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医学的温度
下文是2018年10月9日韩启德院士在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建院60周年庆典上同名讲演的内容。
尊敬的各位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是北医三院庆祝建院60周年，医院领导指定我在这么隆重的庆典大会上做题为“医学的温度”的演讲，足见他们对医学人文的重视。下面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一点体会。
一．医生的态度也是可以治病的
我10岁时得了猩红热，两周后继发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积液，住进一家小的私立医院，昏迷3天后救了过来。治疗期间，除最严重时用过几天青霉素外，没有其他什么治疗，护理却十分周到，绝对卧床，连饭都由护士喂到嘴里。护士们都很喜欢我，一有空就轮着来给我讲故事。
如今，6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张病床，那间病房，窗外的那几棵大松树。在那里，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母和家庭以外的温情。护士们长什么样，我很快忘记了，但她们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片柔软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特别的美——一种爱的美丽。哦，医学是有温度的！
后来我学了医，1962年我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6年制。可惜学完3年基础课，还没来得及进医院实习，就去参加了一年的四清运动。回来后又遇到“文革”，我因此失去了学习临床医学的机会，仅在1968年初获得过短短两周的所谓“复课闹革命”机会。 记得当时是中山医院大内科副主任仅用4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完内科学总论，接着我们就分组去门诊实习了，学习物理检查。就在那里，我接诊了从医生涯的第一位患者。
那是一位16岁的农村女孩，主诉长期阵发性腹痛。我按课本里的要求，望触叩听，从头到脚做了全套物理检查，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由于没有学过任何别的临床课程，对诊断一头雾水的我把患者领到老师跟前。老师问了几句，摸了一下患者肚子，马上做出了肠道蛔虫症的诊断，并开出只有驱蛔灵一种药的处方。
带女孩来看病的老伯伯临别时对我千恩万谢，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医生能为病人检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认真。他对我说，这回孩子的病肯定能治好了。50年过去，当时那位老伯伯的笑脸和他真挚的谢意仍然留在我的心里，使我懂得医生的态度也是可以治病的。
二． 行医中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就是幸福
1968年底，我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患者问的最多的是两个问题：“大夫，我的病您治过吗？”，“大夫，我的病您能治好吗？”那时，我的回答常常是：我没有治过；你吃我的药试试看。结果，不少奔着“上海医生”来的患者不再找我看病。而同事中有一位老医生，仅在旧国民党部队当过几天卫生员，常常告诉病人心脏有5级杂音，注射葡萄糖加维C就能治好，他的周围却总是围满着患者。慢慢地我懂得了，患者需要的不仅是医术，还需要安慰和对医生的信任。我不能骗人，但必须学会沟通，我渐渐学会了如何与患者说话。
与此同时，我拼命地工作和学习，只要有助于解除患者痛苦的事情，就竭尽全力去做。当时，卫生院只有一间药房、一间注射室和一间面积稍大的门诊室，遇到中毒性痢疾、新生儿肺炎、消化不良导致的严重脱水等病情较重的患儿，我就让出自己的床，几天几夜连续观察治疗。没有抽吸泵，我就口对口把堵塞患儿呼吸道的浓痰吸出来。急性心力衰竭的患者需要快速洋地黄化，我连续几天骑车去患者家里看着患者按时按量服药，用几毛钱挽回生命。
农民牙病多，“牙疼不是病，疼时要人命”，等到来看医生时往往到了只能拔牙的阶段，我买来一把牙挺和两把牙钳，自学了麻醉技术，给人拔牙。农村卫生条件差，脓疱疮病人多，往往久治不愈，我就从民间觅来单方，加上自制外用药，基本能药到病除。碰到脱臼病人，我对着《葛氏小外科学》给患者复位，一分钱不花，立竿见影。妇女产后乳汁不下，我看农妇多数壮实，多为肝气郁结所致，就用中药逍遥散和针灸，加上心理疏导，效果很好，求助者络绎不断。
后来我到当地一家区级医院学了两个月外科，回来后就建起了手术室，开展一些腹部和五官科的小手术。总之，是患者的痛苦驱使我去努力做事，是患者促使我不断学习。说句实在话，也是在患者身上的实践，让我的临床能力得到不断的提高，是患者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基层全科医生。
我学会了沟通，增长了本领，越来越得到农民朋友的信任。病治好了，他们感激我；病没有治好，他们说“韩先生都看过了，也就这样了”。有时，我收治的患者死了，他们反过来安慰我：“大夫看得了病，救不了命。”有时早上起床，我会在宿舍窗台上看到用手绢包的几个鸡蛋或者几个白面锅盔，这些都是老乡们送我的，但没有留名。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加纯洁、更加珍贵的情感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别人做好事，能得到情感上的回报，我很满足。久而久之，我心里就形成了一个理念：为他人做好事，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就是幸福。回忆这些，我感叹医学是有温度的。
改革开放，有了读研究生的机会，我选择了基础医学，从此进入唯物论医学的天地。开始时从事病理生理学研究，还比较重视整体。1985年，我去美国进修后改为分子药理学研究，更加浸淫于还原论和机械唯物论。不过，潜心其中，我不断体会到科学的求真求实和批判精神，领略到科学的精微慎密和神奇力量，享受到研究微观生命世界的美妙和魅力。
科学是人类探索未知本能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果实，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已经成为直接造福人类的重要途径。基于我参与的α-1肾上腺素受体亚型研究成果，发明了新药坦索罗辛（哈乐），给很多前列腺肥大病人的治疗带来更好效果。在神经肽Y和β3肾上腺素受体刚刚发现的时候，我就做过它们的基础研究，后来居然都与肥胖挂上了钩，有可能在未来用于糖尿病和肥胖的治疗。
20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使我对医学的科学属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也体会到基础医学不同于其他纯科学研究，甚至有异于一般的生命科学研究，它虽然不像临床工作那样面对活生生的人，但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它同样是有温度的。
三．医学从来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2002年底，我当选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后来相继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担任领导人15年。在此期间，我有幸在更高层面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和体验医学。
当非典和新型流感来袭时，我不仅看到病魔的凶险，还看到它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威胁，也看到我国医务界白衣战士的英雄本色，看到在党中央领导下重建传染病防控体系，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到过很多老少边穷地区，看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令人痛心的情景，看到我国医疗事业发展极不充分、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我有机会亲自参与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到很多地方调查研究，发现难点痛点，寻找关键环节，为改革出谋划策。
这些年来的经历，使我对医学的社会属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还对人类医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有了一些思考。
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技术与医学的结合，使医学发展插上了翅膀，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众多曾经肆虐夺命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不少严重的疾病得以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但是与此同时，技术至上的观念不断蔓延，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开始错乱。医学的重点放在了救治生命最后阶段的病人身上，而不是为多数人的健康和减少病痛服务。医学的边界也开始模糊，被赋予过度的使命，常常把危险因素当作疾病治疗。人们过度相信技术，而常常忘记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对医者关怀的期盼。
慢病确实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但当今人们对慢病的根本性质和成因缺乏正确的认识。人类的进化是以数十万年计的，从古猿人进化到智人经历了200多万年，脊柱仍然还没有完全适应直立行走。十几万年前智人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400ml，7万年前，智人经历认知革命，但到今天，人类的脑容量并没有进一步的增加。
而另一方面，智人从狩猎采集文明到农业文明花了6万年，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花了1万年，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兴起只用了几百年时间，生活方式在短时期里发生如此巨大而迅速的变化，人类的遗传变异和进化远远跟不上这种变化，慢病由此而生。对此，人类除了坦然接受外，重要的是尽力改善生活方式，而不应把主要责任赋予医药。
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东西方分别从《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开创医学，从古到今，医学从来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今天，医学大大发展了，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宙的认识一样，还只是冰山一角，切不可妄自尊大，以为技术能解决所有健康问题，我们医者能做的仍然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从出生、成长，壮年、衰老、死亡的过程不可逆转，医学的任务只是保护正常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衰老当作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的目标，不能给生命无望的病人增加无谓的痛苦，不能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效应与公平公正。总之，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有温度的。
一个人生命的铸成，需要无数生命的支援、补充、滋润和蕴化。一个医者的合格与成熟，需要知识与实践的支撑，也要与周围人群不断沟通互动，建立起共同面对疾病的医道。我感谢生命中的许多“偶遇”，这些“偶遇”让我悟到医道中的一些基本道理。60多年前照看我的护士，50年前感谢我的那位农民老伯伯，40多年前我在农村遇到的许多病人，大概都已经离开人间了。但是他们给我留下的记忆，已经变成我对医学温度的体验和理解。
今年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已经回归北大，回归北医，回归北医三院。除了继续关心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为改革建言献策外，我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医学史研究和医学人文建设上。离开临床工作已经40年了，回到三院，我的临床知识基本归零，但我会像当年刚到陕西农村时一样，从头开始，虚心向三院的医生护士学习。我确定的工作目标是努力使北医三院成为我国叙事医学的发源地和领头羊，为我国医学人文建设做出一点实实在在的贡献。
三院是个家——温暖、和谐、充满活力的家。祝愿三院兴旺发达，祝愿三院大家庭的成员们“成长在三院，奉献在三院，幸福快乐在三院”！
谢谢大家！
原文来自：
北京大学医学部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本文编辑/朱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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