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

 日本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刍议 

钟翀

近代以来，日本人不仅踏遍中国沿海，而且数度深入内陆，代表性的如岸田吟香（1833-1905）与其乐善堂的经营事业、东亚同文书院的大规模调査等。我国许多大都市与多数开埠港市的近代地图制作都曾经由日本人之手，而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台北等城市，更是在其近代地图的早期测制阶段即可见到日本人跃动的身影。到了清末民初，随着日本介入东亚大陆的深化、留日浪潮的兴起以及日系制图商社在华业务的开设，我国不少大中城市的地图测绘与刊印工作，都明显受到日本技术的刺激与影响。

从地图学史与城市史地角度而言，此类近代地图即时反映了我国城市近代化的历程，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不过，由于近代以来东亚的动荡局势和战后中日两国各自的社会背景，使得此类地图传存稀少且收藏分散，至今尚未对其进行系统整理，更缺乏地图学史方面的硏究，尤其是国内学界还普遍存在着对近代以来日本之中国地图测制的种种误读，为其笼罩上一层神秘面纱，从而影响到对此类资料的客观评价与有效利用。为此，笔者访査了中日各大公私藏图机构，在搜集整理千余种现存日绘近现代中国城市地图的基础上，聚焦于此类地图的绘制历史，特别是通过图像资料批判，尝试确认绘制底图这一关键制图要素，并厘清测制图与编绘图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按上述研究思路，以日绘中国近代城市地图为主要考察对象，分近代早期、甲午战争前后、清末民国初3个阶段来加以探讨。

一、近代早期日本官方测绘的中国城市地图

日本自江户时代起就已发育形成独具特色的测量术与地图文化，从测绘之精、刊印之良、运用之盛这三方面来评价，说它是西欧文化圈以外近代地图文化之“又一极”亦不为过！文政四年（1821）伊能忠敬所制《大曰本沿海舆地全图》，测制之精确、详密，曾令初期到访的西洋人士大为惊异，同一时期以“江户图”为代表的城市地图绘制，也反映出前近代以来日本城市制图业的普及与发达。

不过，日本的近代海外开拓较西方列强为晚，加之明治初期专注于欧美事务，对邻国中国的实态并未准确了解。从城市地图的角度来看，直到明治初期，在日本广为流传的《京皇城图》仍以明代北京城图为底本加以绘制，其地物描绘不仅时代滞后且多有想象成分。而像高杉晋作（1862年来华）那样搭乘幕府首航交易船的武士，还有竹添进一郎（1875年来华，著有《栈云峡雨日记》）那样的汉学家，都属于近代最早一批访华人士，人数十分有限。可见，同治年间及光绪初期，日本智识界与近代中国的接触尚处于起步阶段，一般日本人对华认知还停留在古代汉诗、汉文世界里。这一时期日本流行的介绍中国的书籍如《唐土名胜图绘》（1803）等，其内容大多参考清中期我国方志，其中的城市描绘则以绘画为主，唯一较详细的《京师总图》与《皇城全图》，显然也是直接取材于《宸垣识略》等当时国人有关京城的地理书。

庆应二年（1866），日本幕府准许一般国民自由渡航海外，明治四年（1871）缔结《中日修好条规》，与清政府建立正式邦交，翌年，池上四郎少佐深入东北开展调查，这应该是近代日本在华最早的有组织实地调查。此后，出现了最早一批日绘中国近代城市地图，如最初的日制上海实测地图《猜国上海全图》（1873，图1）、北京最早的近代日制地图《清国北京全图》（1875，图2）等，甲午战争前后又绘制了宁波、福州、芝罘（今烟台）、广州、天津、厦门、台北、基隆等城市的地图。这类地图数量较少，但大多基于近代实测技术，绘制精度不一并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例如《清国上海全图》（图1），按图上题识，是由第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在1872年驻沪领馆创设之初主持编制，翌年在日刊印出版的。在上海近代地图史上，相比道台冯焌光主持测绘的《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1875）还要早两年，后者乃是国人所制最早的近代实测上海城市地图，足见明治初日本人对近代地图的重视与敏感度已大大领先于吾邦。而《清国北京全图》（图2）则在明治八年（1875）即由日本陆军参谋部绘制刊行，该图比例尺虽然只有1:20000，但已显示出颇高的精度与详细度，系当时最为精确的北京地图之一。

此类早期日绘城市图现身于当时的中国，固然有上述的前近代以来中日交涉史背景，不过，其创作年代之早、绘制精度之高，确实令人惊叹！至于这些地图究竟是如何绘制而来，还需进行一番考察。

就上述两种代表性的近代早期日绘城市地图而言，关于《清国上海全图》（图1）的创作，笔者此前根据图上题识中提及“以1866年上海港长、西人小一’所绘图为底图”的说明以及该图与1866年英国海军本部所绘《中国东海岸吴淞江上海港图》（ China east coast, Wusong River, Shanghai harbour）（图3）的图式与内容比对，确定后者为其绘制底图无疑。国3至于《清国北京全图》（图2）的测绘，图上凡例明言：“此图循英国镌行测量图，并修正轮廓、道路、山川及郊区家屋之位置，且译其图中插语以载之。图中街衢间插字，则据《京师城内图》及《唐土图绘》等诸图。顷日，陆军少尉益满邦介归自清国，又就其所目击亲履者以订谬误”。显然，此图亦非出自日人实测，而为一典型的编绘地图。

在日本刊行的清国地理书籍或军事报告中，1882年伊集院兼雄、斋藤幹等绘制的《奉天府盛京城内外图》（图4、《芝罘港全图》等华北城市地图，1883年美代清濯所绘《宁波府城图》（图5），1884年玉井昽虎绘制的《江楚浙五省行路图》中所收湖州等城地图，1888年小泽德平所绘《台北府城图》等图，均出自当时活跃于清国的调查甚或谍报人员之手。

这批由日本派遣将校制作的城市地图虽然年代较早，但其比例尺多为1:25000到1:50000，对于城市图来说属于中小比例，且内容表现大多较为简略。其中例外的是明治十六年（1883）2月刊行的《宁波府城图》（图5），比例尺为1:5000，是迄今发现最早、最精确的宁波城市实测地图，图左下角还绘有1:250的天封塔和1:500的城楼城墙图，对宁波城市景观复原研究而言极具参考价值。图左下方落款为“明治十六年二月实测制图，陆军工兵中尉美代清濯”，下钤“美代”圆章（图6）。通过现存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档案，推知此图系明治十二年（1879）7月受日本陆军派遣的工兵（时为少尉）美代清濯中尉所绘。

这些日绘早期城市地图的作者均有浓厚的军方背景，如伊集院兼雄于1879年受日本政府差遣首次来华，翌年以工兵中尉身份驻清访査天津、牛庄（今营口）、大连湾等地状况，1881年被任命为工兵大尉，1883年底在汉口开设药店乐善堂，实为华中日本谍报机构的中心（详本文下节）。而玉井昽虎则与《宁波府城图》（图5）的制图者美代清濯同为日军方背景的派遣人员。日本于明治十二年实施清国将校派遣制度，从此将自古以来针对中华的地图收集工作升级为通过简易测量的路线图绘制事业，明治十三年（1880）之后，酒包景信、玉井昽虎、伊集院兼雄、斋藤幹、福岛安正等派遣将校先后绘制了一批在华的旅行路线图与城市地图，经当时的日军参谋本部编辑刊行，这批地图曾被运用于甲午战争之中，但不久以后便为质量更高的大比例尺实测图所取代，因此没有系统保存下来，目前只有部分（系二战后由美军全面接收的日制外邦图之一部）留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关于这批城市图的测制过程，由于其实际使用时间较短，在号称日本近代测量“正史”的《陆军测量部沿革志》《测量地图百年史》这两种主要相关文献中均未见直接记载，仅在前书简要提及甲午战争中曾使用根据手绘原图编制的1:200000地图。1-1有研究者利用图上表现和同时代若干间接记录推断这批地图是“利用罗盘仪确定方位、以步测测距为主体的徒步测量法，其中的经纬度确定，主要利用了西洋人尤其是英人的海图资料。其技术水准与前近代日本著名的伊能忠敬并无很大变化，可以说是沿用了前近代日本的测量术”。

至于《宁波府城图》（图5），虽然图上标注“作者实测”，但宁波系近代海防重镇，当时的制图者美代清濯要获得地方官员允许将大约30平方公里的城区实测成图断无可能。同时代有条件开展实测的，也只有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攻占宁波城的英军。査阅现存早期实测宁波地图，可以看到，1861年6月18日英军“恩康脱号”舰长丢乐德克提岀宁波防御太平军攻占的8项计划中附有宁波城图；1862年1月13日，太平军占据府城不久，英法美在甬外交官和军官在美领馆开会，图谋将整个江北岸（北至鄞镇慈界，新闸河）辟为洋人租界，该会议声明后亦附一地图。这两种地图虽然比例较小且地物表现简略，但城市轮廓相当准确，系实测图无疑。比较同时期日人在华地图绘制的表现，推测这幅《波府城图》（图5）可能也是参考之前英法等国测绘的宁波城市地图，并在补充调查的基础上将之加以改进编绘成图的。

二、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民间的中国城市地图制作

同治末年《日修好条规》定约之后，来华经商居留的日本人渐增，到188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从事商贸的日本人已达数百，其中就出现了岸田吟香这样身兼日商、汉学家、对华谍报活动者等多重身份的人士。1878年，岸田开设贩卖眼药的乐善堂上海分店，1881年又开设印刷厂，经营铜版印刷及图书业。岸田氏前后在华经营数十年，陆续主持开办有苏州、福州、汉口、北京、天津、重庆、长沙等乐善堂分店，并与日本在华谍报先驱荒尾精合作，以汉口乐善堂为据点进行侦査活动。

岸田吟香在华期间，十分留意中国地理书的编纂与地图的搜集、绘制。据笔者调査，他最初涉足地图业是在1874年9月22日《东京日日新闻》上刊载《“支那”全图》的广告，之后于1882年编纂《青国地志》，其中收录北京、上海、广州3种小比例近代实测系的城市图，书中另有一幅《浙江杭州省城内外图》，采用绘图形式，应该是取材于晩清邦人所绘杭城绘图如清同治翁大澄绘《子湖图》等图s.1885年，他又绘制印售《上海城厢租界全图》，这是岸田氏首次创作的单幅中国城市地图。笔者考证该图利用了此前本埠流行的《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1875）为底图，并参考当时其他一些西文图，略加增补修正，然后以当时风行日本的腐蚀铜版镌刻刊行。3而明治时期在日本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的中国地图《中外方舆全图》（图7），正是由他在1887年主持制作的。此图纵146厘米、横212厘米，系大幅铜版印刷地图，内容十分详细，是当时日本人了解中国的主要地图资料，直至1906年增订达到16版之多，可见其流行之广；并且该图的许多内容为明治时期日本教科书所采用。该图收录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苏州、杭州等7大城市图，可以说是代表了同时期日本绘制中国城市地图的水平。

不过，笔者经过分析推定这些城市地图应是利用当时流行的我国地图制作而成的，其中的京、沪两城之图与上节所述的编绘图一脉相承，而其他5个城市图也是各有所本。下面先以南京图即《中外方舆全图》所载《江宁省城图》（图8-1）为例来说明这些图的创作底图。这幅《江宁省城图》（图8-1）虽然按图上说明是1:72000的比例尺，但显然并非基于近代实测，而从图名与内容上看，应该是源于清中晚期邦人所绘的《江宁省城图》系列的南京地图。此类《江宁省城图》目前尚存数种版本，已知较早的如袁青绶绘本（1856，大英博物馆藏）以及尹德纯重刻本《江宁省城图》（1873，大连市图书馆藏，图8—2），两图出自同一母本。而从现今中外多地公藏机构均有此图收藏这状况推测，此图应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类南京地图。因此，这也反映了晚清甲午前后日本人的南京地图绘制，主要也还是利用了当时流行的本邦所绘南京图制作而成的。

事实上，只要一一比对晚清同治、光绪时期国人绘制的城市地图，即可发现《中外方舆全图》所载《杭州府图》（图9—1、《苏城厢图》（图10—1）、《武汉城镇合图》（图11-1）也都是以当时各地最为流行的城市地图为底图绘制的，其中《杭州府图》（图9-1）的底图应为《江省垣城厢全图》（图9-2），而《苏城厢图》（图10-1）与《武汉城镇合图》（图11—1）也是利用同时期当地所制同名图（图10-2、图11-2）绘制而成。至于《中外方舆全图》所载《广州城市全图》，笔者尚未发现明确的底图来源，但岸田氏若要获得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英法所绘广州实测地图，或是利用同时期的《粤东省城图》系列广州图来绘制此图也绝非难事。

总而言之，直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民间人士或书社制作的中国城市地图，主要局限于京、沪等中心大都市与部分沿海港市，数量并不算多，并且可以确认此类地图在创作过程中并未开展独立测量，而是甄选同时代英、法等国的最新测绘成果或是中国各地流行城市地图的基础上制作而成的汇编型地图。如以北京为例，在1875年由陆军参谋局制作的《清国北京全图》（图1）问世之后，日本民间先后制作的数种实测型大比例尺北京地图，目前留存的如内阁文库所藏《綪国北京城全图》（1885年朝野新闻社版），还有笔者曾见东京东城书店展示的1894年东京博文堂版《“支那”北京市街图》（图12）等，内容、图式均与1875年《清国北京全图》（图1）十分相似，应该都是以1875年图为底本制作的，虽然其精度与地物表现大致达到了同期城市图制作的较高水准，但其创作均非基于独立实施的近代测绘。并且，同一时期在日本还流行着一些源自前近代日本所作、内容表现滞后较多的绘画式北京地图，如1894年刊《清国北京顺天府皇城大内之图》，总之，甲午战争前后在日本，精度颇高的数种北京地图与传统北京绘图的参差并存的局面，应该是这一时期日本之中国地图创作与利用的实际状况。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明治以降日本地图业在制作工艺上的诸多进步，尤其是在近代印刷技术上，笔锋清晰的高超雕刻铜版与丝丝入扣的彩色石印套色等工艺，也在推动近代中国制图业的品质提升方面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例如岸田吟香在沪开设的乐善堂于光绪七年（1881）始创印刷厂，主要经营铜版印刷及图书业，其间他以当时比较先进的腐蚀铜版技术印制了多种地图日本文豪冈千仞曾在《观光纪游》中描写他于1884年所亲睹乐善堂在沪印刷工房与印制书籍、地图之状：

九月一日，与吟香……抵郭外一舍，群工妆制铜版诸书。书多《四书》《五经》注解，曰铜版缩小，举生私携入试场。中土未有铜版，此间所贩铜版，皆出于大阪书肆。出示铜版《地球图》，木村信卿所撰，极为鲜明。信卿刻苦此图，地名一用汉字译，每埠记航路距离，此别出手眼者。

以乐善堂为代表的铜版精印地图，印面明晰、纸墨精良，刻画纤细入微，特别是在表达繁复细致的线状地物以及密集文字标注之时，其线条之精细“细若牛毛，明于犀角”，几近达到当时印刷工艺之极限。例如1894年版《“支那”北京市街图》（图12）上注记文字的字径不足2毫米、细线宽度甚至不到0.1毫米，此项工艺对于地物与注记较为复杂的城市实测平面图而言有效且实用，因此在石印技术刚刚起步、木刻尚处盛行的我国近代地图业界，也确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三、清末民国初的日绘中国城市地图

如前所述，直到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中国地图绘制无论规模还是范围都较为局限，至今日本公私机构传存的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城市地图，也以我国各地流行的本国所制图为主，日绘地图仅涉及少数城市，反映这一时期日本人大量使用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其本国地图业在东亚尚未发生实质性扩张。不寸，在甲午之后的短短10年间，日本先后参与攻打京津并发动了日俄战争，其近代测绘及地图业也在清末至民国初这一时期经由军事、商业与学术（主要是日本教官的传授、赴日留学生的专业学习与译介）等多种途径，加速向中国渗透。

1896年，清政府与日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在天津、重庆、苏州、杭州设立日租界，此后10余年间，日商、日侨的大量涌入，亦使日绘城市地图迅速出现在北京、上海、汉口、大连、青岛等各大都会与口岸都市。不过，由于战后日本相关资料和档案的缺失，因此缺乏有关此类地图的系统整理，为把握这一时期日本绘制中国城市地图的情况，笔者从历年访査中日各大藏图机构所得资料之中梳理岀我国部分城市最早出现的日绘单幅大比例尺地图（表1）。

表1虽非此类地图的完全整理，其中部分资料也有修正余地，但立足于一个基于较大数据量的现存资料调查，可以说在统计学意义上反映了近代以来日本制图业步入中国的面相。

首先，从最早的日绘中国城市地图及其制作年代来看，此类地图的岀现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与明确的创作径路，从区域上看其创作主要集中在华北、长江流域、南满、台闽这4个区域，这当然与时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台湾与东北南部自不待言，华北地区以天津、青岛为跳板深入腹地，长江流域则自上海、南京沿江上溯这两条路线也是十分明显的。

不过，对于日制近代地图，国内普遍存在着种种臆测，有时还带有神秘化甚至神化的倾向，这已成为相关研究中的突出问题。如近年来广为流传的“清末民初，日本曾派遣大批人员到中国进行地理测绘，……至抗战爆发，我们才惊奇地发现，日军使用的地图竟然比我们自己的地图精确何止数倍”等传闻，其实远非实情，本文限于纸幅暂不详论。仅就近代的大比例尺城市地图而言，表1中，仅台湾与东北的台北、宜兰、大连、铁岭、厦门等图可以确认是日本人测制2，而其他的多数城市，除了本文前述京沪等城市之外，像表1中1902年石塚猪男藏编制的《清国天津新地图》（图13--1），虽然是日本最早公开刊印的大比例尺天津城市地图，但此前笔者已判定此图直接利用了英国工程师德雷克（N.F. Drake）测绘的《天津地图》（ Map of Tientsin，1900，图13-2）制作而成的，后者今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系在天津最先采用近代实测技术绘制的大比例尺城市平面图。

又如，上海日本堂书店1910年出版的《南京全图》，此图既为外埠所制，以当时日人在宁情状，不具备在当地实测的可能。而从具体的地物表现（如玄武湖中4个洲岛、城中的等高线等）分析，也与南洋陆地测量司1905年所测1:20000的《京北部》《南京南部》两图最为接近，推测是利用了这种实测图，并加绘地物更新的内容（如1908年开辟的草场门、长洲通往玄武门的湖堤等）而成的。

再以同时期日绘上海地图为例，日俄战争前后，日本人大量来沪营商、投资办厂，其人数已达近万之谱。日侨的聚居为商旅用途的上海地图制作开辟了市场；因此，在1905年岸田吟香离世后数年间，受到沪上日本人地图市场与日本国内制图业溢出效应的双重推动，先后出现了多种日系书社创作的上海地图。不过，追溯此类日绘地图的创作母本可以发现，其制图方式仍然是利用当时最新城市测绘成果而制作的编绘地图。例如新智社编辑的《新撰实测上海舆地图》（1905），其图式特点与稍早流行的北华捷报社所制1904年修订版英文《上海外国租界地图》（ A Map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t Shanghai），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十分接近，故推断应是以北华捷报社所刊图为母本编绘而成；又如日本堂书店1908年初版的《最新上海电车路线图》，显然也是利用了此前一年由北华捷报社刊印的《上海外国租界地图》（ A Map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t Shanghai），因此可以说，这些日制地图并不以独立测绘擅胜，而是以快速吸收西方测制新成果与及时更新地图内容为优势的。

综上所述，一直到近代末期的清末民初，日本的中国城市地图制作，主要仍以依据西方列强或国人所测地图为底图的编绘图为主，仅在台湾与东北南部等地开展有条件的测绘作业，其制图方式由编绘图逐渐向着在当地直接施测的实测图转变。毕竟，近代测量的规范性和准确性的严格要求，使得开展测绘之时不仅需要具备人员、技术与仪器等条件，施测空间内的自由移动、地方政府的支援乃至后勤保障也必不可缺。因此，所谓“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各地进行偷测盜测，且日制地图要比中国军用地图还要精准”的传闻难以简单成立。不过，在这一时期，以大阪的十字社、上海的日本堂与至诚堂、济南的文海堂、大连的满洲日日新闻社、青岛博文堂等为代表的日系书社或制图社开始异常活跃地介入到了当地的商用城市地图的绘制与发行业务之中，以至此后不久直到抗战结束的相当长时间内，在奉天、大连、青岛等许多城市日本制图业大大超越国人的城市图测制，甚至出现了垄断城市地图的制作和销售的局面。

四、结语

本文考察表明，近代以来由日本实施的中国城市地图制作，通过其与同时代本国及英、法等国所作地图的比对、尤其是对此类地图创作底本的追溯，可以确认其大多并未实施独立测量，而是在吸收利用同时代近代测绘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一些补充调査并加以综合改进（如突出对日系机构与商社的标示等）而制作的编绘型地图。这一判断关系到日绘近代中国地图的客观评价与准确利用，因此应在今后研究中对此类资料采取慎重、甄别的态度。

基于三角测量技术的近代测绘，固然是近代地图的显著特征，不过近代的地图文化，还应包括制图规范的确立、近代地图印刷技术的发展、地图的利用意识与利用推广等诸多丰富内涵。因此，从我国近代地图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更应留意的是近代日本地图意识的发达、日本制图业对吸收新成果的重视、调查更新得及时等方面。例如在有些中国城市，这一时期日本的城市实测图创作甚至还领跑于本地制图业者，此种情况真切反映了其地图意识的先行态势；此外，近代日中之间绘制工艺的技术传递、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中日制图业的资本流动，也使得日绘城市地图在近代中国制图业的品质提升与地图文化的普及上都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目前这些方面的探讨尚很不充分，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解明。

附注：文中附图馆藏地信息

图1：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2、图10-2：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图3：英国航路局；图4、图5：美国国会图书馆；图6：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图7、图8-1、图9-1、图10-1、图11—-1、图12：日本东京东洋文库；图8-2：大连市图书馆图9—2：日本仙台东北大学图书馆；图11-2：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图13-1：日本岐阜县图书馆；图13-2：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本文原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引用请以刊发原文为准，本文恕不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