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往事（上）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阅城VC Author 高海峰
这是一篇发表于《中国城市经济》2008年7号的访谈通讯。翌年1月，袁芳烈在杭州病逝，享年80岁。
从1981年8月主政温州，到1985年12月调任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袁芳烈用了四年零四个月时间，让这座曾经蛰伏在历史寂寞角落里的城市成为了中国城市改革开放的一个风向标和全新模式样板。
在那个保守派们抨击声势依然高嘹，改革派们战战兢兢下水摸石头的年代，随时有可能被撸掉乌纱帽的袁芳烈和他的后任们，如果没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的坚定信念，如果没有经世致用的主政智慧和方法，也就不会有独树一帜的“温州模式”出现，以民营经济为主力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也将会成为历史夜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
对于这次采访，作者既感幸运，又感惋惜。幸运的是，这样珍贵的口述历史被抢救性地留存下来，可以让后人通过情景还原和细节描写的方式感受到改革开放初期披荆斩棘的不易。惋惜的是，那个谈吐幽默，目光犀利，华发齐整，嘴角镌刻着岁月沧桑和倔强个性的拓荒老将，就这样早早离世，让作者回笼采访的设想成为终身遗憾。
一个官员的生命和政治生涯是有限的，但能在让人们多年后还能想起他，这是袁芳烈的幸甚，也是这个时代的幸甚。
1981年8月的一天，一辆苏联产伏尔加小汽车在杭州通往温州的公路上急驶。车窗外群山拥翠，花团锦簇。此时，坐在车内的袁芳烈却若有所思。几天前，这位浙江省委常委、主管农业的年轻副省长多了一个新职务——温州地市合并领导小组组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形势很好，全省形势也很好，但温州依旧被动，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主要原因是党委、政府形不成拳头”，过往的激情岁月让年近耄耋的袁芳烈很快兴奋起来，他说:“省委要求我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工作一年，主要目的就是彻底解决温州的领导班子问题、组织问题，当时远还没有提到发展经济”。
然而，袁芳烈在温州一干就是四年多。
偏居浙江省东南一隅的温州自古便因群山阻隔、瓯水横截而“行路难不输蜀道”，加之“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生存环境，始终是个极易被“遗忘”的地方。进入1950年代后，这里又因地处海防前哨而鲜有国家资金投入，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的28年间，国家在这里的投资仅为6.7亿（同比宁波市为83亿）。城市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以至“姑娘、小嫂挑着粪桶满街跑”。文革期间，这里成为重灾区，武斗不断，炮火连天。到1980年代初，温州的发展依如其名般“温吞吞”。
对此，老百姓自编顺口溜聊以自嘲道：五十年代是前线（海防前哨），六十年代是火线（文革武斗），七十年代是短线（经济建设），八十年代才奔上起跑线。
1980年代初的温州街景
到温州不久，袁芳烈多次在晚上看到一些市民提着瓶瓶罐罐排队。他上前询问，市民没好气地用温州话对他说：等死（温州话“水”发“死”音）。原来，全温州市区每天只能供应4万吨自来水，更有甚者一个居民区只有一个水龙头。市民烧水做饭都要凭国家给的几斤煤票，买煤在家做煤球，他们戏称这叫“倒霉（煤）”。
“白天倒霉（煤），晚上等死（水），这一方面说明市民生活的不方便，另一方面也说明就业困难，市民无所事事，情绪上对社会和政府不满”，袁芳烈表情庄重道，“当时温州社会治安乱到什么程度？白天女工不敢上班，因为大街上流氓团伙成群结队，更为恐怖的是一个上午竟然有两个派出所被炸掉，以至于一些公安干警外出时连制服都不敢穿”。
市区如此，所辖各县情况更为复杂：平阳讨饭（1979年前，这个全部人口160万的县有30万人在外讨饭），文成人贩（贩卖人口现象严重），洞头贷款（有人概括说，洞头县是“8个书记，8万人口，800万贷款”） ，永嘉单干（该县在1950年代便开始包产到户）……
沉闷压抑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急需一场风暴荡涤。
“按照省委的意图和温州的实际情况，地市合并势在必行，但在如何并何时并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不一，多数人认为情况复杂要慢慢来。合并消息一出，上下议论纷纷，一批干部开始不稳定了，于是我果断提出，要快刀斩乱麻，宜粗不宜细”。
接下来，袁芳烈采取一竿子到底的办法——召开温州地委、市委下至县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大会。会上，他传达省委精神，讲地市合并的意义，并号召与会干部服从上级决定，顾全大局。会议进展顺利。但当涉及到将来新温州市市委常委谁来当的问题时，台下议论声又渐次高了起来。
“我当时就表态，我刚到这里，谁也不认识，也不和谁沾亲带故，但我相信群众，我把标准说了，希望参会的同志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民主推荐能够胜任的领导干部”。
袁芳烈的一番“真情表白”让会场又恢复了平静。随后，一场无记名投票在公正有序的气氛中顺利完成。不久，袁芳烈将选举结果报请省委批复。从抵达温州之日算起，整个地市合并过程仅用二十多天时间，干净利落得让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感到十分惊讶。
“领导核心一形成，各项工作马上转入正轨，基层地市合并工作随之推进，社会治安治理也很快见到成效，之后最为急切的是要尽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袁芳烈说，“全市经济基础这么差，向省里伸手要钱也不大可能，怎么办？我想到了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当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时，就赶紧离开办公室，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果然，这一圈走下来，满载而归，找到了办法，看到了温州的希望”。
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履新温州的最初阶段袁芳烈的真实想法是在国有企业上作一番文章。然而，全市大型国有企业一个没有，市属1000人以上的中型国有企业只有冶炼、矾矿等7个，500至1000人的企业也不过20个，其中1/3企业彻底垮掉。窘迫现实让袁芳烈捉襟见肘。在为这些企业跑贷款、讨项目无功而返后，他开始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农村天地。
一次途径瑞安县麻布镇，路边出现一大群膘肥体壮的水牛，每只头上还挂了大红花。感到好奇的袁芳烈上前询问，原来是乡亲们在搞评比，看谁家的牛养得多养得好。进一步了解后他得知，这些牛大多为户养（私人），少量为公有私养(承包)。
一位老乡笑盈盈地算了一笔帐：养一头水牛耕地一年能得500元，母牛生一头小牛犊能卖500元，母牛挤的牛奶还能卖500元，这比一个“三五牌(即30年工龄，50元月工资)”干部的收入强多了！
现实就这样直白地冲击着袁芳烈的内心世界：“我担任过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也去过浙江不少地方，知道作为生产资料的耕牛的重要性。属于集体所有的牛往往是有人使唤没人照料，大多瘦弱病残，而这里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当时就在思考，把牛能喂养得这么好，这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呢？”
不久，另一个偶然发现加速了袁芳烈的判断和抉择。
一天，他来到瑞安县塘下镇，顺手推开路边一个农户的门。昏暗的灯光下，一位老太太正在照看五台土织机织松紧带，同时还带着一个小孙子。袁芳烈饶有兴趣地问她一年能赚多少？老太太得意地伸出手指比划道：6000元！他又问，办这样一个家庭工厂设备投资要多少。她又伸出手说：才500元！袁芳烈异常高兴地说：“好啊！你比我这个副省长还挣得多啊。但我不眼红，你们勤劳致富，收入越多越好！”
调查归来，那五台土织机的辚辚声响始终萦绕在袁芳烈的脑海里。他算了一笔帐：如果有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就有60万，1000个就有600万，而当时温州全市纯利润达到60万的国营企业不超过3家。
“麻布镇的养牛户和塘下镇的纺织户，让我彻底改变了‘温州人觉悟低’的偏见。同时，我为之冥思苦想的如何解决百姓吃饭就业问题也找到了答案，我想这个‘资本主义’还是可以研究的嘛”，袁芳烈笑道。
“有色眼镜”一摘，眼前豁然清朗。袁芳烈很快发现一种他完全陌生的地下经济已然是生机勃勃于温州城乡大地。数以万计的地下工场和家庭作坊，以灵活的生产经营和内部分配机制运作，通过十万多个“农民供销员”与市场紧密联系。这些供销员的身份多是弹棉郎、修鞋匠、小裁缝和剃头匠，在行走天下时，随身带着家庭手工业产品四处推销。即便十分偏远的金乡等乡镇，也出现了较成规模的专业化家庭作坊群和最初级的工业品集贸市场，特别是拥有上万个家庭纺织户的宜山镇，当时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人均收入300元，远远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这些生动具体的事实让我看到了温州的出路和希望所在，我强烈地意识到温州要全面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从地方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放手发动群众”。袁芳烈说，“于是我提出要允许农民积极致富，大力发展家庭工业，凡是对老百姓发展生产有利的我们都支持”。
“两户”大会
当“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者推动温州经济快速前进成为既定事实，当“吃饭”问题压倒僵化的意识形态，发展局面似乎理所应当地“潮平两岸阔”。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鼓舞和1982年鼓励“包产到户”政策推动下，温州出现了少量的专业户和重点户，市里对个别典型也进行了及时扶持和宣传。然而，长期以来“左”的一套造成的影响却仍未驱散，因发财致富遭到打击、批斗，甚至坐牢的先例让人们普遍心有余悸。想富不敢富，富了怕冒富的思想依然羁绊着人们走向富裕的腿脚。
“当时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所有专业户和重点户加在一起也只占到全市农户的1～2%，可见典型虽有，但少之又少”。谈到此处，袁芳烈身板略微前倾道，“怎样打消群众疑虑，让这些典型用现身说法引路，尽快使少量成功经验变成普遍现象。当时我想，是否可以召开一个专业户和重点户的表彰大会”。
“两户”表彰会的想法很快得到市委常委们的普遍赞同，可当大会通知下发后，却遭到了受邀代表们的普遍冷遇。一些代表说，今年上半年刚刚在柳市抓了“八大王”，市里这次不知道耍什么新花招，是不是又要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有些干部则怕受牵连，甚至不敢把通知往代表家里送。
这种冷漠的回避并没有让已然铁了心要开“两户”大会的袁芳烈产生动摇，他亲自给各县委书记打电话，说明这个会的目的是交流经验，绝不是抓反面典型，要求各级干部亲自上门做说服工作。与此同时，热烈欢迎“两户”代表的大幅标语醒目地出现在街头巷尾。
1982年的冬天至今在许多温州人的记忆里显得格外温暖。12月16日，“两户”大会胜利召开。
面对到会的1200余名代表，心潮澎湃的袁芳烈结合“十二大”精神和温州实际做了报告。其中特别突出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讲话精神，肯定了多种形式承包责任制的重要意义，一再表明绝不走回头路。同时明确指出，与会代表是温州当前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最后他还宣布了市委、市政府“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决定。
袁芳烈向“两户”先进代表发奖 图/《浙南日报》
当受表彰的35名代表披红戴花走上主席台，与市里四大班子领导坐在一起时，整个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台上，以往唯恐露富的代表们纷纷介绍自己的致富经验；台下，听者如醉如痴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的政府文件写道：“这次会议是温州市场经济发展的契机”、“全市从此兴起了一场发展农村经济的空前热潮”。
“现身说法，典型引路”很快见了成效。
在瑞安县塘下镇，一个挂靠学校的“五七”文具厂，上百名工人中的半数在“两户”大会后都回家自办了工厂。资料显示：1978年，温州乡办工业企业总共只有2000多个，总产值仅为1.2亿元。到1986年，全市家庭工业企业就达14.65万户，从业人员33.86万人，实现产值17.7亿元。“挂户经营”别开生面地拉开了农村工业化的帷幕，形成了柳市五金电器、宜山再生纺织、桥头钮扣等十大小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
1983年2月，永嘉县人民政府批准建立桥头纽扣市场。
温州从此声闻九皋。
平反“八大王”
或许是温州人在历次运动中受挫太多神经过于敏感，尽管“两户”大会开得非常成功，尽管全民创业的热情铺天盖地，但在那些已经初具经营规模的冒尖户们心中还有一个疙瘩没有解开。
1982年冬，就在“两户”大会热气腾腾召开之际，一位名叫刘大元的温州人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五个月的“逃亡”生活。他和另外七位柳市工商业大户的跌宕命运，正是冒尖户们心中那个没有解开的疙瘩。
一年前，作为温州低压电器发端地的乐清县柳市镇已经拥有三百多家企业，产值高达2200万元。在主力产业带动下，整个柳市镇工商业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致。镇上最热闹的前后市街，“螺丝大王”刘大元、“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旧货大王”王迈仟的店铺相邻互望，人们钦佩地将他们尊称为“八大王”。此时，1990年代后才声名鹊起的南存辉辍学不久，在叶建华的店门前练摊修鞋。
转年一过，风向突变。
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浙江抓温州，温州抓乐清，乐清抓柳市，柳市一些冒尖户成为重点中的重点，昔日被人们羡慕不已的“八大王”一下子变成“狠狠打击”的对象。
八个人中除刘大元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他七人先后被抓捕判刑，刑期最长的七年。“八大王”事件给柳市刚刚燃起的商品经济星星之火泼了一瓢冷水。更为严重的是工商业主在他们与政府间筑起了一堵冰冷的高墙，以至于“两户”大会召开后，还有不少干部群众认为“共产党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也有的说“小富可以，大富不行，最终还是要共产的”。
意识到问题严重的袁芳烈立即前往柳市进行实地调查。当区委（当时柳市建制为乡镇级的区）书记吴良志汇报说“八大王”一抓，柳市当年工商业产值猛降57%。袁芳烈痛心不已地表示：我这个市委书记费那么大的劲，连休息日也没有，一年下来全市工业总产值才增长百分之三点几。看来“八大王”事件的影响不消除，温州就不会有大发展。
回到市里当天，袁芳烈找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沧，向他讲了在柳市了解到的情况，建议他复查。
“我当时讲，我们共产党人干事就要光明磊落，犯了错就要改，改了老百姓还是会原谅我们的，不要回避”。为了进一步打消孙沧的顾虑，袁芳烈表示，“我是市委书记，出了事我承担，与你院长无关”。
转机终于出现。198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肯定了供销员的地位作用，这对温州十万多供销员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新年礼物。这年六月，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办公室公布了《关于乐清县柳市区所谓“八大王”案件的处理情况》，称“有关部门对胡金林等人的案子进行了重新审理，有的作了纠正”。
1984年的浙江省高院《法院工作简报》
“抓的时候声势很大，放的时候悄无声息。我感到这样处理仍然不利于消除‘八大王’事件的负面影响”，袁芳烈说，“在后来一次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电话会议上，市委郑重宣告给‘八大王’平反，影响很大”。
重新获得认可的“八大王”被英雄般地请回家，《温州日报》、《浙江日报》、《中国农民报》、《人民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不断升级，纷纷给他们贴上时髦的标签：“信息专业户”、“农村经营能人”、“乡土精英”……
温州“八大王”仅存的一张合影
带动效应随之显现。
这年六月，柳市低压电器门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从事电器业人员超过5万余人，供销人员多达1万余人，其中就有南存辉。多年后，已身为正泰集团掌门人的南存辉不无感慨地说：正是“八大王”的平反扫除了我的顾虑，我才筹集5万块钱创办了“柳市求精电器开关厂”。
为温州“降温”
和“八大王”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相仿，历经一个个激浪险滩后，1980年代中期温州这艘汪洋中的小船终于看到喷薄而出的红日。被认为是“民营经济天堂”的温州开始得到全国关注，一时间中央领导、省市官员、体改谋士和经济学家们纷至沓来。
“他们来到这里，一方面是对温州的做法给予了不同形式的支持和肯定，另一方面也为温州的继续发展提出很多宝贵建议，有些让我至今难忘”，袁芳烈说。
1984年3月，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来到柳市。在对沿街摊铺逐一询问后高兴地拍着袁芳烈的肩膀说：老袁啊！你是怎么搞出来的，你们的经验很好，要好好地总结。袁芳烈说：我们现在水平还不高，有些原材料国家还不给供应，再就是我们的管理还没有跟上。张劲夫把手一摊说：质量不好可以提高，谁说弄堂街道工业的产品质量不好，人家瑞士的手表大部分就是小作坊手工生产出来的嘛！
十月，国务院总理参观完柳市后高兴地表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消除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你这里就做得很好。如果没有过去的弯路，我们的农村会是个什么样子。即将离开温州时，总理又说：中央想搞农村改革试验区，温州可以考虑。两年后，浙江省委正式向中央送交了《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
安徽省委书记黄璜是全国第一个到温州考察的省委书记。他参观后当场表态：我认为学南（指温州）容易学北（指苏南）难，我们安徽要学温州。袁芳烈笑着说：温州也不见得好学，搞不好就要付出政治代价的。与黄璜的表态相比，带着四套班子前来考察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态度更为“执著”，他非要让袁芳烈介绍一下为什么温州有些政策比厦门特区的政策还活？
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是在1985年初春抵达温州。参观后他异常兴奋地说：我向往了一辈子的东西在温州找到了。而且，到处都是！他进而风趣地对袁芳烈说：看来我们俩个是要建立“地下”热线联系喽！考察中，杜润生还透露万里同志很想到温州看看，只因在上海养病暂时来不了。袁芳烈听后立即派人将商品市场情况拍成录像带送到上海。万里看了说，录像不要带走了，我回北京后给小平看看。
翌年四月，万里亲赴温州考察，充分肯定了温州所走的路子。
198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左侧前排左三），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左侧前排左四）到塘下考察家庭工业，并举行“七级书记会”。 图/瑞安宣传部
1986年春，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教授在考察柳市等十大专业市场后认为，温州的贡献在于启动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由此，“小商品，大市场”迅速成为经济学界高频引述的热门词汇。此后，费孝通又多次考察温州。
与文气十足的“小商品，大市场”论相比，“光头论”则更显朴素智慧。
1991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到温州，他一路看一路问，最后他说：温州这件事怎么看，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你们不要先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光头论”一经发表，当年夏天剃光头的温州人比往年增加了若干倍。
在那个“姓资还是姓社”仍在激烈争论的年代，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不宜过度公开的支持、理解和肯定让温州人倍感温暖。但真正让“温州现象”公布于天下的，则是一篇发表在报纸头版头条的长篇报道。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刊发了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文中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经为人们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首次提出“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一经提出全国反响强烈，第一轮“温州热”随之兴起。
据统计，从1983年至1986年，到温州累计参观人数超过六十万。其中被称作“温州年”的1986年，仅副省级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10月间，杭州和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车流阻塞。两个月共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车57辆，死71人，伤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弹丸之地的温州开始招架不住了。
当时的温州到底有多“热”，还可以从1985年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关于我市接待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管窥一斑。文件写道：温州市政府于1984年5月专门成立了“接待处”，接下来的8个月，“除完成来温检查指导、考察的中央、国务院及省(市)领导、教授、高级工程师等接待任务外，共接待10个省1个市120多个参考团，近1万人次”；1984年的接待费已近20万元。
1988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前往温州考察。与他同天抵达温州的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十几个。田纪云大吃一惊，当即给国务院打电话，要求制止这一现象的泛滥。几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第一轮“温州热”暂时消退。
1992年初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姓资姓社”的争论一锤定音，第二轮“温州热”又不可阻挡地蓬勃兴起。1992～1994年，参观“取经”者约五十万人次。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热”三起，当年参观考察者就达近十万人次。
从“拾遗补缺”到“有益补充”再到“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和它的创造者们终于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春天。这个过程中，每一次“温州热”似乎成了判断国家对民营经济政策大势走向的“晴雨表”，而温州这座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铁肩担道义的城市，也在时代的洗礼中日益成熟。
(未完待续）
本文参考：《温州改革开放口述史录》，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合作“温州改革开放口述历史项目”；《温州悬念》，胡宏伟、吴晓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柴燕菲主编，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9）；《60年浙江档案解密 破天荒发文件给温州热“降温”》，浙江在线，2009年10月05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接连为浙江这座“改革之城”发声，为什么》，葛熔金，2017年07年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