全面。另外，甲寅字本以宋本爲主底本，參校以毋逢辰本爲主底本的甲辰字本，而此句與宋本行款大體相似，作雙行夾注，唯“椁／槨”字形與“丈／支”之訛，似從甲辰字本而來，又復訛誤。此例可見各版本之間的系統遞承關係，而無他本參校之時，訛誤産生後的校勘，往往不能全面盡改。

送陳和叔 １

援此類例證，在部分無殘宋本的卷帙中，張元濟本亦將底本原作夾注的改作半行夾注。卷九《和董伯懿詠裴晉公平淮西將佐題名》中“刜”字有“分勿切”注音，朝鮮甲寅字本大抵依宋本版式，在雙行小注中，復作雙行夾注。王常本起，將原來的夾注與注混排，毋逢辰本、清綺齋本襲之，張元濟本則改作半行夾注。

張元濟本校改夾注並不全。在有劉承幹宋本可校的各卷中，卷二七《小姑》詩，李壁注引《廣記》，其中，引《太平廣記》出處中的“出《逸史》”一句，宋本作半行夾注，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綺齋本注號無别，張元濟本未據宋本改作夾注。卷二七《和蔡樞密南都種山藥法》李壁注據《臨川先生文集》（卷十八）所載，引王安石自注[78]，作：“蔡詩並序云：……‘青青正是中分天，區種何妨試玉延。即見引須緣夏木，定知如蹠薦冬筵。（注：俗傳種時以足按之，即如人足。）潤還御水冰霜結，蔭近堯雲雨露偏。自裹自題還自愧，揠苗應笑宋人然。’”其中，李壁注“注”字作半行夾注，而王玨本、何遷本中，無“注”字，蔡挺自注在小注中復作雙行夾注，安正堂本、應雲鸑本無“注”字而蔡挺自注與注中蔡挺詩字號無别；在王常本、毋逢辰本、朝鮮甲寅字本、清綺齋本等諸本之中，“注”字均未作半行夾注，張元濟本亦未據宋本改。卷二九《奉酬聖從待制》李壁注“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音柞）。昔無襦，今五袴。’”“音柞”在宋本、朝鮮甲寅字本中作雙行夾注，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綺齋本“民安作（音柞）。昔無襦”句作：“民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無夾注。《後漢書·廉范傳》今本此句作：“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絝。”章懷太子注：“作，協韻音則護反。”類書等“作”有作“堵”者，而後句亦多存“昔無襦，今五袴”異文者，王常本等蓋據他本改，而删注音。今考此歌謡三字一讀，逐句押韻，當以殘宋本、朝鮮甲寅字本爲是。張元濟本從毋逢辰本，未據宋本改。在没有宋本參校的卷十三《杜甫畫像》，李壁注：“《傳》稱：“彌年囏（居閑切）窶”“居閑切”爲“囏”字注音，朝鮮甲寅字本在雙行小注中復作雙行夾注，王常本作半行夾注，毋逢辰本、清綺齋本竄入注中，與注無别，張元濟本亦未改。

（四）張元濟未改舉隅

雖然在石印本中存在著不少據劉承幹藏宋本校勘的例子，但張元濟的影印本仍有大量在疑似兩可之間的注釋，未從宋本校勘。另外，從王常本，到毋逢辰本，王安石詩的正文再重新寫樣刊刻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毋逢辰本始見的訛誤。清綺齋本在再刊時，據當時通行易得的“俗本”（實即《臨川先生文集》）校勘了部分的詩歌正文、詩歌標題。在張元濟本影印時，不少訛誤從底本毋逢辰本而未加“修樣”。

宋本無誤而毋逢辰本有誤的，如卷十五《寓言十五首》第六句“斯道苦難明”，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綺齋本“明”音訛作“名”，張元濟本未從殘宋本改作“明”。此詩雖爲古體詩，王安石古體詩中韻脚字極少重用，作“名”則與第四句“刀筆事刑名”重。卷十五《和王樂道烘蝨》王安石詩句“逃藏壞絮尚欲索”，“壞”字，毋逢辰本、清綺齋本作“敗”；卷十七《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四十韻》注“先主”，毋逢辰本、朝鮮甲寅字本誤作“先生”；卷十七《發廪》詩“願書《七月》篇”，毋逢辰本、清綺齋本“篇”作“詩”；卷十七《感事》詩“笞扑隨其後”，毋逢辰本、清綺齋本作“鞭笞隨其後”；卷十七《寄曾子固》詩“乃令高世士”，毋逢辰本、清綺齋本作“方今高世士”；卷十八《自州追送朱氏女弟宿木瘤僧舍明日度長安嶺至皖口》詩“鳥駭亡其曹”，毋逢辰本、清綺齋本“鳥”作“獸”；卷十八《秋懷》詩“柴門半掩掃鳥迹”，毋逢辰本、清綺齋本“門”作“關”，卷十八《躍馬泉》“玉珂鳴塞空”，王常本、毋逢辰本、朝鮮甲寅字本、清綺齋本“塞”均誤作“寒”，而李壁注宋本及《臨川先生文集》作“塞”；卷二四，《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其二）》詩“長此聽潺湲”，毋逢辰本、清綺齋本“聽”作“隔”；卷二四《次韻景仁雪霽》詩“新聲生屋霤，殘點着垣衣”，毋逢辰本、清綺齋本“聲”作“霽”，“點”作“照”，“飄零不更飛”，毋逢辰本、清綺齋本“不更”作“更不”；卷二五《暮春》詩，“煙樹碧相依”，毋逢辰本、清綺齋本“碧”作“緑”；卷二五《吴正仲謫官得故人寄蟹以詩謝之余次其韻》詩，“飲量寬滄海”，毋逢辰本、清綺齋本“飲”作“酒”；卷二五《湯泉》詩“諸陽自廢興”，毋逢辰本、清綺齋本“自”作“有”，卷二五《和子瞻同王勝之游蔣山》詩“獨龍層塔巔”，毋逢辰本、清綺齋本“層塔”作“塔層”；卷四七《黄花》李壁注“劉貢父《芍藥花譜序》云”，“序”，毋逢辰本、清綺齋本訛作“字”，這些例子，張元濟本均未據宋本改[79]。

另外，部分毋逢辰本的異文，在清綺齋本中已校改，而張元濟本未據宋本、清綺齋本改，如卷二三《次韻酬昌叔羈旅之作》“予亦誤朝簪”，毋逢辰本“誤”誤作“悟”，清綺齋本據《臨川先生文集》改作“悟”，而張元濟本未改。卷二四《送董傳》“文章合用世”，毋逢辰本“用世”誤作“世用”，清綺齋本據《臨川先生文集》乙正，而張元濟本未據宋本、清綺齋本改。

    這些未校改，或由限於當時條件，張元濟在未獲王常本參校時，無法按斷部分異文的産生緣由，部分疑似兩可的異文，便未加描潤。

    在對拍攝後石印本修樣的過程中，也難免“描潤”的訛誤，如卷四二《謝公墩》二首，劉辰翁評李壁注“此與暮年專壑語，皆風流善謔，冠絶後來，而俗子以爲資，無不可嘆。”王常本“絶”，今核臺圖藏、宫内廳藏毋逢辰本均不誤，而張元濟本“絶”字誤作“繼”。

在李壁注的元刻本中，王常本詩歌正文、注文較接近宋本，而毋逢辰本在將詩後注插入正文，刊版寫樣時，出現了不少新的異文[80]。張元濟本石印影印時，以宋本校改毋逢辰本，從而與毋逢辰本原有的文字有所不同。由此可知，張元濟“影大德本”並非毋逢辰本的忠實影印本，而此前不少學者對此本影印中的描潤問題未予以充分的關注。一些研究者誤執張元濟影印本爲毋逢辰原本，在討論王常本和毋逢辰本的版本關係、推測清綺齋本底本時，也造成了一些失誤[81]。

四、張元濟石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刊行後話

1914年，《王荆文公詩箋注》的石印本底本初步收集完成，開始照相工作。至1919年，石印本的修工全部完成，雖然此本延至1922年才由張元濟撰跋發售，但可以看出，張元濟這一石印本的策劃，早於商務印書館《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善本叢書石印策劃。張元濟以石印技術影刊毋逢辰本之後，内封正面書“王荆文公詩／李雁湖箋注／清綺齋據元本重印”，背書“壬戌仲夏影印／海鹽張氏藏版”，在書名、藏版處，刻意保留了六世祖張宗松“清綺齋”之名，當源自最初動念翻刻時的夙願。書前另有朱字鉛印“每部定價銀幣十二圓正，在各省商務印書館發賣”，指該本經商務印書館寄售。該本甫一影印，即廣爲流通。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剩下的庫存，於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遭遇兵燹時化爲灰燼。上海圖書館藏一帙原爲上海合衆圖書館舊藏的石印本，書前有1941年7月23日張元濟手跋，交代了此書爲張元濟回購後交付合衆圖書館，以期永久保存：

是書景印既竣，士林争購，僅有存者，寄儲於商務印書館書棧。不幸盡燬於兵燹，是本由書肆收回，故有他人題詞藏印。今以移贈合衆圖書館，永久勿替，跂予望之！

民國紀元三十年辛巳大暑節 張元濟[82]

署名後，鈐有“元濟”一印。事實上，張元濟作此跋時，石印本的底本毋逢辰本已經賣出，其回購本身，或許也包含了張元濟舊藏本復又轉售的難言之隱。

據1941年5月3日《文獻保存同志會第八號工作報告》，提及“本月廿二日，又從張菊老處，得其藏書中最精者五種。……（五）元刊本《王荆文公詩注》十冊（李壁注，國内無藏全帙者。）此五書，皆可稱爲壓卷之作。菊老大病後，經濟甚窘。彼意謂將來必將散出，不如在此時歸於我輩爲佳。因毅然見讓。計共價二千六百元，實不爲昂也。……得《王荆文公詩注》，元刊本部分足稱豪矣。”[83]知1941年4月，經鄭振鐸聯絡，張元濟將曾經作爲石印本刊行底本的元刊毋逢辰本，鬻與文獻保存同志會。這一批書籍，最後入藏臺灣“中央圖書館”，即今臺灣“國家圖書館”前身。今存的臺圖本中，元槧舊闕頁，已用商務印書館石印本的散頁配補重裝，這庶幾可視爲張元濟對石印本技術的肯定。

1949年建國前夕，張元濟受邀赴京，10月6日，張元濟受邀去故宫博物館觀書，得見另一帙《王荆文公詩注》[84]。是日日記載：“二時半，馬叔平以車來，偕往御花園看書。先至北京飯店邀鄭振鐸同去。中途遇雨，至絳雪軒小坐。晤張庾樓，已不相識矣。又遇王述勤之子，亦館中職員。觀所藏宋、元本，約二十種。以《經典釋文》及唐寫《切韻》（龍鱗裝，告未曾見）爲最佳。又元刻《王荆公詩注》與余影印本不同，注與正文分列，但已有劉須溪評點矣。”[85]張氏所見本，實即天禄繼鑒舊藏的元王常刊本。該本見於1922年《溥儀收到賞單》，出宫後由長春僞宫攜至瀋陽故宫，正屬於馬衡（叔平）邀約時提及的“兼觀在長春所得書”中的一種[86]。去故宫觀書，多年未見張允亮（庾樓），張元濟竟不相識，而所遇“王述勤之子”，即王世襄。在觀書過程中，張元濟敏鋭地觀察到了王常本與自己影印本的不同——王常本將注文刊於詩後，而毋逢辰本注語是作爲夾注插入詩中的；王常本與毋逢辰本均有劉辰翁評，這也是明顯有别於宋本系統的。曾經刊佈過毋逢辰本並獲見嘉業堂殘宋本的張元濟，在故宫獲覩王常本，不知是否唤起了他當日“亟思蒐補，以償先人未竟之願，再謀剞劂”的種種回憶。

*筆者先後於2012年、2018年兩次訪臺北“故宫博物院”圖書文獻館，承許媛婷、吕玉女等諸先生襄助，得以校閲嘉業堂舊藏撫州刊殘宋本與楊守敬舊藏朝鮮甲辰字本李壁注《王荆文公詩》；文章的寫作中，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董婧宸老師於此文多有幫助，亦蒙臺灣臺北大學王國良教授補充指正，特此致謝。

注釋：

[1]張元濟刊《〈王荆文公詩箋注〉跋》，［宋］王安石撰，［宋］李壁注，［宋］劉辰翁評點《王荆文公詩箋注》，商務印書館，1922年。

[2]關於王安石詩李壁注的版本系統考察，參見以王水照《記蓬左文庫所藏〈王荆文公詩李壁注〉（朝鮮活字本）》（《文獻》，1992年第一期，2010年《補記》，收入高克勤點校《王荆文公詩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周焕卿《〈王荆文公詩注〉版本源流考》（《古籍研究》，2006年卷上）、鞏本棟《論〈王荆文公詩李壁注〉》（《文學遺産》，2009年第一期，又，收入鞏本棟《宋集傳播考論》，中華書局，2009年，頁118—141，以《宋集傳播考論》所收爲詳）、卞東波《朝鮮活字本李壁注〈王荆文公詩〉之文獻研究》（收入張伯偉主編《風起雲揚——首届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9年，又收入卞東波《域外漢籍與宋代文學研究》，中華書局，2017年）。對於臺北故宫藏宋刊本的介紹，參昌彼得《連城寶笈蝕無嫌——談宋版李壁注王荆公詩》（臺北《故宫文物月刊》1992年第11期）、許媛婷《人生樂在相知心——談〈王荆文公詩〉》（臺北《故宫文物月刊》2006年第12期）等文。董岑仕《閲讀史視域中的〈王荆文公詩李壁注〉》（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對各版本在刊版、擺字時版式的變更、内容的變化等亦有所補充；韓元《〈王荆公詩李壁注〉版本新考》（《古籍研究整理學刊》2016年第一期）對這一問題亦有所討論，不過，該文的版本考察中，執汪東點校本而未見毋逢辰本、清綺齋本原書，執改字、補字後的四庫本論定清綺齋本之面貌，致論斷失準，疏舛之處較多。目前學界對李壁注版本系統的討論，限於版本調查、文字校勘的不足，仍有不够充分之處。其一，一些學者視張元濟“影大德本”爲元毋逢辰本的忠實再現，忽視了石印本在影印過程中的描潤、改動，使得部分討論建立在了錯誤的版本依據上。其二，關於朝鮮甲辰字本討論不足。根據筆者的考察，甲辰字本大多數卷帙的擺字底本爲毋逢辰本，卷二九至卷三六的擺字底本爲王常本，書前亦依王常本加入劉將孫序。其三，朝鮮甲寅字本的底本來源、擺字依據，之前學界已指出此本出自宋本系統與元本系統的拼合本，而未指出此本的元本系統本，實爲朝鮮甲辰字本。朝鮮甲寅字本今藏日本蓬左文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有影印本《王荆文公詩李壁注》，學界通稱此本爲“朝鮮活字本”，鑒於本文討論朝鮮甲辰字本與甲寅字本兩種活字本，文中指稱此本時，用朝鮮甲寅字本。其四，對清綺齋本的初印本、後印本討論不足。乾隆六年（1741）刊版的清綺齋本，實有初印本和兩次增補插頁過程。日本天保翻刻本係據第一次補頁本翻刻，翻刻過程中，又據日本存毋逢辰本校補了清綺齋本中的部分墨釘、空字，（如卷三6b《與僧道昇二首（其二）》，清綺齋本注文有墨釘，天保翻刻本原有墨釘而後剜去改刻“梵語”“自”三字，“梵語”二字右側欄線，在剜改時被剜去，又如卷三七頁3a《將至丹陽寄表民》，王安石詩第四句“一日忘形得舊游”，龍舒本、王常本、朝鮮甲寅字本同；毋逢辰本誤作“願少留”，與此詩第八句“炊黍吾今願少留”後三字重，而此詩清代通行的《臨川先生文集》無，清綺齋刊本刊行時無他本可校，第四句從毋逢辰本作“一日忘形願少留”，第八句則刊作“炊黍吾今■■■”，後三字作墨釘；天保翻刻本則改墨釘作“願少留”，同毋逢辰本，而字左側欄線有剜斷痕跡。不過，天保翻刻本並未將清綺齋本的每處墨釘、空字逐字校補，故翻刻時仍保留了不少清綺齋本所有的墨釘、空字。）通過異文比勘，可知汪東點校本《王荆文公詩箋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據清綺齋第一次補頁本爲底本點校。

[3]今按，根據缺佚注釋的分頁、遞藏源流可知，張宗松的刊刻底本即今藏南京圖書館的毋逢辰本，該本今僅存二十九卷；此外，雖然張宗松並未提及，在初印本刊刻時，張宗松已得見宋槧四卷及以宋槧爲底本的三卷抄本，此七卷今存佚不詳，各本的遞藏源流，詳下文考述。

[4]今按，在王安石詩的元刻本中，大德王常本未見有魏了翁序；大德毋逢辰本從王常本而出，亦無魏了翁序。又，魏了翁别集中，宋開慶刻本《鶴山先生大全文集》收録李壁注序，但明清以來該本流傳不廣。清代通行的魏了翁别集，爲底本存在缺卷的錫山安氏活字本及從此本而出的嘉靖邛州吴鳳刊本《鶴山集》，二本均無李壁注序。

[5]第一次補頁，實據清代流傳的宋撫州本刻本與抄本殘卷，校以清綺齋本，增入清綺齋初印本所無的補注、增注，有少量注文與清綺齋初印本重。

[6]第二次補頁本流通量稍小，但從序跋等可見，邵懿辰、楊守敬、張元濟等所閲清綺齋本，均爲此本。

[7]今按，楊守敬言“李璧”，而朝鮮甲辰字本實作“李壁”，而楊氏以清綺齋本爲明嘉靖、隆慶年間本，亦有誤。

[8]楊守敬曾在自藏的清綺齋本中抄補卷三十、卷五十尾頁，而這些清綺齋本脱漏的注語和《年譜》是否亦録寄張元濟則不可考。

[9]張元濟《〈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批注》，收入《張元濟全集》第十卷，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31。關於此本的詳細信息，詳見下文。

[10]傅增湘甲寅年（1914）購留一事及勸影印一事，見張元濟跋語：“沅叔勸以此本影印，謂留存須溪評點，雖違先志，然不失昔人面目，亦祖庭遺訓也。”又見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王荆文公詩箋注》五十卷（甲寅）”條，中華書局，2009年，頁967。

[11]又見張元濟1922年6月28日《致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啓》：“元濟於民國三年覓得《王荆公詩注》”，見《張元濟全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678。

[12]長尾於1914年12月22日返回日本，參見張人鳳、柳和城編《張元濟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406。

[13]張元濟著，張人鳳整理《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318。

[14]張元濟清綺齋本手跋，見上海圖書館藏清綺齋本《王荆文公詩》（線普長402200—07），詳下。此篇手跋，《張元濟全集》失收。

[15]張元濟1922年6月28日《致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啓》：“敬啓者，元濟於民國三年覓得《王荆公詩注》，在本館印行五百部，計價一千五百十五元五角。除贈送親友外，擬定價托公司發售。當時曾得監察人張廷桂、葉揆初、丁斐章同意。今本公司戒約第一條‘在職各人不得爲與公司同等之營業’。今是書三年開印，延至八年印成，延擱至今出版。今後尚擬印《初白菴詩評》《詞林紀事》《帶經堂詩話》等先人著述，以廣流傳。因成本較重，不能不酌收印價，尤無歸公司印行之理。以此之故，不得不陳述於董事會之前，伏祈裁示。”據《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會議記録簿》，同年7月18日董事會第272次會議於此信有議決意見：“查此等書均系菊翁闡揚先人著述，絶非營業性質；且與公司出版並無妨礙，即不得以戒約第一條論。仍由菊翁自印，公司可照寄售章程代爲寄售。”《張元濟全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678。

[16]此本爲元代毋逢辰刊本，臺圖曾誤以爲此本爲《天禄琳琅書目後編》中著録的王常刊本。《中國版刻圖録》鑒定了正確的王常刊本後，認爲“今年張氏涉園印本，所據實是明初刻本，即據此本重刻”，將張元濟影印的底本推定爲明初刻本；後來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即襲用《中國版刻圖録》之説，而言此本爲“元末明初本，更毋寧以爲明初刊刻本”。（［日］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76年，頁C195）從毋逢辰序刊本的版式、風格來説，此本當爲元代建本，即毋逢辰本序中所述“方今詩道大昌，而建安兩書坊竟缺是集，予偶由臨川得善本，鋟梓于考亭”之大德十年建安刻本；而毋逢辰本“臨川得善本”，所得即大德五年之王常刊本。

[17]［清］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宋元雜版書”之“文集”類，嘉慶士禮居刊本，頁35a。

[18]傅增湘著，傅熹年整理《藏園群書經眼録》，中華書局，2009年，頁967。傅增湘1929年曾赴日本觀書，亦曾訪宫内廳，《藏園群書經眼録》注此本爲“甲寅”經眼，且此版本描述中有宫内廳本所無的“年譜”，可斷定此本即爲替張元濟預購之本。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所記的“元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細黑口，左右雙闌。有圈點評語。‘評曰’二字作陰文，在每句下”亦指此本。

[19]按，此前的部分研究，未見宫内廳本、臺圖本，誤信傅增湘所記框欄，以爲存在行款均爲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的兩種刊本，其一左右雙邊，其二四周雙邊，實肇於此。今考，毋逢辰本有不少左右雙邊頁面，在卷首或卷末頁，但大多頁爲四周雙邊，或由此而傅增湘誤記框欄。

[20]阿部隆一著録闕頁時，卷四七僅記闕“十二、十三葉”，失記卷四七頁十一，見［日］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76年，頁C195。

[21]宫内廳本影印件，收入《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第129—13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關於宫内廳本之闕頁情况，楊忠《〈王荆文公詩〉影印説明》記“卷三十之第七葉”佚，而未介紹卷三二之闕頁，洽詢楊忠教授，得知當爲宫内廳原藏有闕頁；後清點臺圖本闕頁，比核張元濟叙述，知此闕頁當由來已久。

[22]［日］澁江全善、森立之等撰 ，杜澤遜、班龍門點校《經籍訪古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36。

[23]今按，此頁版心頁數似作“十二”，疑爲卷三二之佚頁而裝訂有誤。

[24]董康1927年3月7日到訪宫内廳，《書舶庸譚》曾記此本的信息，並録毋逢辰序。從董康所録序來看，當時毋逢辰本序文字已殘，見董康《書舶庸譚》卷三，中華書局，2013年，頁69。

[25]書影見南京國學圖書館編《盋山書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頁525—527。

[26]按，此當作“廿一卷”，計數有誤。

[27]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中華書局，2009年，頁968。又見［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2009年，頁1126。

[28]［清］邵懿辰著，邵章增訂《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頁698。又，《天禄琳琅書目後編》中言“劉歸孫序”，當爲“劉將孫”之誤，後邵懿辰輾轉沿襲此誤。

[29]邵懿辰言：“張青在刻本所自出，即此本也。第三十卷、五十卷尾缺葉正同。而書中間有夾籤，乃删薙須溪評點耳。所云得之華山馬氏，此書印記，乃吾鄉沈椒園先生所藏，豈流轉數姓而馬氏晚始得之，不復加圖印歟？道光己酉，余得之琉璃廠文華書肆。先有張君重刻本。重鄉先輩椒園先生故物，且須溪評點，亦自有意致。乃以八金易置案頭。”見邵懿辰《跋元板王荆公詩注五十卷》，收入［清］邵懿辰著，邵章增訂《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附録一》，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頁967。

[30]南圖藏殘本，經洽詢，現書籍破損，而無法申請提件，故卷三十、卷五十末頁是否殘，夾籤是否仍在，暫不得知。

[31]邵章《〈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後序》，《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中華書局，1966年，頁964。

[32]今考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鷄肋編》三卷抄本爲邵懿辰校藏本，且書中有邵懿辰辛酉（1861）“杭城被圍五十日矣”之記，故丁丙疑此本爲邵懿辰絶筆；《秋崖先生小藁》三十四卷舊抄本亦爲邵懿辰舊藏，有邵跋，兩書均爲邵懿辰藏書流入丁丙藏書之證，且此二書均爲邵懿辰身故前不久仍作跋記者，疑《王荆文公詩》亦隨此二書入藏而已爲殘卷，書中無邵懿辰藏印，邵懿辰所作跋語，書於目録冊，仍在邵懿辰家，丁丙未見。

[33]張元濟《〈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批注》，收入《張元濟全集》第十卷，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31。關於張元濟所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批注情况，顧廷龍最早予以介紹，並輯録其中的“凡繫歲月者”，此條因爲有年月，顧廷龍亦已披露，見顧廷龍《張元濟訪書手記輯録》，《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後收入《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學林出版社，2006年，頁177、頁183。又，邵章實爲邵懿辰長孫，張元濟批注中有誤記。

[34]今按，據邵懿辰曾藏毋逢辰本目録可知，清綺齋舊藏本原有目録及正文五十卷，但清綺齋本並非據毋逢辰本舊有目録翻刻。毋逢辰本目録原分上、中、下三卷，清綺齋本目録不分卷，毋逢辰本於卷三六末載《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而目録將此詩歸卷三七，兩者有齟齬，在清綺齋本中，已據正文分卷改隸此詩歸屬。清綺齋本各詩詩題，已據通行的《臨川先生文集》參校，目録實爲據各卷詩題抄出刊版。

[35]又，邵章友人吴慶坻（1848—1924）撰《蕉廊脞录》卷五，曾叙及海鹽張氏家族所印行兩種《王荆文公詩》李壁注，並曾見邵章舊藏“目録”冊，轉録邵懿辰《跋元版王荆公詩注》全文，言：“宋李壁撰《王荆公詩注》五十卷，有劉辰翁評點者。乾隆辛酉，海鹽張宗松清綺齋校刻本最精。邵位西先生藏元刊本，即張氏所仿刻者，中闕第三十第十卷末頁，劫後爲錢塘丁氏所得，復以歸邵。余與伯綗同庽滬北，得見此本，前有位西先生長跋，詳述是書流傳端緒。適清綺後人張菊生得元大德辛丑刊本，前有詹太和撰《荆公年譜》及劉歸孫序、王常題識，皆乾隆重刻本所無，全帙完好，古香可挹。書中有季滄葦印記，後輾轉歸豐潤張氏者。菊生先後得乾隆刻本至五六冊，今復得此，誠奇緣也。位西先生跋一通，坿録於後……”見吴慶坻《蕉廊脞录》卷五，《求恕齋叢書》1928年刊本，頁3a—6a。今按，吴慶坻叙述中，或有不盡然者，其中，“第十卷”，當作“第五十卷”，誤脱“五”字，“劉歸孫”當作“劉將孫”，不過，張元濟所得本，實非大德辛丑五年王常刊本，亦無劉將孫序、王常題識，吴慶坻之説，或雜糅《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及邵懿辰跋而來，張元濟所得，實爲大德丙午十年本。同時，提及“劫後爲錢塘丁氏所得，復以歸邵”，但當時江南圖書館有錢塘丁氏舊藏本，丁氏似不知該本爲邵懿辰舊藏，丁氏“復以歸邵”説，似亦無據。

[36]［日］澁江全善、森立之等撰，杜澤遜、班龍門點校《經籍訪古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36。

[37]［清］楊守敬《鄰蘇園藏書目録》，據湖北博物館藏鄰蘇園稿紙本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頁20。

[38]楊守敬去世後，藏書賣給袁世凱政府，其後，至1919年，其藏書一分爲二，一部分入藏北海松坡圖書館（今入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另一部分先存於中南海集靈囿，後1926年撥交故宫博物院圖書館，嗣後隨圖書南遷入藏臺北“故宫博物院”，參見袁同禮《楊惺吾先生小傳》，《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26年1月；《故宫所藏觀海堂書目》，故宫博物院圖書館，1932。許媛婷《楊守敬赴日所搜經部圖書存佚情况及版本初探——從〈日本訪書志〉談起》亦集中討論了現存的楊守敬藏經部書的存佚情况，收入程焕文等主編《2014年中文古籍整理與版本目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15。另外，朝鮮甲辰字本，日本尊經閣文庫等亦有庋藏。

[39]括注的日本藏印，參［日］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76年，頁A143。

[40]王常本今存，曾爲溥儀帶出宫中，後入藏故宫博物院，再歸於北京圖書館，即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王常本半頁十行，行十九字，細黑口，左右雙邊。王常本在刊版時，經劉辰翁删削，减去了大量李壁注語，並加入了劉辰翁評點。在王常本中，除去一些李壁校勘的詩文“一作某”外，李壁注一律載於詩後。劉辰翁評王安石載於詩中或卷末，不加“評曰”；劉辰翁另有評點李壁注者，則在注中額外以方圍框起。毋逢辰本據王常本翻刻，將王常本的詩後注改拆於王安石句下，劉辰翁評點王安石詩，則先出陰文“評曰”。同一句詩下既有評又有注者，則先“評曰”，再以“○”相隔，後出李壁注。劉辰翁評點李壁注，襲用王常本，在注中以方圍框起。王常本逐卷卷首第三行爲“須溪劉辰翁 批點”字樣，毋逢辰本則作“須溪劉 辰翁 評點”。另外，部分卷帙，王常本有卷末補注，而毋逢辰本有的仍保留在卷末，有的則分拆至各卷詩下。詩歌分卷上，《送吴龍圖知江寧》，王常本載卷三十第一首，毋逢辰本屬卷二九末，《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王常本載卷三七第一首，毋逢辰本載卷三六末。根據出注位置的不同、題下注差異較大、“陰文”評曰的有無、卷末補注的有無、詩歌的分卷，可以判斷甲辰字本的各卷底本。

[41]宋元拼合本系統的朝鮮甲寅字本卷二九至卷三六，劉辰翁評語均脱，正是由於其底本爲甲辰字本，而並無“評曰”陰文圈出，至擺字時脱漏。另外，甲辰字本中，劉辰翁評點李壁注的部分，僅有少數條目以並不明顯的“（）”圈出，大多數劉辰翁評點李壁注，與李壁注在行款格式上渾然無别，至劉辰翁評與李壁注相混淆。朝鮮甲寅字本中脱漏了劉辰翁評點李壁注，亦由此。

[42]昌彼得《連城寶笈蝕無嫌——談宋版李壁注王荆公詩》指出其爲僞印，但並未詳爲論定。鞏本棟以爲翁方綱曾見“足本”，而以爲此印非僞，恐不足爲據。（見鞏本棟《宋集傳播考論》，中華書局，2009年，頁124。）翁方綱概念中，“足本”指注釋未經删削内容完足，“全”/“殘”爲卷帙全否的一組對立詞，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十八《跋李雁湖注王半山詩二首》所言“檢杭堇浦詩集有集奚氏翠玲瓏館，適有以宋槧李雁湖《王荆公詩注》殘本求售者云云，乃知此是足本之殘者”，即以“足本之殘者”爲詞，另外，翁方綱手稿《書魏鶴山荆公詩集注序》“芑堂又云，杭州某君家藏此注宋槧足本”，末四字原作“宋槧本”三字，手稿先增入“全”字，後圈去“全”，改作“足”，指注釋内容“足”而未必卷帙“全”，亦可證翁方綱措詞謹嚴。（見［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手稿影印本）第三冊，文海出版社，1974年，頁671。）關於翁方綱所藏兩部李壁注本及其源流，筆者擬另撰文。

[43]［清］杭世駿《道古堂詩集》卷二六《送老集》下，有《閏月初伏喜江立自韓江至集奚氏翠玲瓏館適有以宋槧李雁湖〈王荆公詩注〉殘本求售即效王體用其集中〈贈彭器資〉韻》《翌日復集用王集〈同杜使君飲城南〉韻》《六月朔鮑廷博載酒過翠玲瓏館用王集〈到郡與同官會飲〉韻》《立秋後一日汪徵君載酒過翠玲瓏館奉餞江立用王集〈飲裴侯家〉韻》《龔斌招集半翁居逭暑同汪沆江立用王集〈秋熱〉韻》《伏後一日重過翠玲瓏館送江立用王集〈飲裴家〉韻同魏之琇》，連續用王安石詩韻酬唱，而杭世駿卒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考乾隆年間有“閏月初伏”之日，當爲乾隆三十五年閏五月初五庚戌日（1770年6月27日），是時，杭世駿、鮑廷博同居杭州，是年五月朔，杭世駿爲鮑廷博刻知不足齋本《明醫類案》十二卷本作序，其後又與鮑廷博相與往還；杭世駿去世後，道古堂藏書不少流入鮑廷博處。杭世駿酬唱諸詩，見於李壁注卷三、卷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諸卷，其中，應時令所和《秋熱》詩見於李壁注卷五，其他各詩，均見於後鮑廷博所藏之十七卷本中，而當時清綺齋本已經流通而較爲易得，故可推測，當時杭世駿所見殘宋本，當爲此十七卷本。

[44]張燕昌識語：“乾隆乙未冬十一月廿又三日，余於杭州好友鮑以文知不足齋鐙下，得觀李雁湖注《王荆文公詩》宋槧不全本，一卷之三，卷十五之十八，卷二十三之二十六，卷二十七之二十九，卷四十五（今按，“五”字原脱，據今存殘宋本卷帙補）之四十七，凡十七卷。目分上、中、下，每卷尾有庚寅增注，前後有‘晉府書畫之印’及‘李氏德圭’諸印，朱塗纍纍，檢閲之下，幾忘寒氣裂膚矣。《荆公詩注》，吾宗青在先生，曾得華山馬氏藏本付梓，時以不得鶴山序爲悵，今鮑氏宋本有之，遂亟録以俟補入，並詳所見卷帙，冀好古者廣其傳焉。後學張燕昌謹識於侣隺軒。”乾隆乙未爲乾隆四十年（1775）。

[45]［清］吴騫《拜經樓詩話》卷二，丁福保《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6]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手稿本）有一篇未收入文集的《書魏鶴山荆公詩集注序》，述乾隆四十三年從張燕昌處迻録魏了翁序並聽聞知不足齋藏本卷帙情形，見［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手稿影印本）第三冊，文海出版社，1974年，頁671。翁方綱請盧文弨抄的抄本，書前原有乾隆四十七年跋語，今書下落不明，傅增湘迻録翁方綱跋、題詩，見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三，中華書局，頁968。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清刻本）卷十八《書宋版王荆文公詩注殘卷後》，當從盧文弨抄本書前跋語修改而來。《復初齋文集》卷十八文後，翁方綱自注：“吴槎客曰：‘海鹽張氏所雕《半山詩注》，乃元劉辰翁節本，非雁湖原本也。嘗見鮑氏知不足齋所藏宋槧半部，每卷後有庚寅補注。’”當從吴騫《拜經樓詩話》迻録。

[47]嚴元照《書宋版王荆文公詩注殘卷後》中“卅”“卌”往往有訛，文中載：“乾隆乙卯，予從友人借得宋刻本兩冊，卅四至卅七，卅八至五十（今按，此“卅”當爲“卌”之誤字，國家圖書館藏《悔菴學文》劉履芬抄本亦誤），共七卷，每葉十四行，行十五字，卷端有‘晉府書畫之印’，卷後有‘敬德堂圖書印’，又‘子子孫孫永寶用’印，蓋明晉藩藏書也。五十卷之末葉在焉，並有嘉定甲申中和節胡衍跋，知是撫州刻本。每一卷後有庚寅補注數葉，卷内修版版心亦有庚寅换三字。案，嘉定之十七年，爲甲申，實寧宗之末年也。庚寅則理宗紹定之三年，《宋史》謂文懿卒於嘉定十五年，則初刻之時，文懿已殁二年矣。庚寅補注之刻及修版，不知誰實所爲，俟求得魏序，更爲考之。彼時此兩冊留予所久之未及傳校，繼而還其書。”［清］嚴元照《悔菴學文》卷八，清光緒刊本，頁12b—14b。

[48]嚴元照《書宋版王荆文公詩注殘卷後》中記：“越數年，偶於書坊又得廿七、廿八、卅五、卅六、卌五、卌六、卌七共七卷，字畫行款一同晉府本……又續得七卷中，卅五、六、七三卷（今按，此“卅”當爲“卌”之誤字，國家圖書館藏《悔菴學文》劉履芬抄本不誤），皆舊人寫本，字畫劣甚，不可以目，然所據是宋刻，不失本真，當與刻本同寶之。”［清］嚴元照《悔菴學文》卷八，清光緒刊本，頁12b—14b。

[49]嚴元照計前後收得刻本“合之僅十一卷半，於全書五之一耳”，細繹文字，當包括卷二七、卷二八、卷三四至三七（卷三五至三六，有重複，而何元錫復取去）、卷四八至五十，抄本卷四五至四七，計十二卷，嚴元照最後計算前後所得時，言共有“十一卷半”，中間當有一卷爲殘本。疑卷四五之抄本爲殘本，殆因此套七卷本與清綺齋初印本、第一次補頁本關係密切，另外六卷，被清綺齋刊入補注、增注，卷四五則僅清綺齋初刊本有少量見於宋本而不見於毋逢辰本的注，補頁本中卷末未見此卷補注、增注，疑此卷抄本爲殘卷。

[50]清綺齋初印本卷二八《集禧觀池上詠野鵝》，卷四五《同陳和叔遊北山》《江寧夾口三首（其二）》《辱井》《題金沙》，卷四六《書陳祈兄弟屋壁》，卷四七《和景純十四丈三絶（其三）》《送陳景初》《上元夜戲作》《精衛》中有經劉辰翁删削後毋逢辰本所無而宋本有的注釋。其中，卷四五至四七的毋逢辰本無、宋本有的注釋，及此三卷清綺齋本補頁的補注、增注，校以今存的十七卷殘宋本，多形近訛字，亦證其底本當爲嚴元照所述“抄本”。另外，卷四六《題景德寺試院壁》題下王安石自注，李壁注宋本與《臨川先生文集》均載，毋逢辰本無，清綺齋本校勘時參校了《臨川先生文集》，故無法判斷清綺齋本補入依據爲宋本抑或《臨川先生文集》。

[51]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鈔》，收入［清］錢大昕撰《潛研堂序跋竹汀先生日記鈔 十駕齋養新録摘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31。

[52]汪士鐘《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載“《荆公詩注》”條，言：“存：刻廿七，廿八，卅四之卅八，四十八之五十。抄：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基本與嚴元照所述相合，唯刻本“卷卅四之卅八”，多卷卅八。［清］汪士鐘《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據民國抄本影印，收入《南京圖書館稀見書目書志叢刊》（第17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頁22。

[53]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記“宋刊有大字殘本”，在之前的版本記録中，均未記撫州本爲“大字本”，但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具有“知見”性質，是否親見，抑或得于耳聞，當時藏於何處，均不可考。

[54]民國十八年（1929）吴興劉氏嘉業堂上海影印本《嘉業堂善本書影》卷五“集部·宋本”下，收録“王荆文公詩十七卷（宋撫州刊大字殘本，三頁。）”書影包括正文第一卷第一頁，魏了翁序第一頁，魏了翁序末頁。

[55]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影印本）第十二冊，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7829—7830。按，“息”字日記原作空字，《緣督廬日記鈔》（民國蟫隱廬石印本）卷十六，亦作空字，今據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本鈐印補。

[56]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2995、頁3040—3041。

[57]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乙丁稿》卷四。另外，繆荃孫此跋文中記“近涉園後人，購得元刻五十卷，末葉尚在，欣喜之至”，指的亦是張元濟購得季振宜舊藏毋逢辰本之事。

[58]傅增湘撰，傅熹年整理《藏園群書題記》卷十三《覆刻宋本王荆文公詩箋注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672。

[59]［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2009年，頁1126。又，《藏園群書經眼録》略同，言：“按：此書宋槧孤本，今藏南潯劉氏嘉業堂，繆藝風（荃孫）曾假影摹，余即以之覆刻，爲《蜀賢叢書》之一。”見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中華書局，2009年，頁967。

[60]張元濟《清乾隆六年海鹽張氏清綺齋刊本〈王荆公詩箋注〉識語》，《張元濟全集》第十卷，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9。

[61]張元濟1917年12月11日日記“雜記”下載：“又自買《帶經堂詩話》八元，《王荆公詩注》二十一元。”見張元濟著，張人鳳整理《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427。另外，張元濟留意祖上刊本，《帶經堂詩話》爲張元濟六世叔祖張宗柟所刊。

[62]如張元濟1917年1月22日日記：“買入《初白庵詩評》一部、《王荆公詩箋注》一部，價卅六元。在博古齋購。自留。”亦當爲自留的清綺齋本。見張元濟著，張人鳳整理《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09。

[63]張元濟清綺齋本手跋，見上海圖書館藏清綺齋本《王荆文公詩》（線普長402200—07）。

[64]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嘉靖何遷刊本。

[65]關於朝鮮甲寅字本的擺字底本，之前學界推測爲宋、元合編本，但並未落實爲具體何本。經筆者考察，該本以宋撫州刊本、朝鮮甲辰字本爲主底本，同時，擺字時，當時當藏有王常本、毋逢辰本而未作主底本。甲寅字本的書前劉將孫序言，與甲辰字本略有異文，多與王常本合，疑直接從王常本而非甲辰字本擺字。殘宋本、王常本載卷三七卷首的《次韻王禹玉平戎慶捷》，毋逢辰本載卷三六之末。在甲辰字本中，因卷二九至卷三六以王常本爲底本，卷三七起以毋逢辰本爲底本，故甲辰字本脱漏此詩，而甲寅字本據殘宋本載此詩於卷三七之首，而此詩的劉辰翁評未脱，依毋逢辰本之行款以陰文“評曰”識出，可知當時此卷有毋逢辰本在藏；但甲寅字本中的部分訛誤，尤其是劉辰翁評的脱漏、訛字，往往從甲辰字本而出（如卷十《韓持國從富并州辟》《思王逢原》劉評脱漏，卷六《明妃曲二首（其二）》、卷十四《示平甫弟》、卷二四《游杭州聖果寺》、卷四十《溝港》劉評訛字，均爲王常本、毋逢辰本不誤，甲辰字本誤而甲寅字本襲之。）可知甲寅字本當以撫州刊宋本、甲辰字本爲主底本。王常本、毋逢辰本李壁注中，另有以“（）”框出劉辰翁評，這類評，均爲劉辰翁評點李壁注，而在甲辰字本擺字中，這類詩注中的評語往往不顯豁，且“（）”多脱落，甲寅字在擺字時，彙編宋撫州本的李壁注與甲辰字本的劉辰翁評，而這類李壁注的評語在甲辰字本的版式上並不顯豁，致甲寅字本擺字時往往脱漏此類評。另外，甲寅字本卷十九、卷二十，此二卷底本似僅得甲辰字本，而未得宋撫州本，未見逾出毋逢辰本、甲辰字本的注釋，且訛誤多襲甲辰字本。

[66]按，加“※”者，爲張元濟未寓目者。

[67]鞏本棟《論〈王荆文公詩李壁注〉》，《宋集傳播考論》，中華書局，2009年，頁138。

[68]毋逢辰本，序二版，年譜六版，目録三卷六十六版，正文五百四十四版，總計六百一十八版。

[69]臺圖本與宫内廳本，爲同版，如卷二二第8頁，二本均有輕微裂版，故可知兩書版片相同。毋逢辰本左右雙線之頁，包括：目録卷上頁5、7、8，卷三頁8，卷五頁5、6，卷十三頁9，卷十七頁9，卷二十頁8，卷二二頁5、8，卷二八頁3、4、11，卷二九頁1、2，卷三八頁9、10，卷四三頁1—4、頁7—10，卷四四頁1—4，卷四七頁7、8、14，卷四八頁1—8，卷四九頁5、6，卷五十頁3、4，共計46頁；另外，卷十四頁1、卷四十頁1，此二頁上框單線，下框雙線。另外，臺圖本與宫内廳本拼配，卷三二之頁12仍缺，該頁的版式今不詳。

[70]今按，魏了翁序，有李壁注本書前序及魏了翁文集本兩系統；《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注荆公集》五十卷時，言“魏鶴山爲作序”，即此序。李壁注本書前序，今宋本、朝鮮甲寅字本及張元濟影毋逢辰本前收，均無題；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綺齋本、甲辰字本各本均不載。魏了翁文集本有兩種：其一，收入《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一（南宋開慶元年刊本，《四部叢刊》初編據此本影印；明錫山安氏重刊本，實脱開慶本卷五一至五三之“序”，故無此篇），名《臨川詩注序》，然開慶刻本實非善本，故此本文字多有舛訛；其二，《永樂大典》卷九〇七“詩”條下，引“《魏鶴山大全集·臨川詩注序》”條，其所抄底本優於開慶刻本魏集，或爲南宋開慶本之祖本，文字舛訛少。兩個系統的部分異文，涉及到李壁注前後修改注釋的過程，鞏本棟文已分析指出。

[71]今按，劉將孫序，王常本、甲辰字本、甲寅字本書前附，又收劉將孫《養吾齋集》。今王常本書前有手書上版之劉將孫序，甲辰字本、甲寅字本當各據王常本擺字；《永樂大典》卷九〇七“詩”條下，引“劉將孫《養吾集·王荆公詩序》”，與王常本略有異文。今傳劉將孫《養吾齋集》，爲清四庫全書館館臣《永樂大典》輯本，失輯此文。

[72]按，今宫内廳本影印件，實據宫内廳提供的複印件再影印，從筆畫來看，當經修改，但難以看出具體的修改是雕版抑或墨筆改補，是剜補抑或雌黄塗改。

[73]董康1927年3月7日到訪宫内廳，《書舶庸譚》曾記此本的信息，並録毋逢辰序。從董康所録序來看，當時毋逢辰本序已改動此二“荆”字，見董康《書舶庸譚》卷三，中華書局，2013年，頁69。

[74]按，表中區分所涉内容爲王安石詩抑或李壁注，其中王安石詩，校以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依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影印本，此書爲南宋紹興龍舒郡齋刻本，底本今藏日本宫内廳、上海博物館）、《臨川先生文集》（包括紹興王玨刊宋元明遞修本、明安正堂本、明應雲鸑本、明何遷本，四者源出同一系統，大體相同，以“臨川本”省稱）；各本加“※”者，張元濟未過目；從時代而言，甲寅字本時代較晚，但甲寅字本擺字刷印時，王安石詩、李壁注基本依撫州增注本爲底本，除了少數訛字以外，基本是宋本系統的反映，從版本系統上與宋本關係更近，故列在前。表中加“*”者，爲異文中明確斷定爲訛字者。

[75]《永樂大典》卷一〇九九九“知府九”下引“王安石《臨川集·送鄆州知府宋諫議》”條，實即此詩李壁注本。關於《永樂大典》中所引“《臨川集》”的版本系統所屬，卞東波《朝鮮活字本李壁注〈王荆文公詩〉之文獻研究》，（收入張伯偉主編《風起雲揚——首届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9年）指出，當出自有補注的宋本李壁注系統。

[76]按，一般來説，朝鮮甲寅字本的注釋擺字依據宋撫州增注本，但少量注釋，會據甲辰字本擺字，襲取了毋逢辰本面貌。

[77]值得注意的是，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綺齋本中，原有部分注文，保留了原來的半行夾注的，如卷一《同王濬賢良賦龜得升字》，李壁注引《淮南子》，其中“匿於碑陰”，“楚人謂倨爲倦”，出自《淮南子》高誘注，殘宋本、朝鮮甲寅字本在雙行小注中，復作雙行夾注，王常本、毋逢辰本、清綺齋本在注中作小字單行夾注。又如卷二六《次韻葉致遠木人洲二首（其一）》李壁注：“《傳燈録》：“潙山問衆：‘還識遮阿師子也無？’（謂德山宣鑒也）。”“謂德山宣鑒也”，宋本、王常本在雙行小注中復作雙行夾注；毋逢辰本作半行夾注；此處朝鮮甲寅字、清綺齋本，反與注號無别。

[78]按，龍舒本有此詩，載卷五二，但未引王安石自注。

[79]按，此頁爲毋逢辰本卷四七11b，與他本不同者，此頁爲據宫内廳本石印。

[80]在重新排版過程中，出現的較大的失誤，便是卷三四《懷舒州山水呈昌叔》一詩，此詩原爲七言八句，毋逢辰本在前二句“山下飛鳴黄栗留，溪邊飲啄白符鳩”後，據王常本插入注文，隨後，寫樣時，未將此詩後六句“不知此地從君處，亦有他人繼我不？塵土生涯休蕩滌，風波時事只飄浮。相看髮秃無歸計，一夢東南即自羞”寫入，致一詩只有二句之誤。

[81]汪東點校本以清綺齋第一次補頁本爲底本，參校本取張元濟影大德本，就有大量的“大德本不誤”的校記，但不少校記，核以毋逢辰本，實爲毋逢辰本原誤而張元濟本經描潤後“不誤”。

[82]此帙今藏上海圖書館，又見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十卷，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32。

[83]陳福康《鄭振鐸等人致舊中央圖書館的秘密報告（續）》，《出版史料》2004年1期。

[84]張元濟9月13日日記載：“晨，趙斐雲來，約往北平圖書館觀善本，並言馬叔平致意招余往看博物館，兼觀在長春所得書。”知張元濟由趙萬里（斐雲）安排，先去北平圖書館參觀善本，並受邀去故宫博物館觀書。

[85]張元濟《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247。又，“劉須溪”之“溪”，整理原誤作“漢”，徑改。

[86] 1959年，王常本從故宫劃撥給北京圖書館。關於該本的遞藏源流，參劉薔《天禄琳琅知見書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364。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董岑仕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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