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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新安江)大移民——不可忘却的记忆

童禅福 行政区 2022-04-01


导读

73岁的吴菊花老太太含泪回忆:那晚,我们露天睡在雪地里,六岁的女儿正在出麻疹,受了风,病情加重了。我们被分到德胜关垦殖场的店口分场。爬了两个多小时的雪山,才来到店口。只见几幢竹篾房,糊着泥土。当天晚上,我女儿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丈夫用破衣包住女儿,带着两个儿子上山。他们扒开雪,挖开一个洞,想安葬孩子,却全身发麻:一大堆冬眠的蛇蜷缩在一起。两个儿子用柴棒拨开数了数,足足有100多条。丈夫紧紧抱着女儿的尸体,自言自语:“这个地方,不能住,不能住。”




新安江大移民

——迟到五十年的报告


年轻人还知道这段历史吗——美丽的千岛湖,是50年前修建新安江水库大坝形成的。足有三千个西湖那么大的水库,淹没了淳安的贺城、狮城两座古县城,茶园、港口、威坪三座古名城,还有数不清的古村落。不夸张地说,当年淳安人口集中的富裕村,都在水库底下了。

 

刚解放,华东电力极度缺乏,当时上海的全部电力是30万千瓦,浙江电力仅仅4.1万千瓦。新安江水电站上马,每年能平均发电18亿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列入了国家“一五”计划,这也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电站。共和国从此有了一个辉煌的大坝,华东工业从此有了充足的电力,生产出供应全国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现代工业也就此起步了。


建水库必须先移民。当时,除了远离新安江畔、生活在高山峻岭上的贫困山民,11万多户、44万多淳安人,50%以上离开了故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最大的水库移民迁徙行动。


在这20多万人的移民大军中,就有我一家人的身影:父母、奶奶、我们五兄妹,全家八口人。


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我们农民来说,大水瞬间就漫上来了。田地被淹,房屋被淹,甚至来不及和祖宗道别。




半个世纪过去了。午夜梦回,我常常想,中国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也是中国工业经济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1965年我考上大学,有位叔伯拉着我的手说:大郎啊,你将来要是当了官,千万要记得为我们移民说话!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新闻记者。移民家庭的孩子,分外珍惜机会,特别吃苦、肯干。我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评上了全国劳模,得到了“范长江新闻提名奖”,也真的当了“官”了——从广电厅总编室副主任开始,我担任过浙江省信访局局长、民政厅副厅长。我的名字在移民中间传开了,我家一度成为新安江移民的上访中转站。他们认为,我是唯一可以帮他们说话的人。


我很痛苦。移民问题太大了。我一介书生,能做什么?我只有一支笔。我开始搜集移民材料。我想写写几十万淳安人以及中国农民的泪水和奉献。


真正促成我写书念头的,是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邵华泽先生。


1989年8月,我奉命到北京去请邵华泽来浙江讲课。说来有趣,平生第一次见大官,心里还扑扑跳。没想到邵华泽一开口,一口浓重的淳安普通话。老乡啊!我喜出望外。再一讲,原来老家还是两个隔壁乡的。从老家,很自然地谈到了新安江移民的话题。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就递上了自己搜集采写的材料:《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


我记得当时他眼睛一亮,一口气把文章看完了。他说:写得很不错。

 

后来,这个稿子作为内参发表了。这也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历史真相和现实问题,第一次得以向高层直陈。邵先生说:这段历史还没人写过,要不,你来写?


就这样,我踏上了为新安江移民著书的漫漫长路。


20多年来,我跑遍浙皖赣3省,去过22个县200个村子的1000多户人家,寻访了2000多人,用了8本笔记本来记录他们的故事。每到一地,移民都把我团团围住,想说话的人太多了。


这件事越深入,我的使命感越强烈。我觉得,如果我不写,那么这段历史,终将随着千岛湖的清水飘走、淡去。




2009年1月,《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终于由人民出版社和杭州出版社出版了。


书写完了,我如释重负。我把它当成自己对历史、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对家庭的责任。

 

爸爸说,我现在就带大郎上坟去!水电站开工那年我11岁。对一个少年来说,那是不能承受的沉重记忆。


淳安县威坪镇松崖古村,是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站。


松崖四面环山,一条长渠穿村而过。大巷小弄,平坦得没有一个台阶。通道上是横铺的青石板——淳安人祖传有“不走泥路”的习惯,沙洲相连的田畈,邻里相通的里弄,都铺青石板,富村横铺,穷村直砌。我们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岭,上下六千多个台阶全部用最好的青石板砌成。


50岁那年,我带着妻儿重返松毛岭,小船穿岭而过,当年的六千多个台阶,全都沉入了水下。


我们村里,还有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的大宗祠,雕梁画栋,极尽辉煌。据说,水库拆房队见到后都不愿下手。宗祠前有一排四株千年翠柏。家族老人讲:“当时看到新安江水库的水一天天上涌,那四株参天柏树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样痛。”


昔日淳安,古树连片,毛竹成林,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墙青瓦。昔日淳安,有耕牛开春尝鲜的习惯,我六岁开始放牛,立春之日,全村百头大小黄牛被赶上东山尖,牛主人把牛鼻套全部卸下,让牛完全自由。那一个多月,是淳安牛最快乐的时刻。


24万移民,几乎人人都对故乡怀着永远抹不去的美好回忆。

 

故土难离。20多万水库移民,近10万个家庭,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写一本移民的书。我家,就是10万家庭的一个缩影。


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我们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今后走集体化道路,吃饭在食堂,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只给20天时间准备。


我和爸爸妈妈忙着一起搬家具、农具,最后一只大橱柜,爸爸跟我说:大郎,你妈腰不好,这只大橱柜就我们两个人抬吧。


从松崖到息村埠码头上船有5里路,当时身高不到一米五的我,抬着100多斤重的柏木橱柜,翻过了松毛岭,不知歇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4月14日晚上,奶奶和爸爸妈妈坐在堂前的土油灯下,默默流泪。那一晚,村里家家点着灯,家家一片呜咽声。半夜,奶奶突然发话:“我最担心大郎爷爷了,他的坟还在松毛岭脚下,水漫上来,首先淹到他爷爷啊。”


爸爸说,我现在就带大郎上坟去。


我随手拿起了作业本。在爷爷坟前,我点着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替代香纸。我们拜了,念叨了,把作业本都烧尽了,爷爷原谅我们了么?




我一生见到奶奶最悲伤的时刻,是那天清晨的“起锅”。


当我们吃完最后一顿早饭,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铁锅一周石灰的一刹那,奶奶“扑通”一声跪在灶头前,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这口灶,伴了奶奶40年,抚育了儿孙两代人,见证了奶奶孤儿寡母的辛酸和苦痛。


我们扶着小脚的奶奶,走上了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

 

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国家行动,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如果换个年代,绝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辛酸。


我到桐庐寻访第一批移民时,他们反映,当时移民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尽管刚迁来时,移民的房子都没有造好。但移民说:“我们该搬的东西都搬来了,损失么是有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嘛,我们理解的。”


当时的口号是:国家不浪费,移民不吃亏。如果能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费,执行好初步方案“山区移民移山区,平原移民移平原”,那么新安江水库移民会是一项成功的事业。


然而,随着1958年的到来,花了几年时间精心制定的移民规划,在一次会议上就被推翻了。从此,移民行动陷入了无产、无序的一团乱麻。


缺乏科学性的移民计划被批准了,安置经费却一降再降,20多万移民每人大致拿到二百八九十元移民费,最低的只有50元,有的移民甚至至今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又叫“行动军事化”,像战士般带上被褥衣服就走。那段时间,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公路两旁,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来去匆匆。


水库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发电,施工期限5年。当时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在修建,我们提出要和美国比速度,结果比原计划提前20个月发电。这样一来,7个月内要完成12万人的移民安置,让已经无序的移民工作雪上加霜。

 

我从淳安移民办的档案里看到,仅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的66天内,平均每天迁移186户,736人。时称“移民工作突击放卫星”,当天晚上开会动员,会要开到天亮,早晨开始整理东西搬迁,中午12点钟,全村各户把东西全部搬上船,下午两点,移民的东西运到茶园码头,卸船后装上汽车,当天连夜全部搬迁到富阳。


我的中学班主任厉汉杰告诉我,1959年10月初,他去参加淳安中学运动会,从开化到淳安的路上,几十公里的公路两侧,尽是各式各样的木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像万国博览会。平时难得一见的稀罕物也出现在公路边——明清两朝的千工床,黄花梨木的凉榻,都歪歪斜斜地遗弃在干结的泥田里——当时提出,移民要“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




翻开当时的记录,真叫人心头沉重:原计划五年完成20余万移民任务,压缩到四年完成,原来确定移向金华、嘉兴、建德三地29个县,一下子主要集中在淳安、开化、桐庐、建德的4个县。从1959年开始,从来没有听说过血吸虫病的五万多新安江移民,被安置到了最贫困,又是重点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开化、常山等地。


我们松崖乡六七百人的大村,被安排在开化县青阳乡几个自然村里。我家和五六户人家,20多人挤在一幢房里,全家人只有一间房。一日三餐,五六个灶头烧起来,整座屋里黑烟弥漫。


淳安人不怕吃苦,怕的是毛主席说的那个“无奈的小虫”。威坪镇蜀埠公社古虹大队移民到常山,大队老会计徐志林伤感地说:“我们蜀埠山清水秀,泉水丁冬响,人人都健康。到了这里,这片土地上到处有钉螺,水中无数看不见的血吸虫让人防不胜防,也不晓得怎么防。不到半年,我们村上六百多人,四百多人都得了血吸虫病。”

 

1971年,是一个多么撕心裂肺的年份。前一年,我还在大学读书,家人却跟着乡里乡亲搬迁到江西。我知道他们是在开化待怕了,穷怕了——除了奶奶,我们父母兄妹7人,全都得了血吸虫病!直到今天,我的肝脏里还有血吸虫卵。父母起早摸黑,开荒种地,也不知为啥,田里就是不长粮食,我妈挺着肝硬化的身体,风里雨里地摘野菜。一年下来,家里要吃下三百多斤的蕨菜干,只为从嘴里省下米饭,供我们上学。我的知识,是父母用血泪堆积的!


迁到江西,生活并没有好转,母亲却在1971年的8月9日,因为肝硬化去世了。她才48岁,我那曾经那么健康的母亲!


不料61天以后,我又走在奔丧的返乡路上——这次是我父亲,他才50岁!


父亲是突然死去的。奶奶向我哭诉:你妈死后,你爸像丢了魂,特别是9月份开始,村上的移民开始建房,而你爸自从医了两次血吸虫病后,身体就彻底垮了,他看到别人上山砍树,背回来一根根屋料,他就坐立不安,想自己背不动屋料了;又经常从抽屉里拿出剩下的移民安置费,不停地数,不停地自言自语:只剩下二三百元钱,这房子怎么造啊,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大前天早上,天还没亮,你爸点起煤油灯,又拿着那叠钱数,后来就靠在床沿上不动了。

 

爸爸的棺材起杠了。身为长子,本该捧着父亲的肖像。可怜我父母,一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给我们留下。那天早晨,我捧着爸爸出工不离头的草帽,送他上了山。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最远的,到了新疆石河子。逃洪的人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我遇到的移民,几乎都说:“我们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时代不好,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跃进式的转迁,超常规的安置,使得移民缺田、缺地、缺山林、缺房、缺粮,住草棚,从此积累起大量难以破解的难题。


1959年,移民进入了高潮,对安置地不满意,或者被血吸虫吓坏了,很多移民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倒流”浪潮。到1967年,回来的人达到两万人,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点点闪闪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像星星一样布满了水库四周和山凹、山坞。

 

那些被移民的惨状吓怕了、不愿意搬迁的村民,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这叫“后靠移民”。搬家没几日,水就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他们住窝棚,种非法的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我曾经穿过72道山坑,爬上一座岭,找到了1962年从淳安下洋洲搬迁上来的许文涛老人。他指着已经剥裂、残痕累累的泥墙,伤心地说:“我们移民已经50年了,从淳安的沿江边搬到了山头尖,从淳安的砖瓦房住到这泥墙屋。下山参加生产队劳动,踏着过去只有牧童和砍柴的人踩出的一条山路,每天要走破两双草鞋。”这里的生活现在依旧困苦。




“文革”开始了。1966年,也是淳安人灾难沉重的一年。那年暴雨不断,新安江水库的水位达到了历史之最。没有搬迁的4100户、1.93万人,被迫逃洪。逃洪的淳安人,后靠的水库移民,眼看着自己的房屋一座座倒塌,屋顶一个个浮起来,庄稼全部淹没,真是哭天抢地!

 

那年的12月25日,两列货车哐当哐当,沿着浙赣线向南奔驰。车厢里混装了人、畜和农(家)具。逃洪灾民和经历过多次移民的淳安人,安静地啃着从淳安带来的豆腐干和苞芦稞。他们的目的地,是地处福建、江西交界的黎川县德胜关垦殖场。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奢望了,只要饭有得吃,柴有得烧,就满足了。


第二天,火车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广泽火车站停下。四千多男女老幼走下列车,面前白茫茫一片,厚厚的大雪阻挡了去路。那一晚,他们用床板在火车站旁搭起了床。


现在73岁的吴菊花老太太含泪回忆:那晚,我们露天睡在雪地里,六岁的女儿正在出麻疹,受了风,病情加重了。我们被分到德胜关垦殖场的店口分场。爬了两个多小时的雪山,才来到店口。只见几幢竹篾房,糊着泥土。当天晚上,我女儿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丈夫用破衣包住女儿,带着两个儿子上山。他们扒开雪,挖开一个洞,想安葬孩子,却全身发麻:一大堆冬眠的蛇蜷缩在一起。两个儿子用柴棒拨开数了数,足足有100多条。丈夫紧紧抱着女儿的尸体,自言自语:“这个地方,不能住,不能住。”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在穷山恶水中创造奇迹。


50年过去了,新安江移民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0万人。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他们的生活出现了转机。移到徽州的老移民方善贤说:“一句话,国家苦,我们苦;国家好了,我们的生活也好了。”


淳安人有一句古话:不论遇到什么事,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


他们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在缺山少地、穷山恶水中创造出一个个奇迹。开化县树范大队有个“大炮轰不走湖坑人”的故事——淳安湖坑村是个富裕村,当年全村移民到开化,第一次看到肚子像妇女十月怀胎、皮肤像杉树皮一样粗糙的血吸虫病人,吓得生产队长带着大家就往老家逃,半路被拦了回去。没有了退路,他们下定决心要灭钉螺,拼了命开出三百亩田,消灭了血吸虫病,把芒草沙洲变成了良田。邻村的当地人眼红了,想用土炮把他们轰走呢。


不管是在江西还是在安徽,当地人都从内心捣出一句话:你们浙江移民肯吃苦,敢开拓。江西人说,移民种的田产量比我们高,办的厂效益比我们好,你们浙江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移民的生活,还赶不上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移民前的水准。我采访过两百多个村子,印象最深的一个村:全村47户,156人,田150亩,亩产600斤,37年来只改造了三幢房子,其余都是危房。37年来,村里没有一名高中毕业生。


有人认为,我写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没必要再去重复。可我觉得,这段被遮蔽的历史,应当重见阳光。我写这本书,是想总结经验教训,给后人思考——思考如何降低水电建设的移民风险,如何保障移民的生存和发展。


移民搬迁,面临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网络的破裂,决定移民安置的不仅是简单的补偿与家园的重建,必须制定系统的移民政策,并且通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规章来保护移民的利益,规避移民风险。

 

国外的经验是,移民以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入股水电建设,实行股份制的利润分红,也许将来我们也要走这条路。


关注新安江移民,其实我不是第一人。早在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就给党中央写过一部《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的“万言书”,他为此专题调研了一周。从此,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移民遗留问题真正摆上了议事日程。2007年3月27日,江西省德兴市万村乡新村畈移民村的童解放,成了第一个享受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对象,一家五口人拿到了2006年下半年的扶持金1500元。


摘选自披露五十多年前全国最大水库大移民内幕的报告文学《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一书,作者童禅福




附文:


沉入一片汪洋的古城


千岛湖早已闻名中外,而千岛湖水下两座古城狮城、贺城,却是鲜为人知,它们被誉为水下东方「亚特兰蒂斯」。2011年1月7日,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区。


1959年,为了建造当时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新安江水电站,浙江省原淳安县、遂安县两县合并为淳安县,29万人从此离乡移居,狮城、贺城两座延续千年的古城,连同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30万亩良田和数千间民房,悄然沉入了一片汪洋。这两座古城,都曾是新安江畔徽商商路枢纽。目前仅存的狮城仍有无数的精美建筑,包括大量的民房、砖雕和石刻。而令人惋惜的是,另一座古城——贺城在沉入水底前就已毁坏,再也无法遇见。


1955年10月,国家电力工业部建设新安江水电站,选址淳安和建德交界的铜官。按照水库蓄水需要,海拔108米以下全部淹没。

 

贺城始建于公元208年,古钱币状精工细琢的"商"字形门廊下成片的徽式大宅,昭示着这个新安江畔徽商商路枢纽的繁华富庶,许多文人硕儒都曾到过这里,名篇佳作群集,人文古迹遍地。

 

1959年9月21日,新安江截流,库区开始蓄水,当时古城的村民回忆,在新安江水库蓄水前,当地曾要求对两座县城的民房进行推平销毁和消毒处理,贺城基本被毁。

 

有"浙西小天府"之称的狮城则始于唐代,得名于遂安县城北部的五狮山。遂安狮城由于离水库很远,村民没想到水这么快就到了,根本来不及搬家,所以,狮城保存最为完整,现在大家在网上看到的水下古城照片也都是狮城的。狮城为当时遂安县县城,共有1347户人家,5371人,明朝时期,城宽1公里,历史已有1339年。

 

据史料记载,狮城共有东门、南门、小西门、大西门、北门五座城门,各门之上都建有城楼。狮城乃浙西重镇,洪秀全之弟洪仁玕曾率太平军驻军北门,城楼顶覆盖巨块石板,四面砌之以砖,两侧开拱门,骑在城墙上。城内有东街、南街、西街、北街、直街、横街等主要街道,城内有许多多名胜古迹:明清时期古塔、岳庙、城隍庙、忠烈桥、五狮书院,孔庙、五座旌节坊、一座龙立坊,还有一棵传说中朱元璋倒插而活的柏树,狮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了一睹千岛古城的真容,许多水下探险家几经周折,千年古城终于展现在众人面前,早在2002年,央视《新闻30分》首次揭开千年古城的神秘面纱之后,2011年2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再次深入报道了千岛湖水下古城;随后《探索发现》栏目摄制组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摄制团队又一次潜入水下古城,制作了《神秘的湖底古城》专题片……这里已被成功转变为旅游景区......


狮城堪称一座“牌坊博物馆”,1990年编制的《淳安县志》中记载,新安江水库蓄水,淳安、遂安两县共淹没各类牌坊265座,其中遂安老城有21座保存完好的古牌坊沉入了湖底。


在古狮城里,潜水员们发现,城内部分民房木梁、楼梯、砖墙依然耸立,并未腐烂,有的大宅院围墙完好无损,房内仍是雕梁画栋,拂去墙上的淤泥,城墙石缝里的石灰保存完好,气势宏伟的拱形西城门也完好地耸立在水中,并且可以开合。推开木制城门,上面的铆钉和铁环仍清晰可见。


2013年古城准备重建,有人曾花了近10年面向全国范围公开收集水下古城资料,并且去江西、安徽寻找水下古城移民。一位在古城生活了24年的80岁老移民余年春,用40年时间完成了手绘地图,再现了古城内的山川、河流、村落、街道。




在狮城长大的画家章应贤老先生回忆,他在水库放水前三天跑回家去取东西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渐渐被水淹没,老先生默默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心中的自留地作画,来一张狮城富春山居图!70岁的老移民章应贤又用了10年时间对原地图作了改进,修改后的地图更加直观、清晰。




作为中国历史文物,必然有它的价值所在,而对于它的开发和保护,却充满了艰辛。由于文物保护和技术原因,老百姓始终无缘见到古城的清晰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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