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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伯岳 著
定价：98.00元
ISBN:978-7-5013-6726-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全书320页，彩色印刷
成品：170*240（毫米）
作者姚伯岳长期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和古籍编目工作。本书是其近十年来关于古籍工作文章的结集，分为四卷：第一卷是关于藏书家的生平及史实钩沉；第二卷是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源头及馆史的考证；第三卷为版本鉴定和古籍编目中的发现与问题探讨；第四卷则是对古籍传承的理念认知。通过本书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治学历程、治学态度与治学路径，更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古籍工作的热爱。沈津和韦力为本书作序。
姚伯岳，1963 年生，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任教，1999年初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2018年作为引进人才调往天津师范大学任教。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天津市特聘教授、天津市引进领军人才。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编目、古籍版本鉴定、古籍保护等方面的教学、实践、科研与人才培养工作。著有《版本学》《中国图书版本学》《黄丕烈评传》《燕北书城困学集》等书，发表学术论文60 余篇。曾被派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机构工作长达数年，鉴定整理其馆藏中国古文献。
序一 / 沈津
序二 / 韦力
卷一 学人与书
“真个苏杭闻见广，艺林嘉话遍天涯”——对黄丕烈及其题跋的认识与评价
黄丕烈生前居所及庐墓家系略考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发现的三部王重民先生原藏线装书
王重民 1941 年秘密返国史事钩沉
《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中的几位法国汉学家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中的饶毓泰赠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张芝联文库中的线装书
卷二 图书馆史与馆藏
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
京师大学堂第一座藏书楼原址小考
北京大学图书馆百年学术志（1898—1998）
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文献的收藏与整理
卷三 版本鉴定与古籍编目
古籍版本鉴别和著录中的内封、牌记依据问题
活字本鉴别与著录的几个问题及思考
图书馆古籍编目中广州刻书的版本著录问题
“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的建设与发展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工作的总结报告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图书馆工作的总结报告
卷四 传统与现代
试论图书馆对其所藏古籍的权利和义务
《中国古籍名著经典版本鉴赏丛书》编纂出版设想
中国传统纸张研究策略断想——从开化纸说开去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史研究——由何朝晖译《书史导论》所想到的
回归传统，呼唤深阅读——在中国图书馆学会 2009 年会阅读分会场的发言
后记
沈津：“正因为他对古籍的挚爱，才有了这部书中的这些文字”
姚伯岳兄的大作《惜古拂尘录》即将出版，真是令人高兴之事。这是继其《黄丕烈评传》《中国图书版本学》《燕北书城困学集》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书名“惜古拂尘”，乍一看颇有道家的韵味，但做过图书馆古籍工作的人都知道，古籍被尘封土埋，那是司空见惯的。伯岳兄做了20多年的古籍编目工作，不知为多少古籍掸土去尘，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若没有对古籍深深的眷恋，是不大容易坚持下来的。所以这里所说的“惜古拂尘”，或许就是伯岳兄命中注定的机缘；也正因为他对古籍的挚爱，才有了这部书中的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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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知音难觅，而伯岳兄实在是黄丕烈的知音。早在三十年前，伯岳兄的硕士论文就是《论黄丕烈在版本目录学上的成就》，而二十年前的1998 年，他的《黄丕烈评传》面世，这或许是国内第一本专研黄氏的专著，从质量上看，也是一部言之有物的著作。我相信这与伯岳兄自1984 年以来接触古籍整理有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几十年来所从事的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又是和黄丕烈一生为之献身的古籍收藏，内容性质大致相同。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我对黄丕烈充满了一种既景仰又亲切的感情。”可以设想的是，如若没有“景仰”，没有“感情”，又怎么能写出《评传》？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当年我在写《翁方纲年谱》和《顾廷龙年谱》时，花费了许多精力，前者从收集资料到整理出版，先后费时四十五年之久；后者历时一年半，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都倾注于此。我曾说：“这本年谱（《顾廷龙年谱》）或许是我一生中写作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它和我写的其他几本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本书是带着我对先师的感情去写的。”所以黄丕烈九泉之下，如有所知，当必引伯岳兄为知己，并额手称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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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岳兄曾在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图书馆做访问学者，期间，他将两个馆的古籍以及金石拓片、舆图悉数做了整理，并完成了工作报告。这不仅为国内的出版单位了解华大及加拿大UBC藏书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而且使一些研究者得其门而入。我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了十八年，深知要了解并解剖分析馆藏之不易，要想了解西方的图书馆所藏中文典籍，必须要有像伯岳兄这样的专才，可惜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
一些大的重要的图书馆多有累年积存之未曾编目的线装古书，北大图书馆也不例外，一百五十万册的古籍几乎要接近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了，当然，这个数字中还有四十万册左右需要编目。大有大的难处，要弄清家底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有的大馆编目人员长年累月地在努力为未整理之书编目入藏。伯岳兄是古籍编目总校，这项工作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他不是理论上的什么家，他要为多位同仁所编之书把关，这就要求他的工作能力必须能够去发现问题，这也决定了北大馆古籍编目的质量。
2004年12月，伯岳兄作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来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为期一年，为该馆整理日本人堀越喜博“堀越文库”所藏碑帖拓片。应该说，伯岳兄于“哈佛燕京”是有贡献的。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一般都不坐班，可在宿舍也可在办公室做自己的课题研究，基本上活动自由，没有杂七杂八的琐事去烦扰你，也没有人管着你，你只要在一年时间结束时，将你的学术报告交出来即可。但伯岳兄就没有这么自由了，他每天要到“哈佛燕京”上下班。堀越文库所藏图书万余册、金石拓片八百多种以及艺术品百余种是1945年捐献给“哈佛燕京”的，但存放了六十年，一直没有人去整理，直至伯岳兄的驾临，才了解了这批文献的数量、质量和价值。如今，要想了解“哈佛燕京”所藏金石拓片，那就必须参阅他所写的《拂去历史的尘埃——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金石拓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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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伯岳兄在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获得新职，虽重担在肩，实际上也是如鱼得水，这也要感谢天津师大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让他放开手脚，运用他的聪明才智，为培养、训练中国古籍保护以及整理、编目、鉴定的专业人才多做贡献，我也期望他能够不负各方众望，做出新的成绩。
对于伯岳兄，我个人是感铭斯切的。2005年春夏之际，津患重症，幸天意垂怜，得有更生之庆。那个时候的我，手术之后，全身乏力，寝寐难安，伯岳兄则每隔三五天来看我，并带来各处寄来的书信等物件，其时又恰遇出版社发来《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等三本书之校样，在急难之中，是伯岳兄助余一臂之力，他费半月之功，将《书录》中的集部全部雠竣，这是我特别感激于他的。借此机会，我要郑重地对伯岳兄说一声：谢谢！
（上文为摘录）
韦力：“那时我与姚先生还未曾谋面，但心中已将其引为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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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姚伯岳先生乃是当今国内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长期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约二十年前，经过徐雁先生介绍我得以结识姚先生，那时我刚刚买到他的大作《黄丕烈评传》。
因为爱好藏书，我对黄丕烈有着天然的崇拜，因此姚先生的这部大作令我得到了不少的收获，虽然现代版本目录学家有人对黄丕烈的学问不以为然，认为黄的书跋不过是把一些拉杂闲话融入其中，对版本目录学并无实质上的贡献。但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一个人的历史价值，并不单纯要关注他在学术上是否有所发明，同时也要看他对后世社会风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五等，将黄丕烈放在第四等，称黄为赏鉴家。洪亮吉为何有此区分？后世有着不同的解读，我觉得他的这个说法应当是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言：“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按其所论，专家高于博雅，想来洪亮吉将黄丕烈视为赏鉴派当有这方面的考量，毕竟藏书涉及历史典籍的方方面面，更偏重于博而轻于专。但正是因为如此，若无广博的知识，则难以应对历史典籍的浩瀚以及不同门类典籍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站在这个角度来谈，黄丕烈的重要性以及学术贡献，正体现在博雅上。如此说来，洪亮吉将其归为赏鉴派，倒是一句中肯的评价。只是如何看待博雅，倒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而我在《黄丕烈评传》中果真读到了姚先生对黄的公允评价：“古今藏书家大多是刻苦治学的学者、擅长于整理图书的目录学家、校勘家或热心于刻印图书的出版家，但一般也只是偏重于其中的一二种。而同时做到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精者，则首推黄丕烈；经他所藏、所鉴、所校、所刻之书，更是身价百倍，被人珍若拱璧。”正是因为作者的这种见识，虽然那时我与姚先生还未曾谋面，但心中已将其引为知己。
我与姚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那时他正为其所在之北大图书馆所藏古籍中未整理部分进行编目，但我们的话题却围绕着黄丕烈而展开。姚先生是位严谨的学者，但也有着自己的个性，面对别人给予黄丕烈的不公正评价，颇带情绪地予以反驳，这种谈话方式带给我很深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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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的藏书文献中，我未曾听闻过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也有古籍收藏。姚先生在整理北大图书馆未编目古籍时，无意间发现未编书库的一个角落有一批钤盖有“饶毓泰赠书”印章的古籍线装书。……对于饶毓泰，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鲜有人提及他的藏书。姚先生在文中也提及他以前对饶的藏书并不了解，但是后来经过多方仔细打听，终于了解到饶毓泰去世后，藏书由其女儿捐赠的详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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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伯岳先生令我敬佩之处，还在于他关注到一些古籍版本鉴定中习惯性地被人忽视的问题。比如古籍中的内封和牌记乃是著录版本的主要依据，而姚先生在文中通过详细地比勘、具体地梳理，而后以图片对比的方式来说明：仅通过内封和牌记来断定版本是远远不够的。几年前，我曾在姚先生的办公室与之聊天时，他在电脑上向我出示这些比勘结果，在他所展示的书影中，有几种是我从未听闻过有后翻之本者。正是他的心细如发，才发现了出原刻与翻刻之间的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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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在浙江开化县举办成立三周年庆典以及开化纸学术研讨会，我在此遇到了姚伯岳先生，他马上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讲述他通过现存档案终于证明京师大学堂的第一座藏书楼位于原公主寝殿。他在讲述之时颇为兴奋，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供职的北大图书馆有着特别的感情。通过姚先生的研究，不仅仅将北大图书馆的历史向前提了四年，而且还通过对史料的钩沉，最终确认了该馆的第一座馆址。他在文中也提到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俄军和德军先后占据京师大学堂，对大学堂藏书楼的种种破坏行径。其爱国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上文为摘录）
沈津先生序
本书文中附有精美彩印插图，亲近古文献，是一本赏心阅目的书！
书名的故事
——《惜古拂尘录》编辑札记
邓咏秋
姚伯岳老师是我的师叔，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我在北大上学时就经常见到他，得以听到他的高见。那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古籍编目总校，总是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大褂，笑眯眯的。对待我们这些小辈，他从来没有架子，总是真诚地帮助我们。而且为人亲切谦和，谈起专业来满脸红光，激动得不得了。他最感人的就是他那种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爱业的精神。
我去年年初调任图书馆学编辑室任主任，客气性地跟他打了招呼：“欢迎赐稿”，谁知他真的很快就把一本稿子从别的社撤出，交给我，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本。所以他是非常信任我的。
本书最初的书名是“书林觅踪”，我反对，因为韦力已经出了一本《书楼觅踪》，四个字重了三个字，我这出本新书，让人感觉是韦力的旧书。但是取什么名好呢？惭愧我自己的古籍与文艺气质弱，我想的名总是太实在太直白，比如“古籍缘”“我与古籍的缘份”。暂时搁置。
去年开学术会议时，遇到研究民国出版史的吴永贵师兄，他贡献了一个时尚的书名《遇见线装书》。我感觉还不错，至少比我起的好。我马上告诉姚老师。结果，你知道吗，他急得脸都红了，“我这本书不是遇见线装书的问题，线装书就是我的生命！给古籍编目、鉴定古籍是我干了一辈子的事情。而且古文献也不仅有线装书，还有金石拓片等等。”我们本来以为“遇见”这词很美，但他嫌“遇见”不足以表达他对事业的热爱之情呢！
后来又有北大图书馆王波师兄为之起名“燕园汲古录”，我回社讨论，感觉仍不是很好，因为姚老师的古籍工作是突破了“燕园”，走向了国际，他在国外几个著名大学图书馆帮助做中文古文献的整理工作。这本书的读者应该也不一定是冲着“燕园”去的。
因为一直没找到大家认可的书名，暂名“古籍缘”。去年底，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请我去天津参加一个会议，席间我再次提到书名之困，研究院接励书记建议叫“古籍情缘”，我觉得不错，暂定此名。
不久，姚老师与韦力等人聚会，韦力认为“古籍情缘”还不够好。专业人士的意见肯定得听。姚老师想了一晚上，终于想出一个新名字“惜古拂尘录”，第二天早上就打电话给韦力，韦力赞这个书名好。在社内，我也与古籍编辑室的南江涛编辑商量，他也认为从文献学的受众来说，这个题目更高明。于是，我们就定了这个书名。
感谢以上各位师友的意见！我把这个过程记下来，当作一点出版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