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軍丨江標《靈鶼閣叢書》失收書考
江標《靈鶼閣叢書》失收書考
雷 軍
摘 要：江標所刻的《汪胡尺牘》僅見王欣夫所藏朱印樣本一冊，該冊雖題名為《汪胡尺牘》，實則另含有《定盦餘集》《翁氏家事略記》《笏盦詞》《絳雲樓書目》附《靜惕堂書目》諸殘書。江標將諸書刊刻並欲收入《靈鶼閣叢書》中，由於書版刻出江氏遽然去世，故書亦被埋沒，民國時期才由王欣夫發現。本文針對朱印樣本中六種書籍進行探討，將諸書的殘存情況及流傳脈絡做一梳理，藉此補充諸書版本，同時揭示江標刊書史實。
關鍵字：江標 靈鶼閣叢書 朱印樣本失收
一、緒論
晚清時期，作為藏書家的江標（1860—1899）刊刻了不少古籍，他所刊刻的《靈鶼閣叢書》（下簡稱《叢書》）更是享譽一時。該套《叢書》輯刻於光緒廿一年（1895）至光緒廿三年（1897），此時江標正在湖南學政的任上。《叢書》共分6集，收書56種，計92卷。其中囊括了金石、詩文、經義小學、西洋政治等類書籍，可以說是一套新舊並蓄的叢書。不過，目前通行的《靈鶼閣叢書》收書並非江標想見的原貌，其中尚有數種書籍未及收入，那便是《汪胡尺牘》《定盦餘集》《翁氏家事略記》《笏盦詞》《絳雲樓書目》附《靜惕堂書目》諸書。
研究版本，版式行款是重要的參考依據，也是鑒別版本的又一個標尺[1]。通觀《靈鶼閣叢書》版式，半葉11行，行23字，左右雙邊[2]。目前所見《汪胡尺牘》的朱印樣本共有三處收藏，一藏復旦大學圖書館；一藏蘇州圖書館；一藏敝篋，為上海博古齋拍賣有限公司庫房所出，並有其條碼，皆與江標所刻六種書籍的版式相符[3]。這六種書籍除去《汪胡尺牘》[4]外，其他五種或多或少有些殘缺，並非完整的印本，因此後人將它們裝訂為一冊。前輩學者對於《汪胡尺牘》有所提及，但未言及附錄的其他書籍。因此，有必要對這些殘存的書籍價值進行發掘研究，為江標所刻《靈鶼閣叢書》做一補充。
當前學界對《汪胡尺牘》朱印樣本關注不多，筆者所見，最早提及該書的人是王欣夫先生（1901—1966）。他在《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中著錄了該紅印本，並詳述得書經過及《汪胡尺牘》之內容。因為這是當事人的敘述，故受到重視，後來學者的討論都引到這篇書跋，不過該跋未曾提及《汪胡尺牘》之外附錄的其他五種書籍殘葉，若不見裝訂成冊的原書，更無從知曉該書還存有他種書籍。吳格先生曾對復旦大學所藏《汪胡尺牘》底稿《流翰仰瞻》做了整理，其中提到了這冊紅印本[5]。由於整理的重點在於其底稿，故對該紅印樣本未有關注。真正提到這冊紅印本中存有六種書籍的人是顧廷龍先生（1904—1998），他在日記中列舉其中的內容，後收入《顧廷龍年譜》中，但並未引起關注[6]。李軍先生在《百年芸香文學山房》中提到《汪胡尺牘》版片藏於蘇州文學山房[7]，李氏對底稿《流翰仰瞻》尚撰有一文，可參看[8]，柳向春先生曾經在紀念王欣夫先生的文章中提及了《汪胡尺牘》版片情況[9]。以上諸人都提及《汪胡尺牘》紅印本及書版情況，未有涉及其他書籍的研究。黃政在其碩士學位論文《江標生平與著述刻書考》中對江氏刻書進行了研究，但他未見該紅印本，不詳該冊紅印樣本中尚有其他未知之書，因此，該冊紅印本中所存的其他五種書籍可補入他所列的《江標著述與刻書總表》中[10]。
對該冊朱印樣本裝有其他書籍的記載見於《顧廷龍日記》，1943年3月25日，他向葉恭綽（1881—1968）請教《大藏經》問題，在葉宅見到“王大隆所藏江刻汪喜孫、胡培翬尺牘。攜回與其所藏墨跡校一過，略有補正。此本，江初擬刻入《靈鶼閣叢書》中，不知何以未及列入，後附《定盦餘集》（此板事變前為潘景鄭購得，令程海泉印刷，難作未果，而板亦稱失去）、《笏盦詞》一卷、《翁氏家事略記》一卷、《絳雲樓書目》、《靜惕堂書目》”[11]。顧廷龍見到的“王大隆所藏江刻汪喜孫、胡培翬尺牘”當即此冊《汪胡尺牘》紅印樣本，只可惜他沒有細考《叢書》失收的原因。實際上《叢書》沒有收錄的客觀原因便是書籍刻出後不久江標即已去世，李軍和柳向春的文章都有提及。不過，更具體的情況如何？通過該紅印樣本中的些許記載，可以提供更加清晰的認識。
《汪胡尺牘》牌記有“光緒己亥據家藏墨跡刊於靈兼閣中”字樣。據牌記所知，該書刻於光緒己亥歲，即光緒二十五年（1899）。另外一種書《定盦餘集》牌記亦刻有“光緒己亥八月刊成”，其他書由於缺少牌記，故不詳具體刊刻時間，但應該與此二種時間相近，皆刻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同年10月19日（1899年11月21日）[12]江標去世，距離已知的《定盦餘集》書版刊刻不過兩個月時間。正是因為江標的遽然去世，導致所刻諸書版片不及校補印刷。江標去世後，母老子幼，家中困窘，加上又遭遇了回祿之災，餘書數十櫝先由其子保管，後又歸盛宣懷之愚齋[13]。貯存在家的厚重書版很可能在這場火災中損毀部分，之後又販賣給了書估，從而流入市場。故王欣夫在三十年後能夠見到部分殘存書版，並囑書店主人刷印數部以存其舊，遺憾的是書版刷完便遭毀版，王氏當初囑咐書商所刷的數冊書籍為僅存的江標刻書實物，更加彌足珍貴[14]。
二、《汪胡尺牘》朱印樣本冊中所收諸書研究
《汪胡尺牘》一書裝訂當為後人刷印所為，除去主要的《汪胡尺牘》一書外，尚有《定盦餘集》《翁氏家事略記》《笏盦詞》《絳雲樓書目》附《靜惕堂書目》五種書籍，由於每一種書籍殘缺不少，所餘頁數不多，故合裝一冊。這些附錄於後的古籍殘葉為我們揭示了江標刻書的事實，特別是這五種古籍傳世罕見，假使江標刊刻行世，流傳當會更廣。茲就該冊紅印樣本所收六種書籍做一介紹。
（一）《汪胡尺牘》二卷
《汪胡尺牘》是該紅印樣本中最完整的一種書。該書共有二卷，收錄汪喜孫（1786—1847）與胡培翬（1782—1849）信劄三十餘通。上卷存11葉，佚去第9葉，計有15通書信。下卷11葉全，存16通。與王欣夫所述相同，該書僅失去上卷一葉。該書半葉11行，行23字，左右雙邊，單魚尾，上下卷版心分別刻“汪胡上”、“汪胡下”三字。首葉刻有牌記：“汪胡尺牘二卷”，又有小字“孟慈、竹村兩先生與陳碩甫徵君書”，背面刻“光緒己亥據家藏墨跡刊於靈兼閣中”。
王欣夫先生在他的《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中著錄了這一印本，為便於瞭解始末，茲將全跋錄出：
汪胡尺牘二卷 一冊
清江都汪喜孫、績溪胡培翬撰。清光緒己亥元和江氏靈鶼閣刊朱印樣本。
長洲陳碩甫曾裒師友投贈尺牘曰“流翰仰瞻”者，裝十四冊。失於咸豐庚申之難。余先得其小傳鈔本，已著於錄。其尺牘殘存若干冊，後為江建霞標所得，中以汪孟慈、胡竹邨兩家長函各十餘通，論學言事，各致其詳。別錄出，分為兩卷，刊入《靈鶼閣叢書》，而未及編校。三十年前賈人清理殘版，得此種，僅缺卷上第九一葉，亟屬印刷數冊，而版即斧以斯之。
案孟慈循吏孝子，著在國史，此冊言治河，言振䘏，不辭勞瘁，厥功甚偉。又於文宗、文瀾二閣其先人校書處，供奉木主，於葛嶺園補植山茶，以實抱經祭文之語。均見不忘其先之拳拳至意。楊至堂以增在豫刻許雲嶠《方輿紀要補》，桂未谷《說文解字義證》，均孟慈為之經理。其道光甲辰二月廿日一劄，謂“上年刊刻桂注《說文》之役，桂於小學未深，以漢、魏後分書偏旁引證，又采及趙宧光之書，且傍列《道藏》元始一大諸說，無當大義。弟與楊廉訪、李觀察璋煜、許太守槤、並欲稍加刪節。漁山山長許孝廉瀚不以為然。所校《關尹子》作‘關子’，《鄧析子》作‘鄧子’，弟以為當補。又引‘峻極於天’，不引《毛詩》而引《禮記》，以為鄭《注》此處訓大，釋大字之義，《毛箋》無大義，不知‘峻極於天’即是‘大’義。如此之類，二十年之交，竟成聚訟。遂譖於刻書之人，其局竟散。校書諸公薪水，在山長處，均不曾發，家楳村、管小異，均受其累”云云。案印林撰《某先生校桂注說文條辨》，即為校桂書而作。今刻入《滂喜齋叢書》，末有自識云“故隱其名，庶幾後有悔焉”。所謂某先生者，即指孟慈。孟慈所舉《關尹子》、“峻極於天”兩條，其駁議皆具條辨中，而他則置之不論，卒至意見紛岐，不終其局。但孟慈諸人為愛護未谷，刪節未嘗不是。而印林則不免鄉曲阿私之見矣。其後道光庚戌，靈石楊墨林刻於清江浦，則印林獨任校勘，而當日汪楳村、管小異、薛介伯均不與其事，為顧千里、嚴鐵橋校《說文》起爭端後，又一掌故。他如杭大宗《金史補》在汪小米處，小米曾刻龔定盦書，與黃蕘圃刻宋本《儀禮》，並稱精不可言。托訪顧千里《思適齋筆記》，欲乞李方赤為之流傳，皆書林之逸聞也。竹邨《儀禮正義》與碩甫《毛詩傳疏》皆為清代經學巨著，而商量邃密，具見函中。如《衛風·碩人》《毛傳》：“夫人聽內事於正寢。”謂此可見古人宮寢之制，廣徵《詩》、《禮》以說之，極為賅博，可補《研六室文鈔》之遺。碩甫為《詩疏》，竹邨為求汪龍《毛詩申成》，汪梧鳳《詩學女為》以寄，而碩甫亦為得褚寅亮《儀禮管見》、江筠《讀儀禮私記》以報之。其書或為手稿，或為難得之本。胡墨莊為《毛詩後箋》未成而卒，竹邨為延碩甫校補，並監刻。籌畫周詳，謂：“墨莊雖係弟夙好，而與先生真屬《毛詩》知己，《後箋》內引尊說甚多，生前之傾仰，與弟曾屢言之。依依如昨，想執事必欲成全完善，不肯置此書於度外，與弟有同情也。”碩甫卒為補完其書而刊行之。其風義皆不可及。
江藏真跡，後歸葉遐庵先生，顧君起潛為校勘一過。遐庵知余好鄉先惠、陳之學，即以見贈，今藏蛾術軒。[15]
該跋見該書“辛壬稿卷三”，據編者介紹，此卷當是王欣夫1961—1963年所書[16]。跋中所言“三十年前賈人清理殘版，得此種”，那麼，他應該在1930年左右見到《汪胡尺牘》書版， 並請賈人刷印數部。此書為江標據所得《流翰仰瞻》中汪喜孫、胡培翬二人的信劄編輯而成，其中多關學術掌故，江標將此輯為二卷。
汪喜孫字孟慈，汪中（1745—1794）長子。嘉慶十二年（1807）舉人，曾任戶部員外郎，補河南懷慶府知府，卒於官。其人博學好古，對文字、音韻、訓詁多有研究，著有《大戴禮記補》《喪服答問紀實》《經師言行錄》等書，屬於嘉道以來重要的學者。胡培翬字載屏，安徽績溪人。嘉慶二十四年（1819）進士，座師為王引之（1766—1834），曾任戶部主事，其治學精於三禮。所著有《儀禮正義》《研六室文鈔》等書，其中《儀禮正義》為清儒解經名著。汪喜孫和胡培翬皆有學問，是道光間知名的大儒。江標刻兩人的交往信劄，王欣夫謂“論學言事，各致其詳”，是因為江標認為二人通信內容多關學術，故輯刻之。復旦大學圖書館有王欣夫先生捐贈的《汪胡尺牘》朱印樣本，書中有前人朱筆校記[17]，將刻本與信劄底稿相校，天頭上補充了江標刪去的一些內容，共有廿餘處，今復錄於下：
從上表可見，江標刊本刪去最多的為信劄開頭的稱呼，其他則是一些附錄的問候語，其中又涉及到一些個人住址隱私，無關學術，因此將其刊落。此外，由於原信底稿有缺失，書中亦注“前缺”小字，如所刊第三通信有缺失，故刊本注“前缺”二字。該葉天頭有朱筆校語，可見詳情：
“別後”下缺、“尊書”下缺、“從者”下缺、“囑黃”下缺、“足下書在”下缺、“故托寄”下缺、“足下經”下缺、“從者在”下缺、“足下閱”下缺、“先生書不”下缺、“一字令人”下缺、“子書如見”下缺、“故人驩意”下缺。[18]
對於這種因底稿缺失所導致文字不連貫之處，江標仍注明刊出，主要原因還是儘量還以原貌，故錄存其剩餘部分。
《汪胡尺牘》刻本是汪喜孫、胡培翬兩家論學手劄的首次整理刊刻，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其中不僅反映了兩人的學術思想，而且還對道光時期的學者交流有所補充。可惜由於江標去世，該書版便散失，直到民國時期由王欣夫先生發現，並刷印數本留存世間，不至完全湮沒無聞。
（二）《定盦餘集》一卷
《汪胡尺牘》二卷之後，又附有《定盦餘集》一卷。該書存有牌記，首葉大字書“定盦餘集”四字。另有小字注“光緒己亥（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刊成”，為我們揭示了刊刻時間，背面又刻有“江氏靈鶼閣本”。其版式為半葉11行，行23字，左右雙邊，單魚尾，版心下刻“定”字，共存8葉，所存內容至《明良論四》“天下無巨細，一束之不於不可破紙例，則雖以總督之尊而實”止。與《靈鶼閣叢書》版式同，其內容存有5篇，見下表：
該書首葉有江標翻刻龔自珍（1792—1841）數行自記，云：
龔自珍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章曰文集者三卷，白（曰）餘集者又三卷。既竣，於敗簏中見所刪棄者倍所存者，觸之崢嶸，憶之纏綿。因又淘揀其稍稍可者，付小胥坿餘集之尾，以少作之居太半於是也。統題白（曰）少作。合一十八篇，別為卷。癸未仲夏朔，自珍議。[19]
龔自珍生前有《定盦文集》行世，前有刊刻總目云：
《文集》上卷，道光癸未（道光三年，1823）六月開雕二十六篇；《文集》中卷，開雕十二篇；《文集》下卷，開雕八篇；《餘集》上卷，未刻；《餘集》中卷，未刻；《餘集》下卷，未刻；《餘集》附少作一卷，開雕五篇；《詩》上卷，未刻；《詩》中卷，未刻；……[20]
該書王貴忱先生亦收有一部，同樣是初印樣稿，他介紹說：
筆者所藏《定盦文集》上、中、下三卷本，附《定盦餘集》（收少作五篇），板框高十九點七釐米，寬十四點六釐米，半頁十行，行二十四字，版心上刊書名《定盦文集》四字，中列卷次，下刻《初集》二字，因又成為《初集》本。[21]
由此可見，作為行世最早的龔自珍詩文集版本，當時並未全部刻出。書目中所附的《定盦餘集》（收少作五篇），即是江標所刻的這一部分。那麼，江標除了《定盦餘集》以外，是否還刻過其他龔自珍的著作呢？答案是肯定的。
黃政在《江標生平與著述刻書考》中列有一種《龔禮部己亥雜詩》，同樣是王貴忱先生的舊藏[22]。王先生收藏龔自珍著作版本極多，後捐入廣州圖書館，出版有《廣州圖書館藏可居室文獻圖錄》，該圖錄中便收有黃政所舉的《龔禮部己亥雜詩》紅印本。
諦視圖錄，書受水災頗重，紅色漫漶。扉頁刊有“龔禮部己亥雜詩一卷，楊鐘麟題”。牌記又有“道光庚子（道光二十年，1840）夏鐫，板藏羽琌別墅”，左側有小字云：“龔定盦先生己亥雜詩自加圈識，刻於庚子，印本罕傳，爰重影刊以饗耆龔學者。光緒丁酉秋，元和江標記。”[23]此書卷首題為《定盦續集》，可見是該書的本來名稱。江標的識語揭示了刊刻的時間與意圖，即此書刊於光緒丁酉歲（光緒二十三年，1897），因為龔自珍自刻的《己亥雜詩》極罕見，因此江標將之依樣影刊，使其再現世間，即依照龔自珍原來刻本，版式為半葉9行，行21字，小字雙行32字，左右雙邊。
王貴忱所得的《定盦續集》是潘景鄭先生（1907—2004）所贈[24]，檢潘先生《著硯樓書跋》，書中著錄了《定盦續集》，他說：
此定盦先生《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自加圈識，刊為續集。初刻於道光庚子，光緒丁酉吾吳江江建霞先生，以初本罕傳，重付影刊，逮今日又四十年矣。江本亦幾如星鳳，余無意中，得其版片，刷印百本以傳之。嘗謂先生承其外祖之業，經術宜所通達，持論允亦醇厚。顧讀其筆劄酬對之辭，佻達淫麗，華而不實，當世靡然鄉風者何在？誠以其文辭舒縱，易於則效，其誑惑後生，迷而不復，大可悲也。此雜詩三百十五首，亦多華辭，間以禪語，跡其所述，猶無詭怪不經之語，為可存者。此本卷尾，有新安女士程金鳳跋，稱其文辭變化，儵忽萬狀，此豈先生文辭之能感人，抑比好者阿諛之語，誠非不佞所敢贅一辭焉！丁丑四月六日。[25]
顯然，《己亥雜詩》正式名稱當為《定盦續集》，最初版刻於道光二十年（1840），而《定盦文集》則刻於道光三年（1823），較《定盦初集》中所見諸書目晚了十八年，是續文集之後所刻，故定名為《續集》。龔自珍刊刻《己亥雜詩》的1840年是清廷遭遇大變故時期，鴉片戰爭的慘敗，對江標這類有維新思想的晚清士大夫而言極為深刻，在這風雨飄搖之際，刊刻龔自珍的《己亥雜詩》三百餘首，以示其志向與氣節。
江標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刻了俗稱《己亥雜詩》的《定盦續集》，又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成了《定盦餘集》，在這兩年時間內，江標很可能將原本罕傳的初刻本《定盦初集》全部刻出，而非僅刻了五篇文章而已，只是未及刷印，他便撒手人寰。如果猜測無誤的話，那麼江標所刻的龔自珍著作版片損失甚多，之後又流向了不同地方。潘景鄭先生便得到《己亥雜詩》的版片，顧廷龍在日記中記載了潘氏購書情況，謂：“（《定盦餘集》）此板事變前為潘景鄭購得，令程海泉印刷，難作未果，而板亦稱失去。”[26]此處《定盦餘集》當是《定盦續集》之誤。而王欣夫又將得到殘存的《定盦餘集》的內容附於《汪胡尺牘》之後，兩人在不同時間地點得到了江氏所刻龔自珍著作，可稱書緣。
（三）《笏盦詞》一卷
《汪胡尺牘》朱印樣本中收錄的第三種書為《笏盦詞》，該書無牌記，版式為半葉11行，行23字，左右雙邊，單魚尾，與前述皆同。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存有第1、2、3、4、7葉，蘇州圖書館藏本多出第8葉。
卷首首行刻有“笏盦詞一卷，潘志萬碩庭著”，標明了作者及卷數。作者潘志萬（1849—1899）字子俁，號笏盦、碩庭。江蘇吳縣人，潘希甫孫，潘介繁子，蘇州府貢生，為潘祖蔭（1830—1890）同族人，有《金石補編》《潘氏三松堂書畫記》《潘氏一家詩》《笏盦詩》《笏盦詞集》諸種著作。潘志萬的生活時代與江標相同，又是吳縣有勢力的家族，當地素有“貴潘”之說，此二人必有交往，或許正是因為這層關係，故江標取其詞刻之。
目前所見潘志萬的《笏盦詞》有上海圖書館藏民國鈔本，又有民國《陟岡樓叢刊》甲集本[27]。《陟岡樓叢刊》是潘家後人潘景鄭在民國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943—1945）所輯，共分甲、乙二集。甲集收錄了潘景鄭家族六代人未刊之作13種。潘景鄭先生在《陟岡樓叢刊序言》中談到該叢書刊刻之原因，他說：
由是發篋陳冊，取先澤之未刊，及師友遺著之有待名山者，與其他罕傳秘帙有資考索者，凡若干種，次為若干集，積以歲月，傳諸墨版。[28]
潘景鄭的《陟岡樓叢刊》收錄了先人潘志萬的《笏盦詞》一卷，顯然是不知道該書曾經有過刊刻。從該書的版本來看，目前所見的鈔本及叢書本皆是民國之物，而江標本則是光緒時期所刊，可以說是最早的版本。
江標刊刻的《笏盦詞》由於部分版片的闕失，朱印樣本所存詞牌名共有29闕，今錄於下，以供參考：
（四）《翁氏家事略記》一卷
朱印樣本中第四種書是翁方綱（1733—1818）自纂年譜《翁氏家事略記》，未見有牌記，很可能當時刷印時版已遺失。該種書版式亦為半葉11行，行23字，左右雙邊，單魚尾，版心刻“翁”字。《略記》前闕4頁，也是版片缺失所導致。目前所見在朱印樣本中共存14葉，計存第5、6、7、8、11、12、17、18、21、22、33、34、45、46葉，其中第11、12、17、18、21、22葉中有墨丁，與其他版本相較，並非有字未刻，而是空格未鏟的遺存。顯然為該書刻成後未及修版的原貌。
該冊朱印樣本所存從第5葉開始，內容為“六月吉旦，與邑中同官公立本邑顯應城隍尊神之廟，扁額/上有先祖書名。至乾隆壬子方綱視學濟南，得拜觀焉”[30]。按，此書所存首葉即第5葉所載為康熙三十六年（1697）翁方綱自記祖上之事。最後一葉末行內容則記錄至嘉慶五年（1800）“正月為始九卿各衙門輪班奏事，自正月至十月蒙”。
《翁氏家事略記》的版本比較簡單[31]，源頭是道光時期官員英和（1771—1840）根據翁方綱的自編稿本校訂刊刻的本子，英和道光刊本較少（下稱“英和本”），藏書家黃裳（1919—2012）曾言逛琉璃廠時“找出一冊《翁氏家事略記》，是翁方綱自著的年譜。道光中英和原刻，雖然不過是百來年前的出版物，卻是希見的書。連有名的《嘉業堂鈔校本目錄》中所著錄的也只是‘精鈔本’，可見罕傳”[32]。
英和，字煦齋，號樹琴，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入直南書房。充軍機大臣，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道光八年（1828），革職發配黑龍江。道光二十年（1840）卒，年七十，蒙恩賞給三品卿銜。著有《恩福堂詩集》及《筆記》等若干卷[33]。英和逝世於道光二十年，其人校刊《翁氏家事略記》事當在這個時間節點之前。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曾官江西學政、山東學政。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有所得，著有《兩漢金石記》《精義考補》《復初齋全集》等書。工詩，強調“肌理”，擅書法，海內甚推崇之。葉衍蘭謂其“晚歲，罷官家居，巋然為海內魯靈光”[34]。
翁方綱是乾嘉時期重要學者，不僅身居廟堂之高位，還是當時公認的大書法家，又有諸多著作，可以說是引領乾嘉學術風尚的重要人物。在他身後，學者對其多有推崇，翁氏自撰的年譜更是瞭解這位前輩生平事跡的一手材料。該書刻本的首倡者英和便在該書刻後有一段跋語，對翁方綱表達了欽慕之情：
右先生自記以詒其門人襄平蔣相國，蓋以文孫尚幼故也。先生最工蠅頭細書，嘗用文待詔故事，四旬後元旦用瓜仁一粒書坡公“金殿當頭紫閣重”絕句一首。六旬後又以胡麻十粒黏於紅紙帖，每粒作“天下太平”四字。至戊寅歲元旦書至第七粒，目倦不能成書，先生歎曰：“無其衰矣”。果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丑時歸道山。先生博極群書，等身著述，而於古今體詩尤所用力。今《復初齋集》已膾炙人口，意後之學者必有如洪興祖、施元之之為韓、蘇年譜者，第掇拾畸零，縱能成一家言，究不若及身自訂較為得實。
先生與先文莊公相友善，每有唱和之作。又與先叔巽齋先生同年，予以年家子為詞館後進，樂聞先生文章緒論，故從相國之子丐得付之梓，俾好事者附《復初齋集》以行，亦論世知人之一助云爾。後學吉林英和識。[35]
英和認為後人所編年譜雖然能成一家之言，但“不若及身自訂較為得實”，遂將其刊出。他談到翁方綱因為子孫尚幼，於是將自己所寫的《翁氏家事略記》一書交付門人蔣氏。自己的叔叔與翁方綱有年誼，同時本人又喜歡翁方綱的文章，故從蔣氏兒子手中將此稿借得，加以校訂，附加按語，然後刊出，這便是《翁氏家事略記》的首個刻本。
對比江標刻本（下稱“江本”）版式，英和本為半葉11行，行21字，左右雙邊，版心刻“翁氏家事略記”，與江本有異，可見江本有過改動。但是，江本毫無疑問是以英和本為底本翻刻的。江本中存有英和按語，如雍正十一年（1733）條，有“和案：先生壻王尚書先生詩自注云‘太岳父有手書小名湯餅冊’”[36]、乾隆七年（1718）條“和案：先生是年始編詩集”[37]。此類英和拾遺補缺的案語散見書中，尚有不少，皆與英和本相合，顯然這是江標據英和本為底本刊刻的證據。雖然江本從英和本中來，但版式並不一致。江標對版式做的調整顯然是為了要與《靈鶼閣叢書》整體保持一致，才最終做出的這樣技術性改變。
如前所述，翁方綱在清代的影響力很大，時人對於翁方綱很是推崇，使得翁氏自撰的年譜《翁氏家事略記》被人所知，成為瞭解翁氏生平的重要資料，然而英和刊本流傳稀少未能普及，故江標取英和本重刊，並將之收錄在《靈鶼閣叢書》之中，希望藉此流傳於世，只可惜工作僅完成了大半，這一願望亦未完成。
（五）《絳雲樓書目》一卷、《靜惕堂書目》二卷
江標的紅印樣本中最後收錄了兩種書目，第一種為錢謙益（1582—1664）所撰的《絳雲樓書目》。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明萬曆間進士，後為東林黨領袖，是明末清初詩壇盟主，藏書處有絳雲樓，收藏珍本秘笈甚多。清順治七年（1650），絳雲樓失火，藏書大半被毀，錢謙益自言：“庚寅之火，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劫也。今吳中一二藏書家，零星捃拾，不足當吾家一毛片羽。”[38]之後錢謙益將剩餘藏書轉讓給了族人錢曾。
錢謙益藏書冠絕江南，因此對於他所記的《絳雲樓書目》，後人頗多關注。由於錢氏著作遭到乾隆官方的禁毀，故此書目的流傳全靠手鈔。目前《絳雲樓書目》有兩個系統，前輩學者有過討論，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1763—1825）曾經得到《絳雲樓書目》舊鈔本，並有跋詳及該書始末：
道光癸未仲冬，長孫從坊間取得舊鈔本，手校一過。其中空行大概已見他類，故鈔時空行，余未知其原委，隨手補入，不無衍文，後始覺之，遂不復補。亦間有此本遺者，仍載一二云。
案《絳雲樓書目》有二本，一無倦圃序，不附《靜惕堂書目》，詮次亦多不同，似所注宋、元板字樣較多。擬欲參校，奈兩本皆屬鈔本，未敢輒改，姑各仍其舊云。冬至前三日，坐學耕堂之南軒記。蕘夫。[39]
按照黃丕烈所言，《絳雲樓書目》可分為甲、乙系統，其中甲本系統無曹溶序，亦不附《靜惕堂書目》，乙本則相反。
江標所刻的《絳雲樓書目》一卷，未見牌記，版式半葉11行，行23字，小字亦同。左右雙邊，單魚尾，版心下刻“絳”字，首葉有“絳雲樓書目，第七十四”，殘存4葉，卷首有“絳雲樓書目，第七十四/補遺”。
根據江標所刻《絳雲樓書目》後附有《靜惕堂書目》的情況，可以判定江標本即屬於黃丕烈所言的乙本系統，葉德輝（1864—1927）對兩種版本系統的《絳雲樓書目》做過校勘，光緒二十七年（1901），他在校完《絳雲樓書目》後有跋云：
此《絳雲樓書目》二卷，為吳枚庵翌鳳手錄陳少章批本，後有吳跋，謂為“張白華所藏”。蓋即《粵雅堂叢書》據刻之本。余取校二本，大小字無一不同，特彼為張藏本，此為吳錄本，傳世各異耳。《絳雲樓書目》原有詳、略二本，一分七十四卷，後附曹倦圃《靜惕堂宋元人集書目》，黃蕘圃見之，說詳《士禮居題跋記》。今揭陽丁氏持靜齋有其本，即禹生中丞所得汲古閣本也。世兄叔雅茂才同寓都門，出以見示，余以粵雅本校之，所謂七十四卷，即上、下二卷，中之七十三類，並非卷帙多於此本。小注宋、元字樣及作者姓名，尚不及此之詳盡，惟多七十四《補遺》一卷。《靜惕堂宋元人集書目》一卷，為粵雅堂本所無。余手錄還之，為之跋後，以為世間更無他本相耀矣。[40]
葉德輝校勘《絳雲樓書目》的記載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之後到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所刻的《絳雲樓書目》收錄了光緒二十二年葉氏識語，言“今從鈔本鈔出《補遺》一卷，《靜惕堂書目》二卷，均伍本所缺者，異日授之梓人，與伍本並傳，當亦目錄家所亟欲觀者已”[41]。葉氏萌生刊刻想法至雕版過去八年，刊刻時間上比江標刻本晚了不少。葉德輝對比兩種系統的《絳雲樓書目》後，認為內容並無太多不同，只是多出來《補遺》一卷及《靜惕堂宋元人集書目》一卷而已。而江標所刻，卷首正好有“絳雲樓書目，第七十四/補遺”字樣，顯然是黃丕烈及葉德輝所見到的乙本，對於精於藏書的江標而言，刊刻《絳雲樓書目》所存的心思當與葉氏相同，故有刊刻之舉。
關於《絳雲樓書目》，王紅蕾女士曾做過系統研究，據她統計，海內外公私收藏《絳雲樓書目》鈔本65種，刻本3種[42]。當然，以上所列必非公私藏中的全部，肯定還有未曾發現者。刻本系統就目前所知，主要有廣東伍氏《粵雅堂叢書》本《絳雲樓書目》四卷（1850）、長沙葉德輝《觀古堂書目叢刻》本《絳雲樓書目補遺一卷附靜惕堂宋元集書目》（1902）及羅振玉（1866—1940）的《玉簡齋叢書》（1910）。這三種《絳雲樓書目》刻本都是晚清禁網鬆弛後才得以刊行的。江標刻本的發現，可以說是乙本系統中最早刊本。該集的發現，能為該書增添一個新的版本。
《絳雲樓書目》乙本系統中所附錄的《靜惕堂書目》，為清初曹溶（1613—1685）據家藏所編，共有二卷，傳世本存宋人集、元人集部分。曹溶，字潔躬，號倦圃，嘉興人。明崇禎十年（1637）進士，降清後官至戶部侍郎。家富藏書，工詩詞，有《靜惕堂詞》。江標所刊《靜惕堂書目》目前所存二卷，上卷共存8葉，分別是第1、2、3、4、5、6、9、10葉，佚去第7、8兩葉；下卷共7葉，計第1至7葉全。此書版式亦是半葉11行，行23字，左右雙邊，單魚尾，版心下兩卷分別刻“靜上”、“靜下”二字。
圖5：《靜惕堂書目》書影
從朱印樣本中存有的《絳雲樓書目》及《靜惕堂書目》來看，江標晚年將罕傳的《絳雲樓書目》乙本系統的鈔本進行了刊刻。江標曾經刻有《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豐順丁氏持靜齋宋元校鈔各本書目》《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目》，又刻有《天祿琳琅書目》諸目[43]，雖然這些書目未收入《靈鶼閣叢書》之中，但可見江氏刊刻書目的先例。錢謙益、曹溶藏書目之版式同於《靈鶼閣叢書》，顯然江標是想將此二目收入《叢書》之中，一如葉德輝在校勘以後刻入《觀古堂書目叢刻》，只是葉德輝未知曉江標刊刻的情況罷了。
三、結論
通過梳理王欣夫先生舊藏江標所刻朱印樣本基本情況，由是可知此冊匯集了江氏所刻的六種書籍。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這些書現在裝訂為一冊，但都是後人的行為，江標的原意當是每種書籍各自獨立成書。假使江標還活著，這些書作為獨立部分應該會一一存在於《靈鶼閣叢書》之中。根據對六種書籍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江標所刻的《汪胡尺牘》《定盦餘集》《翁氏家事略記》《笏盦詞》《絳雲樓書目》附《靜惕堂書目》，依據其版式及殘存的部分牌記，都是江標欲收入到《靈鶼閣叢書》中的書籍。目前所見的《靈鶼閣叢書》主要刊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但以收錄於《汪胡尺牘》冊中所見諸書來看，基本上刊刻時間在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可以說這些樣書的出現，為認識《靈鶼閣叢書》刊刻過程提供了新材料，亦將刊刻時間重新劃了一個下限，即至江標去世當年，該叢書仍在匯刻，假使江氏再活數十年，該叢書的規模會更大。黃政分析《汪胡尺牘》後認為“在現存六集之外，江計畫續刻第七集或更多”的說法是可信的[44]。
第二，根據現存的牌記顯示，紅印樣本中匯入的六種書籍刊刻時間應該都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左右，時間距離江標去世僅數月，故諸書皆不及校改。江氏歿後，書版由家中散入市集，後被王欣夫見到，囑刷印數部以存。假如沒有王欣夫先生當時的刷印，則今人對此亦不瞭解，江標所印書籍的一段功勞就此埋沒。
第三，江標所刻諸書的底本都是當時罕傳的版本。如《翁氏家事略記》，龔自珍的《定盦餘集》以及其他數種書籍。張之洞（1837—1909）曾講“叢書最便學者，為其一部之中可該群籍，搜殘存佚，為功尤巨”[45]。作為晚清著名的藏書家，江標刊刻《靈鶼閣叢書》便有這種“搜殘存佚”的意味，其人知書、懂書[46]，故所選書籍皆是稀見罕傳，有裨於學術的版本。可以說，這些殘存朱印樣本的實物能夠豐富我們對江標刻書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