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诚丨聂璜《海错图》与《幸存录》中的西学知识
聂璜《海错图》与《幸存录》中的
西学知识
郑 诚
摘要：清初文人聂璜因其海洋生物画谱《海错图》知名。本文首次介绍聂璜的另一部传世稿本《幸存录》，探索《海错图》与《幸存录》两书中的西学知识，追溯史料来源。《海错图》中的鲸鱼图像源出文艺复兴时期地图中的海怪。《幸存录》“西洋记诵”篇反映民间传说对利玛窦记忆术的神化。同书“西洋画”篇记载多种西画技法与光学玩具，或与南怀仁向康熙皇帝演示的西洋奇器有关。明末清初的汉文西学图书，以及对欧洲事物的想象共同塑造了聂璜对西学的认知。
关键词：聂璜 博物学 西学 绘画 光学玩具 知识传播
目前所知聂璜生平事迹，基本来自《海错图》本文。聂璜，字存庵，钱塘人，生卒年不详。康熙三十七年（1698）五月，聂璜作《图海错序》，自称旅居温台地区十余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绘成《蟹谱》三十种。既而游历江淮、河北、天津、云贵、荆豫。近在福建旅居近六载，“所见海物，盖奇而多。”“年来每观一物，则必图而识之。更考群书，核其名实，仍质诸蜑户鱼叟，以辨订其是非。”康熙三十七年夏，聂氏因人之请，“欣然合《蟹谱》及夙所闻诸海物，集稿謄绘，通为一图，首以龙虾，终以鱼虎”。[8] 自图说考之，聂氏客闽，久居福宁州（今宁德市）。第三册“牛角蛏”条谓“康熙己巳（1699）四月四日，海人持牛角蛏赠予”。[9] 第一册“比目鱼”条谓“余图已告竣，正苦欲得一真比目鱼而不可得”，“及还钱塘”，得食箬鱼。[10] 可知作序次年，聂璜已自福建返回杭州（后详），仍在增补图谱。
《海错图》征引书籍颇夥，如《博物志》《尔雅翼》《字汇》《正字通》《福建通志》《彙苑》等等。罕见者有陈元登《海错图赞》[11]（非为聂璜《海错图》作），同时也包括数种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参与编译的西学图籍。
《图海错序》略云：“迩年泰西国有异鱼图，明季有《职方外纪》，但纪者皆外洋国族，所图者皆海洋怪鱼，于江浙闽广海滨所产无与也。”[12]《海错图》第一册“井鱼”条（见图1），谓“《西方答问》内载西海内一种大鱼，头有两角而虚其中，喷水入舟而舟几沉……今考《西洋怪鱼图》，内有是状，特临摹之，以资辨论。”[13] 按，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西方答问》（1637年成书）卷上“海奇”条，谓“西海内有一种大鱼”云云，然未提及专门名称。[14]“井鱼”的原型即鲸鱼。艾儒略《职方外纪》（1623年成书）谓之“把勒亚”，描述与《西方答问》略同（见图2）。[15] “把勒亚”源于葡萄牙语baleia，拉丁文作balaena。[16]
图3 《坤舆全图》甲种鲸鱼
《坤舆万国全图》的首要资料来源，乃是奥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的名作，大型地图集《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21] 明末清初汉译西学著作的鲸鱼形象多皆源于《地球大观》内海兽图案众多的冰岛地图（Islandia）。[22] 《职方外纪》与南博本《坤舆万国全图》鲸鱼图、《坤舆全图》甲种鲸鱼图之原型在冰岛地图中标注为H。《坤舆全图》乙种鲸鱼图之原型则标注为B。按图说，H乃是“体型最大的鲸鱼”（Maximum cetorum genus）（图5）。B名为Roider，无齿、肉味美（图6）。[23]
马格努斯（Olaus Magnus, 1490—1559）《海图》（Carta Marina, 1539）表现斯堪的纳维亚区域。图中诸多海怪形象影响深远，后世著作不乏据之复制、改绘者，如格斯纳（Conrad Gessner，1516—1565）的名著《动物志》（Historiae Animalium, 1551—1558）。[24] 《地球大观》中的巨鲸（H）明显对《海图》（图7）有所借鉴。[25] 《海错图》的鲸鱼与《海图》中的Balena（图7）亦颇相似。[26] 尽管尚不清楚聂璜所见《西洋怪鱼图》的具体西文底本，聂璜据之摹绘的鲸鱼形象出于《海图》谱系，似可成立。
《海错图》第一册“麻鱼”条，谓闽人吴日知曾见之，称麻鱼“口如鲇，腹白，背有斑如虎纹，尾拖如魟而有四刺。网中偶得，人以手拿之即麻木”，并为之绘图。《海错图》中的“麻鱼”图像“斑如虎纹”、长尾带四刺（图8），显系根据文字描写绘出。聂氏又云：“尝阅《西洋怪鱼图》，亦有麻鱼，云其状丑笨，饥则潜于鱼之聚处，凡鱼近其身则麻木不动，因而啖之”，以为与吴日知所述吻合。[27] “麻鱼”的原型，按吴日知之说，似系某种魟类。《西洋怪鱼图》所述，仿佛电鳐，二者皆属鳐形总目。[28] 魟类之图不见于前述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坤舆全图》等西学著作。
《西洋怪鱼图》究竟为何书？聂璜既摹其图（“井鱼”），且引其文（“麻鱼”），可知《西洋怪鱼图》有图有说，可能是来华传教士参与制作的中文水族图谱。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海怪图记》彩绘册页，凡36开，有图无文，描绘真实或传说中的海洋生物。该书仅木夹板上有“海怪图记”及“戊辰年”字样。据此推测完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或系根据耶稣会士在北京的欧洲书籍选摹插图而成，供清廷观赏。[29]《海怪图记》内无鲸鱼，然有魟鳐一类两图（图9），形象与《海错图》之麻鱼图大同小异。[30] 聂璜所见之书，或为《海怪图记》有图有说之别本，亦未可知。
除了参考汉译西书，聂璜还曾在福建拜访欧洲传教士。《海错图》第三册吸毒石条提及，“余寓福宁，承天主堂教师万多默惠以二枚，黑而柔嫩。”[31] 按，福宁直隶州（下辖福安、宁德二县）崇祯年间已有道明会传教士活动，康熙初年已成为道明会传教据点。万多默（Tomás Cróquer / Thomas Croker，1657—1729），英格兰人，道明会士。[32] 礼仪之争事件中，万多墨服从教廷的礼仪禁令，拒绝领取康熙皇帝颁发的信票，1707年被驱逐至澳门，1708年返回马尼拉。[33] 聂璜寓居福宁州，访问万多默当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前后。吸毒石清初传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曾撰《吸毒石原由用法》加以介绍。[34]
《海错图》中，聂璜往往转述友朋见闻，备举出处，提及张汉逸、谢若愚、谢芹庵、董吉甫、叶林屋、吴日知、杨次闻、李闻思、俞伯谨等人，大都名不见经传，似多为商贾。《海错图》第二册“海参”条，引“方若望曰：近年白海参之多，皆系番人以大鱼皮伪造”云云。[35] 方若望当为天主教徒。
需要说明，《海错图》虽然涉及西人、西书，但其内容并未受到欧洲博物知识体系影响。聂璜笃信化生说，《海错图》多次论证生物间可相互变化，如鲨鱼化虎，麻雀化花蛤之类，言之凿凿。[36] 图谱的表现形式也很难说存在西洋绘画技法的痕迹。
《海错图》第一册“海鰌”条提及，聂璜据海商见闻，“集为《日本新话》，附入《闻见录》”。[37] 这部《闻见录》尚有残篇存世，因书稿经历磨难，作者改题为《幸存录》。
聂璜著《幸存录》不分卷，上海图书馆藏誊清稿本，八册，索书号：线善760301-308。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鱼尾上记“萝轩日钞”。抄本无卷次、叶码、目录。未知是否为全帙。今第一、三、五、七册，首叶大题俱作“幸存录”，次行署“钱塘聂璜存庵氏编辑”。可知原为四册，后经重装，分作八册。[38]
各册封面俱题“幸存录”及册号（一至八）。第一册封面又题“宣统三年辛亥七月瞻园借观”，第二册封面题“懐豳庐藏 身云题面”。收藏印记有“竹虚道人/藏书之章”（朱文椭圆印）、“江东/孙郎”（朱文方印）、“畯卿/所藏”（白文方印）、“为斋”（朱文方印）、“瑞龄之印”（白文方印）、“红芙室”（朱文椭圆印）、“积学斋徐乃昌藏书”（朱文长印）等。按，懐豳庐为藏书家徐乃昌（1869—1943）室名。徐氏《积学斋藏书目》著录“幸存录四卷 康熙己巳钱塘聂璜稿本 八本”。[39]
书前自序二叶，首叶背面书口纸残，缺失三行有半。序文大略，谓年来游历滇黔楚蜀、中州七闽，并有著作，且编成《见闻存录》。康熙三十八年（1699）夏，苦客闽年久，将还钱塘，先以行李、书籍附海舟寄宁波。五月二十六日夜，行李衣饰尽为海盗所有，书二笈则舍之。八月还杭，使人赴宁波取书，“则竟为友人宋皆宁之兄探笈渔猎一空。闻者异之，以为识字之小人甚于操刀之大盗。即所剩《见闻存录》亦未全，因亟为订辑”。历劫之后，更名曰“幸存录”。自序署“康熙己卯菊月吉旦题于钱塘之还珠堂 聂璜存庵氏”。时在康熙三十八年九月，聂氏已回到杭州。后钤“聂璜/私印”（白文方印）、“存庵”（朱文方印）。
《幸存录》杂记明末清初朝野逸事、各地见闻。因无目录，未知是否为全书。其中不乏有关西学的记载，可与《海错图》相互印证。
《幸存录》第六册“利玛窦建天主堂”条，先引《帝京景物略》“天主堂”条，后加识语：“聂子曰：天主堂，明季始于北京之利玛窦，今到处皆是，而江浙闽广为尤甚……福清叶相国与西儒艾儒略辨论天主造化天地万物之说，集而成书。今闽中有《三山论学记》及《天学实义》《形神实义》《西方答问》等书。”明末耶稣会士、道明会士相继入闽传教，福建也成为中国天主教会的一大出版中心。
《幸存录》第六册“西洋记诵”条云：
按，叶林屋似即叶闇。闇字岂僧，又字隐僧，自号林屋山人，吴县人，清初文人，编有《诗逢初选》。[41] “西洋记诵”的原型，即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向明人展示、介绍的记忆术。“学识字如造屋”，当本之利玛窦《西国记法·设位篇》所谓“凡记法须预定处所，以安顿所记之像”。首先想象各类屋宇，再行安置种种形象入内，帮助记忆。“一物如玉结者，以绳系于脑后”云云，似源出《西国记法》所谓“记含有所，在脑囊，盖颅囱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42] 此时距离利玛窦辞世已有七十余年，有关记忆术的只言片语，口耳相传之间已演变为神异故事。
《幸存录》第八册末谈及欧洲医学、生理学知识，大段引用“头、胃、肺气等十四说”，又云：“并见艾儒略《形神实义》一书，其理精妙，他书未悉，而艾子悉之，故反覆推论，以俟格物穷理者采择焉。”按，聂璜抄录之头胃肺气诸说，实出于道明会士赖蒙笃（Raimundo del Valle, 1613—1683）《形神实义》卷四“论头”“论胃”诸条。[43] 《形神实义》系康熙十二年（1673）福建长溪天主堂初刻。长溪即福宁古称。康熙三十四年前后，聂氏寓居福宁期间既与道明会士万多默交游，获得此书，固无足怪。艾儒略《性学觕述》（1646）卷二述目耳鼻口触五官，也涉及人体生理知识，但条目内容与《形神实义》差异较大。[44] 两书皆为福建初刻，盖聂璜记忆混淆。
擅长丹青的聂璜对于西洋绘画具有何种认识，是个有趣的问题。《幸存录》第六册末恰有“西洋画”条，凡五百余字，全文移录如下：
这段文字信息量颇大。第一段述西洋天文图、地球图，谓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天问略》解天文之理甚备。“闽人游子六《天经或问》颇宗其说”。盖本游艺《天经或问前集》（康熙初年成书）引用《天问略》图说。[46] “李振之、祁光宗数人而外，其谁信之”，当指李之藻、祁光宗等人题辞，于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多加推崇。聂璜既读《职方外纪》，必尝观该书附刊之“万国全图”。至于李、祁诸人题辞，或得之《坤舆万国全图》原作，或见于明末西书序跋集《绝徼同文纪》。[47]
其余段落描述五类西洋画技法。聂璜认为“西儒天学虽难为知者道，而其作画之妙，则雅俗咸知，可历数焉”。实际上，理解17世纪西洋画中的光影奇观亦非易事。
第一类所谓“凹凸法”即“明暗法”。第二类“浅深法”即透视法，不过文中未提及焦点透视。这两类属于西洋画的典型特征，与中国传统画法异趣，万历以降相关中文记载颇多。后文所谓西洋“平常所画人像……刘同人美其绘事为中国之不及”，即本之崇祯间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天主堂”条，描写北京宣武门内天主堂所悬耶稣画像，“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为“中国画缋事所不及”。[48]
第三类“横长法”，所绘“其人形皆横扁”。按，此类实即畸变画（anamorphic pictures），属于文艺复兴后欧洲流行的视觉幻术。畸变画的手法主要分两种，一为畸变透视（perspective anamorphosis），著名者如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1497—1543）的名作《使节》（The Ambassadors）。画面中扭曲斜长的头骨，需要从特定的角度观赏，方能见其真容。二是镜像畸变（mirror anamorphosis），需要“从摆在特定位置的特定形状的反射镜（主要为圆锥形和圆柱形）中观看，才能认清画面的真实面目。” [49] 聂璜所谓“阅法以直筒圆镜对于画前，镜内照出，乃见男女交媾之形”，当属于镜像畸变类型。所谓绘画题材事涉秘戏，恐因西洋绘画出现裸体，传言愈发夸张。
第四类，谓“都门常画一照墙……乃墙侧开露一隙，令人逼墙近视，则其画在墙内”。聂璜撰述《幸存录》之时，似未尝游览京师。此物原型，疑为光学取影暗箱（optical camera obscura），或清人所谓“西洋景”（peepshow box）。上述镜像畸变画与取影暗箱，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皆曾向康熙皇帝展示，供其取乐。南怀仁《欧洲天文学》（Astronomia Europaea，1687）一书对此多有著墨。[50]
第五类介绍“银板镂印画”。按其描述，当即铜版蚀刻、凹版印刷。聂璜误以为使用某种药水腐蚀银版，且未能理解凹版印刷方法，多猜测之词。
总而言之，“西洋画”一篇虚虚实实，素材少量根据书本，大半出自传闻。可以肯定，聂璜并未亲见蚀刻铜版。有关光学玩具的描写虽不尽属实，仍可借助西文资料追溯具体原型。
综上所述，尽管曾与道明会士万多默接触，获赠吸毒石，聂璜的西学知识主要还是来自书本与民间传闻。聂璜曾经阅读的西学书籍，包括《西洋怪鱼图》《职方外纪》《西方答问》《形神实义》《天问略》《天经或问前集》，或尝寓目之书尚有《坤舆万国全图》《绝徼同文纪》《三山论学记》《天学实义》（即《天主实义》）。明末清初，这些作品大都曾在杭州与福建刊刻。杭州为聂氏乡贯，福建乃其多年旅居之所。《西洋怪鱼图》则可能是由耶稣士参与制的海洋生物画谱，与台北故宫所藏《海怪图记》性质类似。
《海错图》与《幸存录》的相关记述，不失为有助理解清初民间人士，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小文人如何认识西学的有趣案例。按《幸存录》“西洋记诵”篇，利玛窦的记忆术近乎仙人法宝。对照利玛窦《西国记法》，可知其说演变源流。《幸存录》“西洋画”篇，让我们对康熙年间欧洲绘画技法与光学玩具知识的传播有更为具体的认识。除了相对为人熟悉的明暗法、透视法，康熙年间耶稣会士在北京宫廷与教堂中展示的畸变画、光学取影暗箱、铜板蚀刻凹版印刷等新奇之物，外省已有传闻。《幸存录》采录之说，得诸耳食者多有畸变，这也是知识传播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幸存录》篇幅不小，内容丰富，西学仅其一端而已。希望借此小文，引起学界对这部珍贵稿本的注意。
[5] 例如张世义、商秀清：《“清宫海错图”中的4种鱼类》，《生物学通报》2012年第7期，第56—57页。张辰亮的系列作品：《海错图笔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海错图笔记·贰》，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海错图笔记·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
[6] 邹振环：《〈海错图〉中的神秘动物》，《文汇报》2016年7月8日，第 W16 版。该文对比《海错图》与《职方外纪》有关人鱼的段落。邹振环：《〈海错图〉与中西知识之交流》，《紫禁城》2017年第3期，第124—131页。该文对比《海错图》与《西方答问》《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相关段落，未讨论具体西文文献史源。
[7] 王嫣：《博物学视域下的〈清宫海错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2017年。该文涉及明清之际西学的部分，认为《海错图》吸纳了西洋风绘画特点；《海错图》之鲸鱼图与南怀仁《坤舆图说》鲸鱼图别无二致。前一说证据似不足，后一说恐难成立，详见本文。
[8]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40—43页。
[9]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244—245页
[10]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87页。
[11] 陈元登，一名龙淮，字尔尚，明末清初福建连江人。所著《海错图赞》一卷，传世清初双泉居刻本，仅知苏州大学图书馆见藏一部。
[12]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40页。
[13]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82—83页。
[14] 艾儒略：《西方答问》，卷上，7b—8a，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十五年武林超性堂重刻本。
[15] 艾儒略：《职方外纪》，第5卷，李之藻辑《天学初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明刻本，1978年，第1477—1478页。《海错图》第一册“人鱼”条，“考《职方外纪》则称此鱼为海人”云云（第108页），出于《职方外纪》卷五“四海总说·海族”（6a—7a），参见《天学初函》，第1484—1485页。
[16] Roderich Ptak, "Intercultural Zoology: The Perception of Exotic Animals in Chinese Jesuit Works," Europe-China.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16th–18th Centuries). Ed. Luís Filipe Barreto. Lisbon: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2012. p. 202. 中译文参见普塔克撰，蔡洁华译：《中欧文化交流之一面：耶稣会书件里记载的异国动物》，《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4页。中译本缺少原作插图的注释。
[17]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83页。
[18] 《职方外纪》世界地图中的装饰图样仅有一条鲸鱼、两艘海船。
[19] 《坤舆万国全图》明刻本内并无动物、海船等装饰图样。南京博物院藏彩绘本《坤舆万国全图》绘有九艘船只、十五头海洋生物，南极大陆上又绘出八头动物。彩绘本最初究竟为谁人所作，目前尚无定论。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7—155页。
[20] 图3、图4出自南怀仁：《坤舆全图》，神户市立图书馆藏康熙刻本。把勒亚鱼图说，参见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下，10b，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刻本。
[21] 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63—69页。
[22] Abraham Orteliu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Antwerp: Ioannem Bapt. Vrintium, 1603. pp. 106-107. 按《地球大观》1570年初版，后续版本众多。1590年版最早收入冰岛地图。1972年，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的博士论文Die Deutschland-Kenntnisse der Chinesen, bis 1870. Nebst einem Exkurs über die Darstellung fremder Tiere im Kʻun-yü tʻu-shuo des P. Verbiest (Universität zu Köln, 1972）指出《坤舆图说》之把勒亚鱼图出自《地球大观》中的冰岛地图。参见Ptak, op. cit., p. 214. 图3a的注释。关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著作中的动物图，研究成果颇多，综述参见Ptak, op. cit., pp. 195-196.新近研究，可参阅赖毓芝：《知识、想象与交流：南怀仁〈坤舆全图〉之生物插绘研究》，载董少新编《感同身受——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和感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1—183页。
[23] 图5、图6出自Ortelius, op. cit., pp. 106-107.
[24] 约瑟夫·尼格著，江然婷、程方毅译：《海怪：欧洲古〈海图〉异兽图考》，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7年，第50—55页。
[25] 切特·凡·杜泽著，王绍祥、张愉译：《海怪：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中的海洋异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105—108页。
[26] 图7出自约瑟夫·尼格《海怪：欧洲古〈海图〉异兽图考》，第51页。
[27]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84页。
[28] 《〈海错图〉物种考证》鉴定“麻鱼”为魟（Dasyatis）。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299页。
[29] Daniel Greenberg著，康淑娟译：《院藏〈海怪图记〈初探——清宫画中的西方奇幻生物》，《故宫文物月刊》第297期，2007年12月，第38—51页。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www.npm.gov.tw）可下载《海怪图记》全书书影。
[30] 图9出自《海怪图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彩绘册页（无页码）。
[31]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271页。
[32] David E. Mungello, The Silencing of Jesuit Figurist Joseph de Préma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9. p. 18.
[33]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3页。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3页。
[34] 甄雪燕、郑金生：《吸毒石及其传入考》，《中国药学杂志》2003年第7期，第552—554页。
[35]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186—187页。
[36]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169页，第230页。关于聂璜的化生说，参见王祖望：《海错图〈物种考证纪要〉》，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第16—17页。
[37] 故宫博物院编：《清宫海错图》，105页。
[38] 2012年12月12日，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初次提阅聂璜《幸存录》。
[39] 徐乃昌编：《积学斋藏书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煮雨山房辑《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25册影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55页。
[40] “可术”，原文如此，似是衍文。
[41] 王兵：《明末清初同人诗选佚著考》，《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47—51页。
[42] 利玛窦：《西国记法》，明刻本，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影印，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10页，第20页。
[43] 赖蒙笃：《形神实义》，第2卷，康熙十二年福建长溪天主堂刊本，锺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3册影印，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第95—139页。
[44] 艾儒略：《性学觕述》，第4卷，隆武二年闽中天主堂刻本，锺鸣旦、杜鼎克主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6册影印，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第185—224页。
[45] 水画化银，“画”字疑衍。
[46] （清）游艺：《天经或问前集》，图五a，“随地天顶子午之图”，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康熙间大集堂刻本。
[47] 李之藻等《题万国坤舆图》，参见杨廷筠编：《绝徼同文纪》，第1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无叶码）。
[48]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4卷，崇祯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20册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2页。
[49] 石云里：《从玩器到科学——欧洲光学玩具在清朝的流传与影响》，《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2期，第29—49页。
[50] 南怀仁著，高华士英译，余三乐中译：《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北京，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181—189页。又见石云里：《从玩器到科学——欧洲光学玩具在清朝的流传与影响》，第29—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