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千里、石勖言丨刘盼遂先生《世说新语》整理成果的发表过程及遗稿的下落
马千里 石勖言
马千里，辽海出版社副编审。
石勖言，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摘要】刘盼遂先生自幼喜好《世说新语》一书，经10余年撰成《世说新语校笺》一文，并于1928年正式发表，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第一篇系统整理《世说新语》的著述。此后30多年他一直在该文基础上增补修订，并于上世纪50年代末应中华书局之约，作《世说新语》的校注专书。书稿将成，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期交稿，之后原稿亦下落不明，成为学术出版史上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他1928年所作的《世说新语校笺》原稿后入藏北师大图书馆，其入藏经过也极富传奇色彩。
【关键字】刘盼遂 《世说新语》 遗稿
（北师大图书馆藏《世说新语校笺》手稿）
20世纪上半叶，当国内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阶段，关于古代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这其中，诸多学人对《世说新语》这部南朝文言小说集产生了兴趣。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晚清李慈铭、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对《世说新语》进行考证校勘的成果，一方面善于使用科学的方法和新发现的材料——如唐写本残卷，“在研究的视角与具体方法上呈现出新学对旧学的继承、发展和扬弃的清晰脉络”，刘盼遂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1928）、李审言先生的《世说笺释》（1939）、沈剑知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1944）、程炎震先生的《世说新语笺证》（1942、1943）等都是“以旧学为背景、注重实证、严于考校的披沙拣金之著述”[1]。这里主要谈谈刘盼遂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不仅因为它是现代学术史上第一篇系统整理《世说新语》的文章，具有开创意义，而且其本身从酝酿和到公开发表的过程值得学人借鉴和思考。在这篇文章基础上扩充、完善的《世说新语》校注本，其整理、出版社约稿到最后未能出版、书稿丢失的经过也颇为曲折。至于《校笺》一文原稿入藏北师大图书馆的经历，更富传奇色彩。可以说是学术出版史上值得记录和研究的个案。
一、刘盼遂先生《世说新语校笺》的成文过程
刘盼遂先生（1896-1966）以经学、小学研究著称，但他其实对古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有爱好，尤其喜欢三本小说或小说集：《红楼梦》《聊斋志异》和《世说新语》。他喜读《红楼梦》，他的清华同学姜亮夫上世纪50年代在杭州任教时，曾对夏承焘提起他，说他“治学甚笃实，《红楼梦》极熟”[2]。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时，曾和吴宓侃谈《红楼梦》，《吴宓日记》1928年3月4日载：‘晚7-10刘盼遂来谈，谈《红楼梦》一书艺术及理想之高妙等事。”[3]30年代他在清华国文系上课时，曾评述一些《红楼梦》人物，比如他曾经评价薛宝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喜欢薛宝钗，因为她能干，识大体，是个好主妇。但在精神上，我们却不愿有个打算盘、挂钥匙的爱人。”这段话在40年代的时候被他的学生李长之讲座时引用，作为“艺术与实际有距离” [4]的例证。俞平伯《再谈嘉庆本》一文说藤花榭刊本《红楼梦》时曾记录启功的一封信，信中说：“藤花榭为额勒布斋名。额字约斋,满洲人,官至户部侍郎,于嘉庆九年刻中字本《说文》。此从刘盼遂先生处得之。刘并云,额曾刻《红楼梦》,但忘其说之岀处矣。”[5]他的文章中也曾以《红楼梦》中的语词作佐证材料，如他在《颜氏家训校笺》中考证“早晚”一词时曾补充道：“迤及近世，则加‘多’字为‘多早晚’，《石头记》小说中累见。”[6]这些都可见刘先生对《红楼梦》熟悉，不过他一生没有写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他还喜读《聊斋志异》，做过此书的讲座，1956年他还和聂石樵先生一起准备作“《聊斋异志》研究”的项目，并为此专门向北师大申报了课题，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几篇研究专文[7]，但中途因某些原因放弃。唯独对《世说新语》一书，刘先生下了很大功夫，做了专门的研究，且研究的时间跨度将近50年。
刘先生对《世说新语》的兴趣，源于他的父亲刘际堂。刘先生有家学渊源，其父际堂先生是清末举人，好骈文诗词，但是也喜欢读小说。刘先生在《世说新语校笺叙》中回忆道：“盼遂儿时，家君恒抱著膝上，为说书中故事，嬹味熙若。” [8]也就是他幼年时就常听他父亲讲《世说新语》的故事，这对他日后的影响自然很大。他20岁之前一直跟随其父在本乡读“十三经”、《说文》等经学、小学之书，这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功底。而《世说新语》一书作为读物，常伴其左右。
（一九二五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读书时）
受老一辈学人影响，刘先生自幼也养成了批书的习惯，也就是每读一本书，都要在书上作批校，不是作简单的句读工作，还有参考其他版本，改正原书的错误，并且将自己的心得以眉批的形式记录在书上。这种读书之法，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读《论衡》就是这样，“他说一本书印刷时留下天头地脚并不是单纯为了美观，而是便于读者在上面批批写写。……每有所得即书之于书的天头或空白处，日积月累竟至无处可写，后来整理出来就是这部《论衡集解》” [9]。他读《世说新语》也是如此的方法，“弱冠从学四方，辄携置行匧，偶一展玩，则嫛婗孺慕之乐，于行间字里见之矣”。所写的条目多了，再详加汇总、整理和贯通，一篇文章的大体雏形便浮现出来。根据他在《世说新语校笺叙》中的回忆，他关于《世说新语》的专文在“癸亥、甲子”之际（1923-1924年）大体成型了，这时候他二十七八岁，任教于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如果从他20岁开始整理《世说新语》算起，前后经过了8年时间，这个时间不算短。他的学生见到初稿，请他拿出来发表，但是他没有答应。原因是“旋奉家教，以孝标所注富赡博洽，逸足难踪，求为二刘功臣，自非禀新标异则不可，笺校之事殆未容径遂言也。小子发书憬然，因以废阁”。这对他是个提醒，即做文章不要轻易追求发表，缺乏创见新解，不如搁置，所以他暂时停止整理工作。
1925年刘先生以第一名身份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师。他发现同学吴其昌、闻惕都对《世说新语》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刘先生将原稿取出，交吴、闻二位同学观看，请他们评定。吴、闻两位同学应给了他足够的建议，使得他下决心删除“繁芜陈晦者，存凡若干事，录为三卷”，也就是形成了第二次清稿。完成具体的时间是在“丙寅年九月二十八日”，即1925年11月14日。一个月后，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一文，这是目前所知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阐述了罗振玉影印日藏唐写本《世说新书》的价值，除了“足以上探《世说》卷帙之源泉”之外，还“可以破从来佚文之谬说”，“可以征注文之增渻”[10]。此跋文还提到他自己曾撰《唐写本世说新书举证》一卷，这表明在此时，《世说新语》已经成为他专门的一个研究方向，为此做了大量的相关材料特别是新材料的储备。1926年夏他从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毕业，毕业论文是“百鹤楼丛稿”，其中包括7篇文章，名为“世说新语校读”的文章就在内，这部《校读》应即上文所说的“录为三卷”本。当年他与好友吴其昌、闻惕、高亨等人创办实学社，出版《实学》杂志，他担任具体的编辑工作。该杂志共发行了7期，其中有他自己的学术论文6篇。1927年研究院院刊《国学论丛》创刊，至1928下刘先生从国学研究院第三期毕业，他都是该刊的编辑之一，其间的三期《国学论丛》都有他的文章，但《世说新语校读》也都未在上发表。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这篇文章还不是很满意，觉得仍有继续修订的余地。
1928年初，刘先生将《世说新语校读》改为《校笺》，将其叙和凡例先发表在《文字同盟》当年2月出版的第11号和4月出版的第13号上，他没有先发表正文而仅拿出序和凡例的目的，是他想看看学界对他校笺的体例和方法有无意见，以便进行完善。此时的他一一边在清华读书，一边在燕京大学国文系兼任讲师，虽然他之前在清华已较有名气，部分研究成果通过一些刊物为学界所知，但从国内大的学术圈来看，他还是一个新人，刚刚崭露头角。《文字同盟》是日人桥川时雄1927年创办的一个学术刊物，主要登载中国学术研究文章和古典诗赋等相关内容，使用汉、日两种文字。桥川氏当时和中国文化界的许多名人——比如傅增湘、胡适、杨树达、郑振铎，以及刘先生的老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桥川氏1928年任职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后来又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中国文化的整理方便有一定贡献。他创办的《文字同盟》不但刊发当时名家宿儒的文章诗赋，也注意发掘和推出当时新近涌现的学术新人，且这个刊物从第七号起，在每期目录之下设有“本号撰作人略历”，对该期作者进行简要介绍，这对刚进入学术界或高等教育界的学人来说，无疑有推介作用。刘先生从该刊第十号起成为该刊的作者，当期发表了他的《申郭象注庄子不盗向秀义》一文及诗《效李义山中元之作》三首，同期刊发的还有刘先生好友王重民的《杨惺吾著述考》（上）。该号介绍刘先生为“燕京大学国学教授”而没据实说他当时是讲师，有刻意抬高刘先生学术地位的嫌疑。随后《世说新语校笺叙》和《凡例》在该刊发表，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关注，也给刘先生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1928年10月，《世说新语校笺》的全部内容刊发于《国学论丛》第一卷第四号上，此时刘先生32岁，在河南中山大学国文系任教授，而距离他20岁开始整理《世说新语》时，已12年有余。这篇文章计32000余字，以明代袁氏嘉趣堂本为底本，参照凌瀛初刻批点本、罗振玉影印的日藏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对《世说新语》一书及刘孝标注文的28篇计177条内容进行了校订和笺正，其目的在于“齐方言之儳牙，核史事之情诬，补参军所未备，绎辟咡之队欢，此盼遂之志也。至其驳文异字，靡伤弘恉者，概不下签”。也就是说，他校笺此书是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主要作三项工作：一是疏通词义，对书中六朝时的俗语方言进行考释；二是对书中涉及的人物史料进行甄别；三是对刘孝标的注语进行订正和补充。但对不伤文意的的异文、异字等，不作考释。
刘先生的《世说新语校笺》是20世纪最早对《世说新语》作较为系统校勘和考证的文章，也可以说是现代学术史上整理《世说新语》的先导。此后学人整理、研究《世说新语》一书，多以此篇《校笺》为参考。如日后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两部最著名的校注本，都参考或引用刘先生校笺的成果，更不须提当代学者多有摘引了。姜亮夫先生读刘先生此书，也曾有萌发整理《世说新语》的想法，他的《成均楼文录》记载道：“友人刘盼遂为《世说校》，余读而善之。思集诸书大校之。刘承干《晋书校注》印行，余方在沪，即购读之，因以坚余校《世说》之念。今校语皆在书眉，且简陋至可笑，不当余意，容异日以暇更为之云。”[11]。也有学者整理《世说新语》时，因未得见刘先生此作而遗憾。如徐震堮作《世说新语校笺》，寻刘先生此作而“徧访不获，殊觉缺然”[12]。此皆可说明刘先生此作的价值。这里主要叙述成文过程，所以对该文的价值不作详细阐述。
（一九四九年在北师大任教时）
二、有关刘盼遂先生《世说新语》校注专书的若干史实
1928年《世说新语校笺》发表后，刘先生暇时也在不断增补修订。据笔者的研究，刘先生一生对三部文献的整理工作最为用力，即《论衡》《颜氏家训》《世说新语》，他整理此三部文献的文章都发表于二三十年代，发表后一直不断地修订、补充，他显然想形成完整的校注专书，像他在《论衡校笺》一文基础上扩充的《论衡集解》书稿早在1933年就大体完成，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拖到1957年才出版。
刘先生在1949年之后一度消极，不爱撰文。据笔者统计，今所见他1949年之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除了《谈胡笳十八拍非蔡文姬所作》一篇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整理的或是他与学生合写的。他曾对友朋说：“何必著书，徒劳人力，亦为书店中学徒所苦耳。”[13]表露出他当时的心态。
50年代初期，刘先生的《颜氏家训》和《世说新语》的两部校注书稿分别由他的学生曹家琪和聂石樵夫妇整理。邓魁英教授回忆道：
那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刘先生无缘无故被停了课，受刺激很大，病了一场，头发都白了。我们经常去看他，也问些问题，他感到很欣慰。……他谈到《世说新语》的文稿，我们表示愿意代他整理，他同意了。工作进行了一年多，基本上完成。后来汪孟涵先生愿意和刘先生合作继续加工，稿子便转到了汪孟涵先生手中了。[14]
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活跃期。1956年7月16日他与冯友兰、蒙文通、徐中舒、胡厚宣、高亨、梁启雄、刘节等人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召开的“整理古籍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出版一批古籍整理著作。当年9月他被高教部评为二级教授，北师大中文系也决定由他指导5名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的研究生。这时候，他的《论衡集解》一书先被古典文学出版社提上了出版日程，因为王充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1957年，《论衡集解》正式出版，影响巨大。当时叶圣陶先生曾评价此书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这对刘先生是个巨大的肯定。1958年初他被聘为《文学遗产》编委，随后又成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哲学组成员。他的学术科研热情又提高起来，原本不太参加社会活动的刘先生，也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学术座谈会、讨论会。如1958年这一年，除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例行会议之外，他就参加了中华书局史学分组选书会议、《文学遗产》编辑部和文学史古代组联合召开的讨论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会议、《辞源》编写讨论会议，以及政协的各种学术讨论会。他还尝试着用白话来为古籍作注解，如北师大中文系搞历代民间歌谣选，他就参与并用白话选注了一部分，“遗憾的是，全未被采用”[15]。他还用白话做了《世说新语》部分注释，可惜当时也没被刊出，这篇佚文的部分内容，直到1986年才由他的学生辛志贤刊于《文教资料》当年第3期，其中涉及17条《世说新语》内容的注释，对1928年他发表的《世说新语校笺》是个很好的补充。也是1958年左右，他的《世说新语》《颜氏家训》两部校注专书也随之提到出版日程。
当时这两部书稿先是由科学出版社约定的，后来科学出版社出版业务变更，将这两部书稿的约稿关系转到了当时尚未与财政经济出版社脱钩的中华书局。笔者曾见一张财政经济出版社1958年的发文纸，由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傅彬然签批，陈金生拟稿，全文如下：
盼遂先生：
尊考“颜氏家训校注”和“世说新语校注”两稿约稿关系已由科学出版社移转我局，我们深感欣幸。
此致
敬礼！[16]
由此可见，当时刘先生的两部书稿是以“校注”名之。时值“大跃进”，刘先生课业繁忙，这两部书稿的整理进度也受到了影响，为此他曾给中华书局总编辑写信致歉，原信说：
总编辑同志：
我担任的《世说新语》及《颜氏家训》校注工作，因近年校课及学习忙碌，未能及时交稿，至为歉仄。经此次“大跃进运动”，我保证两年内完成这两部稿子，万一条件不许可，也必要完成一部。此致
敬礼！
刘盼遂具
三、六、[17]
（致中华书局总编辑）
刘先生言出必行，此后他没能将这两部稿子全都完成，但按约定先完成了一部并交给中华书局，这部稿子是《颜氏家训》。何以知之？今存刘先生致时任中华书局哲学组副组长严健羽的一封信，文曰：
健羽同志：
去冬交上拙编《颜氏家训集解》定稿，嗣又寄去引用书目一册，谅已詧阅。所恳暂支稿费一部，以应抄手垫付之费，不审可照办否？祈回示。
此致
敬礼！
刘盼遂启
五、二、[18]
（致中华书局严健羽信）
这是一封预支稿酬的信，所谓“抄手垫付之费”，大概指他的学生们帮他整理校对此书的费用。刘先生当时已经六十多岁，身边当时只有几个青年教师在工作之余帮他整理文献，没有专职助手，而他当时除了上课、开会之外，常为友朋和一些科研部门审读书稿和文章，如帮王重民校《全唐诗外编》、《敦煌曲子词》，帮考古所审读《武威汉简》，还有《文学遗产》等学术报刊的审稿工作等，自己作专书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出版部门送来大稿请他审读或整理，他实在无能无力，也只好推脱。此举一例，余嘉锡先生是刘先生在辅仁大学的同事，关系不错。余先生去世后留有遗稿，其中一部便是后来极有名的《世说新语笺疏》，该书引用过刘先生《校笺》的内容。聂、邓二位先生曾回忆道：
一次是中华书局把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的文稿送到刘先生家，说是周祖谟先生请刘先生看看。这大概是余嘉锡先生在辅仁大学开设《世说新语》课时的讲义。我们在辅仁大学读书时，余先生已经病休了，未赶上听余先生这门课。刘先生让我们拿回一部分看看。感到余先生考证史事非常翔实、严密。刘先生称许说：“好像一部《皇清经解》。”[19]
但是，刘先生虽然对余先生的书极为赞许，但却有心无力。当时他连自己的《世说新语》校注本都未能交稿，哪里有多余的精力来整理余先生这样一部庞大的《笺疏》呢！没办法，他只好给中华书局的编辑写信，信的内容是：
辛白同志：
前时由您社送来余氏《世说》校本，感谢！感谢！弟略事翻阅，觉糅杂殊甚，猝难着手，且校课冗碌，亦无暇兼顾，请即派人取回，俾无躭误校订，实为至荷。此候
时绥！
弟刘盼遂启
二、廿七、[20]
他缺少帮手的状况，直到1963年才得以改观，当年北师大中文系的李长之先生向系里提议，给刘先生派三个助手。于天池、李书《李长之传略》记述道：
一九六三年，为了能把刘盼遂先生的文稿整理出来，把他的知识传授下去，他提出建议：给刘盼遂先生派三名助手：一个人能整理刘盼遂书上的眉批，一个人能学到刘盼遂的专长，一个人有较高水平能鉴别其精华糟粕。这一建议后来被教研组采纳了[21]。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刘先生的很多文稿还是没能整理出来，就笔者所知，就有刘先生早期关于《说文》、“三礼”研究的书稿、他的诗词集等，这些未刊稿多半随着1966年他去世而烟消云散了。
《世说新语》的校注本，前文说过，经聂石樵、邓魁英二位先生整理后，交给汪孟涵先生继续整理。汪先生名绍楹，是北京著名中医汪逢春之子、古籍整理专家。他曾为中华书局点校或整理过《艺文类聚》《搜神记》等书。他还是一位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家，好藏书，和刘先生有着共同的爱好。1956年刘先生从中国书店购得著名的“宋版十三经”（其实是元刊明递修本）一部，当时汪绍楹在做《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一文，就曾多次到刘先生家查看此书。刘先生将《世说新语》校注书稿交给汪先生整理，应该是很放心的。
这部《世说新语》的校注本在1966年刘盼遂去世之前也没能交稿。聂、邓二位先生回忆道：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曾请启功先生问中华书局，《颜氏家训校笺》是否在中华？回信说有这部稿子，可能在哲学编辑室。又听说汪孟涵先生已经去世，《世说新语》的稿子由汪夫人保存，但汪夫人已去天津。很遗憾，刘先生谢世已经多年，他的遗著不但未出版，有的甚至下落还不明[22]。
刘先生之子刘立三80年代也曾寻找其父的这部《世说新语》校注书稿，但如同聂、邓二位先生所回忆的一样，这部书稿 “下落还不明”。立三先生去世前谈起这部书稿，仍十分痛心。2002年聂石樵先生辑校的《刘盼遂文集》出版，收录刘先生1928年的《世说新语校笺》一文，但这部校注书稿仍还是没有找到。笔者自2008年搜集整理刘先生的佚文，找到刘先生生前未刊之文达20余种，但至今仍未寻得此校注书稿的蛛丝马迹。或许有一天它会出现在某处的书肆，得学人慧眼，刊印于世吧。
三、《世说新语校笺》手稿入藏北师大的经过
刘先生《世说新语》的校注书稿石沉大海，但其1928年《世说新语校笺》一文的手稿，却渡尽劫波而幸存下来，并在90年代辗转入藏北师大图书馆，其入藏经过也颇值得记录。
1992年冬，时任北师大图书馆副馆长的于天池先生收到在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研究生同学万光治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
天池兄：
近好！
我校古代文学所罗焕章先生于50年代，在成都地摊偶然购得刘盼遂先生《世说新语校笺》（依明袁氏嘉趣堂本）手稿一册。其书前有“总论校笺凡例”，末缀以“后叙”。“后叙”作于丙寅年九月廿八日，北京清华园；落款为：息县刘盼遂。全书凡三种字迹，行书当为刘先生墨宝。全书内容完整，线装，内有夹笺若干，据罗先生言，决无遗失。
罗先生今年已退休，决定将此稿奉赠师大图书馆。依愚见，此书甚有价值。若贵馆同意接收，是否可给予该先生以适当形式的奖励。此书现在我手中，获信后当即寄奉；至于贵馆有何表示，可直接与罗先生联系。即颂大安。
光治 十二月五日
于先生看到此信后又吃惊又欣喜。因为他本人是在1964年考入的北师大中文系，当时刘盼遂先生还在系中上课。前文说过，他和李长之之子李书合写过《李长之传略》，其中有李长之建议系里给刘先生配助手的记述。80年代，刘盼遂先生被抄家发还的部分藏书曾暂置于北师大中文系资料室[23]，他对此情况应比较了解。于先生当即与万光治先生联系，取来此稿，之后与时任馆长曹才翰先生等商议，决定了保存此手稿的办法。他在万光治先生的信封上用铅笔写道：“此书做善本处理。天池。”并给馆里负责此类事项的董乃强研究馆员写信道：
此书为刘盼遂先生稿本，非常珍贵，是四川师范大学老先生捐赠的。我已与曹才翰馆长商议，除写封感谢信，证书外，另付伍拾元收购费。
董先生收到信后，按照馆里的决定进行了办理。第二年夏，他收到了手稿原藏者罗焕章先生的信：
董乃强同志：
你们寄来的信、感谢信和伍拾元均已收到，诚谢。
关于刘盼遂先生《世说新语校笺》手稿，是很名贵的，因为它越名贵，越应找到它的“家”。我得知刘先生是北师大名教授，才托万光治先生转交给你们珍藏。
这份手稿曾经遭劫难，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的腥风岁月里，被人置入查抄物资书籍的垃圾堆中，我在被批斗之暇，带着伤心的苦痛，偶然发现这份混入泥沙中的珍品，拾起来，拂去它满身污垢，精心地保藏起来，今天愉快地交给你们了，我也心安了。
我是崇敬刘先生的。保护好刘先生的手迹，是有重大意义的。
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尊重，友好相待。来日，若有机会，再拜候馆长和你们。
致以敬礼。
以上三通信今皆存留，与《世说新语校笺》的稿本放在一处，藏于北师大图书馆古籍善本室。通过这三封信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罗焕章先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被查收的故纸堆里发现的这部稿本，并收藏了近30年。罗焕章于2001年去世，他一生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有不错的学术成果，也有人曾写文章讲述他的学术成就，但他捐赠刘先生《校笺》稿本的事迹，却很少有人知晓。他与万、于、董三位先生为保存现代国学名家遗墨所作的贡献，应当为学人所知。
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疑问，就是刘盼遂先生的这部《校笺》是何时、如何从北京流传到四川去的呢？
笔者到北师大图书馆查看这部《校笺》手稿时发现，稿中还夹着几页写在红色单框纸上的《荀子校笺》残稿——万光治先生所说的“内有夹笺若干”，当指此而言，聂石樵先生辑校的《刘盼遂文集》曾将这部残稿影印于书前。笔者将《校笺》稿本与1928年发表在《国学论丛》上的《校笺》原文简单核对了一下，除了一些用字有不同之外，基本没有差别，且笔迹也是刘先生早年的笔迹，大致可以确定这就是1928年发表《校笺》的交稿样或自留底稿。但其中的《荀子校笺》绝不是刘先生二三十年代所作的，因其中还引用过潘重规先生的《荀子集解订补》，而潘文发表于1942年的三台东北大学的《志林》杂志。1942年刘先生滞留在北平，不大可能看到大后方的这本杂志，推想刘先生这篇《荀子校笺》应作于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那么《世说新语校笺》也应该是在1945年之后才流出的。刘先生在生前确实有过将自己的著述原稿或校改本赠与友朋的例子，如他的友朋卞孝萱先生1949年后计划编纂《辛亥人物碑传集》，准备收录他1929年发表在《图书馆馆学季刊》上的《梁任公先生传》一文，他就把自己当年用清华大学红格稿纸写的《梁任公先生传》的原稿送给了卞先生[24]；60年代初，他还曾经把《论衡集解》的手校本赠给了冯永轩先生[25]。这部《世说新语校笺》手稿本连带《荀子校笺》残本，是不是也是他送与友朋的？或者因其他缘故而流失在外呢？而今难以考证了。
另外，陆灏先生《刘盼遂的遗稿》一文中说聂先生辑校的《刘盼遂文集》“又收录了《世说新语校笺》，却没有任何说明，这篇五十来页的‘校笺’是否就是当年他们整理后由汪夫人带到天津去的那部书稿？”[26]此文的叙述，也算对陆先生疑问的答复吧。
（本文的撰写，得到刘盼遂先生嫡孙刘小堽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1]刘强：《二十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文史知识》2000年第4期，第119页。
[2]夏承焘：《夏承焘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页。
[3]吴宓：《吴宓日记》（第四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页。
[4]吕启祥：《依稀梦境同——半个世纪前一次关于红楼梦的座谈》，《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第114页。
[5]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174页。
[6]刘盼遂：《颜氏家训校笺》，《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2期，第4页。
[7]刘盼遂、聂石樵：《聊斋志异研究计划书》，《北京师范大学科学研究计划》（1956）。
[8]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叙》，《文字同盟》第11号，第31页。以下引此叙不再注出处。
[9]叶晨晖：《刘盼遂教授与书》，《文教资料》1986年第3期，第70页。
[10]刘盼遂：《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第589-592页。
[11]姜亮夫：《成均楼文录》，《姜亮夫全集》（第22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12]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序》，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页。
[13]谢国桢：《忆清华四同学》，《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279页
[14]聂石樵，邓魁英：《怀念刘盼遂先生》，《学林漫录》（八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
[15]辛志贤：《回忆刘盼遂师》，《文教资料》1986年第3期，第64页。
[16]财政经济出版社发文，1958哲字第54号。
[17]中华书局收文，1959年3月7日，哲字第23号。
[18]原信今在笔者处。
[19]聂石樵，邓魁英：《怀念刘盼遂先生》，《学林漫录》（八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83页。
[20]原信今在笔者友人处。此“辛白”当是中华书局工作人员，但笔者尚未查证。
[21]于天池、李书：《李长之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
[22]聂石樵，邓魁英：《怀念刘盼遂先生》，《学林漫录》（八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
[23]此批书于1999年入藏北师大图书馆，于天池先生曾参与整理。于先生曾撰《跋刘盼遂藏明隆庆本文苑英华》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文末言撰此跋“纪念刘盼遂先生”。
[24]该手稿今在笔者处。
[25]据冯天瑜先生赐告，此校改本今已不存。
[26]陆灏：《听水读抄》，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1期，此据作者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马千里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