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育丨《汉语史新视阈》导读
依《汉语史新视阈·前言》所述，文集内容触及汉语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和理论方法，如音韵、方言、古文字、俗字、语法、语言学史、谱系与目录、文献校勘与考据；材料方面，涉及传世经典文献、出土文献、契约文书、史学方志、梵音字记、地方戏曲、域外辞书（俄）和语言学成果（日、美）及散见遗存。既有对专书或专门问题的再思考，又有宏观视阈下的新思路、新方法，同时兼顾新史料的挖掘整理与运用。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对文集菁华内容及学术观点梳理如下：
（一）传统问题的再思考
1.音韵术语
《文镜秘府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引四声描写中的“上声厉而举”与《天卷·四声论》所录刘善经《四声指规》引沈约“夏草木茂盛，炎炽如火，即上声之象”字义相通，可提高其形容上声特质的真实度。术语中用到的“急气”、“炎炽如火”、“厉”，都是主要元音带有强度紧喉特征的不同语言表现。
沈约以文中“平、上、去、入四声配春、夏、秋、冬四季”，看起来“荒唐无稽”，但具有一定的“似真实度”，作为五世纪的声调调值值得参考。
2.《广韵》的切语和音节结构
《广韵》调整入声次序，应当是参照了当时语音及唐五代韵书的体系。
《广韵》与前代韵书的组织结构可反映韵母结构，包括主元音和韵尾；声调这个超音段音位通过分卷形式来体现；宋元以来的“助纽字”，起到拼切/-i-/的功能，据此，可区分出一、二、四等上字与三等上字的不同。
3.段玉裁“审音之功”和《六书音均表》的价值
以段氏《六书音均表》为例，重析“考古”、“审音”之界限和关联。认为段氏“审音”的意义在于突破了江永的“等韵局限”，使上古音研究最终从中古音的框架中独立出来。
清儒“考古”、“审音”二事本不可分，“舍考古无以审音，离审音无以考古”。“审音”即分部、归字，“考古”即观察古人押韵的实际情况。
江永审音，以等韵眼光考察古音，是基于中古音系统的学问，并不完全适用于汉语上古音研究。
段玉裁“古韵十七部”，不仅是他考古的结果，也是审音的功绩。“六书谐声”，着眼于音转音变，突破了等韵局限，虽然韵部框架仍有不合理之处，但它确实是段氏审音的结果。
4.“喻三归匣”、“喻四归定”中的“例外”
重梳曾运乾《喻母古读考》中晓匣、端定、透定等“相为清浊”例，虽然“喻三归匣”、“喻四归定”之古读大体令人信服，但亦有“例外”。比如：“喻三归匣”46例中，有19例未能提供精准线索，另有4例属晓匣关系；“喻四归定” 53例中，也有19例例外，另有1组属喻端对应关系。
对于“晓匣是否单纯以清浊对立”、“透定是否可认定为同一音位”等问题，仍有探讨余地。
5.王力“脂微分部”说
王力古音学研究大体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代表作分别对应《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等。“脂微学说”的建立、调整、发展（包括划分标准和证据等）也大致沿此线索。
1937年，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正式提出“脂微分部”学说，后又在《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早期是基于段氏研究成果整理而成，后来则是通过全面整理《诗经》用韵。文献版本、分章、韵脚、韵段划分等诸多不同，是促使其“脂微学说”不断调整变化的主要因素。
6.从“侯虞归部”看异质相押
顾炎武、江永对侯韵类在古韵中的归属有不同看法。顾氏认为侯韵合鱼虞模为古韵一部，尤幽与此部无关；江永认为古侯韵与尤幽一部，鱼模一部，虞韵一部分归鱼模，一部分归尤侯幽。
顾氏认为《诗》音就是古韵正音，同质相押；而江永则在“侯”字下注说“后人方音乃音胡”，“侯以读胡”的方音入韵。
无论是“后人方音音胡”，还是“虞韵二分”，既可通鱼模，又可通尤侯，皆不符合语言事实。
证据是：侯韵类侯模两读、虞韵虞尤两读，都出现在《诗》前后文献中，即两读并存于同时同地；而且，这种现象一直延伸影响至今天南、北语音中的“文白异读”。在此格局中语音自由使用，就会出现尤侯的正音押鱼虞模的方音或鱼虞模的正音押尤侯方音的现象。
所以说，诗文用韵有同一语音系统的字同质相押，也有不同语音系统的字音异质相押；如果把异质相押也看成同质相押，就会把方音当成正音。古韵与古韵的异质之音“相押”，或许能给古韵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7.从注音方式见语音系统的变革
通过比较《海篇直音》与《四声篇海》音注的差异、抽查《方言调查字表》并为两书共收例，来说明二者完全不同的语音特征。
在《海篇直音》中，将《四声篇海》反切注音全部改为直音，几乎颠覆了《篇海》音注所依据的语音系统。《海篇》的“全面直音化”，不仅是注音方式的变革，也是语音系统的彻底变革。
借以体现《切韵》系统向明代后期官话系统过渡的演进历程。
8.从入声搭配情况看时音
《四韵定本》一书，不沿古韵书，而是据时音自创。入声分别出现在东钟、齐微、皆来、先田、歌何、庚青、侵寻、廉纤、监咸等九个韵部。-k、-t已经发生合流，-p韵尾保持完好。
9.“入声兼配”及《中原音韵》的“两韵并收”
对于《中原音韵》鱼模/尤侯、萧豪/歌戈、皆来/车遮、萧豪/皆来等两韵并收字的情况，一般认为：或是一字两读，或是由于叶韵。
作者的意见是：“这些两韵并收字当时确为两读字，不必用叶韵或方言去解释。”
同样现象也存在于同时期的等韵图中，以“入声兼配两摄”的方式呈现出来。
所以说，“两韵并收”或“兼配两摄”，体现了入声字演变的不平衡性，一部分较早变入阴声韵，而另一部分旧读的入声不会立刻消失；与旧读并存，是两读现象的主要原因。
既然入声仍然存在，“入派”便不等于“入归三声”，不可能与今天消失入声的北方官话完全相同，其语音基础是中原官话。
10.从知庄章声母语音特征看明清官话的基础方言
文章细细比较了《中原音韵》与明代官话韵书古知庄章组声母的分化合流关系及与韵母的搭配关系。
作者倾向于认为：《中原音韵》、明代官话韵书古知庄章组声母与韵母拼合关系是一致的；古知二庄组、知三章组与韵母的拼合规律是一致的，那么《中原音韵》古知二庄组与知三章组声母就没有必要区分为两组声母。
由此提出疑问：“明代末年最早向现代音转变的北京音是否取得了官话基础方言的地位，值得商榷。”
11.《西儒耳目资》的音系性质
对于“《西儒耳目资》记录了某一实际方言或官话语音系统”这一传统看法，作者认为“具有片面性”。
文章再次全面考察了它的语音系统：声母20类（加零声母为21类），韵母“五十摄”即57类韵母（据音位观念可归为43类），调类分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入声五种声调。
并详细整理了书中“异读字”、“异读音”的材料。将其特点归结为：记录了语音系统中的共时变体，二是全盘照搬先行韵书或疏忽所致。
由此可以说——这些音既顾及旧音，又重视时音，既保守又革新。作者认为，《西儒耳目资》的音系与《中原音韵》音系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作为一部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实用著作，肯定是以实际语音系统为依据；但音系内部较为复杂，并不是单一纯净的，而是“古今杂糅、顾及变体”的语音系统。
12.共同语、标准音的问题
从“晋室南迁”开始，中原雅音分流为南音、北音，一直延续到万历迁都北京，才结束了南北音长期分治的局面；后来，“老国音”退出历史舞台，成就了口语层的北京音上升为标准音；直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颁布实施，使口语标准音得以准确描写，标志着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最终诞生。
13.辨《山门新语》与《山门新语五种》旧说之误
对于清末小学家周赟所著的《山门新语》，作者认为其书刊刻时间并非1863年，从“题词”等信息推断，成书当在1882年（印行一部分），后又于1893年重新刊刻，是为“新镌”。
而《山门新语五种》与《山门新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书，刊行时间可能在1907年。《山门新语》又名《周氏琴律切音》，仅仅是《山门新语五种》的一部分。
14.从铎药觉三韵的不同演化看官话基础
文章先梳理出中原官话100个方言点中铎药觉韵的读音，得出“铎药觉读成o、uo、yo基本代表了中原官话的特点”；结合《中原音韵》铎药觉在萧豪、歌戈两韵并收的现象可知“文读系来自中原官话”。再者，继之“宋元韵图中入声兼配阴阳的现象”予以佐证。
但比较《声音唱和图》之后发现：它的入声只配豪肴宵萧而不配唐阳，体现出彻底的革新精神，不再恪守传统。
所以，由铎药觉三韵在二书中与效摄、果摄的关系可构拟出汉语在“中原地区”和“幽燕地区”两条演进线索。今天官话中的铎药觉三韵仍然维持着这两种类型的对立：北京官话、东北官话、胶辽官话和冀鲁官话为一类，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为一类。
15.《等韵一得》的音系性质
文章以“叠置理论”及“检测官话方言的10条标准”来重新审视《等韵一得》的音系性质。
通过与劳氏其他著作及同时期北方官话、南方官话相参证，认为《等韵一得》基本符合北方官话标准，同时又兼有苏州方言音系和河北（保定）方言音系的特征。
16.《中州全韵》的入声韵
《中州全韵》“入派三声”基本遵循全浊入归阳平、次浊入归去声、清入归上声的规律，但也存在“当入平声，归去声”、“当入去声，入平声”、“当入上声，归去声”等例外。
它上承《中原音韵》，下接《新订中州全韵》；继《中原音韵》而来，但“两韵并存”情况大大增加，德、陌等入声字的处置也有了新的变化。
（二）宏观视野下的新思路、新方法
1.跨文化视阈下中国传统小学著作价值的审视与认定
文章以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为研究对象，旨在以“全球史观”评骘中国语言学。作者强调段氏在文字学、音韵学有两座“丰碑”，而《六书音均表》便代表着段玉裁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作者认为“书中的思辨特征不逊于西洋”，并且以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与之并论，认为一个“探讨语言起源”，一个“研究上古韵系”。
以人之“年谱”考察形式套用其书，撰述《六书音均表》“书谱”，梳理了信札、文集等史料。自1767年到1775年书成，分三个阶段，历时九年，52，325字，从提出古韵十七部，思索古本音、音变、四声、合韵、谐声等问题，一直到乾隆四十年《六书音均表》成，以接受学视角来看意义重大。
文章思想、方法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从单书研究到“成书史”的立体式、宏观视野下的研究；明确指出做经典古韵汇释可以使古韵研究诸多隐藏的问题浮出表面。
《六书音均表》的语言理论价值主要蕴含在段氏的“38说”，“38说”对于汉语言理论及思想来说，创建了许多新的模式。比如：语音演变观（“音不能无变，变不能无分”）、汉语语音史分期学说、古声调演变观（“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古韵十七部所体现的语音系统论、古谐声理论（“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还有“过敛过侈音变说”、“汉语调值演变的环流说”、“上古音构拟学说”等等。
2.《九辨》中的语音技巧对语音史、诗律学的启示
文章对《九辨》中除“惆怅兮而私自怜”之外共258句语义群进行分析。这258句从第一句算起，每相邻的奇数句和偶数句成为一个相配的复句，共129复句。其中，诗句长短不齐者有108组，诗句长短相同的有21组。即宋玉在每一表意群中，让前后两句形成音节数的参差，避免呆板。而且，往往奇数句长，偶数句短，奇数句音节多，偶数句音节数少，形成复叠的语音效果。
一句之内安排不同声调，是基于语音自然属性，还是语音技巧？由此认为 “南北朝时期，周颙、沈约等人将四声用「平、上、去、入」的叫法来标识，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于诗歌创作，不完全是人为的规定，而是总结了先秦以来的诗歌讲求语音技巧的结果、加进个人的判断而推衍开的”。
《九辨》有129组相配的诗句，第二字同声调的有39组，声调不同的有90组。近体诗是将平声作为一类，上去入合并为一类，对非平声的要求宽了一些。
近体诗中“粘”的格律，在《楚辞》中还没有任何端倪；相反，《楚辞》中以不同声调为常。后代诗歌中力图回避的“积韵”现象，《九辨》也已体现出来了。
除押韵外，为了音调和谐，有意安排一些语音技巧，它们对粘连句子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或组配不同的句子和句群、表达不同层次的语义等方面，都能起到一种形式上的标志作用。
3.以跨文化、跨学科视角再谈语文学习中“形音义三结合”的系统观
全文从同源词、形声、假借、词缀等角度，结合声韵与文字、训诂相关联的例证，并参以英文、韩文、佛经等材料，再度审视汉字形音义的系统关联，进而重申清代小学家“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的真义。
进一步说明了字形演绎与字义分化、语音变迁是密不可分的。在“上古复声母”问题上，认为从复声母的角度着手，以横向声韵关系、纵向演化关系，亦能判定形、音、义的关联。
4.基于多学科视角来看《元秘史》及其汉译本的时代问题
第一、以跨历史、文学、语言学、版本文献学等领域的视角，重新审视《元秘史》及其汉译本的时代问题。第二、进一步认识它的语言价值。从音译汉字原文、旁译和总译文字去考察，表现的是蒙汉对音关系——据音译原文可考察金元时期汉语语音的特点；旁译可观察元代汉语词汇；总译可观察元代汉语的风貌。还原近代蒙古语的面貌，包括语音、词汇、形态变化等。通过与汉字的对音关系，透视金元时期汉语语音的历史变化。而这一切又与近代北方官话的历史形成有密切关系。
作者认为万光泰的《蒙古字括》书稿实际上是对《元秘史》汉字音译的研究著作，可展示蒙元时期汉语语音之概貌。而《蒙古字括》的时代在1748年，比后来陈垣先生《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的研究足足早了185年。
关于《元秘史》译本时代问题，学界一般认为是明代洪武年间所译。作者对此予以辨析，理据如下：先有《元秘史》而后有《华夷译语》，《华夷译语》句译语体风格与《元秘史》总译迥异。
汉译本年代应该在元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之后。翻译成汉语，是出于元朝政府学校教育、推广八思巴蒙古新字和蒙语教学的需要。
其声韵特征也与《蒙古字韵》、《中原音韵》大致吻合，属于元代汉语无疑。因此，汉译本元代说更具说服力。
（三）新史料的挖掘整理及运用
1. 早年台大学生巧记上古韵廿二部谐声表“歌诀”
这份材料是20世纪60-80年代间台湾大学龙宇纯、杜其容在讲授上古音部分“廿二谐声表”时，课堂教学中产出的“歌诀”。材料分甲、乙、丙三个本子，学生将该表声符既有顺序打乱重记，编成“以故事情节入手”的记忆谐声表，对于音韵习得来说，是一份颇为珍贵的材料。
杜其容搜集二份，称甲本（分甲1、甲2）、乙本。21世纪初，杜先生夫妇二人回台不久，将其赠予作者。后又从台湾大学中文系刘文清处获得另一本，是为丙本。
《中国语音史》、《汉语音韵学》分古韵廿二部，每部都列有谐声表，共计1168个声符。经作者比对，甲2是甲1之定稿，由甲1修改后誊清，并附白话译文。
2.《汉俄合璧韵编》的音韵史料价值
19世纪巴拉第所编汉俄辞典带有百科书的性质，对俄汉学术交流史、语言学研究、词典学研究、文化研究皆有一定价值。
就音韵史料来看，它记录了19世纪末的汉语音系，可知见域外对汉语标准语的认识情况。经作者统计，词典收汉字11868个，全文总共398个音节（不计声调），包括22声母、41韵母，保留入声字。
记录了文白读和古代两读现象。
3.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研究婺源徽剧舞台音韵
婺源徽剧舞台音韵的音系包括声母24个、韵母（含古入声字）35个、单字声调4个、韵辙14个（发花辙、乜斜辙、梭坡辙、车遮辙、一七辙、姑苏辙、怀来辙、灰堆辙、遥条辙、油求辙、言前辙、人辰辙、江阳辙、中东辙）。从音韵音系来看，其语言性质当属——因方言共通化形成的以方言为基础的方言共通语，一是因官话地方化，形成的以共同语为基础的地方官话，在地方方言区局部通行，方言基础应该是今湖北、河南一带的方言，即西南官话（抑或包括中原官话）。
4.梵音字音教材的编写和流转考辨
唐代中国解说梵文字母及字体的开山之作《悉昙字记》东传日本之后的源流关系考辨。
据马渊和夫《增订日本韵学史の研究》“第八章 悉昙字记およびその注释书”的整理，从禅林寺宗叡《悉昙私记》算起，至少有115种注解《悉昙字记》的字音教材。江户前较早的注解本主要有《悉昙私记》、《悉昙字记闻书》等，民国时，回流中国的悉昙教材有如《悉昙入门》、《悉昙梵文启蒙》等。梳理其中传承与流转脉络，是系统理解悉昙字音理论必要的背景材料。
5.了解并研究中国国语运动的第一手资料
石山福治《最新中国语学研究法》（1919）是了解并研究中国国语运动的第一手资料，比近代以来国语运动史大背景下的探讨（如罗常培、黎锦熙等人参与的讨论）还要早一些。
此书是评价中国国语运动及汉语语音标记史的材料，同时也是20世纪初中日注音字母交流史料。
1917年，石山福治借北京问学机会，接触注音字母传习所，与所长王璞、教育总长傅增湘，教育部国语国文专员黎锦熙等相见，多次交流探讨，关注中国语语音结构的问题。《最新中国语学研究法》非常详细地保留了“读音统一会”委员基本资料、汉字读音448种、39个“注音字母”说明、北京官话总音表等内容。同时研究“中国语发音法原理”，不仅涉及中国传统韵书及切字原理和门法，而且提到欧洲学者对守温三十字母的构拟及音类划分成果。其中不乏高本汉时代之前欧洲学者对汉语中古音的研究贡献。同时还指出中国国语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中国语学习方法的可行性策略，提出“民族和语言”、“汉语即中国语”、“中国语标准语”、“中国语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人对中国语的研究”、“欧美人和中国语”等一系列“大的问题”，是一部“粗线条”的日本中国语研究史。
同时，成书于1940年代的鱼返善雄的《中国语的发音和记号》、《中国语注音符号的发音》，更有条件总结中国汉语语音标记符号研究的历史脉络，与石山福治的研究相呼应，成为我们研究日本汉语语音标记学史的重要史料。
6.《奉天通志》里的方言材料
在当代各地域性方言史、方言语音史研究的背景下，着眼东北方言史的建设，细梳方言志里的语言材料。包括东北方言词汇、满语底层词汇、俗、谚语、东北方言语音特征等等。
7.罗杰瑞（Jerry L. Norman）教授著作目录新编
文章旨在整理罗杰瑞教授生平著述及部分英文原作的中译版本。以沈瑞清先生的《罗杰瑞教授著作目录》（《东方语言学》2012 年第 2 期，188-195 页）为线索，竭力遍访原著文献，增订、删补、重编而成。“新编”所做工作如下：
收录著作条目总124条（含中译文献目录17条）。其中，113条已搜集并亲查原文；11条仅见存目未见原文。较沈文新增25条、订正14条(涉及页码问题 12条、题名问题1条、发表时间问题1条)、删1条。另有两个线索，因无法明确核实，暂不录入“新编”。
据统计：罗杰瑞教授生平著述107条目录中，专著类约12部（含编著6部、译著2部、专著4部），论文类86篇（期刊论文51篇、会议论文4篇、书评10篇、译文3篇、论文集论文16篇、学位论文2篇），析出章节3篇、为序1篇、未刊稿5部。所涉文集23部、期刊31种、合作学人约50人。
另有，经典音义、古文字、碑刻、契约文书、俗字等文献的整理、校勘及考订和语言理论成果，摘要如下：
1.《篆隶万象名义》的文献价值
《篆隶万象名义》是目前保存《玉篇》原貌最好的一部字书，保留了大量罕见的疑难俗字、注音和释义。文章以“甿、民、氓”三字为例，来说明《名义》可补充或订正《玉篇》及后世大型辞书的不足和缺失。
2.郭店简《道德经》中的异文
以郭店简本《老子》和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及传世王弼《道德经注》用字差异（异文）进行对比，来看文字发展脉络。
从异文角度分析郭店简《老子》中的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通用字。借由某些用例可知，相较于后世文献，呈现了汉字逐步走向完善、发展的过程。
3.《大唐众经音义》校勘举例
以佛典音义校勘应守之“内外原则”，比勘互证，对讹、脱、倒等现象引以例词说明。
4.摩崖石刻与古文字研究
摩崖文献有悠久历史，早在唐朝就有人持“仙字潭”石刻的拓本到洛阳求教于韩愈，韩愈将其释读为“诏还黑视之鲤鱼天公畀杀人牛壬癸神书急急”等十九字。
它们形体结构属金文系统，但比早期的金文更原始古朴，当属于商周时期古文字的范畴，但与中原的甲骨文、金文及越人的鸟篆等风格有所不同。虽与甲骨文、金文有较大差别，但二者当属一脉。恰恰印证了中国汉字起源于图画的说法。
摩崖拓展了古文字学的内涵，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属地域文化遗产重要的部分。
5.徽州契约文书俗字整理
徽州契约文书数量之多，不下40万份，尚待发现的仍有10万余。其文本价值及特征主要体现在俗写讹写字、徽州方言俗语、书写格式等。
6.《石仓契约》校读札记
《石仓契约》是近年来浙江省南部松阳县石仓地区发现的8000余件土地契约、税票和数百种文书，时间跨度在清雍正元年至新中国成立前。但目前对其俗别字、疑难词、方言俗语词等失载或义项收释不全情况时有。文章利用归纳演绎、审辨、参证方言、审察文例、参考异文等方法，对“便用”、“采的”、“彩的”、“承等”、“当官”、“分阄”、“分拍、分伯、分迫”、“还路”、“浸田”、“讨种”、“言深找赎”、“一间二掯”、“阴片”等词语进行了详细考释。
7.古文字研究理论
今文字是同一声系的字，在古文字阶段声符未必相同。中古同一声系的假借字其上古音来源其实不同。处理谐声与通假资料时要区分时代。楚简文字既有雅言成分，也有楚方言成分，抑或其他方言成分。战国文字资料要分域研究。古文字资料中的连绵词，无所谓本字与借字之别，都是用来记音的，不能和一般的通假字混为一谈。
8.语法理论
作者认为：“等同”是并列式形容词，后来又衍生出及物动词词性，是形容词·及物动词兼类词的显例。《现汉》对“等同”词性的认识值得商榷。
据考察，“等同”同诸多词语演变一样，原本只有一个词性、一个意义，后不断发展与派生出多个词性和意义。“等同”由形容词意动用法而来，又衍生出动词词性。
综上，通观论文集内容，讨论的具体问题涉及：《六书音均表》的语言理论及思想价值、音韵术语、诗韵的语音技巧、音韵习得方法及史料、《广韵》的音节结构、喻母古读、脂微分部、侯虞归部、《中原音韵》“两韵并收”问题、入声及入声兼配问题、《西儒耳目资》的基础音系、俄汉辞典、婺源地方戏剧音韵、梵音经典的传承源流、韵书文献关系及考据、海外中国国语运动的一手材料、传统韵书音系、官话研究及基础方言、欧美语言学研究、古文字、俗字、文献校勘及语言理论等等。其中，又以近代音、官话基础方言、近代官话语音基础、入声兼配、两韵并收等问题作为讨论重点。
《汉语史新视阈》的成书旨在：第一、重视传统本体研究，回归清儒所提倡的“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的研究理想。第二、重视梳理并探寻传统经典中的理论价值与思想价值。第三、重视各学科、各领域的交叉视野；积极扩充并汲取当代宏观视野下不断涌现的新材料和新方法。第四、依然要坚持“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传统经本与域外发现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娄育，博士，现就职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研室。研究领域：汉语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古代汉语、学术史。著有《〈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文献整理与研究》等。）
出版信息
《汉语史新视阈》
主编：娄育、李超、储小旵
出版：厦门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9月
字数：56万字
开本：720mm×10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