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彧丨稿本《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考辨
稿本《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考辨
张 彧
内容摘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书目多著录为王舟瑶手稿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解题亦沿用此说。该稿本是由手民过录的清稿本而非手稿本，其第一作者是管世骏，王舟瑶只是对该稿本做了批注，其批注得到管氏采纳，可以算作该稿本的第二作者。管氏校勘所据底本并非完整的“宋蜀大字本”，而是以嘉业堂、宝礼堂旧藏两部南宋绍兴间淮南西路转运司刻宋元明递修本《史记集解》拼合而成，真正的蜀大字本只有十八卷，是嘉业堂藏本的补配本，两者均属九行本《史记》版本系统。其校勘体例独具特色，充分揭示了九行本《史记》在文字上的价值，对《史记》文字亦多有考证，取得了较高的校勘成就，对于进一步整理、研究《史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 管世骏 王舟瑶 底本 校勘体例
2019年12月，《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丛书出版，其中收入一部名为《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以下简称“校勘记”）的稿本。该校勘记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行亦二十一字。左右双边，上下黑口，单黑鱼尾，版心中题页数。每卷卷首天头右上方钤有“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白文方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朱文方印，版框右侧空白处钤有“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文长方印、“欣夫”朱文方印，共四枚藏书印。可见该书经过刘承幹及王欣夫先生递藏，最后归复旦大学图书馆。
由于该校勘记为稿本，流传不广，除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有简单介绍之外，学术界之前对其关注并不多，如《〈史记〉校勘史述论》一文谓“王舟瑶曾撰《宋蜀刻大字本史记校勘记》一百三十卷，稿本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可惜，此书也仅仅是以稿本流传，未能刊行，很是遗憾。同时，笔者尚无机会接触此校勘记，因而不便发表更多的评论”。[1]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前人少量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探讨该校勘记的作者、性质、底本、特点、成就诸问题。
复旦大学图书馆影印本将该书作者题为王舟瑶，在卷首有该书编者所作《解题》云：“王舟瑶撰，民国初王氏稿本，十八册。”[2]王舟瑶（1858-1925），字玫伯，号默盫，浙江黄岩（今台州）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入杭州诂经精舍，十五年（1889）举人。二十八年（1902）京师大学堂聘其为师范馆经学科及仕学馆历史科教习。入民国后潜心收集乡邦文献。著有《默盫集》《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京师大学堂经学科讲义》《光绪台州府志》等书。然而，该稿本卷内并无任何题名，最早著录其作者为王舟瑶的是王欣夫，其《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辛壬稿》卷二著录有两部《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一部为四册，另一部为十八册，均著录为“清黄岩王舟瑶撰，手稿本”[3]。嘉业堂影印的宋“蜀大字本”《史记》书前有王舟瑶序，序中提到刘承幹请其校勘《史记》一事，王欣夫可能据之题作者为王舟瑶。后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其著录为“王舟瑶撰，稿本”[4]，并未明确其为手稿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影印本书前《解题》谓据王欣夫先生书目“相关篇目记载”云云，很显然是继承了他的说法。然而，笔者考证发现，该校勘记的第一作者并非王舟瑶，且其性质并非手稿本，而是由手民抄写的清稿本，分别考辨如下。
1.作者考
首先是作者问题，该校勘记的第一作者是王舟瑶的同乡管世骏而非王舟瑶。管世骏（1860-1919），字德舆，黄岩人。与王舟瑶同肄业于诂经精舍，光绪壬辰（1892）进士，官严州府教授。著有《管处士年谱》《台州外书订》《邑乘管窥》等书。之所以说管氏为该校勘记的作者，理由如下：
第一，从校勘记内容来看，参与校勘的至少有两人。如《周本纪》出文“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其原校校语云：“《字类》一‘丌’下云：‘《史记·周纪》‘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当作丌，古其字。’”天头处有浮签，题曰：“今本《字类》作‘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其当作丌，古其字’，未知尊校所据何本？”可知题签之人所见《班马字类》与原校之人所见本不同，故出此条批语（两者之手迹考证详下文）；其下又有原校之人批注云：“此依别下斋校本。”[5]则是原校之人回复的题签之人的疑问。又有经第二人审阅之后，原校之人参照批语作出修订的情况，《周本纪》“漦化为玄黿”出文顺序有误，故在该条校语之上有批语“是条当移次‘莫敢发’条之下”，于是原校出文内容被涂删，校语作乙正，并在“莫敢发之”条后重出原校语（见图1）。所以前人的著录仅题“王舟瑶撰”肯定是不准确的。
第二，嘉业堂刘承幹影印宋刻前四史，原本是让叶昌炽主持校勘事宜，然而1917年叶氏不幸离世，因此刘承幹的朋友章梫在民国六年（1917）十月二十八日推荐了王舟瑶“继菊裳之后任校勘四史”[6]。王舟瑶在其民国六年（1917）自定年谱中说：“乌程刘翰怡京卿承幹函请校勘宋本四史，居士以老病辞，惟闻京卿藏书颇富且多旧本，拟明春往观。”[7]刘承幹的邀请可以与嘉业堂日记的记载互证，又年谱中明确表明他以年老体弱推辞校勘工作。且《重刻蜀大字本史记序》中明言：“翰怡初欲余为校勘一过，余以衰病既辞，既而书来督叙，因略书所见于篇首。”[8]再一次提及推辞承担校勘工作的原因。可见，王舟瑶起初并没有答应任校勘一职，而是明确以老病推辞。但民国七年（1918）二月，王舟瑶收到刘承幹的邀请至上海嘉业堂观书，刘氏仍然请他校勘嘉业堂所藏宋版前四史，因此王舟瑶向刘氏推荐了同年管世骏代其观书并抄录乡邦文献[9]。这在民国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刘氏日记里也可以得到印证：“午后章一山来谈，玫伯年丈于四史一席，已允担任，惟决计不受薪水，若予必欲酬报，则可为伊刻书数种足矣。另请一帮办者拟管德舆，每月非五十元不可，已去函召之矣。”[10]可见，王舟瑶此时答应刘承幹任“四史一席”之职务，但同时向刘氏推荐了管世骏代其校勘。王舟瑶不收薪酬，但从该稿上的王氏批注文字来看，他还是承担了部分审阅与修订工作，而实际的校勘工作由管世骏完成。民国七年三月初十日刘氏日记又载：“夜间与玫伯、德舆谈。”[11]日记未记录此次交谈的内容，但极有可能是在商定校勘体例及工作计划。
第三，民国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刘承幹日记记载：“晚以管德舆年丈《史记》校成，自行辞馆，明日返里，备筵饯行……余与德舆又谈片时，藉代送行，以明晨启行,余不及送也。”[12]这段话明确了《史记》的实际校勘者是管世骏。如果从民国七年（1918）二月开始算起，到此时校毕，历时已一年半。
刘承幹日记里还有其他线索，比如民国十年（1921）八月十一日曰：“修书人张天麟昨日到此，王锡生介绍，专修潘明训之《史记》，以借已数年，为管德舆年丈损伤，故必须修补好以还之。是日陶鹏南返武昌，以《史记》已修补好也，尚有《汉书》《三国志》板在武昌，俟校过后，在武昌修可耳，故此间以后不来矣。”[13]十一月十六日又曰：“余景刻宋蜀大字本《史记》，钞配颇多，后假得潘明训君所藏，行格相符，遂以补全,然久假未归，历三年矣，今则板已校改无讹，其书为重装而归焉，志数语于此，极不忘其雅意也。”[14]上海藏书家潘明训藏书斋宝礼堂藏有一百多部宋版书，其中就有所谓“宋蜀大字本”（此版本判断不确，说详下文）《史记》。因刘氏嘉业堂藏本有抄本补配，潘氏所藏本虽亦有残缺，但正好可以补齐嘉业堂藏本之缺，于是刘氏就向潘氏借来，用作覆刻的底本，同时作为校勘底本。从这两段日记可以看出，潘氏藏本在校勘过程中被管世骏损伤，于是刘氏请人修复，可以进一步佐证实际校勘者是管世骏而非王舟瑶。
第四，也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管世骏在给王舟瑶的信札中写道：
《史记》已校过半，重九日偶受风寒，不饭而粥，以至旷课半月馀，顷已无他而精力日衰耗，匪复少时，恐今岁不能校毕也。[15]
此札落款日期是“九月廿七日”，没有具体的年份，结合第二个证据中刘氏所言《史记》校毕日期是民国八年八月，可以推测写这封信当作于民国七年，此时管氏已经从事校勘半年有馀。
2.稿本性质考
该校勘记的性质是清稿本，又经过了王、管二人的批注与修改，而非管氏手稿本。理由如下：
第一，该稿有正文、批注、修改三种笔迹，三种笔迹当分属三人。首先是正文楷书笔迹（见图2），正文笔迹比较工整，与其他两种笔迹（图2天头处有修改笔迹、天头处签条上有批注笔迹）皆不同（比较三者中都有的“此”字写法、前两者中皆有的“元中统本”等字写法可知）。可见该稿本的抄写者并非管氏、王氏，当另有其人。而修改笔迹与管世骏手稿本《邑乘管窥》笔迹（见图4）极似（如“此”字、“元”字等），可知校勘记中的修改笔迹为管氏手迹无疑。校勘记天头或版框两侧也有一些批注，有的用浮签（如图3），这些校语的笔迹与王舟瑶笔迹（见图5）一致。
图 2
图 3[16]
图 4
图 5[17]
第二，该稿每叶版框右上栏线外题有“吴兴刘氏嘉业堂钞本”（见图6），即该稿所用纸张为刘氏嘉业堂自印抄稿纸，或为刘承幹请手民过录。其中多有抄写讹误，如“经”误“维”、“在”误“座”、“京”误“宋”、“山”误“三”、“二”误“工”、“弟”误“茅”等等，极有可能是手民不熟悉管氏字迹而造成的误抄。
综合本节的考察，我们认为该校勘记的第一作者是管世骏，且该稿本的性质是清稿本，并非王欣夫先生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编者所认为的王舟瑶手稿本。该稿本应是手民据管氏手稿本誊抄的清稿本，其后经王氏审阅并批注，又经管氏修改，因此王舟瑶可以算是该校勘记的第二作者。尽管如此，由于王舟瑶的批注与审阅，与整部校勘记相比，条数并不多，全部的校勘工作及校语撰写与修改均是由管氏独立完成，故作为校勘记的第一作者，管世骏的功劳不应被掩没。
1.底本
该校勘记所用底本是嘉业堂旧藏本《史记集解》。由于该本中有四十五卷为元刻本、明清抄本补配，故其补配部分，刘承幹又借来潘明训宝礼堂藏同版本的《史记集解》，一同用作校勘底本。该校勘记卷首列有“宋刻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引据各本”，用以说明该校勘记所据底本及参校诸本。其中底本即所谓“宋刻蜀大字本”，下有解题称：
每叶十八行，行十六字，注文每行二十字或二十一字不等，无序跋，有同治乙己吴云题记，称旧为孙敬亭藏本，今归两罍轩。案《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蜀本大字《史记》有缺”，又“蜀本大字《史记》半部，有宋刻签题二条”。《百宋一廛书录》“有大字宋板《史记》一百一十六至一百二十，但有集解，非三家注也”。今此本于宋讳皆缺笔，即毛氏所谓有宋刻题签，黄氏所谓大字宋板也。……今据此本重刊，所有讹夺，悉仍其旧。[18]
该底本，管世骏认为它是“宋蜀大字本”，并叙其行款、版式、庋藏源流等。该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其《列传》二十七、三十五、六十六后并有“左迪功郎充无为州军学教授潘旦校对，右承直郎充淮南路转运司干办公事石蒙正监雕”二行题衔，则它实际上应该是南宋淮南西路转运司刻本《史记集解》（下简称“淮南西路本”），而非蜀大字本。《嘉业堂藏书志》亦著录该本为“蜀大字本”，并谓有题衔者为淮南路补刻[19]。对此学者已多有考辨，如贺次君《史记书录》说：“张、莫、黄三氏所见，非真蜀大字本，而是淮南路无为州之官刊本，行款字数与蜀大字本相同而已。”[20]嘉业堂影刻本王舟瑶序及刘承幹跋均谓其底本为蜀刻大字本，或如贺氏所说，是“藏书刻书者多自高其所藏所刻之身价，不足辨也”[21]。
同时，嘉业堂藏本中的补配部分除元刻、明清抄本外，又有十八卷补配本是真正的蜀刻大字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的嘉业堂旧藏本所补配的“另一宋刻本”[22]，即嘉业堂本中的蜀大字本部分，存《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卫将军骠骑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南越列传》《淮南衡山列传》《循吏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等十八卷。两种版本版式、行款相近，如每行均十六字。然而，淮南西路本与蜀大字本的字体有差异，淮南西路本的字体为欧体字，较为圆润，与宋浙本近似，而蜀大字本字体为颜柳混合体，撇捺长而尖利，较为清劲，如“何必威嚴哉”之“必”字、“三月爲楚相”之“月爲楚”三字，嘉业堂旧藏本（见图7）明显比宝礼堂旧藏本（见图8）的撇长而尖利。与旧藏家的认识相同，管氏、王氏均未细究两本字体的细微差异，将它们混称为蜀大字本。
2.通校本
该校勘记共选用了十五种《史记》版本作为通校本，分别是明毛晋汲古阁刻单行本《史记集解》（管氏校语简称“毛本”）[32]、明毛晋汲古阁单行本《史记索隐》（《索隐》本）、宣统元年（1909）上海涵芬楼影印浭阳陶氏百衲本（百衲本[33]）、元中统本（中统本）、旧刻本、明天顺间游明重刻元中统本（游本）、明正德十三年（1518）建宁府校刻元中统本（正德本）、明嘉靖六年（1527）王延喆翻宋合刻三家注本（王本）、明嘉靖间汪谅合刻三家注本（汪本）、明嘉靖九年（1530）南京国子监刻本（南雍本）、明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本（秦本）、明嘉靖十六年（1537）李元阳刻本（李本）、明万历五年（1577）凌稚隆刻本（凌本）、明崇祯元年（1628）程正揆刻本（程本）、清乾隆四年（1739）经史馆校刊本（殿本）。仔细来看，这些通校本大致是按照版本系统排列的，并非杂乱无章。
首先是《史记集解》单刻本，有毛本、百衲本两种。由于底本是《史记集解》单刻本，所以把与之同版本系统的《集解》单刻本列在最前。毛晋汲古阁《史记集解》单刻本即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之第一部，该本在内封面上有“毛氏据古本考校”字样，毛氏没有说此本自何本出，但汲古阁收藏《史记》版本极多，其《史》文及注多与宋刻本同，可以纠正他本《史记》之失，尤其是《集解》注，后人篡乱羼入者不多，清代学者对毛氏本比较重视，推为《集解》善本。其次是百衲本，解题称“此本为刘燕庭方伯喜海所藏，有涵芬楼影印浭阳陶氏本”[34]，即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在清宣统元年（1909）影宋百衲本。这部百衲本《史记》由四种宋刻本配成，其中两种《集解》单刻本，包括南宋绍兴初年翻北宋本75卷，北宋至南宋覆景祐本19卷，共有94卷之多，因此管氏或将其视作《集解》单刻本。这两种宋刻在当时已算罕见的珍本，管氏无法利用到其他宋本的情况下，用百衲本来作为通校本，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其次是《史记索隐》单刻本，即毛晋汲古阁刻《史记索隐》，解题仅称其“据北宋秘省大字刊本”[35]，实际上据毛晋跋语。管氏所校为《索隐》本所出《史》文，《索隐》之《史》文仅出所注之字句，然而从北宋本而来，又经过了毛氏校勘改正，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
再次是《史记集解》《史记索隐》二家注合刻本，有元中统本、旧刻本、游本、正德本四种。元中统本是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刻本，解题云：“首有中统二年校理董浦序，称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募工刊行。”[36]《嘉业堂藏书志》云：“此真元中统本，……此吴氏拜经楼藏本，归之江山刘泖生，又归之查翼甫。查氏散出，予正校勘《史记》，因为以重价购之。”[37]则该本即嘉业堂所购查氏旧藏本。游本、正德本均据元中统本重刻，因中统本中有补版，管氏亦将游本、正德本列为参校本。中统本所据底本是南宋本，校勘精审，可正他本之误处甚多，有中统本不误而重刻本误刻之处，相比于重刻本而言校勘价值更大。所谓“旧刻本”，张文虎先称其为“旧刻本”，《札记》曰：“上海郁氏藏本。字形古朴，杂采《集解》、《索隐》颇略，似元明间刊本，无序跋年月，卷尾多缺坏，盖书估去以称宋本，今不敢定，称‘旧刻本’。”[38]管校沿用其说，管氏所用参校本与张文虎所用上海郁氏藏本为同一版本，然而首尾俱全。管氏亦未考证出旧刻本为何本，我们认为它实际上是明白鹿书院刻本。校勘记在“《五帝本纪》卷第一”下出校语云：“旧刻本无‘卷’字，……旧刻此下低一格，分列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各一行。”又在“《史记》一”下出校语云：“旧刻三字别提行。”[39]白鹿书院本卷一首行书“《五帝本纪》第一”，次行低一格列子目，五帝各占一行，又次行顶格“《史记》一”，与校勘记所述相同，且白鹿书院本无《史记正义》，因此“旧刻本”为白鹿书院刻本无疑。
最后是三家注合刻本，有王本、汪本、南雍本、秦本、李本、凌本、程本、殿本八种。这八种版本以明刻本为主。明刻三家注本常见的是“嘉靖三刻”和“南北监本”[40]，嘉靖三刻包括王本、汪本、秦本，南监本有三种，北监本有一种，嘉靖三刻均据宋本重刻，管氏将嘉靖三刻全部作为参校本，南北监本校勘不精，然南监本优于北监本，管氏只选用南监本中刻印最早的嘉靖九年（1530）张邦奇校刊本，可谓择其善者。李本、凌本、程本三本为《史记评林》本，其中凌本以宋本校刊，程本亦重校勘。清刻只有一种，即武英殿本，殿本以明监本为底本，以当时所见善本校勘，并附考证。
由此可知管氏对通校本的选择并不盲目，大致上按照版本系统由近及远的关系罗列，所选用的是本子或为宋刻本，或为校勘性善本，择善而从，在校语中也按照这个顺序排列，可谓深谙校勘之道。不过，按照今天的校勘工作原则，二家注及三家注合刻本作为参考校本即可，不必进行通校；而据管氏校语可知他将这些版本都作为通校本，则稍嫌繁冗。
该校勘记将《史记》原文顶格，单独占一行，《集解》注文低一字，亦单独占一行，校语两行。其校勘体例独特之处包括：出校底本及通校本误字、出校《史记》版本内容的结构、出校避讳字、出校异体字等四个方面。
1.出校底本及通校本误字
该校勘记属于底本式校勘记，即完全照录底本，保留了淮南西路本《史记》的文字信息，以注记正误及他本异文的方式出校。我们今天校勘记出校的一个原则是对于底本显误而他本不误者一般不出校，而是直接改字，对于他本有误者不出校。而该校勘记对于底本有误者均出校，比如《周本纪》“国人皆载之”出校语云：“本‘戴’误‘载’。”[41]按，作“戴”为是，淮南西路本作“载”是因与“戴”形近而误。又如《吕后本纪》“太后以吕产女赵王后”下出校语云：“各本‘女’下有‘为’字，此脱。”[42]“以…为”固定搭配，淮南西路本误脱“为”字。此外，该校勘记对于底本不误而他本有误者亦出校，比如《吕后本纪》“以大后制天下事也”下出校语云：“王、柯、秦本‘制’误‘称’，盖涉上‘不称元年者’‘称’字而误。”[43]罗列了《史记》正文“制”误“称”的版本并对致误原因做出推断。又如《酷吏列传》“盗贼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出文“投缿”并云“中统、游、正德、王、柯、南雍、秦、程、殿本‘缿’误‘銗’”[44]，等等，不胜枚举。在研究版本系统时，两本同误而他本不误者，对于证明这两个版本同属一个版本系统更有说服力，因此这种出校方式有利于我们了解、考察《史记》各版本的版本系统。
2.出校《史记》版本内容结构
众所周知，古籍版本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版本形式指的是古籍的物质形式，包括字体、版式、纸张、装帧形制等方面，即其外形结构，而版本的内容则由正文、序跋、凡例、目录等方面构成，即其内部结构。该校勘记的一个特色就是关注《史记》版本内容的结构，如出校淮南西路本及蜀大字本的卷次、大题、小题等内部结构特征。比如“《五帝本纪》卷第一”出校语云：
各本此行不连上序文，惟百衲本、毛本同此。百衲本误本无“卷”字，中统、旧刻本、正德、王、柯、南雍、秦、李、程、毛、殿本亦无“卷”字。……正德本题作“五帝本纪”，而以伏羲、神农列黄帝之前，尤谬。正德、李、程《纪》《表》《书》《世家》《列传》标题低二格，凌本低一格，均非。[45]
据此条校语可知，淮南西路本与百衲本、毛本的篇题“五帝本纪”跟该篇内容紧接着序文，与其在同一叶，而其他版本则另起一叶。正德本“以伏羲、神农列黄帝之前”，是指正德本将司马贞所撰《三皇本纪》放于《五帝本纪》之前。淮南西路本与蜀大字本各篇题均顶格，而正德本、李本、程本、凌本之标题均未顶格。管氏对以上两种变乱行款做法均持否定态度。紧接着的“《史纪》一”又出校语云：
“纪”本作“记”，此误。此本及百衲、中统、旧刻三字别提行。案：此本殷、周《本纪》等，上题“《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下空三格或四格，题“《史记》三”“《史记》四”，正合古书大题在下，小题在上之例。王、南雍、秦本，此下空格，题“《史记》一”，甚是。毛本此三字在“《五帝本纪》第一”之前，非旧式。[46]
这段校语说明了淮南西路本的行款格式。清人钱大昕即云：“古书多大题在下。……宋元以来刻本，皆移大题于上，而古式遂亡。今读者且不知何语矣。予曾见《史记》宋大字本，亦大题在下（淮南转运司监雕本）。”[47]钱大昕所谓淮南转运司监雕本《史记》，或管氏所校淮南西路本，它实际上继承了写本大题在下的形制。如日本学者传抄唐写本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高祖本纪》[48]，法藏敦煌唐写本P.2627《管蔡世家》[49]都如此，淮南西路本实际上继承了六朝以来的这种写本形制。这种形制对后世刻本影响颇深，元明清刻本的《史记》大部分都保留，只是明清以来的个别本子将大题移于小题之上，比如毛晋汲古阁刻本《史记集解》，管氏对这种变乱古书形制的版本多持否定态度。
又比如“《夏本纪》“帝太康失国”下出校语云：“百衲、旧刻、毛本上空一格，不提行，各本连上不提。下‘帝中康’等同。”[50]其实，这种空格亦是保留了古写本的版式特点，如日本内阁文库藏日本学者传抄本《夏本纪》夏王的世系每王皆提行别书，则百衲本（该卷底本为南宋绍兴初杭州刊本）、旧刻等版本之空格或代表另起一行。古籍版本的内部结构也是古籍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管氏对此多有出校，有利于我们了解《史记》各版本在结构上的差异。
3.出校避讳字
该校勘记还出校了淮南西路本与蜀大字本的避讳缺笔的文字。比如《五帝本纪》“是为帝颛
4.出校异体字、俗体字
现今校勘记出校的一个原则是对于底本之异体字、俗体字均改为正体字而不出校，该校勘记对底本及他本用异体字、俗体字者则皆出校。比如《夏本纪》“三百里蠻”下出校语云：“旧刻、游本‘蠻’作‘蛮’，注同，俗省字。”[53]出校了他本俗字。又如《高祖本纪》“至献公时”下出校语云：“各本‘献’作‘獻’，‘献’为‘獻’之俗省字，下‘皆之邑西獻’，注‘獻牛酒’，游本亦作‘献’。”[54]出校了底本及他本俗字，等等。通过其校语不难看出，虽然宋刻本有异体字、俗体字，但明刻本尤多，且游明重刻中统本所用异体字、俗体字最多。
以上校勘体例，若以今日之校勘标准来看，颇觉烦冗。但考虑到管氏从事校勘的年代，各本分藏多家，难得汇聚一处，则这种不避烦冗的体例，反而能达到一展卷而众本如在目前的效果。
由于管氏校勘时掌握了十馀种重要的版本，又有特殊校勘体例为保障，使得该校勘记在版本对校、文字考证、吸收利用前人成果等方面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1.充分揭示了淮南西路本与蜀大字本的校勘价值
该校勘记充分揭示了淮南西路本与蜀大字本的校勘价值，对于今人进一步整理、研究《史记》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史记》点校本的修订本，修订了旧点校本的诸多文字，校勘精审，是迄今为止《史记》最重要的整理本。然而由于点校本为三家注本，故未利用九行本的《史记集解》及该校勘记，因此该校勘记对于新修订本《史记》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兹举四例说明之：
第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馀载，自全以蕃卫天子，……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55]管校出“见于春秋尚有唐虞之侯伯”并云：“各本‘尚有’作‘尚书有’，案春秋时国名，不得谓见《尚书》，‘书’字误，此本无之，视他本为胜。”[56]管校甚是，此与《尚书》无涉，“书”字涉“尚”字而衍。徐仁甫引吴闿生曰：“疑‘书’为衍字，言周之八百，至幽厉后，见《春秋》者，尚有唐虞之侯伯也，如庭坚之后是已。此处与《尚书》无涉。”并云：“吴说甚是。此因尚而增书字，犹《礼记》因诸而增侯字。”[57]“尚”义为仍然，这段话讲的是周代分封，到了幽王、厉王之后，在春秋时期仍然有唐虞之侯伯的后代，在千年之后作为诸侯国来保卫周天子，与《尚书》无涉。新修订本未出校，当依淮南西路本及该校勘记出校。
第二，《天官书》云：“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日当其时者，深而多实。”[58]管校出文“当其时者”并云：“各本‘当’上有‘日’字，《志疑》云‘有日’下误复一‘日’字’。”[59]并未轻下按断，而是引《史记志疑》之说作为支撑。该句下文又有“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三种情况，均是通过观察“腊明”或“正月旦”这一天是否有云、有风、有日，综合这三项因素来占卜作物在一年中的生长与收成情况。“有云，有风，有日”这三者正当其时，已经是一种最好的情况了，不应重复“日”字，因此“日”字为衍文。新修订本《史记》未出校，当据蜀大字本及该校勘记出校。
第三，《郦生陆贾列传》云：“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60]管校云：“百衲、中统、旧刻、游、正德、毛本同，各本脱下‘权不分’三字。”[61]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末南宋初覆刊景祐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覆刻北宋十四行本《史记集解》亦重“权不分”三字，日本高山寺写本作“权=不=分=”，用重文符号表示。该句上“将相和调，则士务附”下接“士务附”三字，《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亦重“权不分”三字[62]，《史记会注考证》曰：“高山寺本‘即’作‘则’。高山寺、枫山本，重‘权不分’三字，与《汉书》合。”[63]前一“权不分”为上句之结果，后一“权不分”为下句之条件，缺一不可。在《史记》从写本到抄本的过渡过程中，刻工因忽略重文符号而误脱，“权不分”三字，当据管氏校语补。
第四，《淮南衡山列传》云：“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64]管校出文“坐告王不孝”并云：“南雍、李、凌、程、殿本同，百衲作‘主告不孝’，中统、旧刻、游、正德、王、柯、秦本作‘王告不孝’，毛本作‘王后不孝’，并无‘坐’字。《异同》作‘王告不孝’，‘王’上细书‘坐’‘告’二字，‘告’下细书‘父’字。刘辰翁评云：‘《史记》文顺，《汉书》添‘告’字，赘辞，‘告王父’虽异，不如‘王告不孝’直。’案：《汉书》云‘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则当读‘坐告王’句，‘不孝’句，此本为胜。”[65]《汉书》作“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66]，本于《史记》而添一“父”字。汉代的法律，提倡“亲亲得相首匿”，反过来讲，如果不为亲属匿罪而告发亲属，则与容隐的精神相违背，所以严格制裁子孙告发父母的行为。刘爽因告发其父淮南王谋反，因此被弃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告律》记载：“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67]从出土文献来看，其句式均作“告某”，因此当以作“告王”为是。新修订本《史记》未出校，当依照蜀大字本及该校勘记出校。
2.善于运用小学的方法考证《史记》文字
有清一代，专书校勘深入发展，许多学者亲自校勘了大量古书，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出现了如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一大批校勘专著或相关著作。他们擅长把小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校勘，这些书都对《史记》考订有突出的贡献，但其实较少运用到版本对校。小学的理论与方法可以解决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汉字演变而造成的认错、读错以及解释错误的问题，却无法确定原著者所用的原字是哪一个。对于古籍整理、校勘的考据来说，首要的证据仍是版本依据。因此，在版本对校的基础上，再用小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史记》校勘实践中就比较少见了。该校勘记在有版本依据的基础上较多地运用小学的方法来考证《史记》文字。
比如《五帝本纪》“脩身而天下服”，管氏校语云：“凌、毛本‘脩’作‘修’，《治要》同，案《说文》‘脩，脯也’‘修，饰也’，经传多假“脩”为修治字。”[68]“脩”本义为干肉，假借作整治、治理意义的“修”，“修”为后起本字。《平津侯主父列传》“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脩，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又“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脩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汉书·主父偃传》皆作“修”。因此淮南西路本作“脩”是正确的，《史记》借“脩”为“修”，本用假借字表示，不当用后起“修”字替代。
又如《五帝本纪》“迎日推策”，管氏校语云：“旧刻‘策’作‘测’，凌本作‘筴’，《字类》五亦引作‘筴’，云‘与策同’。案‘策’为‘册’假借字，俗作‘筴’。”[69]按，《史记》借“策”为“册”，属“本有本字的假借”[70]。据《说文》，策的本义是赶马的马箠，古书中常常借“策”为“册”。该条校记用通假字的知识说明了《史记》作“策”的正确性，而“测”“筴”显误。
将文字学知识自觉运用到《史记》文字考证之中，并融为校勘记的一部分，可以说管氏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的优良传统。
3.用版本资料证明、修正前人成果
该校勘记注意利用《读书杂志》《史记志疑》《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等前人的校勘考证成果，其利用方式除了简单的引用之外，还在此基础上证明、阐发、修正前人成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比如《封禅书》出文“言侯独见其星出如瓜”，其校语云：
百衲本“其”作“填”，各本作“旗”，《读书记》云：“‘旗’当从《汉书》作‘填星’，故下云‘信星昭见’也。”《志疑》云：“当依《补纪》作‘其星出如瓠’为是。盖即指上文茀于东井、三能之星也。”案，梁说是也，此本作“其”，独与《武纪》合。蜀刻之胜于他本如此。[71]
此条校记首先交代了各本的异文，又转述何焯《义门读书记》、梁玉绳《史记志疑》的看法，再利用《武帝本纪》本校，最后下结论。北宋末南宋初覆景祐本亦作“其”[72]，管氏判断是正确的。
又如《天官书》出文“前方而高，后兑而卑者却”，其校语云：
南雍、李、凌、程、殿本“却”作“郄”，百衲作“前方而后高者兑，后兑而卑者郤”，与《汉志》合，中统、游、正德、王、柯、秦本作“前方而后高，兑而卑者郄”，毛本作“前方而后高，兑而卑者郤”，《字类》五引作“云气兑而卑者郤”，《杂志》云：“武进顾子明曰：下文云‘气相遇者，卑胜高，兑胜方’，卑与高对，兑与方对，依《晋志》作‘前方而高，后兑而卑者郤’，今本《史记》‘高’‘后’二字互易，《汉书》则‘高’上衍‘后’字，下又衍‘者兑’二字。”案此本与《晋志》合，则《史记》‘高’‘后’二字未尝互易，蜀刻之精如此，惜不令王氏见之也。[73]
按，金陵书局本作“前方而后高者兑，后兑而卑者却”，点校本二十四史本及新修订本《史记》均沿误。王念孙《读书杂志》所据底本为震泽王氏本，作“前方而后高，兑而卑者郄”，又以前人之说疑“高”“后”二字互倒，然而无其他版本依据。管氏则对校诸本，南雍、李、凌、程、殿本同淮南路本，证“前方而高”“后兑而卑”相对偶，他本“高”“后”二字误倒，“者兑”二字为衍文，从而证明了王念孙考证成果的正确性。《隋书·天文志》云：“前方而高，后锐而卑者，却。”[74]当承自《史记》，其文不误。上文有“前卑而后高者，疾”，下文有“前高而后卑者，不止而反”“气相遇者，卑胜高，兑胜方”，“卑”“高”“兑”“方”均是形容云气，“疾”“却”“不止而反”则是形容军队，“兑”不可用来形容军队，故“者兑”二字为衍文。依照文例，“卑”与“高”相对，“兑”与“方”相对，“方而高”与“兑而卑”相对，“方”与“高”不可相对。故“后高”为“高后”二字误倒，“者兑”二字衍，当依蜀刻本。
该校勘记对前人校勘成果的利用主要集中于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该校勘记不但多次引用《札记》，且对其失当之处有所修正，主要集中在张文虎误校、漏校之处。比如《齐太公世家》“阚止有宠焉”，其校语云：
《索隐》“阚”作“监”，云“监，《左传》作‘阚’，音苦滥反”。《考异》云：“《田齐世家》作‘监止’，此史公本文也，此篇作‘阚’，乃后人妄改。”《札记》云：“官本‘监’，与《索隐》合。”案，殿本作“阚”，《考证》无说，张氏误记，以为作“监”也。[75]
今检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武英殿本《史记》，均作“阚”而不作“监”，故此处或为张文虎误记。
又如《卫康叔世家》“鸖可令击翟，翟于是遂入”，其校语云：
旧刻、南雍、李、程、殿本同，各本无“翟”字，凌本旁注“一本‘翟’下有‘翟’字”，《志疑》云：“‘击翟’句上，一本重‘翟’字，是。”《札记》云：“官本有‘翟’字，与凌引一本合。”案，旧刻、南雍诸本并有“翟”字，何以不引？[76]
金陵书局本重“翟”字，张文虎只是列出官本（即殿本）与之相同，并未罗列众本异文，而管校不仅全面出校与之文字相同的版本，同时说明众本异文。
再如《外戚世家》“及代王立为帝”，其校语云：
凌本旁注“一本‘及’作‘后’”，《札记》云：“中统、游、王、柯本‘及’作‘后’。”案中统、游、王、柯本并作“及”不作“后”。[77]
今覆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中统、游、王、柯诸本均作“及”，则张氏误校。
总的来说，其实两书除底本外，所用校本差别并不是很大，但张氏之成书较早，且其重点不是放在通校上，其性质更偏重于文字考证，因此仅出校各版本的异文，并不全面，这样就在通校方面给了该校勘记更大的提升空间。管世骏对张文虎在版本对校方面的补正，也展现出该校勘记的旨趣与特点。
本文考察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的作者、性质、底本、通校本、特点、成就诸问题。该校勘记是在叶昌炽未竟的工作基础上完成的，本要附刻于刘承幹嘉业堂影刻蜀大字本《史记集解》之后，作为全书的一部分，惜未能付梓。在民国的《史记》校勘史上，该校勘记可以算得上第一部出校充分、体例严谨的《史记》专书校勘记。此后，随着《史记》的不断流传，出现了多部《史记》的专书校勘记，如《百衲本史记校勘记》《景祐本史记校勘记》等书。
虽然王舟瑶没有承担具体的校勘工作，但他在清稿本上的批注、删改使该校勘记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比如《五帝本纪》“祡，望秩於山川”之“祡”字，原校语云：“百衲、毛本同，旧刻讹“
【作者简介】
张彧，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学文献学、《史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