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
（人民网记者 吉羽 摄）
我上午应邀作了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言，我对广东十四五规划做了些准备，感谢下午又给了我时间，让我把对广东“十四五”发展规划思路建议再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的挑战，特别是美国的挑战，也包括全球重新洗牌和全球格局的变化。我认为，最有可能变化的是未来的贸易格局、金融格局、制造业格局以及能源格局。这四大领域变化都和广东有直接关系。广东是第一大贸易省，制造业创新能力排第一位的省份，能源上南方电网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很重要，金融是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问题。结合广东省“十四五”规划，我想谈几个观点。第一，广东应该在全球大格局演化中被赋予特殊地位。特别是在当前美国对我国内政干涉加剧的背景下，包括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美国从贸易牌打到金融牌、科技牌，再到现在的祖国分裂牌，我们广东省都在前沿。粤港澳大湾区中，澳门体量小，对美国来说经济价值不大，所以美国打完台湾牌后又打香港牌。因此，广东省的发展要置于全球大格局下去考虑，尤其是要应对美国的粗暴干涉。靠什么办法才能化解？毫无疑问，“十四五”期间，广东要成为几个前沿。一是对美贸易的直接竞争、博弈前沿；二是制造业上创新、产业重构的前沿，2017年中国创新能力已经跃升至第17位，2018年上升到14位，美国位于第8位。中国创新能力直线上升，深圳是公认的国际创新城市；三是应对美分类祖国斗争的前沿，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粤港澳一体化，解决香港长治久安问题。四是在解决国家基本矛盾、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方面处于前沿。不管从国际上看，还是国内来看，当前国际风云变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东省都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一点是在“十四五”规划中广东省需要深刻认识的问题。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广东的研究，张省长也提了自己的想法，其实从去年起，葛主任就在考虑大湾区应该怎么研究解决其核心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三地规则对接问题。那时候香港问题还没出来，如果粤港澳已经一体化，有每年度的会晤、协作机制，问题也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当然这是后话，面向未来的“十四五”规划，这些肯定是要考虑的独特因素。其他常规因素，如广东GDP占全国10.08%，贸易占四分之一，企业总数也是全国第一。所以，从方方面面来说，广东稳，中国才能稳；广东稳，香港才能稳；广东稳，大局才能稳。广东的发展不是自身问题，是关系到中国两个百年目标能否率先实现，而在这个目标实现的时候，广东能否继续走在前列的大问题。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十四五”期间广东怎么找准自身定位，如果还是常规化定位，就很难有大的突破。第一个高地是创建知识高地。要把广东真正建设成为科技创新中心，核心要义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核心要义，是让广东成为人才集聚的高地。创新是第一动力，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中人才是第一资源，但是真正能够让顶尖级和领军人才在广东集聚，还要解决几个重要问题。例如在香港问题发生后，要让广东成为顶尖级人才施展才华的沃土，就要解决人才政策问题，比如香港是允许同时持有两国国籍的，印度是允许多重国籍的，在粤港澳大湾区上是不是要从人才政策上取得突破？现在各种政策都比较完善了，但是人才政策还是短版。比如说税收政策，只有深圳对境外高端人才把个人所得税从45%降到了15%，由政府补贴30%。我认为，不仅要对境外人才，对华人科学家更要有优惠政策。说到中美问题，有个华裔科学家，跟他聊起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悲凉，他说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家了。在美国，美国的FBI一直盯着他，在中国，因为他有美国国籍，在中国工作居住也不方便，他要带着美国国籍回国的话，中国的规定是只能有一个国籍。为了国际上的竞争，我们应该马上放开政策，这种顶尖级科学家，除了税收，应该允许有双重或者多重国籍。所以，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哪怕是作为一个专题研究，都应该把这个政策争取过来。第二个要义，要有一套知识转化为产业能力的政策。应该下功夫把科学成果转化的链条建立起来，而现在的转化链条是不畅通的。美国的科技管理体制，设计了整个科技转化链条，这个链条是非常顺畅的，比如说企业是做高科技研发的，能享受永久性的税收政策。在所收的税里面，增值的部分返还20%。我们现在对于知识转化链条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包括怎么确权，知识产权怎么评价，这些都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体系。第三个要义，就是知识转化为知识产权的能力。现在有这么多专利，但是怎么把这个专利变成产权，变成真正可以收费的东西，在国际上创造价值，这个链条也没有。广东的创新企业最多，我想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做一些突破。第四个要义，就是要把知识转化生态体系。也就是把知识创造变成一种生态。知识的生态体系是所有体系的核心，但是现在一些地方对知识的尊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对人才的尊重也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只针对境外人才，这就相当于把女婿迎回来，把儿子冷落了。前海、中新知识城等，完全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定向突破。第二个高地是创新高地，创新高地是指广东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创新高地。一是怎么在广东形成基础领域研究的优势。美国也有基础研究的知识体系，比如航天局、国防部、财政部、商业部，都有进行基础研究的专项经费，而且规定基础研究经费占到全部研发经费的百分比，全部研发经费占GNP的比重要达到2.5%。而中国目前是占GDP的2.18%，广东是2.65%，但是都是GDP的概念，美国现在是GNP的概念。美国的研发比重是很高的，一年下来是几千亿美元，而广东一年是40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华为就有1000多亿元，广东在全国排名最高。所以，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基础研究怎么形成政策、制度优势，允许研究机构、企业十年磨一剑，或几年磨一剑，取得重大突破，而不是每年下任务，每年下指标，每年要进展。基础研究真的需要经费支持，美国的经费都是给了大学、研究机构。美国再一个作法就是采用政府招标、政府采购的市场化方式。美国国防部的研发经费20%都是用于基础研究，大多是采用商业合同形式。所以，他们作基础研究的科学经费是非常充足的。为什么美国的科学家这么怕制裁，一说你不能跟中国打交道，就立马不敢了，这背后是经费的原因。美国把研发经费纳入国会预算，通过政府招标、企业或者个人申请来进行分配，也有三大科研经费是固定分配的。所以广东的基础研究，能不能仿照国外的做法，在“十四五”期间，做一点制度改革与设计。二是创新要着眼于全产业链，从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来寻求突破。其实产业的链条联系就是全球的产业布局，这些链条有什么区别呢？供应链，是要素之间的单向流动；产业链是产业之间的上下游联系，是通过供应链实现的；服务链，是在实现过程中若干服务环节的藕合与集成；价值链，是所有链条立体的、多维度形成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多维度的链条，既用价值链替代不了，也用产业链替代不了。所以，广东在研究创新高地上，要把广东制造业在这些链条上与全球的关系搞清楚，然后更多创造高端产业链、顺畅供应链，创造更多的供应链上的隐形冠军。服务链有强大服务能力，才能整体在价值链上提升，实现制造业高端化。三是要有通过技术、专利，创造垄断利润的能力。这方面我们与美国有较大差距，美国的专利保护体系很完善，一项技术取得突破后，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在国际上取得垄断利润，比如药品是十五年内不能仿造。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制度。比如5G专利我们占了35%，华为占15%，但是现在华为比其他国家企业利润低三分之一，还受到打压。华为说我们要多收专利费，美国说华为是专利流氓。但是美国耍流氓耍了这么多年了，世界上没有人反对或者指出。美国企业的无形资产已经占到了26%。美国通过知识产权跨境许可，2016年的收入近3000亿美元。2018年全球企业净利润美国企业占到40%，550家跨国公司65%的利润来自于知识产权型密集企业。现在全球创造财富，不是靠制造业一单一单做出来的利润，大量的利润来自于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专利获得的无形资产以及垄断利润。所以，我们的创新是不是要着眼于获得垄断利润，每项技术突破该收费就要收费。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大量中医药方都被外国企业无偿拿走了，我们的中医药萃取物，从2013年开始，第一大出口国是美国，美国把这些原料加工成各种药品，我们再高价从美国进口。我们出口是没有收专利费的，因为没有中医药知识产权体系。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应该有中医药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体系，在国家没有正式法律之前，省里面可以探索先制定法规，能不能从广东先开始，把这些国外的成功作法移植过来，进行一种制度设计。四是要有创造无形资产的能力。刚刚我也谈到，国外的企业无形资产已经占到26%了，而我们的无形资产是没有评估的，我们的财务体系没有这块内容，无形资产的收入、支出没法进行衡量。五是面向下一代的创新技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在业态变革、商业模式创新、制造业链接、新型贸易方式这些方面，通过创新抢占制高点。创新要瞄准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要有所突破。现在在美国对我国企业制裁清单里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第一批的三个企业，都在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第二批名单中广东占一半，第三批也有不少是广东企业。所以，现在的广东企业，面临美国用举国之力抑制中国的前沿阵地，广东在这方面责任特别重大，而且全国只有广东有这个优势。当然，上海也有，我们在上海做电子方面的调查，包括遥感、通信，我发现上海面临一个问题，一些高科技企业已经国际化，是把它们做大，做成能够和美国竞争的企业，还是做成政府的政绩工程？上海就遇到了这样的困难。上海为了把某个产业做大，要把这些企业变成国有企业，这样创新链条就会断掉。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些创新问题，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应该怎么创造体制机制，让这些企业永远保持创新活力，而不是用体制性问题掐死它们。第三个高地是优质制度供给高地。其实我们和美国最终比拼的，就是制度设计与制度供给。现在改革的文件已经出了1600多个了，到底落实多少？不太清楚。我认为优质制度设计，一定要是问题导向，要解决这些对我们影响最大的问题。比如负面清单，广东也是自贸区试点，那么我们的负面清单，能不能完全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负面清单从开始时的196个缩减到了40个，但仍然很长。美国立法采用一般例外的原则，比如《美国联邦信息公开法》《阳光下的联邦政府》这些法律，规定了有9类信息不能公开，只属于一般例外，法律只规定这些类别，其中涉及到国家安全只有一条，但是这一条在财政部、国防部等国家部门，都有安全评估和制裁办法。比如对于制裁华为，有些决定是商务部作出的，有些是国防部作出的，这样一条法律规定，就形成了这方面的国家安全体系。另外，海洋法体系与大陆罚不同，也可以根据国家总的法律来对不同案子采取不同处理方式。这样的规定别人也无法诟病。所以，负面清单，是不是可以这样制定？第一，涉及国家领土安全的；第二，涉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第三，涉及国家生态环境与安全的；第四，涉及国家重大核心机密的，等等，有那么三五条，解释权在我们这里，不同的案例不同处理，将权力下沉，这就是负面清单的另一种制度设计。关键要看怎么考虑问题，要是把部委都看成万能的去设计制度，我觉得是不够的。比如国家发改委一个司局就几十人，管全国一个领域的工作才两三个人。他们天天加班，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我们国家的公务员群体是弱势群体，五加二、白加黑，没有劳动法保障，受到批评也不敢反驳，没有话语权，挣钱还不多，中国公务员群体是一个很伟大的群体。所以现在建设成优质制度供给高地，要有很大突破。再一个，比如说政府采购制度，能不能从广东开始？我国有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其中有一个就在广州，设在广州的知识产权法院，可否放大为在广东的制度设计，使广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另外，是否考虑政府进行公共品的政府采购，可以把美国的一整套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现在研究贸易问题只研究表象是不行的，我们与美国不仅是贸易逆差问题，我们实在是没有把美国研究透。再比如上午迟福林讲到的企业改革问题，到底是市场中立，还是国企中立，还是把国企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按照对企业的非歧视原则，形成一套新的流程，新的制度。创建优质制度供给高地，应该是广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也赞同张省长讲的规则对接，不仅仅考虑与香港的规则对接。香港先进的商务制度可以对接，但有些制度香港是空白的，国际也是空白的。比如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数字贸易，WTO在这方面也是空白，我国有37个跨境电商试点，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提出中国方案。第四个高地是开放高地，真正实现引领性开放和高质量开放。广东改革开放40年来，其中33年外贸在全国都是排第一位的，广东成为开放高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要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超出所有区域的开放高地。二是建设与国际一流开放体系对接的开放体系构架，并且是以广东为主，而不是以香港为主。面向未来，香港是落后于内地的，香港在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互联网应用、互联网场景创造、商业模式、移动支付等各方面已经全面落伍。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是广东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新的开放高地还有一个要义，就是面向未来的贸易规则、贸易体系的重构。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个专家讨论，题目是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你怎么看。我的看法是，中国不可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现在已经9000多美元，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是12000多美元，中国再有二、三就会达到。中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怎么能说自己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呢？现在两个定位把中国搞的挺被动，一个是市场经济地位，我个人认为，市场经济地位给不给都无所谓，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把它当成政治筹码。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地位，有北京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其实我们失去的东西比得到的东西多，面向未来的贸易，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才是方向。作为贸易大国，我们应该在这些新的贸易规则上走在前面。这四个高地，除了常规的规划，也是我们要在“十四五”期间应该体现广东特点的东西。这里面其实也包括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措施，香港在国际社会上怎么立足？一方面我们对美国等国家的外交干预，必须坚决抵制，另一方面我们抓紧时间做这些事，才能真正解决香港问题。第一个结构是三次产业结构。不能过度服务化，片面强调提高服务业比重。制造业在广东很重要，制造业不能弱化不能丢。服务业发展是伴随制造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产生的需要的。三次产业中，制造业应该处于主体地位，是大国之基和强国之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走市场化、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道路。第二个结构是制造业本身的结构。2008年我参加国家调研组在广东做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前期工作，在调研组讨论时，我提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再一次出现了重化工过重的倾向问题，服装鞋帽箱包作为落后产业被转移，这不利于制造业发展。现在制造业结构在全国来看确实存在过重的问题，在价值链中所处位置过低的问题，以及核心零部件被卡脖子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个文件，中国半导体行业核心零部件90%都是靠进口。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非常重要，首先不能重化工过重，现在的服装鞋帽箱包能转移的都转移了，没转移的应该向高端攀升，一般情况下，没有夕阳的行业或者产业，只有夕阳的企业。比如意大利皮鞋服装，瑞士钟表，这些都成为一个国家制造水平的象征。最近瑞士把来自广东的20万块手表进行碾压，中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这些仿制手表的精度，已经不亚于瑞士产的手表，就是因为侵犯了知识产权。所以，我们的制造能力并不低，我们为什么不创造自己的品牌？为什么不从一般代工生产转向品牌生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三个结构是区域结构。我个人认为，广东发展不能只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战略，是未来大国博弈中的高地，是为了香港长治久安设置的国家战略。但是广东的粤西、粤东、粤北，最穷的的地方比全国最穷的省份还穷，省内区域差距是非常大的，现在都没解决。这些落后地区，有的地方经济上来了，但是又带来新的问题，比如佛山向一些地方转移过去了一些污染企业，又造成了新的污染。第四个结构是市场结构，我们现在的市场结构还需要体系化，使中国真正形成国际贸易中心。未来广东要从赚制造业的加工费，转化为赚国际大市场流通环节的利润，这将是一个重大的结构性调整。现在广州的广交会，既是进口的交易会，也是进出口交易会，上海进博会，未来中国的制造业能保留住的话，中国应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全球能源贸易正在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亚太地区首推中国。因为中国到2040年前是能源需求第一大国，中国推出石油期货结算方式，石油人民币结算和黄金挂钩，已经迅速发展到占全球石油期货交易的14%，超过了迪拜等老牌石油交易中心，仅次于布伦特石油和纽交所等。对于中国来说，要利用我们的制造业优势、贸易优势、跨境电商、数字贸易优势，形成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包括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或者叫在岸贸易、离岸贸易和转口贸易，把更多利润从制造环节延伸到流通环节。现在美国赚的最多的是流通环节的钱。第五个结构是贸易结构，原来广东省以加工贸易为主，现在一般贸易占比也上来了，未来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数字贸易。我们做过这方面研究，也出过一本书，叫《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面向未来，重塑广东贸易的优势。总的来说，这些结构性问题，是广东“十四五”期间应该考虑的。还有广东的几大群，包括港口群、机场群、产业群、市场群、城市群，这些群落怎么来布局，也是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以崭新的思路来谋划广东未来，使广东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前沿阵地和排头兵，成为中国在日益激烈的大国博弈中能够胜出的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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