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垣
人生以品行为上，身体次之，学问又次之，金钱为下。
大学设教，在应社会之需求，养成高深学术之人才，以期将来致用于社会。所谓高深学术之人才，必须赖大学教育培养之。
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永远和青年在一起，教师教育着青年，同时，青年也给教师以影响。
以全祖望的《鲒土奇亭集》作为教材，是“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唯其文美及有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是在民族的危急关头，我们的祖先反对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的精神。
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于急着发表，好比刚蒸出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得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
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第一搜集材料，第二考证及整理材料，第三则联缀成文。第一步工夫，须有长时间，第二步亦须有十分三时间，第三步则十分二时间可矣。草草成文，无佳文之可言也。
孝经曰：“士有净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不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游宴乐。”是之谓辅仁。
推开院门，一尊陈垣的半身像矗立在庭院中，角落里陈垣手植的两棵海棠树已经长成合抱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垣常以“种树者”自居。书房中高悬的“励耘书屋”牌匾，诉说着主人的一生。
时光回溯到1951年的北京，中南海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一位年过七旬的学者：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国宝”陈垣就此得名。
谈起陈垣，似乎更多人聚焦于他的史学造诣，然而其教育家的一面却多少被人忽视。
1898年，广州一家蒙馆来了位小先生。这是陈垣第一次登上讲台，因为文采出众，在书馆里常被“贴堂”，才被请来教书，那年，陈垣年仅18岁。
这位小先生年纪虽轻，胆子不小。开讲头天，竟然贴出告示，不打板，不体罚。一言既出，语惊四方。自古以来，书馆的学生背不下来书挨板子似乎天经地义。陈垣自己也曾挨过板子，所以对体罚很反感。这个告示自然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新会郊外的篁庄小学，1906年，陈垣因躲避清政府追捕，曾在这里教过半年书。“我在这个学校是一揽子课都教。国文、算术，并兼教体操、唱歌……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新鲜的课程。学生们很欢迎我这个从广州去的新老师。”他是那个守旧闭塞的小学堂里最新潮的教师，一般教师都穿没有领子的长褂，陈垣却穿着黄色操衣。
“不喜八股好泛览”的陈垣在科举失利后，抱着“唯有科学发达方能使中国摆脱落后”的想法，于1908年和友人一起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取名“光华”，寓意“光我华夏”，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西医高等学校。这里也是陈垣投身新式高等教育,形成对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初步认识的起点。陈垣不仅是光华的发起人之一，又是第一届毕业生。所以在毕业文凭上，他以董事“陈援庵”的名字，签发了给“陈垣”的毕业文凭。当时为了解决教学用具的缺乏，陈垣常常带着学生到广州郊外的乱坟岗上，去捡一些零散的骨骼，洗净作为教具，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位“标新立异”的老师。
发表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是陈垣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已从广州到北京从政4年，反过清廷、办过革命画报、参与过反美“拒约”运动、当过议员、做过教育次长……看透了官场泥泞之后，陈垣心中的幻想逐渐破灭，“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生于乱世，无所适从，直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办学对于陈垣已不是第一次。1921年，陈垣又创办了北京孤儿工读园，学校专收贫苦学生，不收学费。校门上挂着一副对联“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做游民”，其办学之意，可窥一斑。彼时，陈垣一人身兼校长、总务长、教务长等数职，还兼教国文、历史等课程。不久，他在工读园的基础上创办了平民中学，学校以功课好、纪律严而闻名于北平。
如火如荼办教育的同时，1923年，陈垣精心撰述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发表，在中外学术界引起轰动，蔡元培赞其为“石破天惊之作”。
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彼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
91年人生，陈垣有74年在教书，想必他从未想过自己创造了一个奇迹。自其18岁始，先后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创办过孤儿工读园、平民中学，做过46年的大学校长。其涉足教育领域亦是宽广，在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过独特贡献。这在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垣之于辅仁，如同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论语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辅仁大学因此得名。这所大学在教育史上颇具传奇色彩，而传奇的缔造者乃陈垣。
1926年，辅仁大学（下称辅仁）创始人英敛之在临终之前将大学托付给了陈垣，自此，辅仁开始了“陈垣时代”，也由此迎来了它的辉煌期。直至1952年，辅仁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这所奉儒家经典为校训的大学，却是一所教会大学。其创始人英敛之起初主张“全盘西化”，彼时“西风东渐”正浓，传统国学日渐式微。“五四”后，中国进入大规模输入西学的时代，彼时的青年以学经济、外语、技术为荣，对于国学则视之为无用糟粕。陈垣对此痛心不已，“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民族，就要保住民族文化”。自此，陈垣开始了在辅仁的“教育救国”计划。
辅仁短短27年历史，始终伴随着来自古今中西的力量博弈，陈垣则是这场博弈战的掌舵者。在陈垣眼中，辅仁的学生应“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能”。他认为，“有志之青年，决不可轻弃华文，不然，数典忘祖，将不知为何种族类”。
开设国文课是他在辅仁播下的第一枚教育救国“种子”。在他看来，国文教育是给青年人一副“眼镜”，有了“眼镜”，你就可以看得更远，更清楚，能分清中西文化之精华和糟粕。
20世纪初，汉学研究外胜于内的局面让许多中国学者倍感耻辱。陈垣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垣的学生柴德庚、刘乃和多次听到陈垣在课堂上讲：“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他深深意识到国文教育是重振汉学之基础、中西文化交流之桥梁、民族精神之核心。
大一的国文课由校长陈垣亲自主持，并选用了一批学有根底的教师讲授，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启功等都是当时的授课老师，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成就很高的学者。启功曾回忆说：“学年末全校大一国文会考，陈垣先生亲自出题，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受中西传统文化熏染，辅仁形成了严谨踏实的学风，有顺口溜谓之：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辅仁校风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对于西学，陈垣也同样倍加重视。辅仁的教员中，外籍教师比例为30%。中西结合的教师和管理队伍为融汇贯通中西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如今，走进什刹海旁的辅仁大学旧址，古色古香的琉璃瓦屋顶、汉白玉须弥座、红色雕花窗棂、蹲伏的石狮依然彰显着浓郁的中式风格，这所由陈垣从美国请来的建筑师墨菲，采用西方新工艺、新材料设计建造的校园，被誉为旧京三大中西合璧建筑之一。即使是校舍，也无不显现出陈垣的理念——会通中西，美美与共。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终极目标是“美美与共”，而不是“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
辅仁的“陈垣时代”有一个独特的印记，那就是校长“甩手”不管校务。
辅仁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办学权、管理权实际掌控在教会手中，因此陈垣形容自己是一个“甩手校长”，并不参与大学具体管理。但有两件事，他却紧紧攥在手中，丝毫不敢放松——教学、师资。靠着这两个“杠杆”，陈垣将辅仁推上了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的北平四大名校之席。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陈垣为辅仁揽贤的法宝，陈垣选拔人才，不因循守旧，没有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唯才是用。
“中学生”启功“三出两进”辅仁的故事为人熟知。启功曾说，在他一生当中，有幸遇到好几位恩师，但“终生的大恩师”只有一位，就是陈垣先生。如启功般，只受过旧学教育，没有进过现代大学，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自学成才的辅仁教授并不鲜见。
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余嘉锡就是其中一位。他被陈垣发现并延聘为辅仁教授就有一个小故事。当时，陈垣在北大历史系兼课，发现课堂上一位名叫余逊的学生作业甚精，一经询问才知其家学渊源。陈垣爱才如命的“嗜好”立即发作，经过多方辗转，1930年，陈垣终于聘得余逊的父亲、在湖南老宅设馆授徒的余嘉锡为辅仁讲师，并不到一年升任其为教授，这在当时成为京城一段奇谈。与余嘉锡经历相仿的还有伦明、于省吾、唐兰、溥雪斋、陆开钧等一批旧学先贤。
据统计，1925年—1948年，辅仁聘请了总计950名教员，其中不乏语言学大师刘复、沈兼士，金石学家马衡，历史学家邓之诚，语言学家魏建功、陆宗达、罗常培等一批声名远播的大师。曾担任校长秘书的台静农曾说：“因为援庵先生久居北平，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他就将他们推荐出来。”
然而，陈垣并不是见“贤”就揽。1933年，陈垣的高足蔡尚思曾有意在辅仁执教，开设哲学史等课程，陈垣回信说，辅仁史学系所缺的是“断代史教员”，直言弟子不太适合来辅仁执教。
他重视基础教学，开设了在史学界开风气的两门课程——“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名著评论”。这两门课程对于文科研究者而言，就如同打开学习历史大门的两把钥匙。90年后的今天，国内历史教育界依然在开设这被奉为经典的“两课”。
他对教师教学态度要求之严格，也让当下校长难以企及。启功曾回忆起陈垣对他耳提面命的九条“上课守则”，第一条就是：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和学生的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板书每行四五字，绝不写到黑板下框处，怕后边坐的学生看不见。”陈垣对教学的细致认真，从上课板书这样的细节，可见一斑。启功说：“老校长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陈垣还把西方大学的教学方法带到辅仁，对学生要求极为苛刻。受业弟子董鼐曾回忆说：“每次上课，必指定看十多本参考书，只这一手儿，就把系内学生逼得鸡飞狗跳了；何况考试时，他绝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题目，都是课外的，没浏览过参考书，拿起考卷，必然不知所云。”因此，不少学生中途被淘汰。在学界传为佳话的陈门四翰林“南书房四行走”——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就是在如此严格的要求下，成为各自领域的大家。
陈垣培育的人才可谓精英辈出，有科学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但大部分学生还都是接过了“援庵先生”的教鞭，从事教育工作。仅以历史学家为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著名大学历史学的系主任，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大家在一起开学科研讨会，就如同“师门聚会”。
许多年后，有关大学“校长职业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回望陈垣“甩手”校长的治校之道，其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哲意不禁让人感慨。
2002年，有两座铜像在北京师范大学同时落成，一座是孔子，一座是老校长陈垣。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彼此相望，在教育史书上一古一今，彼此相守。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祖父援庵先生教育子女的准则。他常说“教”和“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就是有人教，“育”就是“熏育”，不是教，而是在一种环境氛围里自然养成。
我祖父援庵先生有子女十一人，在他的影响下，除早年去世的两位外，全都从事教育工作，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中学教员，还有图书馆员。
我父亲陈乐素与我都是研究历史的，陈氏一门连续三代成为史学家，在学界传为美谈，实际上祖父从未刻意培育“接班人”，在我看来，不管是祖父对父亲，还是父亲对我，都从未提过自己的孩子应学习历史，之所以三代人都走上史学研究之路，可以用6个字概括：第一是“开明”，第二是“启发”，第三是“责任”，可以说纯粹依赖开明家风的鼓励和长辈的启发。
对我父亲，祖父以引导为主。父亲7岁的时候，祖父用《三国演义》给他做学习文史的启蒙读物，让他把每一回第一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写在书眉上，还要记熟。等到父亲大一点的时候，就让我父亲帮他抄写一些相关历史资料，通过这样的办法培养他的兴趣和读书方法。
我父亲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当面接受祖父教诲的机会，我亦如此。更多时候，祖父是通过家书教育我们。在后人眼中，我们也有一个可以亲耳聆听祖父授业的“大学”——家书“函授”。
祖父的家书，不外乎两个内容。一为惦念家人的关切之情，再者就是教育我们为人、为师、为学的道理，后者更甚。因为所言的道理都是他多年的切身体验，至今读起来还觉得真切。
祖父在家书中多次传授自己的经验。他曾说：“教书之法，要充分预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备也。又对学生多夸奖，生其兴趣。……教书以诚恳为主，无论宽严，总要用心，使学生得益。”1939年，我父亲在香港一女子中学任教。那段时间祖父与父亲书信往来频繁，家书就成了祖父给父亲授课的“讲堂”。
在这个特别的课堂上，大至教学理念、教学态度，小至备课、学生管理、课堂管理、课业批阅等细枝末节的事情，都有细致入微的指导。祖父常说对学生应多鼓励、多夸奖，要让学生产生兴趣，教学上出现问题，责任在于教师，而不在于学生。现在许多人教书教不好，总是责怪学生素质差，这是值得反思的。
我父亲自1943年初到浙江大学任教后，祖父又针对大学教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教大学（要自己劳）与教中学（要对学生劳）不同，亦须注意”，“教书最好能教学相长，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后能出色。”在祖父的指导下，父亲在浙江大学的课程颇受学生喜爱，特别是具有陈门特色的“史源学实习”课。
祖父在强调教学的同时，还对教研结合有诸多叮嘱。“教课之下，应自做文章，甚盼甚盼。”“‘舍己芸人’一语，幸切记。总要留一点日子为自己修养之地。”
祖父对子女读书、做学问总是大力支持，他对父亲的教育，也随着父亲对我的教育沿承了下来。他对我们的教育主要是通过身教示范，在潜移默化中启发我们的自觉性。
我选择学历史，也是受到父亲的启发。父亲写《宋史艺文志考证》，要先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哪些地方提到《宋史艺文志》或《宋志》，父亲就让七八岁的我和二姐两个人去查，一人分一半，查出来就用红笔做记号，这是第一遍。第二遍让我们两人交换检查，如果发现了对方的错误，就给一个奖品。本来这是很枯燥的工作，由于有这样一种竞争，激发了我们的积极性。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启发、熏陶，培养了我对史学的兴趣。
家书，在那个战乱纷飞、新思想萌发的年代，不仅反映出了祖父与父亲鸿儒间的探讨，也有父子之间的谈心。在这些家书中，祖父忽而是充满殷殷关爱的慈父，忽而是严谨认真、充满热爱和激情的良师。一句句教诲、一声声叮咛，无论对于专业学者、师者还是一个普通人，都有很深的启示。
（陈智超口述。陈智超系陈垣长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垣（1880.11~1971.6），汉族，广东江门新会人。字援庵，又字圆庵，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曾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一九二六年—一九五二年，任辅仁大学校长；一九五二年—一九七一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一生从事教学七十四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他的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