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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臣:水上漂来的北京城

李建臣 行政区 2022-04-01

【导读】名家讲座《水上漂来的北京城》于8月24日在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文化创客空间内举行,演讲者李建臣老师,文化学者,清华大学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从大禹治水疏浚九河开始,中华文明的发展便与水息息相关,展开了无数征服水患、利用水资源、与水和谐共处的历史画卷。

  北京城也是如此。“水上漂来的北京城”,是对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通俗概括。那么,北京城是从哪个水上漂来的?说来话长。

  远古时代,北京地区山林茂密,雨水丰沛,是一片冲积小平原。地面上有永定河、拒马河、白河、黑河、汤河、潮河、潮白河、温榆河等诸多河流,大多从西面或北面的山林流过来,进入北京小平原,然后向东南方向流去。同时北京还有不少潜水,有很多自流泉和温泉,地下水资源相当丰富。今天我们从海淀、万泉河等许多地名中,就可窥见北京过去的水资源状况。

  水是城市的命脉。在北京城的形成和衍变过程中,许多河流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中有两大水系功劳卓著:永定河和大运河。

北京市水系示意图

  在中华版图上,北京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的一个重镇。这主要取决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形态。

  从地理位置看,它位于华北平原北端,处在中原地区与北方、东北的分界线上,咽喉要地。历史上中国的中央政权多半在中原,其主要威胁多半来自北方。所以长城从甘肃嘉峪关开始,向东修到北京,再继续向东,一直修到辽宁丹东的虎山,绵延万里,都是为了防范北方。所以在北京这里建设一个桥头堡,就仿佛安插一枚棋子,可以用来防御、牵制或者制约北方。用王勃的话说,叫做“控蛮荆而引瓯越”。

  从形态上看,北京西部为西山,属太行山余脉。西山北起居庸关关沟,南至房山南端,跨越了门头沟全境和房山、石景山、海淀、昌平等部分地区。古时候横穿太行山的重要通道有八条,称为太行八陉,关沟是其中最北端的通道,称作军都陉。它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的分界线,也是北京通往河北和内蒙古草原的通道。

西山又是中国地质学的摇篮。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德国的地质学家就曾对北京西山进行过地质考察。1916年在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人主导下,中国地质工作者第一次对北京西山做了较系统的地质调查,并且于1920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地质学著作《北京西山地质志》。

  北京城的北面是燕山山脉,西到张家口,东到山海关,包括云雾山、雾灵山、军都山等,绵延数百公里。所以北京形貌总体上是西北高、东南低,一个半圆形大山弯。从高空看,就像一把坐北朝南的龙椅。一方面雨水充沛,另一方面又有山脉阻挡寒流,为北京小平原营造出一个温暖的局部环境,所以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宜居之地。而且这种天然屏障和险要地势,进可攻退可守,使它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北京地形图

  在流经北京的各水系中,最古老、也是最大的河流是永定河,数千年来一直被看作是北京的母亲河。学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永定河形成于70万年前。2004年国土资源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合开展北京地质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永定河已存在300万年。我们姑且都把它们作为一家之言吧!

  永定河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山西宁武县的管涔山,中国北方一座古老的名山,属吕梁山脉,古称晋山之祖,海拔2787米,典型的第四纪冰川期地貌,有万年冰洞。管涔山天池的水流下来,一支向南流去,形成了山西的母亲河汾河;另一支向北流,名为恢河,进入朔州后与元子河汇合,称为桑干河。上个世纪40年代末大作家丁玲曾经写过一部反映土改主题的长篇小说,叫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影响很大,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就是这个桑干河。桑干河从朔州向东北方向流500公里,在河北怀来与洋河交汇。

  永定河的另一个源头是内蒙古兴和县的西洋河。西洋河一路向东进入河北省,在怀安与东洋河、南洋河汇合,成为洋河,再向东南流100公里,至怀来汇入桑干河。两河汇合后形成的河流始称永定河。实际上它最初叫无定河。康熙年间(1698年)对河道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疏浚、整修,治理效果不错,所以此后改名为永定河。

  1951-1954年,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在怀来诞生,即缘于桑干河与洋河汇合后形成了较大的水量。官厅水库既为北京供水,又在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到污染,被迫退出了城市生活饮用水体系。经过十多年治理,在2007年又被重新启用,作为北京饮用水水源地之一。

  永定河水从怀来南下100公里后到达门头沟,穿过北京,汇入天津海河,至塘沽注入渤海。若以山西管涔山作为起点,那么永定河全长约750公里。其中在北京境内约170公里,在北京城区约40公里。北京海拔43米,相比源头2787米落差巨大,所以永定河水奔腾激荡汹涌澎湃。又因上游流经黄土高原,途经多个产沙区,所以河水泥沙含量较高,比较浑浊,经常造成决口、泛滥、改道,其特点与黄河类似,所以素有小黄河之称。数千年来黄河决口泛滥1500多次,大规模的改道有26次,像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又像蛟龙摆尾横扫中华大地,北上时直奔海河,出大沽口入渤海;南下时夺淮入江。永定河也类似,在数千年中也曾多次肆虐北京城。

  石景山是西山的一个侵蚀残丘,也可以说是西山余脉,不仅风光秀丽文化丰厚,有“燕都第一仙山”美称,而且是永定河从山区进入城区的拐点,像个水龙头,所以这里历史上一直是北京水利工程的枢纽。几千年来永定河多次泛滥改道,足迹遍布北京城,起点多是从水龙头这里开始。比如先秦时期,永定河曾走过北路:从水龙头这里出来,奔衙门口向东,经八宝山转向东北,经海淀奔清河,然后向东与温榆河相汇。汉代时,河水曾流经大半个北京城:从水龙头出来,流到衙门口转而向东,经田村奔紫竹院,奔德胜门,过程中流入城内多个湖池水道,最后通过龙潭湖流出城外。魏晋时期,永定河还走过南路:从水龙头出来,奔卢沟桥,经看丹桥、南苑到马驹桥,流向天津海河。


  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在元代之前的两千多年间,北京城的中心始终在今天北京城的西南部,靠近永定河流域。甚至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前存在的北京猿人,居然也是生活这一带,在周口店附近。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与现代人类没有演化关系。近年来许多考古证据、包括DNA和染色体测定等现代技术手段,都证明了这一点。

  北京建城的最早记载,是在殷商时期,在北京地区存在着一些小国,其中蓟国相对大一些,都城中心设在莲花池附近。蓟是一种野菜,草本植物,俗称刺儿菜。蓟国由此得名。有一种说法,叫做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或许就是由于最早的蓟国选择了这里,莲花池水哺育了最初的北京人。进入周朝后,蓟仍被封为诸侯国,位置没变,但于公元前7世纪被燕国吞并,前后共存在了千余年。

  接下来是燕国。周武王坐天下后,把他的堂弟召公奭封在了燕地,建立燕国。最初叫匽国,后来改称燕国,都城中心在今房山区琉璃河附近。300年后燕吞并了蓟,并迁都于蓟。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有大小两个燕山。小燕山位于房山一带;大燕山在北京的北部,属于燕山山脉。从时间顺序上讲,小燕山早已存在,并且在周之前,这里就有以燕为号的小国。周朝分封的燕国出现之后,逐渐强大并向北发展,才出现了大燕山的说法。燕国存在800多年,曾一度向北打到吉林、朝鲜一带。但都城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北京。曾有两次受山戎、东胡的侵扰,被迫迁都到临易,即今天的雄安新区,但是很快又迁回来了。

  在燕国灭亡1000多年之后,五代十国时期,军阀石敬瑭为了让北方的契丹国帮着他打天下,做了笔交易:自己做契丹国的儿皇帝,并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即后来的辽国。于是北京地区作为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便归属了辽国。辽国是游牧民族制度,设有5个都城。公元938年,辽太宗把他的“南京”设在了这里,具体位置也是在北京城的西南部。天宁寺桥边上至今还矗立着一座辽塔。在辽的5个都城中,这里规模最大,也最繁华。因为这里是农耕文化,适宜搞城市基本建设。至1125年辽国灭亡,北京作为辽都共187年。

  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建立了金国。金崛起灭辽后,于1153年迁都到了这里。具体位置也是在北京城的西南部。至1214年受蒙元打击被迫迁都到开封,金国在这里建设了61年。

  当然北京城作为诸侯国或割据政权的都城,不止上述几朝,还有前燕、大燕等短暂的存在。这里的大燕是五代时期军阀刘守光建立的,不是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建立的那个大燕。安禄山的那个大燕在洛阳。安禄山死后,史思明后来在范阳称帝,是在涿州,当时跟北京(幽州)属于一个地区,但不是在北京城。前燕的情况大家都比较熟悉,燕王慕容儁于352年称帝,并从辽阳迁都到这里,建设了5年。

  所以在这两千多年里,北京的重心始终在西南部,靠永定河水的哺育而存在和发展。许多文化遗迹也都留在了这里,如有1700年历史的潭柘寺、1400年的戒台寺、1200年的灵光寺、1000多年的龙泉寺等等。

  古时候交通运输是个大问题。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水运最高效、平稳、安全、省力。因此交通运输的主动脉肯定是河流。当天然的河流满足不了需求的时候,就需要开凿人工河流,这就是运河形成的原因。当然除了具有交通运输功能外,运河还兼有灌溉、抗旱、排涝等功能,但主要功能是交通运输。

  在各种交通运输任务中,保证首都与地方的运输线畅通是头等大事。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以咸阳为中心,修了9条辐射全国的驰道。北宋赵匡胤原计划定都在洛阳,后来经过反复论证,最后确定在开封,原因便是有运河之利。

  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首都多半在中原,而南方又是鱼米之乡,所以解决南北交通运输问题,必然成了首要问题。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落差数千米,决定了几条大水系都是东西走向,一江春水向东流。所以要沟通南北,只好开凿人工河流。

我国历史上开凿的运河大大小小近万条,其分布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中较小的运河一般都为了解决局部问题。而建设国家级的交通大动脉,则需要庞大的投入,有时甚至是举国之力。

  现在一般公认我国最早的运河,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扬州开挖的第一锹,其目的是北伐齐国,向前线运送兵力和军用物资。他从扬州一气向北开凿了200公里,直抵淮安,连通了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当然,盲目自信、想当盟主、穷兵黩武的夫差,最终的结果是葬送了吴国,可谓不作不死。因周朝时在扬州地区曾有个小诸侯国叫邗,后来被吴国吞并。所以这一带常以邗来命名。这一段运河便叫邗沟。

  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开凿了另一段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运河。它西起荥阳,向东到开封,折而南下,入颍河通淮河。这段运河叫鸿沟。鸿沟在历史上极其有名,刘邦和项羽曾在这里隔沟谈判。鸿沟完成后,长江和黄河便被运河连通起来。

  隋炀帝能力很强,优点也可以列出很长一串,但是也有致命的弱点:不仅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刚愎自用,而且自认为是千古一帝。历史上的帝王几乎都没瞧上眼。继位后,在5年时间里3次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南修到杭州,向北修到北京通州。运河全长2700多公里,跨越地球10个纬度线,成为了中国古代运河之最。

  元代建都北京之后,当然也要首先解决建设交通大动脉的问题。忽必烈用了11年时间,完成了北京-杭州运河的直通,不再绕道洛阳。运河改成直线后,全程约1800公里。

  从元代起,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首都。忽必烈1260年在开平即大汗位,1264年建立元朝,成为皇帝,1267年进入北京。

  蒙元灭金时,金殿毁于战火,成为废墟。如何建设新都?忽必烈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两个人:刘秉忠和郭守敬,一个搞城市规划,一个搞城市水网布局。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放弃原北京城的中心,放弃对永定河的依赖,另起炉灶。确定了以什刹海的东岸为大都中轴线,在二环路以内的范围打造新城。所以,现在北京的基本格局,是元朝确立的。

  关于城市水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郭守敬做了统一规划,主要目标有二:1、要解决京城用水问题;二、要与运河连通起来,把运河引入城内,提升交通运输水平。

  具体做法是,以京北昌平白浮村的白浮泉为源头引水进京。在泉水进京途中,汇集沿途的泉水和支流,注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再从昆明湖经高梁河流至西直门水关,再到积水潭、沙滩,经皇城东墙外的北河沿、南河沿、正义路至两广路,转向东南,经东便门入通惠河,继续向东奔通州,进入北运河。全长82公里。

  这样一来,从理论上说,漕船哪怕从杭州起航,也可直达北京城内积水潭,直达忽必烈家门口。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元代之前的北京城,留下的历史痕迹不多。刚才提到的寺庙,实际上翻修过多次。这大概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的建筑以木结构居多,很难历千年而不朽;二是土石结构的普通建筑,质量没那么高;三是北京过去大多是县郡州所在地,顶多是地方割据政权,不可能有太高档次的建设;四是中国历史有个特点,新政权建立,往往对旧政权不仅要在精神上摧毁,还要在物质上摧毁,这基本上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的铁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时候交通运输很困难。隋炀帝虽然把运河修到了通州,但对发展北京似乎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运河到这里已经到了尽头,是个死胡同,流通性很有限;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属于边陲,经常发生战争,破坏性很大,不宜大搞基本建设。所以北京少有持久的大建筑。

  而到了元代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是全国政权的首都,可以充分发挥举国体制来建设首都。所以全国的优质建材、以及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绫罗绸缎、饮食起居等各方面的优质物品,都可以得益于运河之便,源源不断地运到首都。

  实际上北京现存的重要历史建筑大多建于明朝。明虽最初建都于南京,但是这里毕竟是燕王朱棣的根据地。朱棣10岁册封燕王,20岁来到北平,到39岁发动靖难之役,在这里盘踞了20年。后来虽然在南京登基,但始终在筹划着回到他自己的龙兴之地北京。所以尽管在南京做皇帝18年,晚年还是迁回了北京,并且为了这一天,提前修建北京城十几年。紫禁城、天坛、先农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中山公园)、孔庙等一大批建筑都气势恢宏,包括后来的十三陵,规模宏大前无古人,优质建材都来自全国各地。明代重建的万里长城更是举世无双。

  满清1644年入关,天下未定。20年后才将大陆上明朝残存势力彻底清除;又过9年(1673年)爆发了三藩之乱,又连续打了8年仗;到1683年收复台湾,天下才彻底平定。平定后,康熙才开始大兴土木。清廷的开明在于保留了前朝宫殿,而在北京城西北另修三山五园。所需天下奇石异木,大多通过水运到达京城。三山五园持续修建了200多年,一直到清末,行将就木,慈禧还在修颐和园。

  从文化的角度看,应该说,各个历史阶段都给北京留下了特有的文化痕迹。只是时间越久远,痕迹越模糊,越近越清晰。

  先秦的幽燕文化,造就了北京人粗犷豪爽、任侠尚武、慷慨悲壮的品格。如荆轲刺秦,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种壮举反映了北方人的特点。它构成了北京文化的源头。在汉晋之后的千余年中,北京文化呈现了多元混杂、民族融合的特点,既包括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也包括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而且在元代之前,北京总体上是一种区域性文化。全国文化中心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在中原,西安、洛阳、开封等。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等几次大规模衣冠南渡,陆续推动了南方的文化兴盛,形成了与中原京都文化相映成趣的局面。因而显得北京地区的文化相对落后,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形成了较大反差。特别是从隋炀帝到忽必烈的600年间,南方处于唐宋的文化高峰,而北京地区要么是边疆战火,“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要么是少数民族政权管辖,“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文化交流受到很大阻碍。

  北京文化的真正兴盛也是始自元朝。因为从元朝开始,北京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舞台的中心。蒙元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在蒙元治理下,北京的文化兼收并蓄,是典型的多元文化混搭。大体呈现这样几个特色:

  (1)农耕文化。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五胡、辽、金等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杂交,但北京地区还是以农耕文化为底色。

  (2)游牧文化。辽、金、蒙等分别作为统治者,给北京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游牧文化元素,从吃、穿、用到语言、习俗、艺术等。

  (3)藏传佛教蒙元西征时,和平解决了西藏问题:西藏归顺蒙元,蒙元信仰藏传佛教。1253年忽必烈在六盘山接受萨迦教主八思巴灌顶,并奉其为上师。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统领天下释教,并委托八思巴参照梵文创制蒙古文;1270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从此创立了帝师制度。北京的白塔寺就是忽必烈下令修建的藏传佛教建筑,1279年竣工。

  (4)伊斯兰文化。蒙元西征时曾横扫中西亚,消灭了存在600多年、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元朝建立后,许多阿拉伯人来到北京,带来了大量的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最早进入北京是辽代,元时更加兴盛。

  (5)基督文化。蒙元曾一直打到欧洲,因此建国后,欧洲人也陆续来到北京。如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7岁就随着父辈来到中国,还被忽必烈派到扬州当了三年公务员。忽必烈也在京城为基督教修了教堂。

  (6)道教文化。道教原分南北两派。北方的全真派真人丘处机曾奉成吉思汗诏,驻北京白云观掌管道教事务。后来忽必烈又把南方的正一教引入京城,使京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国道教中心。

  (7)皇家文化。成为首都的北京,开始具有了皇家气派,皇家文化开始形成,体现在建筑、服饰、饮食、礼仪、艺术、行为规范、文化消费等各个方面。

  (8)南方汉文化。作为中央集权国家,首都必然具有巨大的向心力和汇聚力,全国的文化精英和优秀文化成果都必然往京城集中。比如忽必烈曾下令,从全国各地、特别是从南方征调大批的文化人进京任职,如书法家赵孟頫。赵孟頫不仅书画一流,诗文一流,行政能力也很强。尽管是赵匡胤的后裔,但政治上并没有受影响。32岁进京,在朝廷工作37年,历仕五朝。

  (9)商业文化。蒙元作为游牧民族,很重视商品的交换和社会的流动,不像农耕文明那么保守,重农抑商自给自足。而且元代的航运能力比前朝大大加强,进一步推动了商业发展。蒙元曾三次渡海远征日本,必须以强大的航海能力做基础。

  (10)文化创新。除了吸纳全国优秀人才和文化成果,京城自身的文化也有巨大开创。元曲的兴盛,便是中华文化一座新的艺术高峰。它是一种集文学创作、作曲、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此前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消费对象主要是文化人。戏曲就不一样了。表演起来有声有色惟妙惟肖通俗易懂,妇孺文盲皆可接受,传播力感染力大大增强。所以使文化传播的范围和深度大大拓展,并且进一步推动了井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一批大艺术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不但崛起于京城,而且还经常与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进行交流,切磋技艺。

  所以蒙元一朝,北京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商贸、外交等各方面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达到了北京的历史高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运河之便。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朱元璋为了强化皇权专制,废除了实行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并且加大了巡视监察力度。结果子孙们不争气,贪图享乐,消极怠工,有的甚至多年不上朝,反倒促成了文人群体主导国家行政的局面,促进了明朝文化的兴盛。

  在文学艺术方面,《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言”“二拍”以及汤显祖“临川四梦”等大批传世佳作如雨后春笋般问世,《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故事家喻户晓,而且文化艺术越来越走向平民化与世俗化。

  在哲学思想方面,明代硕果累累,产生了王廷相、王阳明、王艮、王畿、陆楫、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众多思想家和大量具有开创性的思想成果,使中华思想文化呈现了新高峰。如王阳明的心学,以心为本,知行合一,影响深远。黄宗羲旗帜鲜明地指出君主专制下的法律不过是一家之私法,君为天下之大害,提出建设法治社会,应该让学校独立于天子来裁定是非。其思想启蒙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些文化人、文化作品和思想成果,或诞生于京城,或活跃于运河沿线,或通过运河来实现流通和贯穿。

  清代前期比较开明,不仅商业、手工业有了较快发展,而且西学东渐步伐较快。从乾隆中期开始闭关锁国,禁止百姓接触洋人和西方文化。但是皇家自己却在及时、大量地享用西方文明成果。戴着洋眼镜,看着洋钟表,欣赏西方油画。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即是当时欧洲最流行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式建筑风格,由意大利艺术家郎世宁等人设计。

  在清代中叶,我国剧坛上除了昆曲之外,许多民间地方戏曲兴盛起来。当时的戏曲演出中心,北为北京,南为扬州。各地的戏曲艺人大多流向扬州。

  乾隆从40岁到80岁曾六下江南,大多驻跸扬州。地方上除了亭台楼阁锦衣玉食,还多用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来侍奉老人家,生生把乾隆培养成了戏迷票友。1790年乾隆八旬寿辰时,折腾不动了,有关方面便精心组织了徽戏歌舞团,由“三庆班”班主高朗亭率领,沿着运河一路北上,进京参加祝寿演出。获得成功后,又有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等徽班陆续进京,并逐渐称雄于京华剧坛。徽班进京途中,也把该剧种传播到了整个运河领域。

  经过千百年的孕育和孵化,沿着运河基本形成了每隔100公里左右诞生一座二线城市、每隔30公里左右诞生一个三线城市的局面。运河就像一条银链,把这些城市串成了美丽的项链。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象?这与漕船的航行节奏有直接联系。

进入民国时期,铁路出现,汽车出现,飞机出现,打破了水运独霸天下的局面,运河开始走下神坛,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海陆空交通运输已经十分发达,仅从交通运输的角度看,运河总体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运河的精神价值依然存在。它启示我们,要建设好一个城市,就必须注重它的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以及开拓进取精神。要用我们的智慧和汗水,塑造出今天的北京所独有的内涵、品格、信念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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